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篇旨(史向前)




《逍遥游》篇旨(一)

  正确理解《逍遥游》篇旨是把握庄子其人其书的一个关键。本文从《逍遥游》中的正言、正论出发,认为郭象所提取的“有待”与“无待”两个概念是该篇的思想核心;并通过历代学者关于鹏、晏鸟关系看法的述评,说明了庄子塑造这两个寓言形象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有待无己无待《庄子·逍遥游》,自晋人郭象以来,众注家莫不把它的篇旨看作是论“逍遥”,并且以“逍遥游”作为庄子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在关于何为“逍遥”,怎样才能“逍遥”的问题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从而影响到对该篇思想意义及有关问题的正确理解。所以如此,除了庄子语文形式上的参差淑诡,也有论者方法上的“以自为方”。

  笔者以为,要在从庄文本身的正言庄语出发,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来把握贯穿全篇的主旨。一《逍遥游》篇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即“有待”与“无待”,这是郭象据原文“犹有所待”和“恶乎待哉”两句,在注文中明确提出来的。这也是郭象在庄学研究中的一大贡献。

  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赖、有所对待,是指人的某种愿望、要求的实现要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谓“无待”,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是指人的思想、行为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庄子认为,“有待”是造成人生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摆脱有待,达到无待,才能实现自由,即获得逍遥游,逍遥游也就是无待的自由境界。怎样才能摆脱有待,达到无待呢?庄子强调,根本的一点是要认识到,不是外在的客观条件或必然性束缚了人的自由,而是人们自己的主观认识、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不知道“以道观物”、“道通为一”的道理;如果能从主观上齐同万物,忘却外在的一切差别,也就无所不适、无所对待了。庄子进而提出了最彻底的“无己”的方法,即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的对立,忘记一切,直到忘记自己。无己而后无所待。《逍遥游》云:“圣人无己。”

  “圣人”就是庄子理想中的逍遥人格形象,其根本特征便是“无己”。能做到“无己”,就不会计较外在的功名利禄,不会在乎自己的存亡得失,自然是无待逍遥。晋人支遁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 认为逍遥就是说明圣人无己的精神境界。支氏为佛门弟子,然此说未必是以佛解庄,而是深得庄子之心的。

  以“有待”和“无待”两个核心概念来把握《逍遥游》篇旨,前人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如晋人郭象、清人王夫之,今人关锋、王树森等。这里再作两点补充说明:其一,“有待”和“无待”是该篇唯一从正面提出的两个思想概念。

《逍遥游》篇旨(二)

  《逍遥游》共有五个寓言故事构成,通篇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然而虚中有实,谬中有正,这是庄子为表达其思想所惯用的一种写作形式。篇中所说的“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与“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两句话正是谬中之正,虚中之实!这也是全篇唯一充满理性思辩的正言庄语,是庄子真实思想的明显表露。

  “有待”和“无待”两个概念就是从这两句话中提取概括出来的,代表了庄子的思想精髓,对于把握本篇的篇旨无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二,“有待”和“无待”两个概念也是对《庄子》全书基本思想的概括。上述两句正言和由此而来的“有待”、“无待”两个概念是在《逍遥游》第一则寓言,即鲲鹏和斥晏鸟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直接对这个故事所包含寓意的揭示,不仅如此,该篇其后的几则寓言故事,以至《庄》书全文无不处处渗透着这个思想。

  如该篇最后借庄子与惠子关于“有用”、“无用”的辩论,就是对怎样达到“无待”的形象回答,说明了要做到无待,就要“无用”。其它如内篇中的“庄周梦蝶”、“庖丁解牛”,外篇中的“濠梁之游”、“髑髅见梦”,杂篇中的“罔两问景”等典型寓言,都是讲的“有待”或“无待”的表现,旨在说明只要心无所待,就能游刃有余,就能物化为一,而臻于逍遥境界;否则就会陷入层层束缚带来的痛苦之中,不得自由逍遥。庄子的哲学其实就是人生哲学。在庄子看来,“有待”和“无待”意味着人生的两个层面,物质形体的活动总是有待的,而无形的精神活动可以是无待的。

  人生世间,难免神为形累、心为物役,应该通过“无用”、“无己”的“道德”修养,使精神突破有待的束缚,从自我中提升一级,达到无待的自由。二在《逍遥游》的研究中,有一个小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解决,就是开篇中鲲鹏与斥晏鸟(蜩、学鸠)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

  凡是读过《逍遥游》的人,都会对鲲鹏与斥晏鸟这一大一小两种生动形象留有深刻印象。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遨游天池的是鲲鹏;腾跃而上,止于榆枋,回旋于蓬蒿之间的是斥晏鸟。二者大小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除此之外,二者的关系还有哪些方面,或者说,庄子塑造出这两种形象有何寓意?对此问题,瑰玮的庄文没有正面给予回答,历来注解《庄子》的人也多惑于庄文的支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则望文生义,完全错会了庄子的意思。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对《逍遥游》篇旨的理解,因而有必要给予澄清以显示庄子的本意。

