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契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的行政领导同意拉娅在护士值班室过夜——其条件是：帮助卫生员打扫病房，病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全部由她来护理。这样她去了。他们对这样的安排感到高兴。有时候，因工作还让她吃顿午饭。这简直太好了。
拉娅的事做完之后，用过早饭，等医生查完病房，她把尼古拉搬上轮椅，推到离喧哗声稍远的山林中去。他们把轮椅推到树阴下，自己也坐在旁边的草地上。他们休息、读书和制订未来的计划。
当时，尼古拉的眼睛还有些视力，双手能活动。他经常随身带着一面小镜子，如果他听到有人走动的脚步声。他借助镜子的帮助观察来的人往哪儿走，是不是来找他的？
然而，起初他总是避开人们，不想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不想听那些同情的话：“哎，多么可怜！这样年轻！这位年轻的妇女是他的什么人？……”
在规定的时间内，拉娅陪他去做临床治疗。治疗的地方不太远，乘敞篷马车走五分钟就到了，但必须由护理人员协助，把病人安置在敞篷马车上，把他稳住，以免颠簸。疗养院在山上，下山的路很陡。在治疗时，只能她一人护理，因为女卫生员不便留在尼古拉身边；可是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又不安全：洗温泉水浴时，他可能会被水呛住，此外，还应该注意他的眼睛：大量的硫化氢从热水中分解出来，对病人的眼睛刺激很厉害，因而，必须定时把病人的眼睛包扎好。
这些事是很杂乱的，对尼古拉是很困难的，但他从自己的身上找到了力量，并和护士们开玩笑，劝他们不要为他这个“废料”天天忙碌……矿泉浴稍有些疗效。奥斯特洛夫斯基颇为高兴。而拉娅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了解一下来治疗者的情况。
有一些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他们。
有一次，一个年龄约35岁的妇女朝拉娅走来。她很持重，开始用母亲般的口气向她问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般说来，她常常被这种询问所激怒，但是这位妇女却使她产生了好感。事情是这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发现她在回避吵吵嚷嚷的伙伴。很快，他们便熟悉了。这就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格列娃，在列宁格勒，人们都称她是五金拨火工人。
从这时候起，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好像他们的第二个母亲：她不断关心他们的生活，从精神上支持他们，有时还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是1911年入党的老地下党员。她个子不高，稍有点驼背。穿着十分俭朴：几乎经常穿一件深蓝色的白领布拉吉，头上结着耀眼的短辫子，从辫子下可以看出乌黑的、梳得光溜溜的、剪得短短的头发。脸是椭圆形的，颧骨突出，眼睛不大，温文尔雅；她是来治疗脚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坐牢和流放造成的。
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后不久，日格列娃应他的请求谈了自己一些情况：
“我父亲是个工人，非党人士。但是他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给地下革命工作者碰头用。我当时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按父亲交给的任务，邀请他们前来见面。1908年，我开始在糖果厂做工，并在该厂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一直到1917年。我在从事地下工作时认
识了克拉芙娅·尼古拉耶娃①。十月革命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住在斯莫尔尼宫时，我妈妈瓦莎·斯捷班诺芙娜·季米特里耶娃在斯莫尔尼宫当一名烧锅炉的工人。我母亲在斯莫尔尼宫一直工作到列宁去莫斯科……我在母亲那里住时见过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②。”
① 克·普·尼古拉耶娃（1893—1944），1909年入党的党员。从1917年起担任领导工作。
② 纳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
现在，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全部空余时间都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起度过。
日格列娃在列宁格勒一家工厂工作时，负责主持妇女部门的工作，是党委常委。
……她珍藏了一百多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亲笔信件和他的亲友写给她的信件——1928年至1936年她的生活的独特年鉴。
很快，赫利山大·巴甫洛维奇·车尔诺科佐夫来到疗养院治疗疾病，他被安排在尼古拉邻近的一间房子里。
这是一个矮壮的人，有着丰厚松软的胡子，一双工人特有的大手，沉默寡言，皱着眉头；看来，他全身是病，看样子他比自己43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他的双脚患了坏疽病，使他卧床不起，并面临截肢手术。
陪伴车尔诺科佐夫的是他妻子。普拉斯科芙娅·安得列耶芙娜和他恰恰相反，是个活跃、愉快、精力充沛的女人。普拉斯科芙娅·安得列耶芙娜曾和丈夫一同被流放，带着四个孩子四处漂泊流浪。她把车尔诺科佐夫藏在城里的地下室，他在那儿没有生存的权利。她为了搭救丈夫，把孩子抱在怀里，欺骗密探，把他们引开。
奥斯特洛夫斯基像留恋父亲一样留恋车尔诺科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尊称他为“大爹”，而按年龄来说，他当然也是晚辈。
