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文学艺术家卷——车尔尼雪夫斯基

罗永年  郭锷权   编著

第六章  毕业求职费心思



 






  1. 毕业回家乡


  在返回家乡探望父母的途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意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周。

  他特意去拜访克利延托夫一家。1846年他和母亲去彼得堡,路过这里时曾在克利延托夫家呆过。

  当时在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陪同下,他们曾参拜了特罗伊茨基大寺院。这次活动给他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现在他才知道,那之后不久,克利延托夫家遭到了不幸: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的三个姐妹都先后去世了。其中的安东宁娜在姐妹中最有诗才,她写的

  《我那椴树生长的地方……》这首诗,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当他在彼得堡罗要塞的囚室里写《小说中的小说》时,又想起了这首诗。在小说中他有意摘引几句,并回忆起这个生前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得不到欢乐和爱情便死去的年轻女子。

  这时他无意中得知,原来亚历山德娜年轻时,和赫尔岑未来的妻子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交情甚深。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亚历山德娜的桌子上,看到有一本小说《谁之罪?》,这是作者赫尔岑的妻子赠送她的。

  “您认识书的作者?”她问车尔尼雪夫斯基。

  “怎么能不认识。在俄国人当中,他最受我尊敬,我最愿意为他效力……”

  亚历山德娜拿出这位女友写的信给他看,信中还有赫尔岑的附笔。她说:

  “我想让您看到,她是配得上他的。”

  “别那么想,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他回答道,“只要知道她是您的朋友,就可以对此深信不疑……”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亚历山德娜的友好和怜悯之情,再次油然而生。

  在彼得堡读大学时,经常回想起她。他曾经打算以她作原形,写一部文学作品,争取发表在《祖国纪事》。这次回到萨拉托夫后果然动手写了,书名就叫做《脱手的女儿》。这个书名取之于生活,它是对受父母之命而出嫁的俄罗斯女子屈辱地位的生动写照。

  “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很早以前,和洛博多夫斯基谈话中首次听到这个比喻。它就像一滴水,却反映出社会的本质问题。女子地位之低贱,几乎与减价脱手的处理商品相似。

  很可惜,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中篇小说,未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而且手稿已经失落,世人永远无缘读到他的精彩描写。不过小说的主旨和构思,当是和小说《理论与实践》、与长篇小说《怎么办?》是一脉相承的。

  米哈伊洛夫的随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成书于60年代。目前他们两人都还处于准备阶段,为走上文坛在作初步尝试。早在大学生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想在《理论与实践》里,刻画一个胸怀理想而又言行一致的“新人”。

  还是言归正传。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亚历山德娜,比起洛博多夫斯基的妻子娜杰日达来,要成熟得多。他和她谈论赫尔岑、俄国文学、新哲学,谈论天意的不可信……她都善解人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扪心自问也感到奇怪,对她的这份热情,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呢?

  主要是她那不幸的遭遇。这正是他想在小说《脱手的女儿》里表现的东西……也不知是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还是他自己的想法:

  “你不应该爱别人,你立过海誓山盟,许配给了死者……我也许情愿同她结婚,只要能使她摆脱不幸的处境。”

  临到同她告别时,他说:

  “当然,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向您用事实证实我说的话,不过您随时都可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我愿意为您做一切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像对您这样的好感。”

  这已是求爱的语言了……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返回彼得堡途中,又和她见了几次面、双双好几个小时漫步于林荫小道间,并且说他将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献给她;但是命运始终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回到了萨拉托夫的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尽量避免和父亲谈那些“微妙”的事情,但也用不着说谎话耍滑头。好在父亲一向很有分寸,对儿子的事既不详细打听,也不去触及敏感的问题。看来老人家不可能弄明白,儿子在信念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不过一出家门,在熟人和中学同学之间,车尔尼雪夫斯基便比较随便和直率。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谈自己藏在心里的想法。

  有一天,遇见了一位年长的老熟人。此人思想保守,他第一眼就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了很大变化:原先有点驼背,现在腰杆子挺直了;目光炯炯有神,双手好动;有点剽悍豪放的气派。他们相互握了握手,吻了吻,然后坐了下来闲谈。

  年轻人环视了一下主人简朴的住处,像是在寻找什么。终于指着房间里摆着的那尊圣像,找到了话题:

  “伊万·乌斯季诺维奇,怎么,您还像以往那样生活?”

