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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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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哲学是生命哲学。
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因此，他的思考具有终极意义。那些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批评家们必然缺乏与他对话的基础，更没有无端攻击他的权利。
人活着，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没有比它更优先的。
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这是最高目的，没有比它更重要了。
以这样一个事实为起点，以这样一个目的为旨归，庄子问：人，尤其是被抛在滔滔乱世中、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创造生命。
上一章讲天道观，天道作为“大宗师”，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全部思想的纲领。以下几章皆由此延展开拓出去，反过来又深化了这一主旨。
人间之苦皆由“世与道交相丧”而起，但抨击人间苦难只是初步，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幸福。蝴蝶梦是庄子人生理想的形象化描述，而通乎生死、本动于心是走向逍遥之路的关键。“用无用”是一种处世态度，以无用之用、木材之材入“人间世”，既不逃世，也不急流勇进，而为逍遥游作铺垫。然后，由安而顺，由顺而游，层层深入，最后达到逍遥大通之境。
“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生息着一群忧患深重的生灵。也许他们有过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有过繁庶富裕的白银时代，也有过英勇尚武的青铜时代，但终于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黑铁时代。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历史观。（赫西俄德：《神谱》，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而从太平世、升平世沦落为据乱世，是中国古人的历史观。令人惊讶的是，古希腊和中国几乎是在同时步入了第三个时代（据乱世），或者说，他们同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感和历史的悲怆感，而这个时代又是文明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顶峰。
但文明的演进从来没有消除世间的苦难和人心的焦虑。一部人类史可以说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力求摆脱痛苦的历史。
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人类集体大屠杀之后，人们终于想起放下屠刀，洗干血迹了。重刑酷杀废止了，暴力革命减少了，但局部战争依然频繁。社会变成了一座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在“权力与知识”巨网的保障下，以缜密温柔型权力技术来控制和驯服心灵。换言之，现代社会较以往社会有着更完善的机制，但现代生活的焦虑显然比过去多得多。尽管现代人表面上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却受到更多的约束，尤其是那些不在当场、甚至匿名的社会产物以潜在方式所施加的约束。结果所谓自由选择只不过是变被迫控制为暗中支配，受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受官僚程序的支配，受各种社会化了的本来没有意义的欲望的支配……
现代社会的心理疾病较之以往既繁多又复杂。人类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他不得不端起他亲手酿造的苦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制造出来的。这杯苦酒是他割舍不下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苦难是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去回应它。人间有多少种苦难，就有多少种关于苦难的思考：是追求永恒还是及时行乐？是逍遥无为还是积极进取？是看破红尘还是挺身而入？是规规矩矩还是浑浑噩噩？
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以实际的生活为这些思考做出现实的例证。但是自古“悲苦之词易写，欢愉之词难工”，悲苦的人生体验要远远胜过对欢愉的感受。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悲痛，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悲剧，也许更多的是焦虑和无聊，沉闷加麻木。也许人类最终会走向大同，但这对于我们不是活着的根据。我们要问的是现在：天下有至乐有无哉？（《至乐》）
庄子说“有”，但首先要认清人生的苦难和苦难的根源。既然苦酒是自己酿成的，还是要先尝一口。
这是个乱世。“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之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过，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达生》）比如三国时的嵇康曾作《养生论》，认为“修德以保身，安心以全身”。但却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在权力倾轧中为当权者所杀。后人说他“养生而不知养身”，（牛僧孺：《养生论》，《全唐文》卷六八三）杜甫诗曰：“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嵇康的故事虽然后于庄子的时代，但亦足以作为诠释的例证：乱世中养生、养身太难了！