车尔诺科佐夫经历了漫长和艰辛的道路：从沙皇时代矿井里一个赶马车的车把式到苏维埃政权的负责工作人员。奴隶般的劳动——是一生道路的开端。赫利山大·巴浦洛维奇投身于革命运动。他秘密印制传单并在工人中散发。1912年他加入了列宁的党。他成为《真理报》的记者和推销员。他曾多次被捕。1918年，他参加了顿巴斯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工作。1924年至1927年任矿区党委书记，是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曾当选为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以及后来的十八大代表。1929年，他被派到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格罗兹内依矿工执行委员会任矿工工会主席。然后担任切禅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赫利山大·巴浦洛维奇在自己的回忆中，讲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向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
“说给我听听，大爹，我们的党是怎样形成的？您是怎样从事地下工作的？是怎样与沙皇制度斗争的？”
1929年秋天，赫利山大·巴甫洛维奇重返马采斯塔治疗。这时，他们住在索契市沃依科夫大街三十九号的一所房子里。离开索契前的一天，赫利山大·巴甫洛维奇和妻子是在拉娅家度过的。车尔诺科佐夫没有离开尼古拉。他不再像过去一样不轻易地、而且不乐意地谈自己的事，似乎是顺便讲过这样一件事：
“这件事发生在切禅印古什。我们面临着使妇女投入到社会生活的任务。但是，众所周知，当时妇女①可以说还穿着带面纱的长衫。那时我安排了一个姑娘去学习。我和她谈妥了，要她在会上发言，号召姑娘们仿效她。会上的情况，你们是难以想像的！男人叫嚷起来，蜂拥而出，威胁我……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会活下来。一切结束得还算顺利，这次会议使切禅印古什的妇女开了眼界……”
① 指当时苏联东方落后地区的妇女。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这在他的生活中是举不胜举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从这个优秀人物那里得到了教益。
不久，命运使他们分离了。他们后来多年没见面，但却相互铭记不忘。
1933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给车尔诺科佐夫寄了一封信，追忆过去的岁月说：
“我亲爱的赫利山大·巴甫洛维奇：今天，得悉你与病魔继续进行斗争，疾病未能使你掉队，我非常高兴。这是我想知道的关于你的最好的消息……布尔什维克的友谊把我和你永远联系在一起。你要知道，我和你是布尔什维克的青年近卫军和老练可靠的近卫军的典型代表。三年来，我从眼中失去了你，只在报纸上两次见到你的名字，我像‘儿子’和朋友一样热烈地祝贺你，我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你写信给莫斯科的齐姆良契卡①同志，我还记忆犹新。信中这样写道：‘我深信不疑的是：尽管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和身体上受到严重摧残，但对我们的党说来仍是有用之材。’
① 卢·斯·齐姆良契卡当时在苏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车尔诺科佐夫请求他对病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以物质支援。
“我极为满意地告诉你，你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坚信我能归队，能回到无产阶级先进的岗位上，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我一定会这样做。不论何种疾病，不论怎样的痛苦，永远不会摧毁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的全部生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斗争……我还没有力量，病魔依然把我困在床上，但是，我却从大后方向前线移动了一步。这对我说来，是惟一可能到达的前线——文艺战线。”
过了两年之后：
“电报从你那里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流逝了多少岁月，我仍没有找到你，我亲爱的父亲。
“虽说亲切的话只有这么几句……得到它我该是多么高兴啊！
“不论我，还是我家的其他人都时刻没有忘记你——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先进代表联系在一起啊……现在，请马上把你的地址和工作单位告诉我。我要把我的书寄给你。如果你读了授予我列宁勋章时的演说，你就会清楚：这个演说是与你，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与一个我的教育者有关系的。”
1933年12月，奥斯特洛夫斯基通知车尔诺科佐夫说：“在第二部里（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几句话是说你的。”
当拉娅打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时，索契的1928年夏天出现在她的记忆里：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阴下坐着几个前来疗养的人。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鸭舌帽，瘦削的脸蛋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12年前，他参加边疆地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模样，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时一样。从他的举止谈吐中，从他讲话的措词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地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在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基廖娃。她今年37岁，入党却已有19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就是这些。奥斯特洛夫斯基用不多的笔墨写在小说里，因为这些谦逊的人请他不要写他们。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
