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毕业回家乡
在返回家乡探望父母的途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意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周。
他特意去拜访克利延托夫一家。1846年他和母亲去彼得堡，路过这里时曾在克利延托夫家呆过。
当时在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陪同下，他们曾参拜了特罗伊茨基大寺院。这次活动给他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现在他才知道，那之后不久，克利延托夫家遭到了不幸：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三个姐妹都先后去世了。其中的安东宁娜在姐妹中最有诗才，她写的
《我那椴树生长的地方……》这首诗，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当他在彼得堡罗要塞的囚室里写《小说中的小说》时，又想起了这首诗。在小说中他有意摘引几句，并回忆起这个生前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得不到欢乐和爱情便死去的年轻女子。
这时他无意中得知，原来亚历山德娜年轻时，和赫尔岑未来的妻子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交情甚深。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亚历山德娜的桌子上，看到有一本小说《谁之罪？》，这是作者赫尔岑的妻子赠送她的。
“您认识书的作者？”她问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能不认识。在俄国人当中，他最受我尊敬，我最愿意为他效力……”
亚历山德娜拿出这位女友写的信给他看，信中还有赫尔岑的附笔。她说：
“我想让您看到，她是配得上他的。”
“别那么想，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他回答道，“只要知道她是您的朋友，就可以对此深信不疑……”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亚历山德娜的友好和怜悯之情，再次油然而生。
在彼得堡读大学时，经常回想起她。他曾经打算以她作原形，写一部文学作品，争取发表在《祖国纪事》。这次回到萨拉托夫后果然动手写了，书名就叫做《脱手的女儿》。这个书名取之于生活，它是对受父母之命而出嫁的俄罗斯女子屈辱地位的生动写照。
“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很早以前，和洛博多夫斯基谈话中首次听到这个比喻。它就像一滴水，却反映出社会的本质问题。女子地位之低贱，几乎与减价脱手的处理商品相似。
很可惜，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中篇小说，未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而且手稿已经失落，世人永远无缘读到他的精彩描写。不过小说的主旨和构思，当是和小说《理论与实践》、与长篇小说《怎么办？》是一脉相承的。
米哈伊洛夫的随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成书于60年代。目前他们两人都还处于准备阶段，为走上文坛在作初步尝试。早在大学生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在《理论与实践》里，刻画一个胸怀理想而又言行一致的“新人”。
还是言归正传。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亚历山德娜，比起洛博多夫斯基的妻子娜杰日达来，要成熟得多。他和她谈论赫尔岑、俄国文学、新哲学，谈论天意的不可信……她都善解人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扪心自问也感到奇怪，对她的这份热情，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呢？
主要是她那不幸的遭遇。这正是他想在小说《脱手的女儿》里表现的东西……也不知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还是他自己的想法：
“你不应该爱别人，你立过海誓山盟，许配给了死者……我也许情愿同她结婚，只要能使她摆脱不幸的处境。”
临到同她告别时，他说：
“当然，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向您用事实证实我说的话，不过您随时都可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愿意为您做一切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像对您这样的好感。”
这已是求爱的语言了……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返回彼得堡途中，又和她见了几次面、双双好几个小时漫步于林荫小道间，并且说他将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献给她；但是命运始终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回到了萨拉托夫的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尽量避免和父亲谈那些“微妙”的事情，但也用不着说谎话耍滑头。好在父亲一向很有分寸，对儿子的事既不详细打听，也不去触及敏感的问题。看来老人家不可能弄明白，儿子在信念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不过一出家门，在熟人和中学同学之间，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比较随便和直率。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谈自己藏在心里的想法。
有一天，遇见了一位年长的老熟人。此人思想保守，他第一眼就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了很大变化：原先有点驼背，现在腰杆子挺直了；目光炯炯有神，双手好动；有点剽悍豪放的气派。他们相互握了握手，吻了吻，然后坐了下来闲谈。
年轻人环视了一下主人简朴的住处，像是在寻找什么。终于指着房间里摆着的那尊圣像，找到了话题：
“伊万·乌斯季诺维奇，怎么，您还像以往那样生活？”
“还像以往那样。”
“还为沙皇陛下祈祷？”
“是的，为他祈祷。”
“还给神像上烛？”
“是的，还上烛。”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开导对方：
