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楚人考 　　《史记》云："庄子者，蒙人也。"没有说明庄子的国籍，这就引起后世的许多纷争。关于庄子究竟为何处之"蒙人"？今人或曰今河南商丘，或曰今山东曹县，或曰今安徽蒙城，而莫衷一是。刘向《别录》云："（庄子为）宋之蒙人。"《史记·集解》云"按《汉书·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刘向所说的蒙，指商丘东北之小蒙城。《史记·集解》所云蒙县属梁国，是就汉代行政区划而言，与小蒙城是同一地方。郦道元在《水经注·汲水条》中说："汲水又东经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俗谓，即民间说法。民间既有小蒙城之称，当然相应地应当还有蒙城'或口大蒙城'存在。司马迁只"庄子者，蒙人也"，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小蒙城人也。因此，这个"蒙"当指战国楚之蒙县，即今安徽蒙城。 　　《重修蒙城县志·建置志·沿革》曰："蒙于夏属豫州。……商为北冢。周、春秋为楚地漆园。战国楚考烈王东迁，都郢，为楚北地。秦属砀郡。汉置县，分县西北境为梁国蒙县，分县东南境为沛郡山桑县。" 　　《颖州府志·舆地卷·蒙城》曰："《禹贡》，豫州之域也，殷盘庚自奄迁于北冢。罗泌《路史》曰：'北冢，蒙也。'秦为砀郡地，汉置山桑县，属沛郡。"罗泌说："北冢，蒙也"。不一定是说"北冢"二字合而为蒙，但明确指出盘庚自奄过于北家的地方，又叫蒙。这个地方在秦时是砀郡蒙县，到西汉时，把蒙县（大蒙）西北境划为梁国，仍称蒙县；东南境归沛郡，称山桑县。据常征先生考证，蒙城?quot;蒙"在先秦楚国就已经存在。秦得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县、道、邑一级行政区划粗为设置，未及整齐，旋即亡国。故其蒙县当是沿用楚名。这样看来，秦沿楚制（部分），秦之蒙县即楚之蒙县，而不是宋之小蒙。 　　有人认为今安徽蒙城在隋以前从未称蒙，所谓蒙，仅有宋商丘东北之蒙，因有蒙泽而得名。春秋时，蒙泽为宋地。《左传·庄公十二年》（前682年）："宋万弑（宋）公于蒙泽?quot;我们认为来商丘东北固然有小蒙，但在商丘之东南直至今安徽蒙城一带在春秋战国时也称蒙。《国语·楚语上》："郑有京栋，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韦昭往日："萧蒙，宋公子鲍之邑。"萧为古国，春秋时附庸于宋，公元前597年灭于楚。萧蒙，当为一地，在今安徽萧县一带，西南即蒙城。萧蒙之"蒙"，显然不是蒙泽之"蒙"，因为蒙泽离宋都商丘甚近，不可能是公子鲍的封地。又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勃率军先攻丰（今江苏境内），击秦军砀东，还军留、萧，复攻砀……攻蒙、虞，他进攻的方向是由东往西南（夏邑）再向西北。虞在商丘东南，蒙又在虞之东南，不可能越过虞跑到商丘东北去。可见，秦时蒙县确实在虞之东南至毫县、涡阳、蒙城以北一带。因其辖境过大，所以汉置县时，才分原蒙县西北境为蒙．属梁国分县东南境为山桑，属沛郡。 　　又据《漆园文化》第四期所载，1794年，在颍上、临泉发现两件刻有鸟篆铭文"蒙"字的楚兵器，此"蒙"字可能即指楚蒙县。 　　那么，庄子究竟是小蒙城（宋之蒙）人，还是蒙城（楚之蒙）人呢？ 　　最早提出庄子是"宋之蒙人"的是刘向。前面我们已指出，刘向显然是把司马迁所说的"庄子者蒙人也"之"蒙"断为小蒙城。到魏晋时，嵇康因仰慕庄子，特地从家乡（今安徽临淮）到蒙城隐居读书，现蒙城存有嵇山和嵇康亭。刘向虽早于嵇康，但他对商丘以及蒙城一带的情况并不熟悉，而嵇康却是距蒙城仅数十里路的人，他确认庄子是蒙城人，当然比刘向要可靠得多。 　　"大蒙"自汉初被分为蒙与山桑之后，山桑治所直到唐天宝年间才重又复称蒙城。唐代统治者之所恢复蒙城之称，是和此时唐玄宗赐号庄子为"南华真人"分不开的。