  “还像以往那样。”

  “还为沙皇陛下祈祷?”

  “是的,为他祈祷。”

  “还给神像上烛?”

  “是的,还上烛。”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开导对方:

  “不要再按古老的传说生活了,科学很快就要把宗教偏见从人们的头脑中驱走。人们将只承认经过实践验证的东西为真理。”

  这个熟人听完这番话,大不以为然:

  “请您说一说,难道圣彼得堡大学给您的就是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有什么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在那里,人家是捧着老皇历讲课的。坦率对您说,当今还没有真正的光明,只有一点小火星。我们把这些小火星收集到一起,使它照亮普天下。不过,请不要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家父……”另外,他还会见这时住在萨拉托夫的十二月党人别利亚耶夫。他在西伯利亚服满苦役后又在高加索服兵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了大名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不论交情如何,都纷纷撰写与他有关的回忆录公开发表。这些普通的谈话,都变成了好文章。

  在家乡住了一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动身返回彼得堡。这次他不是一个人单独上路,同行的还有表弟佩平。佩平在喀山大学读了一年,现在决定转学到彼得堡大学。路过喀山城时,佩平要去学校领取转学证明书。

  他们乘的是普通四轮大车。母亲不顾儿子的反对,硬给车上装了大量甜食、核桃、罐头果酱。她满怀惆怅地为儿子送行,和儿子并肩坐在大车上,说道:

  “要是能和你一道去莫斯科多好哇。不过不要紧,我心里挺好,挺平静……”

  ……母亲是多么忧伤,多么可怜,一股惜别之情不禁涌上心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终于含泪分别了。我们已走出两俄里……还一直往后望着亲人。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意识到,把亲人孤零零地留在萨拉托夫,让她担忧受怕,我是多么冷酷,多么可恶!我后悔了,恨不得马上往回走……我想啊,想啊,足足想了两站路,脑子里终于冒出了一个主意:到喀山城活动活动,让上面分派我到萨拉托夫中学教书。这样一想,我心里总算平静了,仿佛我已经获得了这个职位。”

  路过下诺夫哥罗德城,他们在米哈伊洛夫家稍事停留。米哈伊洛夫见到久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格外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彼得堡的那段生活,讲到他初到彼得堡时生活大手大脚。后来情况逐渐不妙:父亲去世后经济接济中断。他只好放弃大学学业,离开彼得堡,回下诺夫哥罗德住下来。这里有他的一位叔父,是盐务局的高级官员。有了叔父的提挈,年轻的诗人当了一名录事。两年后他被提拔为十四品文官,现在代理科长。不过米哈伊洛夫对文学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继续写作和翻译,他的作品偶尔出现在地方报纸和《莫斯科人》杂志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佩平,在下诺夫哥罗德呆了两天。米哈伊洛夫给他们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喜剧《大娘》,《值班》和小说《亚当·阿达梅奇》的头一章。这部小说后来发表了,很快使他成了名。两年后他便离开了盐务局,东山再起重赴彼得堡,专心致力于文学和革命活动。

  两兄弟是乘坐一辆不大的四轮马车到达莫斯科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忙着购买到彼得堡的公共马车的“敞座”票。这种座位每车只有两个,在车的前面和驭者并排而坐。因为是不带篷的,价钱最便宜。一路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向佩平介绍彼得堡大学,介绍自己的友人,还背诵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克拉列德沃尔手稿的片段。他边朗诵,边翻译,边解释。这样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于8月11日终于到达首都,暂时在捷尔辛斯基家住了下来。


  2. 求职奔波忙


  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二天就去会见韦津斯基,托他帮忙在军事院校找一个教员差事。