乱世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如想趁火打劫者，想拯救天下者，还有想养生全形的人。想拯救天下的人，不外乎以伦理教化治世和以暴易乱两条途径。前者抵不过混水摸鱼、暗渡陈仓的人，后者为瞒天过海和借刀杀人者提供了借口。“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胠箧》）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昏上乱相，或荒淫或暴虐，或逐鹿中原争城夺地，或杀人盈野抢夺财货，于是社会大舞台上频繁上演着无数悲剧、闹剧、惨剧。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或者说，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个人恐怕不但无力回天，而且不知不觉变成了悲剧中的牺牲者，闹剧中插科打诨的小丑。
社会的价值规范也分化崩解为各种对立、相斥，甚至不可通约的碎片，任何一种行为都能找到相应的“理由”，任何批评也不具备绝对的效力。个人成了荒原上的流浪者，“人生本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找不到一点意义。”（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但是，即使人生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它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试问，人生的苦难究竟是因为本性被压抑而不得抒发，还是因为本性被名利欲望所遮蔽而丧失呢？庄子说，兼而有之。
当本性在压抑中变成了机巧伪诈，本心也就被蒙上了一层网罩，欲望人生代替了自然生活；当本性被重重浓雾所笼罩，本心便在被动压制和主动压抑的双重作用下丧失了“天真”。
因此，一个人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是否完美。一个良好的社会至多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不良的社会不能成为个人不幸的充足借口。幸福首先取决于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识。这样的人即使在乱世也能独善其身。否则，随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无可避免了。
庄子说，百年大木，被割开做成“牺尊”，加以青黄之色的文饰，而不用的部分被弃于沟中，牺尊与弃木相比，美丑虽有差别，但从丧失本性来说是一样的。夏桀、盗跖与曾参、史鱼相比，行为的好坏是有差别的，然而从丧失本性来说都是一样的。（《天地》）
但这并不是说，善恶本身没有差别，而是说，相对于天道和天人合一的本性来说，这种对立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在“失性”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道家鼓吹无恶不作与居仁行义一样自然，一样合理，其实是莫大的误解。
庄子接着说，丧失本性的表现有五种：一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是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是五臭熏鼻，激扰嗅觉；四是五味浊口，败坏味觉；五是好恶迷乱人心，使性情浮动。这五者，都是生命的祸害。（《天地》）
那么，是不是五味浊口人就不该吃饭？五色乱目人就该做睁眼睛？五声乱耳就该掩耳盗铃？当然不是。五色未必乱目，但若失去本性，被五色所炫惑，那么当然心神摇荡，追逐美色去了。好恶未必乱心，但有好恶就必然有某种立场和先入之见，如果固执地坚守这种立场和由此而来的善恶正邪分别，那么要是它们不合天道的话，则必然带来恶果。宋明儒士以理杀人便是例证之一。
所以庄子批评主张纵欲的杨朱和主张禁欲的墨子，认为他们只是在欲望数量的增减上做文章，却没有考虑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没有考虑到还有实质上的变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杀欲望的“无无”境界。换言之，假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意识和合乎天道的本心，欲望是不可能困扰人生的。因此，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名言，其实是把人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永远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庄子讽刺道，那些人好恶声色充塞心中，冠冕服饰拘束着身体，栅栏塞住了内心，绳索捆住了身体，眼看着在绳捆索缚中还自鸣得意。要是真有所得话，那么被反手缚绑的罪人、囚在兽栏中的虎豹，岂不是也可算作自得了？”（《天地》）
虎豹囚在笼中，一开始还愤怒咆哮，在绝望中挣扎，但不久就习惯了笼中的生活，习惯了定时送来的丰厚食物，再也没有饥肠辘辘的痛苦了，再也没有担惊受怕的自然生活了。“生龙活虎”不再“困兽犹斗”，而是成为“识时务的俊杰”。
殉财的小人可能富甲天下，但这样的人，“耳朵要听钟鼓管箫之音，嘴巴要尝牛羊美酒之味，以刺激他的情意，遗忘他的事业，可谓乱矣；沉溺于骄盛之气，好像负重爬山，可谓苦矣；贪得无厌，取怨于人，贪图权柄，费尽心思，闲散无聊，沉溺酒色，身体肥胖，颐指气使，可谓病矣；为了求富逐利，所以积财高于墙而不知足，并且贪而不舍，可谓辱矣；聚财敛资而无所用，专意营求而不舍弃，满心烦恼，贪而无厌，可谓忧矣；在家担心盗贼，在外畏惧盗寇，里面楼台高锁，外面不敢独行，可谓畏矣。这六者，是天下之大害，而大家却遗忘了，不知省察，等到祸患来临，想用尽心尽竭尽钱财，只求一天的安宁无事也做不到了。所以以身殉名利，岂不是太迷惑了吗”？（《盗跖》）