显然，唐玄宗等人认为庄子是"大蒙"人，而其地理位置偏南，故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同时恢复蒙城古名，如果玄宗等人认为庄子是商丘东北的"小蒙城"之人，他就不会赐庄子"南华真人"之号，因为商丘地处蒙城之北约300里，属中原地区。到了宋代，许多著名学者都认为蒙城为庄子故里。苏舜钦在蒙城县令任上立有"清燕堂"。王安石在《题清燕堂》诗中说："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诗中明明白白地指认庄子是蒙城人。宋代元丰元年，蒙城县令正竞又在漆园古城建庄子祠，苏武有《庄子祠记》曰："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词之者"现蒙城尚存《庄子祠记》残碑。至南宋，朱熹对庄子故里问题，曾做过十分有力的推论。据《朱子语类》："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或云：'庄子却不说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又说"庄子生于蒙，亦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按朱熹的推论，如果庄子是商丘东北小蒙城人，怎么会不知道闻名于宋、魏的孟子？到过宋、梁的孟子，又怎么会不知道庄子其人？这一推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要确定庄子是"小蒙"人还是蒙人，考察漆园所在，是非常重要的。司马迁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菲铭先生说得对："在短短一句话里用了两个蒙字……太史公此处决非浪费笔墨，而是有意顾?quot;蒙"之辨别的。就是说，明白告诉你：一，前后两蒙本为一蒙，不可误为二蒙；二，庄周为吏之漆园应在蒙之境内，亦即蒙境内当有漆园；三、或者说"蒙"与"漆园"同是一地"。 　　漆园，当是漆树之园。据《尚书·禹贡》："荆河惟豫州……贡漆……。"今安徽蒙城属《禹贡》豫州，漆园当在其地。商丘东北之小蒙城，史称"蒙泽"，其地并无漆园。山东曹州有漆园，但显系后人所为，因为那里不是产漆之地。既称蒙而又有漆园者，唯有蒙城。乾隆《颖州府志》："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即旧蒙城，庄子为漆园吏在此《庄子》一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同样为我们考察庄子里籍，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秋水篇》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濮水，《释文》曰："濮水音卜，陈地水也。"又据《水经注》所载，濮水从古渡荡渠分出，自今河南淮阳东至鹿邑南，确系春秋时陈地之水，然而濮水又继续向东，略循今芡河至安徽怀远县南，注淮河。《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涔还"即指此水入淮处，沙水即为濮水之别称。《水经注·渠水注》："沙水东注，即消水也。俗谓之欠水也。"《水经注·淮水》曰?quot;准水于寿阳（今寿县北）……夏肥水注之。……然则濮水即沙水之兼称，得复肥，（今西肥漓）通目矣。"据上，濮水由陈地入楚，注淮水，是一条漫长的水路。但陈早已为楚所灭，所以，无论庄周隐钓于濮水的开源处、还是入淮处，都证明庄周的确家于楚。《秋水篇》又记庄子与惠施辩于"濠梁之上。"像在安徽凤阳县东南二十里，亦名东濠水。成玄英疏云："濠水名，在淮南钟离郡有庄子墓在焉。"钟离郡故治即凤阳县钟离故城，战国时为楚地。濠水北流入临淮关人难，其至蒙城以及怀远县南濮水入淮处，都不过数十里之遥，大约在周隐钓濮水，即在离濠上不远的濮水入淮处一带。如果庄子不是楚人，而是宋人，且又不做官，居家又极贫，无隔夜之粮，怎么可能从小蒙城跑到三、四百里处的濮水钓鱼，且与惠施论辩游鱼之乐？