“不要再按古老的传说生活了，科学很快就要把宗教偏见从人们的头脑中驱走。人们将只承认经过实践验证的东西为真理。”
这个熟人听完这番话，大不以为然：
“请您说一说，难道圣彼得堡大学给您的就是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有什么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在那里，人家是捧着老皇历讲课的。坦率对您说，当今还没有真正的光明，只有一点小火星。我们把这些小火星收集到一起，使它照亮普天下。不过，请不要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家父……”另外，他还会见这时住在萨拉托夫的十二月党人别利亚耶夫。他在西伯利亚服满苦役后又在高加索服兵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了大名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不论交情如何，都纷纷撰写与他有关的回忆录公开发表。这些普通的谈话，都变成了好文章。
在家乡住了一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动身返回彼得堡。这次他不是一个人单独上路，同行的还有表弟佩平。佩平在喀山大学读了一年，现在决定转学到彼得堡大学。路过喀山城时，佩平要去学校领取转学证明书。
他们乘的是普通四轮大车。母亲不顾儿子的反对，硬给车上装了大量甜食、核桃、罐头果酱。她满怀惆怅地为儿子送行，和儿子并肩坐在大车上，说道：
“要是能和你一道去莫斯科多好哇。不过不要紧，我心里挺好，挺平静……”
……母亲是多么忧伤，多么可怜，一股惜别之情不禁涌上心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终于含泪分别了。我们已走出两俄里……还一直往后望着亲人。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意识到，把亲人孤零零地留在萨拉托夫，让她担忧受怕，我是多么冷酷，多么可恶！我后悔了，恨不得马上往回走……我想啊，想啊，足足想了两站路，脑子里终于冒出了一个主意：到喀山城活动活动，让上面分派我到萨拉托夫中学教书。这样一想，我心里总算平静了，仿佛我已经获得了这个职位。”
路过下诺夫哥罗德城，他们在米哈伊洛夫家稍事停留。米哈伊洛夫见到久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外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彼得堡的那段生活，讲到他初到彼得堡时生活大手大脚。后来情况逐渐不妙：父亲去世后经济接济中断。他只好放弃大学学业，离开彼得堡，回下诺夫哥罗德住下来。这里有他的一位叔父，是盐务局的高级官员。有了叔父的提挈，年轻的诗人当了一名录事。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十四品文官，现在代理科长。不过米哈伊洛夫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继续写作和翻译，他的作品偶尔出现在地方报纸和《莫斯科人》杂志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佩平，在下诺夫哥罗德呆了两天。米哈伊洛夫给他们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喜剧《大娘》，《值班》和小说《亚当·阿达梅奇》的头一章。这部小说后来发表了，很快使他成了名。两年后他便离开了盐务局，东山再起重赴彼得堡，专心致力于文学和革命活动。
两兄弟是乘坐一辆不大的四轮马车到达莫斯科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忙着购买到彼得堡的公共马车的“敞座”票。这种座位每车只有两个，在车的前面和驭者并排而坐。因为是不带篷的，价钱最便宜。一路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向佩平介绍彼得堡大学，介绍自己的友人，还背诵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克拉列德沃尔手稿的片段。他边朗诵，边翻译，边解释。这样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于8月11日终于到达首都，暂时在捷尔辛斯基家住了下来。
2. 求职奔波忙
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二天就去会见韦津斯基，托他帮忙在军事院校找一个教员差事。
除了有人引荐，还必需接受考核。首先要准备两个课题在教师和督学委员会成员面前试讲。给的两个题目是：语法方面——《组句的方式》；语文学方面——《语文学理论是否有助于提高写作技巧，其作用如何？》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真准备讲稿，引用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他力图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语文学的理论来写这篇论文。讲稿没有保存下来，但从1850年底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所言，讲稿的基础就是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1850年9月15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军事院校发表了这篇演讲。那天晚上在座听讲的有20多位专家教授。他本来准备对陈腐的艺术理论，进行一番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由于大家公认他开头部分讲得很出色，所以不必讲完就得到认可。也就没有机会进一步展开阐述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展开尽情讲下去，未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好评。
就这样，他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住一间屋子，自然就发现他表兄的种种活动。表兄还在阅读从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传递的那些书刊，现在当然更为谨慎。佩平没有仔细去读，因为他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这些书刊是被当局严格禁止的。在彼得堡人们冒着风险，仍然传阅这类外国的社会主义书刊。有一个名叫卢里的书商，专门做禁书买卖。他手下有一批卖旧书刊的货郎，背着一个大麻布口袋，找着熟悉的禁书爱好者的住处兜售。他们走进屋里，解开袋子倒出货物：全是些禁书。其中大部分是法文的，也有德文的……后来旧书商被警察发现，通通撵出了彼得堡。书商被赶走，并没能停止禁书的买卖和传播。
