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生死如来去 　　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往何而去？这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它的神秘使人如置身黑幕之中。 　　有生必有死，死是人生的终结，人生便是趋向这个终结的一个历程。在生命的历程中，死的因子无时无刻隐伏在人的身上，当它一旦浮现时，人的生命便告终止，而他和外在世界紧及其他人类的一切关系也从此被切断。 　　人虽然常常谈到死，恐惧死亡，但这只是对于“别人的死”的感觉，自己却从未经历过个活人，永远没有与人同死的经验。死是个人的事，不能由任何人来取代，如德国哲学家德格尔所说：这时候你便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的境界。因此，当一个人眼看自己的存在趋向终点时，恐惧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死亡的畏惧，庄子培养着一种洒脱的心境来化除它。 　　首先，我们应明白死亡之所以值得恐惧，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对死后痛苦的忧虑。然而死后的情形究竟怎样呢？是一种迁抑或消失？若是一种变迁，则如神学家所言，灵魂将由此世引渡到彼岸，若是消失，则死亡便为无意识之事。照苏格拉底看来，如果死后化为乌有，则死亡是件幸福的事，因为它表示结束痛苦；如果死后仍有来生，则死亡仍属幸福之事，因为他可不受被放逐或临刑的骚扰。具有遁世思想的苏格拉底显然承认后者的主张，在伯拉图的对话录《裴多篇》（Phaedo）中，他更是卖力地辩称灵魂会再生；相反地，伊壁鸠鲁派则努力破除灵魂不朽之说，他们认为扫除一切不朽的思想，便可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感。我们应对自己说：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不管我们活着或死去，对我们都没有影响：如果活着，我们无须恐惧死，因为生命仍为我们所珍有；如果死去，我们也无须恐惧，因为恐惧乃是活人意识的表现。所以只要我们存在，死亡便不存在，故而我们和死亡永不碰头。 　　庄子的观点，和他们稍有出入。他不像苏格拉底那样，为了弥补自己在现实世界所受的灾难，于是幻想一个来生世界以作阿Q式的满足；他较接近伊壁鸠鲁派的看法，认为死亡只像“无梦的睡眠”，庄子则把它当作“梦中的睡眠”。人生始在梦中，则似乎承认死后仍有意识活动，如庄周蝶化后的“栩栩然而飞”。若说死后确有意识活动，这一点只能视为文学家的想象，而无法使人公认。不过庄子也仅止于文学家的想象，并没有作宗教家的幻想——虚构一个天国来欺骗自己，迷惑愚众。况且庄子死后蝶化的寓说，最大的用意乃在于化除人们对死亡痛苦的忧虑，借变了形的蝴蝶来美化死亡之事。 　　在庄子的意识中，死亡不过是“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大宗师》）所以我们要以旷达的心胸来迎接它。这一观点，庄子借秦失吊唁老聃之丧的故事，更生动地表明出来： 　　老聃死了，秦失云吊丧，号了三声就出来了。 　　学生便问：“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秦失说：“是的。” 　　学生又问：“那么，这样子吊唁可以吗？” 　　秦失说：“可以的，原先我以为他是至人，现在才知道并不是。刚才我进去吊唁的时候，看见有老年人在哭他如同自己儿子一样，有少年人哭他如同哭自己母亲一样，由此看来，老少都哭他哭得这样悲伤，一定是生时和他情感很深厚，而心中有不能自己者，所以不必说而说了，不必哭而哭了。这种作风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忘掉了我们所赋有生命的长短。古时候称哭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正该来时，老聃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聃顺理而死（承受自然的变化而消失生命）。安时而处顺，哀乐的情绪便不能入于心中了。古时候，把这叫作解除倒悬之苦。”（《养生主》） 　　世俗的人群，莫不生活在倒悬的状态下，最大枷锁是人类自身被死生的念头——死之恐惧与生之情欲——所困住。人们如果能够视生死如来去——飘然而来，翩然而去。乍去乍去，“安时而处顺”，把生死置于度外，不受俗情所牵扯累，便像“悬解”：解除了倒悬一样。达到这种心境的人，视死生如一。对生淡必喜，也不必厌；对死不必惧，也不必乐。人生于天地间，劳逸死生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所以应坦然处之。如同庄子说： 　　大地给形体，使我勤劳，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所以善于掌握我的生，也就善于安置我的死。（《大宗师》） 　　庄子说：“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过着健全的一生，乃是享受圆满的死亡；肯定生，乃所以肯定死；死的价值，有赖于生来肯定。死的意义，有赖于生来赋予。你若有能力来掌握你的生，你也就有权力来埋葬你的死。如此，肯定“生”，实属首要之事。 　　由此可知庄子的生死观念决不是消极的，更不是出世的。在他《逍遥游》内鲲鹏的寓言中，也可看出他对人世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