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的秋冬季，贝多芬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寓所，为侄子的监护权作着艰难的、长时间的努力。
到了1818年1月，正是小卡尔交给琪阿拿达西奥管理、教导后的两年，小卡尔带着他的衣服到达了一度被他称为“破船”的寓所；尽管贝多芬对这地方作了一番改善，但是比之“破船”的状况也只是稍有改善而已。
人们可以看到贝多芬为了家庭的琐事而作的一番艰苦的“奋斗”：刚从洗衣店取回家的一双短袜少了一只，午餐的问题还没解决，佣人又烦起人来。这些永远不会完毕的问题总是使贝多芬糊涂起来，同时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会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将门关上不理别人；回家时又往往发现自己被关在门外，他便大骂佣人不忠实。而他们对他的责骂也厌倦了，并采取了报复性措施：不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一个伟大的、高贵的音乐大师瞬间就成了恶劣环境的奴隶了。但贝多芬不能倒下来，因为他一倒下来，情形就将更加恶化。
贝多芬在1818年5月19日带了卡尔和两个佣人去谬特林。一个月之后，他写给史达立却女士的信的确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文件，它提到了两个“女叛徒”一长一幼，受到了卡尔母亲的贿赂，想伤害小卡尔。所以贝多芬大为烦恼，并写道：“每一件事都是乱糟糟的，虽然现在还不需要把我关入疯人院。”
当年轻的艺术家奥格斯特·冯·克卢堡到谬特林为贝多芬画像时，看到贝多芬已经恢复了平静的生活。贝多芬在心平气和地教侄子弹奏钢琴，而这钢琴是作为礼物刚从伦敦运送过来的。克卢堡同他谈话时，使用一只小的耳喇叭，而贝多芬则仍想凭耳朵听出小孩弹琴时的错处。所幸的是，贝多芬还能感觉到钢琴弹奏时所产生的声音。
克卢堡的油画是这样的画面：贝多芬拿了一本草稿簿和一枝铅笔，背景为谬特林的森林，风光明媚，他的侄子就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可惜这幅油画失传了，但有一段文字可以体会出这位画家的观点：贝多芬在谬特林的住房是非常简单的，那是他的住所，他穿了一件浅蓝色外衣，上有黄色的钮扣，白色的背心和领带，这也是当时很时兴的服装，但是都穿得很马虎；他的外表很健康，皮肤上似有一层疤痕，头发的颜色如微带蓝色的钢丝，那是一种从黑色转到白色的象征。他的眼睛呈灰蓝色，极有生气。一阵风将他的头发吹起来，宛如一个魔鬼似的。在友谊的谈话间，他表情柔和而有礼，特别是当谈话使他高兴的时候。他的灵魂可以从他那有力的外表上看出来。
贝多芬再度深入了音乐的境地，那时甚至连他的侄子也被遗忘了。卡尔因为没有人管教他，所以很高兴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高兴做的事。贝多芬将他交给了一个叫弗洛立舒的牧师去管理；过了6个月，弗洛立舒将卡尔交给了贝多芬，并表示对他无能为力。宗教上的训告对卡尔毫无作用，他常在教堂中扰乱正在进行中的礼拜仪式。
同时，邻居们也在抗议，抱怨说要不了多久，卡尔就会把其他12个孩子带坏了；最使众人感到惊奇的是卡尔在公开的环境中毫不在乎地诽谤他的母亲，而贝多芬又允许他这样做，还到牧师那里去帮侄子说情，说他母亲很贪心。
同以往的情形一样，若谁批评了卡尔却又不能有效地帮助他的话，那这人在贝多芬的眼中就是不可饶恕的。即使对这位温柔的牧师也是如此。于是，贝多芬将卡尔放入了一所管教严厉的公立学校，并请了一位教师；暑假，他又将孩子带到城里，经过考试并于11月6日入了学。此后的事似乎一帆风顺，卡尔在他的学习上又显示出一些良好的素质，敏捷而又仔细，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另外，卡尔还在学习钢琴、图画和法文，与琪阿拿达西奥的关系也恢复了，贝多芬预备在次年春天去英伦三岛。
平静的海洋终于起了波涛。在12月3日，贝多芬在琪阿拿达西奥的门口出现了，粗野而失魂落魄。卡尔逃走了，跑到他母亲那边去了，或许她带了他一同去了匈牙利，以便使儿子与贝多芬永久地分开来。贝多芬站在他的许多朋友之前，非常难受，泪水从他的眼中滚了下来，番南和其他人都对贝多芬深表同情和怜悯。
这件事重新又在法庭上提了出来。地方长官当然是帮贝多芬的，贝多芬则集中力量攻击弟媳的不贞。他们最初的假定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一定是一个不可靠的母亲。然而，她却深爱自己的孩子。她很高兴地用去了自己的一半金钱，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在有一个第三人的看顾的场合去看她的儿子。后来探视的时间减少到每月一次。当贝多芬到谬特林去以后，她就完全被隔绝开来。她的热情和急躁迫使她走上了仅有的一条路：向贝多芬的佣人探问自己儿子的消息；同时，秘密地看过儿子几次。但她从儿子那里感受到了恐惧，因为儿子变得越来越任性，并且对她也越来越不信任了；她又误听到一个消息说贝多芬要将卡尔带到一个距离相当远的学校去读书。她便到法庭里抗议贝多芬要将卡尔完全与自己隔绝。众人却以为仅有一个办法，就是彼此互相和平地相处在一起，才能挽救卡尔。然而，这并不是两个保护人的意见，双方都希望能够独自保护这个小孩。
有关团体都被召集到市政法庭中讨论此事件，并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这个法庭显然不受贝多芬的名声和崇高的地位所影响，在察看他身为保护人的条件时，贝多芬表示对此孩子是如何的深爱，唯恐他落入外界不良的影响之中。但是贝多芬在请愿书中大肆攻击这个寡妇。而她的保护人霍次契伐反驳说：“贝多芬作为副保护人，完全是要将卡尔与他的母亲隔离，将这个11岁的儿童交给一个耳聋、暴躁、溺爱和半疯的人去管理。”
经过了数月，仍不能调解。判决书在1819年11月17日发了下来。卡尔母亲的一方似乎比较有利一些，她在1811年的罪错被判为不成立；贝多芬要将这孩子送到远地的学校读书，是想使他的母亲痛苦而心碎。
地方长官也不知道她最近有了一个私生子。法庭决议让卡尔的母亲与市政府的长官利奥波特·纽司波克共同管理这个孩子。
贝多芬失败了。
贝多芬试图开始用全部的力量来夺回他所失去的。他请了约翰·巴哈博士为辩护律师，再度起诉。经过一冬一春的努力，无论是巴哈律师还是法官都感到精疲力尽了。这段时间中，贝多芬的《弥撒祭曲》也在创作。
最后，贝多芬胜诉。1820年7月24日，上诉法庭裁定：贝多芬和他的朋友彼得也享有对卡尔的保护权。
贝多芬在他的困难解决后自然十分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