9月的某一天，当他到学校图书馆还书时，学监看到他就说：
“你住在什么地方？请你明天到督学办公室去一趟。”
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道，督学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申请萨拉托夫中学的一个职位吗？办公室收到复函，说有一个空额。”
这个消息没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高兴。在萨拉托夫时，舍不得和家人分别；来到彼得堡住惯了以后，又不愿意离开它。何况他已经在武备学校有了工作，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彼得堡。离开了它就谈不上地位的晋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
他不想离开彼得堡，便故意找些借口推延。对督学说，他缺少到萨拉托夫的路费。而且提出，若派到萨拉托夫中学任教，还应破例免除再次考核这一道手续。他满以为督学不会同意他的条件。
出乎他的预料，提出的条件被督学完全接受了。
1851年1月，督学下达文件，任命他为萨拉托夫中学的语文教师。
退路和借口都没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收拾行囊再回萨拉托夫。很顺利找到了两位同车的旅伴，都是到辛比尔斯克（后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的。一位米纳耶夫，到辛比尔斯克赴任供职；另一位是教师冈察洛夫，就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的兄弟。
3月12日，他们一道乘冈察洛夫的马车，向萨拉托夫方向进发。米纳耶夫他已相当熟悉，最近几个月他们常在韦津斯基家见面。米纳耶夫经常参加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他虽然不很熟悉社会政治理论，却同情传播革命思想的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他当时也受到审讯。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眼看到，米纳耶夫在韦津斯基家里的一大群人中，大讲“沙皇的粗暴残忍”。并宣称“最好能有一个敢于牺牲自己的勇士去收拾他”。他这番话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之后讲的。就凭这个，他也够得上勇士了。
米纳耶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龄将近大一倍、但对这位青年人相当敬重。他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曾借阅过一本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对于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赫尔岑的思想就像一颗闪烁的巨星。
现在他们成了旅伴，一路上都在谈论共产主义，西欧的风潮以及革命和宗教问题。共同的旅途生活快结束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传播了许多革命道理。
这次行程途经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要赶路，春天到了，冰冻开始消融道路很快就要变得泥泞难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得悉她惟一的一个妹妹出嫁了，亚历山德娜更是孤孤单单只有形影相吊了。告别时他邀请她到萨拉托夫，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会去。
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米哈伊洛夫不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等待他，一个半钟头以后，冈察洛夫的马车便向喀山城出发了。
马车夫对乘客说，这样的季节乘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行驶在伏尔加河的支流上，小河水温较高，冰已开始解冻。乘客听后有点慌，让马车夫放慢速度。
傍晚时分到达喀山城，乘客想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好明天一早赶路。但是人家不让马车过河，要他们在驿站过夜，等明晨河面冻得坚实点再走。
第二天清晨，风吹云散，路也干了，水洼上面结了一层薄冰。马车尽量绕过冰窟窿和裂缝，一步一步缓慢向前移动，费了好大劲终于到达对岸的马车店。
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这段路最难走，足足花了两天两夜。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过了辛比尔斯克，到萨拉托夫这段路他只好一个人独走，不会再有同伴。但米纳耶夫决定到萨拉托夫处理一件私事，就可以同行到终点了。
辛比尔斯克的邮政局长，建议他们在城里小住几天。等道路情况好转，过河就容易一些。他们照着办了，与其被困在野外，倒真不如在城里多留几天。
经过多日的跋涉，马车终于在4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了萨拉托夫城。
回到家乡，他没有立刻到学校去上课，因为学校的假期尚未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顶楼上。透过窗户能看到宽阔的伏尔加河、葱绿的江心小岛、对岸的波克罗夫镇、还可以隐约看到岬上的乌韦克村……
刚回来的头几天，他忙于熟悉环境，和旧日友人见面，看望老同学，拜访未来的同事。他并不打算在萨拉托夫扎根，对家人对朋友和学生，都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萨拉托夫中学仅仅是一种过渡，只会是短期的；他真正的希望不在这里，而在彼得堡。
回来大约两个月，他在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就写道：
“您觉得下诺夫哥罗德城太偏僻，我在此地的这种感觉更甚。我希望能更快地结束自己的事，而一旦把事情结束，我便可以溜回彼得堡。”
