名著评点 　　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有二，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另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在先秦，除孔孟、老庄外，管子、荀子、商鞅、韩非、宋钘、尹文、墨子等人都有自己的学说体系，不过在秦汉以后都衰微了。 　　儒家以邹鲁文化为中心，注重社会人事，老庄思想则反映了荆楚文化的特点，注重天道自然。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中，一般说来，儒家思想构成其现实层面，道家思想构成其超越的层面，“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基本构局。 　　道家创始阶段以老子为代表，以《老子》一书为中心，称为老学。道家发展到战国中期，由于庄子对老学的创造性继承和整体性超越，使老学真正发展成一个大的道家学派，而与儒家分庭抗礼，并驾齐驱。《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后学的集体著作，基本上可以看作一家之言。《庄子》及对《庄子》文字、义理的注释和阐发构成了一门与老学同中有异、自成体系的学说-- 庄学。庄学作为道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庄学继承老学而又不同于老学，把老学引到一个新的方向，开辟了道家精神的新天地。庄学也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概念，也崇尚自然无为，反对礼乐制度，强调顺任自然，倡导素朴虚静。然而庄学的“道”与老学又同中有异。庄学的“道”既具有客观世界的本原的意义，更具有主体的最高的认识境界的意义，因而带有更强的主体意识。庄学认为对道的认识和体验，目的在于将人的精神引向一个无差别对待的理想境界，使之获得自由。如果说老学仍有其执着于现实，关注社会政治，因而甚至被人们视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话，那么庄学则纯然是关注个体的生命和自由，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除社会政治乃至文化对个体心灵的桎梏与遮蔽，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如果说老子表现出更多冷峻而理智的思考，较少感情色彩和形象刻画的话，那么庄子则是感情奔放的艺术家。庄子的理想人生是艺术的人生，他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寓言故事。《庄子》一书恣纵而连犿无伤，寄言出意，耐人回味，确是哲理与艺术的结晶。 　　庄学最先发生较大影响的对象是汉初的《淮南子》。《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潮的理论结晶，其《俶真训》借用了《齐物论》的文字，其《齐俗训》也继承了《齐物论》齐同异的观点，另外像人性各有修短，人性和愉宁静，治万物应顺其性，因其俗以达乎性命之情，养生以养神为主，至人、神人、得道之人的逍遥脱俗等等，也都来自《庄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显而道隐，尽管庄学在官僚和学者中仍有影响，如《汉书·叙传》记载“（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但是总的说来终汉一朝庄学被谈论甚少。 　　一直到魏晋时期，大畅玄风，沉寂达数百年之久的庄学得以借玄学而复兴。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阮籍、嵇康托好庄学。阮籍作《达庄论》，嵇康作《养生论》，他们强调顺任事物的自然本性，反对礼法制度对人性的戕残，嵇康甚至声言“非汤武而薄周武”，号召“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阮籍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礼法成为“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大人先生传》嵇康亦认为君王“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弄得“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太师箴》）。 　　他们都向往庄子所描绘的“至德之世”，同时也都羡慕庄子式的逍遥与超越。 　　庄学所特有的批判现时政治异化与文化偏向的品格在阮籍、嵇康的身上得到重现。 　　在这一时期注《庄子》的人日众，竟达数十家之多，其中向秀、郭象解义《庄子》，构筑了一套结构严密的新庄学体系。向、郭解义的《庄子注》发明奇趣、妙演奇致，一问世便造成很大影响，以致“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向秀传》），把正始之音演绎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后期玄学的代表及整个玄学的高峰。向、郭玄学可称之为独化论，其要点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万物之间皆自为而相因，只要“性足自得”，则万物的差别便可以看作没有差别；理想人格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圣王；名教即自然，“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各自足其性，便“无往而不逍遥”。 　　向、郭的独化论脱胎于庄学，发展了庄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但它把庄子的“至德之世”由远古拉回到现实社会，对等级秩序持肯定态度，把庄学“游世”的逍遥变为“随俗”的逍遥。它继承庄学破除心灵的桎梏与遮蔽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的传统，认为最完美的大全只能是主体的一种精神境界。向、郭对《庄子》义理的阐释是对庄子思想的创造性发挥，为后人对庄子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传世的《庄子》便是郭象编定的。 　　自魏晋以来，庄学一直保有相当稳固的学术地位，并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首先表现为自郭象注《庄子》之后，诠注《庄子》的人越来越多，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成玄英《庄子疏》，宋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明焦竑《庄子翼》，清王夫之《庄子解》，近代郭庆藩《庄子集释》。这些注家大都是学术造诣深湛的学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庄学成为一门愈来愈被人们重视的学问。 　　庄学从汉以后开始融入其他的学术思想、宗教理论之中，构成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如中国本有的宗教道教就相当重视《庄子》，并尊之为《南华真经》，《庄子》从而被神化。魏晋玄学明显表现出儒家与庄学的相互吸收、影响。东晋时期佛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庄学与老学、玄学一道起了接引的作用，并产生了佛家显学“般若学”。唐代出现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其许多思想和方法都明显受到庄学的影响。禅宗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庄学的延伸，如两者在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死生、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方面，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因而庄禅相通（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宋明道学是以儒为主，吸收道佛，其本体学说尤借重于道家，受到庄学的明显影响，如被程颢认为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范畴最早出于《庄子·养生主》。宋明佛教力主佛儒道三教合流，对庄学亦多有采撷。 　　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 　　如晋代鲍敬言的无君论；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何心隐的育欲说，汤显祖的至情论；清代唐甄的破祟论，袁牧的性灵论，皆得力于庄学精神。 　　庄学中所表现的人生态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普遍存在于历代文论、画论和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中国的美学思想、绘画、小说、诗词乃至书法、雕塑、音乐，无不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庄学精神和风格，其程度远远超过儒家的影响。如庄子的道，落实在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功夫把握到的心，乃是艺术精神之主体；中国绘画乃是这种艺术精神的特殊产物和典型体现。（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庄子的思想和哲学是中国古代隐士思想的总结和发挥，其内在精神与气质极易引起历代隐士、落魄文人甚至失势官僚的认同和共鸣，并成为他们孤寂心灵的慰藉和皈依。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对庄子哲学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历史中的任何时代，总有不得志的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总要遇到些不如意的事，这些都是问题。庄周哲学并不能使不得志的人成为得志，也不能使不如意的事成为如意。它不能解决问题，但它能使人有一种精神境界。对于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它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人生之中总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而只能取消的。” 　　确实，取消问题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庄学作为一种已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并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体系，对之用现代观念和方法重新加以认识和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类社会经过漫长年代的发展，创造出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们享受到了愈来愈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也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问题。如人类对自然界盲目过量的开发利用，已造成了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和大自然正在走上相互抵触的道路；又如由于现代社会人们过于看重金钱和物质利益，无止境地追求物欲的满足和感官的享受，造成社会关系日益紧张和自我身心失衡。这些问题已开始影响和威胁着人类社会进一步的和谐发展，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曾经产生过的有价值的传统观念和生存智慧予以足够的重视，扬弃其可能导致消极影响的方面，并给予现代意义的阐释和发挥，或许能够帮助人类社会少走弯路，以减缓或匡正当今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例如，庄学中所提倡的顺应自然，“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思想，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庄学中所追求的破除客观条件和心理因素的束缚以实现精神“逍遥”的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处理自身的身心关系，都将有所裨益。 　　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下先哲的声音，或许会启发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