如果说，有人还能做到抵御物欲和钱财的诱惑，那么“不汲汲于荣名”（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就更难了：孔子不是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吗？正如唐代诗人元镇曾经自嘲的：“三十年来世上行，也曾狂走赴浮名。”
在《人间世》中，庄子假托孔子教导颜回的话，说：“从前夏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都是因为后者修身蓄德，以臣于的地位爱抚君王的民众，所以他们在下的地位和美好的名声违逆了在上的君王，引发了猜忌之心。所以君王因为他们的修身蓄德而陷害他们，这就是好名的结果。”
如果说，有人还能视名利如浮云的话，那么，无心于智力争斗更是难上加难。庄子对以智相斗的人做了精采的描述：大智广博，小智精细；大言盛气凌人，小言喋喋不休；他们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醒来的时候形体不宁。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的出语迟缓，有的语阱密布，有的言辞谨严。小的恐惧便垂头丧气，大的恐惧便惊魂失魄。他们的发言如利箭离弦，专心窥伺别人的是非加以攻击；坚持己见，就好像发过誓一样，只是默默不语等待致命良机。他们衰颓如同秋冬之肃杀，一往之气，气衰而竭。他们沉溺于日斗夜辩之中，无法恢复生意，心灵闭塞如受绳索束缚，沟壑纵横，绝失坦荡，愈者愈不可自拔。他们那走向死亡的心灵，再也无法恢复活泼的生机了。那些人时怒时喜，时悲时乐，时而忧心忡忡时而跨叹不已，时而反复无常时而怖惧无已，时而浮躁，时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作态，好像音乐从虚器中发出来，又像菌类由气蒸发而成一样，无生亦无根，如幻声幻形，日夜在心中交侵不已，但那些人又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发生……（《齐物论》）
那些人之所以不知道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力和知识，而是他们太看重它们，或者想借之以攫取名利，享受人生，或者想借之以拒斥名利，清高自许。这些人不以智养内，反以智逐外物，获取知识，当然不可能自反于己，获得天地真心。
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始已！已而为知者，形而已矣！”（《养生主》）意思是说，既然这样还要去追逐知识的人，肯定会疲惫不堪了！
“人一旦禀受成形，就不参与天地变化，而等待着形体耗尽，和外物相接触便相互摩擦，驰骋于其中，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哀吗？终生劳碌而不见有什么成就，疲惫困苦都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不也很可悲吗？这样的人生虽然不死，又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形体会逐渐枯竭衰老，而人的精神又困缚于其中随之消亡，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人生于世，本来就是这样昏昧吗？还是唯我独昏而别人也有不昏昧的呢？”（《齐物论》）
有对待心则有知识，因知立言，因言生辩，以心斗物，以物斗心。起先试图役使外物满足欲望，结果却必然为外物所役使。被役使则昏昧，昏昧则有成心，有成心而不知泯除，则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生是非，又复因是非而立言，因言而争是非，辩争无休，昏昧无已。
庄子既不是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也不是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他知道对于天道，无论谁都应该敬畏，都不该太狂妄太自负，都不该固执于成见，师成心而自用，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否则，天道就被小的成就所遮蔽了，至言就被浮华之辞遮蔽了，儒家与墨家的争论就属此类，更何况一般人呢？
“小夫之知，离不开应酬交际，劳弊精神于浅陋琐事，却想普渡众生，引导万物，以达到太一形虚的境界。像这样，只是为宇宙形像所迷惑，劳累身体而无法认识太初之境。……悲哉乎！你们的心智拘泥在毫末小事上，怎么会知道大宁的境界呢？”（《列御寇》）
因此，人生并不必然痛苦，至乐、天乐也是可以获得的，这就看你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退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台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应帝王》）
南海之帝喻手，北海之帝喻脚，中央之帝喻心。手脚敏捷有为，心却应混沌自然。敏捷有为之行若伤纯朴自然之心，此心一伤，必为“机心”、“成心”，巧者劳而智者优，人生便不免于痛苦；执迷不悟，痛苦愈深。
自我之限：情与欲
庄子认为，人的生活的充分展开，精神自由（“逍遥”）的获得，除了受到了生死的自然大限和生命的社会约束外，还有一重自我设置的障碍——哀乐之情和利害之欲。
庄子认为，哀乐之情是人之与生俱来而不能却的。如《庄子》中写道：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
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
同样，利害之欲也是人之所不能免，为人的本性所固有。如《庄子》中写道：
人卒未有不兴名名就利者。（《盗跖》）
夫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子，体不等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盗跖》）