  综观庄学史的演变,对这一问题颇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四种,以下分别略作述评。第一种观点以晋人郭象、向秀为代表,主张鲲鹏和斥晏鸟虽然大小有别,但同属自足,各自逍遥。向、郭的观点,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其言曰:“夫大鹏之上九万,斥晏鸟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又,郭象于《逍遥游》篇注云:“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在向、郭看来,大鹏与斥晏鸟都是自足逍遥。
  
《逍遥游》篇旨(三)

  大鹏因其体大所以高飞,斥晏鸟因其身小所以低飞;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对鹏鸟和晏鸟雀来说,都是自然的性分,都是至当至极的,其间不存在胜负优劣之别。假使二者各营生于性分之外,小者羡大,大者希小,彼此则必然事不胜力,动不称情,双双皆陷入困苦之中。

  向、郭之说,历代都有人追随。唐人成玄英说:“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放,其在兹乎!”(《庄子疏》)现代台湾学者李勉说:“消摇(以郭庆藩说法,“逍遥”应作“消摇”)谓尽其性能而动也。苟已尽其性能矣,则大鹏之上九万,蜩、晏鸟之枪榆枋,高下虽殊,消摇一也。”(《庄子总论及分篇评注》)成、李二人都认为大鹏与斥晏鸟皆已适性尽能,自足逍遥,与向、郭之义同出一辙。

  向、郭之义,一向被人们视为以己解庄,而非以庄解庄。他们的“逍遥”义,乃任其自然、安于现状而已。这种解说,与庄子的“无待”逍遥即无所依赖、无所对待的境况显然不合。由此他们对鹏、晏鸟关系的理解也有失庄子之旨。一则,庄文中一再申明的“小大之辩”、“小知不及大知”,即庄子通过“鹏晏鸟对照”着意表达的小与大的差别已全然不见;再则,把“不失其所待”等同于“大通”,即自足逍遥,更是无视篇中强调的“有所待”与“恶乎待”两极境界的根本区别。故向、郭之说不可取。第二种观点以明人释德清、罗勉道为代表,主张大鹏与斥晏鸟分属两种对立的境界。德清说:“海中之鲲,以喻大道体中,养成大圣之胚胎。……而斥晏鸟小虫则喻本无所知、亦无远举之志的举世小知之人”。

  罗勉道注“斥晏鸟笑之曰”一段云:“此一节说明蜩鸠、斥晏鸟变化之小,而反笑鹏之九万里,太虚寥廓,神游无碍;以破世俗浅陋之见,而豁其逍遥之胸次。”[3]二人都认为鲲鹏高大雄伟,遨翔天海,是神游大道的逍遥者形象;斥晏鸟卑小委琐,上下蓬蒿,是拘于世俗小知的浅陋者形象。鹏、晏鸟二者本是鲜明的境界对比。这种观点受到许多近现代学者的响应,如蒋锡昌、浦江清、王仲镛、朱桂曜等都主张此说。蒋锡昌说:“在鹏鸟,则乘海风将徙于南冥,在庄子,则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二者所游不同,其于逍遥一也。……蜩鸠、斥晏鸟之自得一方矣,而不知彼等自视高于一切之心,即为不能逍遥之根。”
视庄子与大鹏同属逍遥,唯斥晏鸟相反,不得逍遥。王仲镛说:“逍遥游,是指的明道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以后所具有的最高精神境界。大鹏就是这种人的形象,蜩与学鸠、斥晏鸟,指世俗的人。”又说:“这本是以鲜明的‘小大之辩’(同辨,区别)来说明‘小知(智)不及大知(智)’。可是向秀、郭象却从这里歪曲了庄子的原意,附会‘齐大小’、‘均异趣’的道理。”

  一面肯定了鹏晏鸟有别,一面又批评了向、郭之义。浦江清对此观点则说得最为明快,“以大为通,以小为陋,此类思想即《逍遥游》之正解。”意谓大鹏逍遥,斥晏鸟浅陋,正是庄子本意。

《逍遥游》篇旨(四)

  以上观点其实只是庄文的表面印象,并未深入到庄子的寓意。一则,它把大鹏与斥晏鸟作两极境界的分别,与庄子固有的齐同万物的思想相违背;二则,视大鹏为逍遥者,泯灭了“圣人无己”与“鲲鹏培风”的界限,也即泯灭了有形与无形,有待与无待的根本区别,因为大鹏的高飞南冥不同于至人的以游无穷,它是有限的飞,是有待于风的飞。所以这种观点同第一种观点一样,同样不符合《逍遥游》的篇旨,同样不可取。第三种观点以今人王厚琛、朱宝昌为代表,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是庄子思想中所包含的,应该同时从这两种观点出发来理解《逍遥游》中的鹏、晏鸟关系。

  他们指出,庄子的思想体系是由其“方法论”与“逍遥论”即“无为论”共同组成的。从方法论上看,鹏、晏鸟无异,均为逍遥,从无为论上看,鹏、晏鸟有别,鹏为逍遥,晏鸟不逍遥。以向、郭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是从方法论方面来说的,讲的是怎样逍遥的方法论问题;以王仲镛、朱桂曜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就庄子的无为论来说的,讲的是逍遥境界方面的问题。