  除了有人引荐,还必需接受考核。首先要准备两个课题在教师和督学委员会成员面前试讲。给的两个题目是:语法方面——《组句的方式》;语文学方面——《语文学理论是否有助于提高写作技巧,其作用如何?》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真准备讲稿,引用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他力图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语文学的理论来写这篇论文。讲稿没有保存下来,但从1850年底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所言,讲稿的基础就是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1850年9月15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军事院校发表了这篇演讲。那天晚上在座听讲的有20多位专家教授。他本来准备对陈腐的艺术理论,进行一番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由于大家公认他开头部分讲得很出色,所以不必讲完就得到认可。也就没有机会进一步展开阐述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展开尽情讲下去,未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好评。

  就这样,他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住一间屋子,自然就发现他表兄的种种活动。表兄还在阅读从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传递的那些书刊,现在当然更为谨慎。佩平没有仔细去读,因为他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这些书刊是被当局严格禁止的。在彼得堡人们冒着风险,仍然传阅这类外国的社会主义书刊。有一个名叫卢里的书商,专门做禁书买卖。他手下有一批卖旧书刊的货郎,背着一个大麻布口袋,找着熟悉的禁书爱好者的住处兜售。他们走进屋里,解开袋子倒出货物:全是些禁书。其中大部分是法文的,也有德文的……后来旧书商被警察发现,通通撵出了彼得堡。书商被赶走,并没能停止禁书的买卖和传播。

  9月的某一天,当他到学校图书馆还书时,学监看到他就说:

  “你住在什么地方?请你明天到督学办公室去一趟。”

  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道,督学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申请萨拉托夫中学的一个职位吗?办公室收到复函,说有一个空额。”

  这个消息没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高兴。在萨拉托夫时,舍不得和家人分别;来到彼得堡住惯了以后,又不愿意离开它。何况他已经在武备学校有了工作,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彼得堡。离开了它就谈不上地位的晋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

  他不想离开彼得堡,便故意找些借口推延。对督学说,他缺少到萨拉托夫的路费。而且提出,若派到萨拉托夫中学任教,还应破例免除再次考核这一道手续。他满以为督学不会同意他的条件。

  出乎他的预料,提出的条件被督学完全接受了。

  1851年1月,督学下达文件,任命他为萨拉托夫中学的语文教师。

  退路和借口都没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收拾行囊再回萨拉托夫。很顺利找到了两位同车的旅伴,都是到辛比尔斯克(后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的。一位米纳耶夫,到辛比尔斯克赴任供职;另一位是教师冈察洛夫,就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的兄弟。

  3月12日,他们一道乘冈察洛夫的马车,向萨拉托夫方向进发。米纳耶夫他已相当熟悉,最近几个月他们常在韦津斯基家见面。米纳耶夫经常参加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他虽然不很熟悉社会政治理论,却同情传播革命思想的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他当时也受到审讯。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眼看到,米纳耶夫在韦津斯基家里的一大群人中,大讲“沙皇的粗暴残忍”。并宣称“最好能有一个敢于牺牲自己的勇士去收拾他”。他这番话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之后讲的。就凭这个,他也够得上勇士了。

  米纳耶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龄将近大一倍、但对这位青年人相当敬重。他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曾借阅过一本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对于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赫尔岑的思想就像一颗闪烁的巨星。

  现在他们成了旅伴,一路上都在谈论共产主义,西欧的风潮以及革命和宗教问题。共同的旅途生活快结束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传播了许多革命道理。

  这次行程途经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要赶路,春天到了,冰冻开始消融道路很快就要变得泥泞难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得悉她惟一的一个妹妹出嫁了,亚历山德娜更是孤孤单单只有形影相吊了。告别时他邀请她到萨拉托夫,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会去。

  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米哈伊洛夫不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等待他,一个半钟头以后,冈察洛夫的马车便向喀山城出发了。

  马车夫对乘客说,这样的季节乘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行驶在伏尔加河的支流上,小河水温较高,冰已开始解冻。乘客听后有点慌,让马车夫放慢速度。

  傍晚时分到达喀山城,乘客想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好明天一早赶路。但是人家不让马车过河,要他们在驿站过夜,等明晨河面冻得坚实点再走。