庄子对于这种情欲发生的机制，就象他对命的构成一样，感到十分模糊，觉得无法把握。他说：“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齐物论》）但是，他明确地认定，这种情欲是人的精神得以自由习翔的沉重负累。《庄子》中对此有段概括的表述：
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庚桑楚》）。
这样庄子就反对人生困境的分析、认识，引向了更加深入的、幽奥的人的心理领域——人的情感和意志的心理过程。在这里，庄子的思想又一次表现为中国先秦思想发展中的理论方向转机的深刻性的优点。当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Cassirer）曾经指出人类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这是完全真衬的。
因此，庄子思想不令由它先前的学术思想单一或主要的考察社会，转向增加了考察自然，为此后的中国思想提供了基础的自然哲学背景，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且，它由先前学术思想主要是外向地观察、分析人的社会行为，注重了、增加了内向地观察、分析人的心理现象、心理过程，为此后的中国思想的人生哲学开拓了一个基本的方面，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庄子思想在这里也存在着理论内容或观点片面性的缺点。
庄子是简单地在与心境的寂静、本然状态相对立的意义下——一种外在的对立，来理解情感和意志的，因而它们被视作是单一地消极性的（“动”的）；而不是在象后来被心理学家（自达尔文之后）和哲学家（自斯宾诺莎之后）确定性地描述的情感和意志本身皆具有“两极性”（肯定和否定，积极和消极，自由和必然等）的意义下——一种内在的对立，来观察情感和意志的。于是庄子彻底否定了它们存在的价值而没有从中发现、肯定对于我们人类具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方面。情感、意志无疑是人的精神生活中，从而也是人生活动中的因素和富有色彩的部分。对情感和意欲的单一的否定，使庄
超脱世俗、向往自由的热烈的人生追求，蒙上了一层灰暗的漠的阴影，它可能转变为、或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出世的、厌世的人生哲学。这种情况，在庄子本人这里，在《庄子》这本书里，都还没有发生。因为在先秦，庄子思想始终都是单纯地处在以儒家思想为背景、为基础的文化环境中，精神生活总是在现世的画面上展开。汉魏以后，在一种以庄子思想和佛家思想互为背景、互相渗透的理论观念或生活情境中，来世、永生的理论主题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这些，在后面当我们把庄子思想放在整个的观力量或原因，还有另外一种概括的描述：外刑、内刑：
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小）人之
离外刑者，金水讯之。离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平内外之刑者，难真人能之。（《列御寇》）
很明显，这里的“外刑”，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所共同结成的规范、制约人的力量；这里的“内刑”，是指伤害、扰乱人的内心恬静的哀乐爱恶之情欲。这种内外之刑，一般人皆要遭罹，而唯有“真人”可以避免，也就是说，凡人难以逾越的人生困境，“真人”是可以超脱的。可见，庄子人生哲学的理想人格及其精神境界是从人生困境中开越、显现出来的。
社会之限：时与命
人作为自然的、物质的“气”的存在形式，毫无例外地摆脱不了“形化”的生死大限，然而，这种大限在每个人那里所表现出的形式或方式是极为不同的。《庄子》中有则寓言写道：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胶然有形，撒以马拉，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至乐》）
可见，死生这种本身是属于自然性质的大限，完全地或经常地是某种社会的因素作用下，以某一具体的、非自然的形式实现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对于他的全部生活历程来说，这些因素是同时可供选择的存在着呢，还是唯一地、规定性地作用着呢？换言之，它们是偶然的呢，还是必然的呢？庄子的回答是属于后一种。庄子认为这是一种非人力所能干预的必然性，他称之为“命”：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庄子思想中的“命”作用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决定了人的生死自然大限，而且制范着。预定了人的一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和贫富穷达的遭际。例如《庄子》中写道：
天下有大成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人间世》）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克符〉）但是，这种必然性在庄子那里，只是一种感受或模糊的意象，而不能成为有具体的内涵规定和理智地把握的认识对象，故《庄子》中写道：
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
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御充符》）
所以，这种必然性对于庄子来说，只能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吾命其在外者也”（《山水》）。正如黑格尔所说，“外在的必然性是以一种有限制的内容为它的实质”（〈小逻辑〉，第311页），在庄子的人生哲学里，这种未被认识的外在必然性就构成了人生途中的障碍人的精神自由的一层困境：
诸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级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夫不可损益。（《至乐》）