“在小说的第二部里，描写了你和车尔诺科佐夫。真的，我没有得到你们的同意。正如古谚所说，白纸黑字，写上就摔不掉。”
当时在疗养院，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了哈尔科夫作家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班柯夫。班柯夫患腿疾，天天靠坐轮椅行走，推轮椅的是他的妻子，他们一起来的。总的说来，他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结实、丰满、面色绯红的美男子，身穿崭新的欧洲式样的服装。
班柯夫多次谈到了德国，他在那里治疗了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而最主要的是——米哈依尔·班柯夫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的第一个作家。他们很快就说到一起来了。两个人经常呆在一起，长时间谈论文学。尼古拉同他谈了自己的计划，告诉说，他想写一部关于青年、关于20年代共青团员的书，描写他们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故事。班柯夫允诺像编辑一样帮助他。
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描写了班柯夫这个人：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班柯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30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
就在索契疗养院，奥斯特洛夫斯基又遇见了因·巴·费捷涅夫，尼古拉是在“迈纳卡”疗养院和他相识的。
这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当时他经常接近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型端正、结实健康的西伯利亚人。因诺肯季·巴甫洛维奇·费捷涅夫已经50岁了，但看样子更年轻些。他是个不爱说多话、性格忧郁的人，而实际上心地十分善良。费捷涅夫靠手杖行走——他患有腿疾。
这个人经历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于1877年出身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大家庭里：全家有20口人！他从190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一年之后，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伊尔库茨克组织。他不止一次地遭到沙皇暗探局的迫害，被投入监狱。1917年10月在西线参加战斗。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他被通过为西线和州立宪会议成员。1917年底，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回明斯克任命为西部明斯克的财政委员，不久当选为州执行委员会成员。1918年初被任命为州财政委员，并被选为西线副总司令。
1918年，费捷涅夫被派遣出席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国家监督人民委员会工作，同时还在莫斯科工人检查机关，并成为该机关的第一任主席。
当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费捷涅夫时，费捷涅夫在国营保险管理局工作。这是一个十分刚强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共产党员奥斯特洛夫斯基全心全意地跟随他。费捷涅夫对他也是一片诚心。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描述了这个优秀人物，只是把他的姓改了一个字母，“费捷涅夫”成了“列捷涅夫”：
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捷涅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里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个高个子老头，他虽然50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手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捷涅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杀一个回合。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观“战”。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捷涅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激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绝招，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捷涅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要永远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捷涅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捷涅夫，后来列捷涅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的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捷涅夫有一个共同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捷涅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
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战斗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一个被摧毁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