离开彼得堡的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向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许下诺言。到萨拉托夫以后，他不放弃编年史词典的工作。编完词典，他还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后将献身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则介绍他认识一位基辅大学的副教授。此人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人，写了许多论述俄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因在基辅参加了基里尔——梅福季协会，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组织，于1847年3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一年，尔后，被放逐到萨拉托夫城，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回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去拜访这位被流放的副教授。
科斯托马罗夫年龄比他大得多，已将近34岁。他的母亲原是农奴，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省公署里挂名当翻译，实际上根本无东西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到他们家去，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有时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平心静气探讨学术问题。空闲了或下棋，或一起漫游郊外。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相见，几乎无话不谈。当然把基里尔——梅福季协会的详细情况都讲了。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热爱历史科学，丢不开自己的专业。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当局能允许他离开这里到省城去居住。最好是允许他回原来的部门工作，哪怕不当教授，做做图书馆员或杂志编辑之类的工作也行。他试图写作，但成果得不到发表。他写过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解放战争史专著，但书刊检查机关把它删削得不成样子。他不想糟蹋自己的著作，把它扔进了写字台。这部历史专著，对17世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状况、及其同俄罗斯的合并，作了崭新的阐述。从此他长时间不想再写东西……
科斯托马罗夫对年轻的中学教师的印象，在其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命运促成我和他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的信念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我们的交往从萨拉托夫开始，持续到彼得堡，直至大学生游行示威引起的事件之后我们才彻底分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华超群，富有吸引力，为人质朴、谦虚、厚道，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是的，他们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就有明显分歧，这导致他们日后关系破裂；但认识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非常高兴。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多次称赞科斯托马罗夫的历史著作。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所翻译的韦伯《世界史》第十一卷的附录中，引用了科斯托马罗夫著作里的论述。并加了个注释：“德国学者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是俄国当代最卓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准备钻研俄国历史的青年人，细心地研究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
不过，他也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政治观点上的局限性。只要一涉及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问题，涉及宗教的作用以及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两人就争论不休。
3. 中学当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登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在进入中学执教前，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教学经验。他曾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官沃罗宁家当过家庭教师。离开彼得堡之前，他又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大约三个月的书。所以到萨拉托夫中学教语文，并不完全是一名新手。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这所中学的学生颇有教养、尊敬师长、文明有礼。这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至于对老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考虑到他们总还是在大学里混过的人，那就既可悲，又可笑了。他们除了学生的练习本，对什么都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许其中有一位多少有点文化修养，而其余的几乎全都处在童稚状态，就像还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一样。”