即仪区于看来，命运的安排，如同衣小不能怀大，绳短不可汲深，都是无法改变的。
契友惠施
庄子这般旷达的心境，视富贵荣华有如敝屣。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离人群与社群。无怪乎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既然这样，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要想找到一两个知己，确是不容易。平常能够谈得来的朋友，除了惠子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了。他们都好辩论，辩才犀利无比；他们亦很博学，对于探讨知识有浓厚的热诚。
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树下谈谈学问（"惠子之据梧也……"），或往田野上散步。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便是在他们散步时引起的：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
庄子说："小白鱼悠闲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回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准此而推，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
庄子回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是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秋水》）
庄子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他往往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惠子则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场，来分析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因此，他会很自然地怀疑到庄子的所谓"真"。
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的论说从未碰头；如果从观赏一件事物的美、悦、情这方面来看，则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而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知道鱼是快乐的"），一个有所怀疑，（"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显然的！"）他们在认知的态度上，便有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这不同的认知态度，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异；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与惠子，由于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场，进而导致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来观赏其美；一个走向独我论，即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状态。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棒子的，好像总是惠子。在《逍遥游》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德充符》上也说惠子："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已意。
另外《秋水》篇记载：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去看他，谣言说庄子是来代替惠子的相位。惠子心里着慌，便派人在国内搜索了庄子三天三夜。后来庄子去见惠子，对他讲了一个寓言，把他的相位比喻猫头鹰得着臭老鼠而自以为美。这故事恐怕是他的学生假托的，不过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距离；惠子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会染上官僚的气息，这对于"不为轩冕肄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当然是很鄙视的。据说惠于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庄子见了，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而抛回水里去。（《淮南·齐俗训》）
他们两人，在现实生活上固然有距离，在学术观念上也相对立，但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惟一的契友。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垩士，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那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
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纯厚真挚之情。能设出这个妙趣的寓言，来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谊，如此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之。
鼓盆而歌