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楚威王公元前339一311年在位，庄子"钓于濮水"必在公元前339-311年之间，而张仪逐惠施于楚，是在梁惠王后元十三年，惠三卒子后元十六年，张仪去，惠施重至魏，参加惠玉的葬礼，次年复用事于魏。据此，惠、庄"濠上之诘"必在梁惠王后元十三年至后元十六年之间，即公元前323-320年。又据《楚策》，惠施被张仪逐至楚后，楚王受之，"冯郝曰：'逐惠子者，张仪也，今王受之，是欺仪也。宋王之贤惠子，天下莫不知，王不如奉惠子而纳之来！'楚王日：'善！'，乃奉施而纳之宋。"可见。惠施再度仕魏之前是在宋国，其在楚的时间很短。又惠施曾于梁惠三后无二年出使于楚，但惠施此行甚为得意，楚王郊迎施，极重视惠施的来访测交，这时的惠施绝无闲情逸致跑到濠上与庄周耍嘴皮，及至后元十三年中年丢官，再度适楚，心境又别是一番。"濠上之诘"借鱼发挥，论辩人生的快乐，实是惠施沮丧的。动态所使然。庄子大约看到惠施很苦恼，于是取譬倏鱼，劝慰惠施，去官犹去天刑，人生至乐，在于逍遥自然。孰不料这对曾以梁?quot;吓"庄子的惠施来说，与其说是安慰，还不如说是讽刺。惠施热衷于功用名利，他对"快乐"的判定，当然工艺也是基于功利标准。于是从认识论的立场反驳庄子的缺乏外在标准的自然主义快乐观，庄周终于未能说服惠施，惠施不久又当了官。 　　又据《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此事也当发生在惠施丢官适楚与庄子闲游期间，决不可能发生在惠施重新用事于魏后。惠施是醉心于功名之人，在他居官政务繁忙之际，即使听到庄子妻死的消息，即使庄子住在宋地，他也决不会去吊丧，更没有雅兴和庄子争论生与死、有情与无情的问题。庄子妻死，惠施正在楚地闲游，故得以往吊。这件事也恰好证明，庄子与其妻住在楚境内。庄子死后葬于楚境内场水附近，所以成立英疏云?quot;濠水名，在淮南钟离郡有庄子墓焉。" 　　常征先生的《从庄子隐钓濮水看庄周故里》一文，亦认为庄子为楚人。他认为庄子隐居于楚地濮水，楚王遣使欲聘庄子为相，春秋战国之世，楚宋大都处于敌对之势，楚王遣使深入敌境聘庄子，实不合于事理，故庄周隐钓之处，必在楚国，而庄周必为楚人。 　　有学者不赞成常征先生的观点，他们认为在"邦无定交，上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诸侯越出封界招揽贤才以图强，士奔驱列国游说君王以逞能，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不能以楚王遣使聘庄周，判定楚为庄子之母国。 　　我们认为，"士奔驱列国游说君王以逞能"，确是司空见惯的，如春秋时的孔子，战国时的墨子、孟子、稷下先生等，但是，"诸侯越出封界招揽贤才以图强"，似很罕见。前者是士人的个人行动，土可以自主决定；后者则涉及两国关系，使者不经过主权国的同意，恐怕是不能随意入人之境的。所以，正如常征先生所说的那样，楚王遣使宋境招聘庄子，是不合情理的。孔、孟、墨都是贤者，从未听说哪一位国君遣使越界到鲁国聘请他们。越王欲聘请墨子，也只能请墨子的学生从中转达他的意思。虞人百里奚有贤才，晋灭虞，百里奚成为晋献公女秦穆公夫之奴，在赴秦途中百里奚逃至楚边邑，秦穆公欲重赎之?quot;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羚羊皮赎之"'一个秦国的奴隶，逃到楚国，秦穆公不能派人去把他抓回来，也只能以五羚羊皮去赎，可见，"诸侯越出封界招揽贤才以图强"，是不可能的。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老莱子身上。成玄英在《庄子疏》中说："老莱子，禁之贤人隐者也。尝隐蒙山，楚王遣使召为相……夫负妻戴，逃于江南，莫知所之。""老莱子隐居的蒙山，疑即芒山，在今安徽淮北境内，战国时部分地属楚。这个故事与楚王遣使召庄子为相的故事十分类似。因此我推测，庄子辞楚王之聘的事是真实的，在民间传为佳话。但口耳相传，致使张冠李戴，把庄子的事安到了老莱子身上，或者是把老菜子的安到了庄子身上，但是之所以能够互换，正因为他们都是楚人。楚地民间盛传此类故事，恰好表明庄子确是楚人。他那不事王侯的脱俗形象活在楚地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