  第二天清晨,风吹云散,路也干了,水洼上面结了一层薄冰。马车尽量绕过冰窟窿和裂缝,一步一步缓慢向前移动,费了好大劲终于到达对岸的马车店。

  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这段路最难走,足足花了两天两夜。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过了辛比尔斯克,到萨拉托夫这段路他只好一个人独走,不会再有同伴。但米纳耶夫决定到萨拉托夫处理一件私事,就可以同行到终点了。

  辛比尔斯克的邮政局长,建议他们在城里小住几天。等道路情况好转,过河就容易一些。他们照着办了,与其被困在野外,倒真不如在城里多留几天。

  经过多日的跋涉,马车终于在4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了萨拉托夫城。

  回到家乡,他没有立刻到学校去上课,因为学校的假期尚未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顶楼上。透过窗户能看到宽阔的伏尔加河、葱绿的江心小岛、对岸的波克罗夫镇、还可以隐约看到岬上的乌韦克村……

  刚回来的头几天,他忙于熟悉环境,和旧日友人见面,看望老同学,拜访未来的同事。他并不打算在萨拉托夫扎根,对家人对朋友和学生,都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萨拉托夫中学仅仅是一种过渡,只会是短期的;他真正的希望不在这里,而在彼得堡。

  回来大约两个月,他在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就写道:

  “您觉得下诺夫哥罗德城太偏僻,我在此地的这种感觉更甚。我希望能更快地结束自己的事,而一旦把事情结束,我便可以溜回彼得堡。”

  离开彼得堡的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向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许下诺言。到萨拉托夫以后,他不放弃编年史词典的工作。编完词典,他还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后将献身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则介绍他认识一位基辅大学的副教授。此人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人,写了许多论述俄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因在基辅参加了基里尔——梅福季协会,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组织,于1847年3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一年,尔后,被放逐到萨拉托夫城,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回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去拜访这位被流放的副教授。

  科斯托马罗夫年龄比他大得多,已将近34岁。他的母亲原是农奴,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省公署里挂名当翻译,实际上根本无东西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到他们家去,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有时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平心静气探讨学术问题。空闲了或下棋,或一起漫游郊外。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相见,几乎无话不谈。当然把基里尔——梅福季协会的详细情况都讲了。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热爱历史科学,丢不开自己的专业。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当局能允许他离开这里到省城去居住。最好是允许他回原来的部门工作,哪怕不当教授,做做图书馆员或杂志编辑之类的工作也行。他试图写作,但成果得不到发表。他写过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解放战争史专著,但书刊检查机关把它删削得不成样子。他不想糟蹋自己的著作,把它扔进了写字台。这部历史专著,对17世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状况、及其同俄罗斯的合并,作了崭新的阐述。从此他长时间不想再写东西……

  科斯托马罗夫对年轻的中学教师的印象,在其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命运促成我和他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的信念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我们的交往从萨拉托夫开始,持续到彼得堡,直至大学生游行示威引起的事件之后我们才彻底分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华超群,富有吸引力,为人质朴、谦虚、厚道,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是的,他们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就有明显分歧,这导致他们日后关系破裂;但认识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非常高兴。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多次称赞科斯托马罗夫的历史著作。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所翻译的韦伯《世界史》第十一卷的附录中,引用了科斯托马罗夫著作里的论述。并加了个注释:“德国学者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是俄国当代最卓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准备钻研俄国历史的青年人,细心地研究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

  不过,他也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政治观点上的局限性。只要一涉及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问题,涉及宗教的作用以及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两人就争论不休。


  3. 中学当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登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在进入中学执教前,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教学经验。他曾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官沃罗宁家当过家庭教师。离开彼得堡之前,他又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大约三个月的书。所以到萨拉托夫中学教语文,并不完全是一名新手。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这所中学的学生颇有教养、尊敬师长、文明有礼。这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至于对老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考虑到他们总还是在大学里混过的人,那就既可悲,又可笑了。他们除了学生的练习本,对什么都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许其中有一位多少有点文化修养,而其余的几乎全都处在童稚状态,就像还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一样。”