独来独往的庄子，仍然逃不掉家室之累。不过话又说回来，家室他是有的，但是否成为他的"累"，则不得而知。关于他家室的情形，我们无从知晓。书本上只记载了他妻子死的时候，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着"鼓盆而歌"，惠子便责难他说："相住一起这么久了，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却有他的道理：
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没有感慨呢！可是我经过仔细省察以后，便明白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之理。人家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对于性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去哭她。（《至乐》）
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于气之聚；人的死亡是由于气之散，他这番道理，姑且不论其真实程度。就以他对生死的态度来说，便远在常人之上。他摆脱了鬼神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摆布，只把生死视为一种自然的现象；认为生死的过程不过是像四时的运行一样。
庄子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也反对厚葬。有一段记载：
庄子快要死的时候，学生想厚葬他。庄子却说：
"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送。我的葬礼还不够吗？何必要那些！"
学生说："我怕乌鸦吃你呀！"
庄子说："露天让乌鸦吃，土埋让蚂蚁咬，要从乌鸦嘴里抢来送给蚂蚁，岂非太不公平了吗？"（《列御寇》）
对于死生的态度，庄子能这般旷达洒脱，乃是出于自然的流露。在他想来，死生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涸 辙 之 鲋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注释
贷——借贷。
诺――答应的声音。好、可以的意思。
哉――文言语助词。呢、吗的意思。
激――引导。
邑金――封地上所得到的财产收入。
肆――卖东西的铺子、商店。
作者用十分简练的文笔，描绘出一个吝啬鬼的形象，揭示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诚心诚意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决不能只说大话，开空头支票。
大道如青天
中国古人对天充满了热情和崇拜之情，天是他们的父母，他们是天所养育的子民。这种感情到了哲人手中，便抽象出“天道”的观念。
天道是天的原则、规律，是对人的绝对命令，决不可违背。因此，古往今来，多少大思想家穷尽毕生心血来破译天道的密码，他们的成果最终也成了需要人来破译的密码。
老子是其中的一位。他发现世界是有，天道是无，而有生于无，无中生有。进而，他把无拓展为无为、柔弱之道，试图以此逃避人世的苦难。但他执著于、最终归于虚无，或流变成法家的刻薄少恩、重刑酷杀。
庄子则不然。他也不反对有生于无，无比有的层次要高。但他反对对天指手划脚，胡说八道，他要人敬畏天道，要人观照天地之美，体悟天地之心，不执于有，不执于无，而要“无无”。
“无无”是即有即无，即无即有，也就是自然。什么是自然？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地生活，自然而然地言说……
二十世纪的人类已经把神秘的天字看得很透了。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地球在九星拱日的太阳系中，太阳系是银河之一粟，银河系在有限无边的宇宙中也很微不足道。
苍茫的天空不过是环抱地球的大气层，迷人的蔚蓝色不过是太阳在大气中的折射光，连太阳也不过是一个炽热的大火球，依靠氢核聚变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生命之光。
最伟大的也许是征服月球。当宇航员沉重的双脚踏上那片神往已久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的动人神话，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
现代科技枪毙了我们对宇宙的玄想，现代哲学消解了形而上学的沉思，使我们很难理解中国古人对天的哲学思考。但事实上这些思考是非常伟大的。
人生于世，顶天立地。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把“天”写作‘天’你看，这不就是人头顶苍天的样子吗？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天，颠也。至高无上。”“颠”就是头顶，我们现在还把头盖骨叫“天灵盖”，把额上两眉间的地方称为“天庭”。“天庭饱满”可是“吉人天相”啊！
天有日月，有风雨，因此大地之上才有壮丽的山川，丰富多彩的花木虫鱼。有了人赖以生存的资源，人类才可能繁衍生息，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所以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中说：“惟天地（是）万物父母，惟人（是）万物灵长。”
在农耕社会中，人们不得不靠天吃饭，不得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时刻提防着天灾人祸。终年辛劳，所得却不多。因此人们便祈祷上苍，赐福生民，并把劳动所得都视为上天所赐，对天地充满了无限敬意。
《尚书》中还说：“天佑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不但赐五谷农桑于民，还赐给他们君王和老师。老师也就是君王，君王就是天子。“君，天也，天可逃乎？”（《左传·宣公四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天地间，天是最高的权威；在人间，君王是代表天意治理百姓的最高权威。尽管后者往往名不符实，往往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暴君”