  “但是不能、也不该以庄周的无为论去否定郭象所讲的庄周的方法论,反过来亦然。”这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融合与吸收,根据对前两种观点的分析可见,它也不符合《逍遥游》的篇旨。不管从方法论,还是从无为论出发,要在庄子笔下的大鹏并非无待逍遥的形象,所以这种观点仍不可取。第四种观点是以晋人支道林(遁)清人王夫之为代表,承认鹏、晏鸟有别,但同不逍遥。《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支道林“逍遥义”云:“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

  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晏鸟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至,此所以为逍遥也。”王夫之在其《庄子解》中则分别以“逍”、“遥”二字说明了鹏、晏鸟的区别,他说:“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鹏游于大者也,遥也,而未能逍也;……晏鸟游于小者也,逍也,而未能遥也。”又说:“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适于逍遥者也。”支道林和王夫之关于“逍遥”的解释不尽相合,但于鹏、晏鸟关系的理解却是一致的,都认为鹏、晏鸟皆不逍遥。支氏认为“逍遥”的关键在于“物物而不物于物”,而大鹏和斥晏鸟,一则外无安适,一则内有骄矜,所以皆不逍遥。

  王夫之以为“逍遥”的关键在于忘怀物我,无所依待,而鹏未能忘物,晏鸟也未能无己,所以皆未逍遥。今人张默生、谢祥皓等支持此说。张默生说:“由逍遥游的境界来论,大鹏与蜩晏鸟,同是有待的,同是不自由的。”(《庄子新释》)谢祥皓说:“鹏、晏鸟对照,庄子着意表明的是“小大之辩”,即大与小的差别,但不论是小还是大,均未能进入庄子的逍遥游之境。”(《庄子导读》)二人都肯定了鹏、晏鸟有别,但同不逍遥。
  
《逍遥游》篇旨(五)

  比较而言,上述第四种观点最切合庄子本意。从《逍遥游》的篇旨来看,“逍遥”指的是无待的自由,即圣人的精神境界。而大鹏和斥晏鸟都是有所待的,斥晏鸟有待于心识狭隘浅陋,不理解大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大鹏有待于形体笨拙庞大,须培风才能高飞,须天池才可止息。

  三上述四种观点,就影响而言,第二种观点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人们一提到大鹏和斥晏鸟的关系,便会有大、小与高、卑的形象对比,进而生出优、劣,胜、负的境界之分。虽然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有失庄文的篇旨。人们所以会把大鹏与斥晏鸟作两极境界的分别,仰视大鹏而卑视斥晏鸟,多由于庄子对大鹏高大雄伟形象的成功塑造。人们倾倒于这一富有神话色彩、栩栩如生的伟大形象,进而将自己的愿望和志向寄托在它身上,赋予了它自己特有的思想感情,而全然不顾庄子的本意和庄文的哲理。

  这种现象尤其在文学史上长有风气,从西汉贾谊的《鹏鸟赋》,到魏晋名士的咏庄诗文,到盛唐李白的《大鹏赋》等,这些文学作品中的鹏、晏鸟关系都是被这样看待的,一优一劣,爱憎分别。从文学意义上看,这种处理无可厚非,它反而多侧面地丰富、发展了庄子笔下的鹏、晏鸟形象。但是从庄子的本意和庄文的哲理上看,这样处理是不正确的,是一种错误认识。实际上,伟大的鲲鹏和卑小的斥晏鸟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正如前文分析指出的,它们同资有待,均不逍遥。我们还可以从《逍遥游》篇中的“列子”和“未攵厂牛”两个寓言形象上进一步得到说明。在《逍遥游》中,大鹏与这两个形象是互为影子的。

  不独大鹏能高飞,郑国的列子也有这功夫。庄子说列子可以在天上连续飞行十五天,感觉非常轻快、美妙,幸福极了!令人羡慕!然而“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他仍然需要依赖风力才能飞行呵!在《逍遥游》中,也不独大鹏很高大,未攵厂牛牛形象也是很高大的,“其大若垂天之云”,比大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大则大矣,却不能捕捉小老鼠,与东西跳梁的狸犭生相比,显得臃肿笨拙,落得贻笑鼠辈。很明显,庄子通过这种对比意在说明,万物的情状虽然互不相同,都是有所依待的,其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总之,透过《逍遥游》这座由“正言”和“谬语”构成的五彩迷宫,我们会发现:“有待———无待”是贯穿全篇的主题。无待的逍遥指的是圣人无己的精神境界,而从鲲鹏到斥晏鸟,从列子到未攵厂牛牛,它们都是庄子反衬至人无待逍遥的铺陈笔墨,它们的情状虽然不同,但都是有待的物质生命的活动表现。庄子这种无待逍遥的人生观带有消极顺受的倾向,但同时又包含着对人生自由执着的探索和追求,有着永恒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