  他引用的“智慧树”,是圣经上的一则典故。圣经里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树,凡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是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神命,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心明眼亮了,能辨善恶了。为此就触怒了耶和华先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风,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和帝俄时代许多学校一样,奉行专制主义治校,体罚制度盛行。校长和教员辱骂、鞭打学生是家常便饭。教学方式有如填鸭,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注重形式主义。教材内容陈腐过时,绝对不允许加进一点新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家因循守旧的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他上头几堂语文课就很新颖,对学生的人格非常之尊重。学生们大开眼界,一个个惊异不已。他的课堂上,死背硬记的现象没有了,学生可以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讲授的方法生动活泼,引导学生阅读、鉴赏、分析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有一个姓沃罗诺夫的学生回忆:

  “他朗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时,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深刻。当时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孩子,特别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记得,童话诗《鲁斯捷姆和佐拉布》,使我们感动得哭了。当然,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很有感情。”

  这个沃罗诺夫,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熏陶感染,50年代成了恩师的秘书,并为《现代人》杂志撰稿。

  另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学生的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善于朗读,读得引人入胜:

  “他进入人物的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变换声音和动作,仿佛在亲身经历作品所写的事件。他就是这样朗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品的”。对于这些大作家,那里的学生以前知之甚少。这所中学的课程教得很肤浅,学生对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了解得很差。他便不局限于课本,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撇开陈旧的教材,补充许多新内容和相关的知识。

  特别是历史知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崇高的信念和社会实践知识。他在讲授进步文学作品时,有意联系到残酷的农奴制、不公正的法庭、落后的教育制度等等。公开谈论这些,当时都是犯禁的,可是学生从中了解了许多新东西。

  他还注意开发第二课堂。有时邀请高年级学生到自己家里,把藏书借给他们阅读。和他们一道读文学谈历史。偶尔邀请科斯托马罗夫来辅导,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另一种方式是组织小型座谈会,让学生讨论上次作文的优缺点,吸引每个学生发表看法各抒己见。他通过这些办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阅读的能力,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非常喜爱这位语文教师,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上课。只要他登上讲台,整个教室雅雀无声。连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竖起耳朵注意听,生怕漏掉一句话。

  每天课后放学回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大群学生。他同这些孩子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打听他们的住址,和他们开玩笑,同到家门口的孩子握手告别。到了夏天,傍晚时分车尔尼雪夫斯基总要出去散散步。他看到学生在院子里嬉戏时,也走进院子同学生一块儿玩。他兴致勃勃,尽量游玩。太累了便坐到树墩或木板上,同孩子们随便聊天……

  然而,这种对旧教育制度的离经叛道,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憎恨和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校长梅耶尔。

  这个梅耶尔迂腐而专横,对顶头上司百依百顺。对教员和学生则粗野暴躁,动辄发火。只准许教师按照上司规定的框框讲课,容不得半点新思想新方法。经常可以听到他大声训斥学生:

  “如果明天你还不理发,我就叫人敲着锣当众把你的头发剪光!你这个小流氓!可恶的进步分子!”

  他平时抖起做官的架子,决不会在俱乐部同官衔在五品以下的人打牌。这种类型是沙皇尼古拉时期学校管理人员的代表人物。当时学生中流行着一首讽刺打油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领章制服身上穿,

  老师脸色多难看;

  校长大人管得宽,

  简直叫人心厌烦!

  这样的校长,不可能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生磨擦。

  当梅耶尔发现这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的作品时,就开始暗中监视他的活动。上语文课时,经常偷偷摸摸站在教室门外,从门缝窥视里面的动静。有时干脆直接闯进课堂,无礼打断教学。某次,当着学生的面对督学说:

  “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这样随便?他在记分册上竟用铅笔打分。请吩咐学生把墨水给他送去。”

  当学生送去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这样做学生的知识并不会增长……”

  有一回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讲到精彩处,梅耶尔突然闯进教室,打断了教学:

  “别讲了,请向学生提问功课。”

  车尔尼雪夫斯基答得不卑不亢:

  “我还没有讲解完。请允许我先解释完,然后才按您的要求向学生发问。”

  梅耶尔转过身,一言不发便走出教室……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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