在此基础上，古人进一步认为天有大德，即生育万物，生生不已，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点无论儒道两家都是赞同的。并且认为在这“无为而无不为”中，一定有天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是古人对天的最深刻的哲学思考。体认了天道，人类才能按照至高无上的天道行事，自觉地把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致力追求幸福生活。
所以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第二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羞愧）于人”。所以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
因此，中国人的天，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空，而且是被赋予了精神、气质和人格的人化了的天，是寄托了中国古人生生不息的意志和内圣外王的理想的天。
有人从青碧一色的万里长空中体味出了人生的真谛；有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有人感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上为星辰，在下为河岳”（文天祥：《正气歌》）；有人叩天而问，千里招魂：“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屈原：《天问》。遂古，远古。）
大化流行，天道无为。但古人对天道的理解却有不同。在庄子看来，各家各派都是“闻其（道）风而悦之”者，道术分裂于天下。
儒家发扬了天“无不为”和“刚健有为”的一面，要求君子像天一样“自强不息”。这种“有为”是推行仁义之道，于己则求仁得仁，朝（早晨）闻道，夕死可矣，于天下则讲求仁政。天地泽被万物，怎么能说不是仁义呢？
那时天下滔滔，礼崩乐坏，浊浪滚滚，战乱频仍。像孔子那样的圣人拍案而起，面对物欲横流而丧失本心的世人，争夺权柄以攫取实利的诸侯，倡导邪说而混灭良知的辩士，鸣鼓而攻之。虽然世人不赞同他，不宽容他，但他不忍离人群自享天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忍天下陷溺，冷眼旁观，嬉笑怒骂而不援之以手；不忍放浪形骸于滔滔乱世，终老山林，与鸟兽同群而独善其身；不忍天下大乱，杀人盈野，生灵涂炭而独清于世；不忍政治失序，纲纪沦丧，名实相悖，道德弃野，于是东奔西走，游说天下，聚徒讲学，广播天道，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虽九死其犹未悔。
孟子上承孔子，下启诸儒，一颗千古不磨之心构筑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绵绵不绝的内在精神支柱，维系了中华文明的生存繁荣。这种精神的确伟大，这种态度的确可敬。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人生于世，不过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把个人的生命付诸身外的事业，根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也许九死一生的奋斗换来的不过是一纸虚名，留下的不过是一付朽骨和依旧混乱的世界，真的那么值得吗？杀生取义，真就那么可贵吗？仁义之道，真的就是天道吗？有没有一个在乱世中保全生命同时也能使天下太平的道术呢？进一步说，有没有个人生命完全逍遥的道术呢？
这是道家所要思考的问题。
同样是面对天地之化育，如果说儒家是赞（助）天地之化育，那么道家是任天地之化育。
同样是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儒家是无论穷达都兼济天下，那么道家是无论穷达都兼忘天下，独善其身。
同样是道家学派中的两位宗师，如果说老子是在知其雄守其雌的同时，也在讲授“君王南面之术”的思想家，那么庄子则着重个人生命的张扬和逍遥。
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古人的基本思想还是相通的，他们的基本态度都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则万世太平，不合则天下大乱。
但天人合一是本然（原本如此），是应然（应当如此），却不是实然（现实如此）。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一般人放失其纯然的本心，良知不行，因而道德沦丧，社会失范；道家则认为世人以人报道，以人“遁天”（逃避天命），以知扰天，丧失了宁静纯朴的本性。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天人是相分的。这不难理解，假如天人真的合一了，又何必讲求它呢？
我们将在后面讲到，对天道的理解的不同，表现在如何实现天人合一上的分歧更大，这种分歧，或许是更重要的。
中国人的天，既是自然之天，又是精神之天，二者结合得是那么紧密，那么融洽，如水乳，如血肉，壮丽中有优美，沉郁中有灵动，刚健中有柔和，稳重中有潇洒。如果说中国人有宗教，那也是山水化了的宗教；如果说中国人没有宗教，那天下美景却是理念化了的风物。中国人没有西方人超自然存在的上帝，却有跟上帝一样全知全能、至真至善至美而又完全自然的天。在西方，上帝的神性是凌驾于人性之上的，因为人有原罪，注定了要忏悔，要赎罪。但对中国人来说，天之神性即是人性，人之天性即是神性，天人原本合一，只是在现世中被一分为二。所以至人的境界也是天人合一，但用不着当上帝的选民，死后升入天国。
即世间出世间。人间也有天国。
天，中国古人对你那么痴情，那么神往，你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真理，积蓄着什么样的魔力呢？
天不言。
无语问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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