他引用的“智慧树”，是圣经上的一则典故。圣经里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树，凡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是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神命，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心明眼亮了，能辨善恶了。为此就触怒了耶和华先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风，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和帝俄时代许多学校一样，奉行专制主义治校，体罚制度盛行。校长和教员辱骂、鞭打学生是家常便饭。教学方式有如填鸭，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注重形式主义。教材内容陈腐过时，绝对不允许加进一点新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家因循守旧的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他上头几堂语文课就很新颖，对学生的人格非常之尊重。学生们大开眼界，一个个惊异不已。他的课堂上，死背硬记的现象没有了，学生可以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讲授的方法生动活泼，引导学生阅读、鉴赏、分析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有一个姓沃罗诺夫的学生回忆：
“他朗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时，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深刻。当时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孩子，特别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记得，童话诗《鲁斯捷姆和佐拉布》，使我们感动得哭了。当然，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很有感情。”
这个沃罗诺夫，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熏陶感染，50年代成了恩师的秘书，并为《现代人》杂志撰稿。
另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学生的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善于朗读，读得引人入胜：
“他进入人物的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变换声音和动作，仿佛在亲身经历作品所写的事件。他就是这样朗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品的”。对于这些大作家，那里的学生以前知之甚少。这所中学的课程教得很肤浅，学生对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了解得很差。他便不局限于课本，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撇开陈旧的教材，补充许多新内容和相关的知识。
特别是历史知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崇高的信念和社会实践知识。他在讲授进步文学作品时，有意联系到残酷的农奴制、不公正的法庭、落后的教育制度等等。公开谈论这些，当时都是犯禁的，可是学生从中了解了许多新东西。
他还注意开发第二课堂。有时邀请高年级学生到自己家里，把藏书借给他们阅读。和他们一道读文学谈历史。偶尔邀请科斯托马罗夫来辅导，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另一种方式是组织小型座谈会，让学生讨论上次作文的优缺点，吸引每个学生发表看法各抒己见。他通过这些办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阅读的能力，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非常喜爱这位语文教师，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上课。只要他登上讲台，整个教室雅雀无声。连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竖起耳朵注意听，生怕漏掉一句话。
每天课后放学回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大群学生。他同这些孩子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打听他们的住址，和他们开玩笑，同到家门口的孩子握手告别。到了夏天，傍晚时分车尔尼雪夫斯基总要出去散散步。他看到学生在院子里嬉戏时，也走进院子同学生一块儿玩。他兴致勃勃，尽量游玩。太累了便坐到树墩或木板上，同孩子们随便聊天……
然而，这种对旧教育制度的离经叛道，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憎恨和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校长梅耶尔。
这个梅耶尔迂腐而专横，对顶头上司百依百顺。对教员和学生则粗野暴躁，动辄发火。只准许教师按照上司规定的框框讲课，容不得半点新思想新方法。经常可以听到他大声训斥学生：
“如果明天你还不理发，我就叫人敲着锣当众把你的头发剪光！你这个小流氓！可恶的进步分子！”
他平时抖起做官的架子，决不会在俱乐部同官衔在五品以下的人打牌。这种类型是沙皇尼古拉时期学校管理人员的代表人物。当时学生中流行着一首讽刺打油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领章制服身上穿，
老师脸色多难看；
校长大人管得宽，
简直叫人心厌烦！
这样的校长，不可能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生磨擦。
当梅耶尔发现这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的作品时，就开始暗中监视他的活动。上语文课时，经常偷偷摸摸站在教室门外，从门缝窥视里面的动静。有时干脆直接闯进课堂，无礼打断教学。某次，当着学生的面对督学说：
“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这样随便？他在记分册上竟用铅笔打分。请吩咐学生把墨水给他送去。”
当学生送去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这样做学生的知识并不会增长……”
有一回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讲到精彩处，梅耶尔突然闯进教室，打断了教学：
“别讲了，请向学生提问功课。”
车尔尼雪夫斯基答得不卑不亢：
“我还没有讲解完。请允许我先解释完，然后才按您的要求向学生发问。”
梅耶尔转过身，一言不发便走出教室……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