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如一道照彻苍穹的闪电，一阵振聋发聩的惊雷。这激昂的呼喊，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英国，也传遍了风雨飘摇、支离破碎的法兰西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1940年6月18日，巴黎沦落于德国法西斯履带下的第五天，贝当投降政府上台的第二天，一个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的决定伟大的法兰西命运的日子。这天下午6时，戴高乐，一个被一些人认为只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一个默默无闻的战士，在他年届半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被他的时代、他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高举起抵抗的火炬，开始了他慷慨悲壮的为民族夺取自由和独立的搏击生涯。
于是，世界历史上站起了一个巨人的身影。
可惜，在他那个时代，他所得到的太多的是嫉恨，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真正看清了他作为一个未来巨人的潜在的素质，或者不如说只有他自己，才真正预感到了他为法兰西应尽的责任。因为他本就是为拯救法兰西而准备的人，按丘吉尔的话说是“应运而生的人”。当他预感到灾难时，他曾多次向他的同胞发出了警告，然而这些警告都被淹没在一片嘲笑声里。大难临头之际，他在一片绝望的哭叫中振臂而起，却被可耻的投降政府缺席判处死刑！
但不久，人们就感受到了他的分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分量就像高利贷息金一样，愈积愈重，以至到他逝世20周年 （也是他的“六一八” 讲话发表50周年和诞辰100周年）的1990年，他的祖国从官方到民间，到处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把这一年称做“戴高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他诞生的11月份举办“戴高乐在他的世纪”国际日活动，以表达世界人民对这位巨人的怀念。
因为历史这样告诉人们：由于“六一八”他那反法西斯的著名战役，使古老的法兰西挣脱了战败国的耻辱而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由于他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阿尔及利亚”，使那些要求独立的民族“圆满地完成了非殖民化进程”。更由于他的“戴高乐主义”以及提出的“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的响亮口号，为整个西欧摆脱美国的“小伙伴”地位转而与之抗衡奠定了精神基础。还有更重要的，是他那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品性，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拒绝一切个人虚荣、义无反顾、俭朴无私的作风和忠于爱情、热爱家庭、怜爱孩子的情操，完成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人格塑造。
而他，这位法国的拯救者和伟大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也就得以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什么人面前，都可以像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样，骄傲地大声说：
“我是戴高乐将军！”
1. “法国是我的！”
就像一座火山的爆发必然有一个能量蓄积的过程一样，一位伟人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之前，也必有一个漫长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准备过程。
夏尔·戴高乐当然也必有这样一个过程。
1890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一个市民和下层贵族之家。为纪念他英年早逝的大伯，其父亨利·戴高乐给自己心爱的二儿子取了他大伯父的名字，叫夏尔·戴高乐。
小夏尔·戴高乐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观念的熏陶。在他最亲的长辈中，祖父朱利安—菲列普·戴高乐是个史学家，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祖母若泽菲娜—安娜—马丽·马约则是一位更为杰出的文学家。在当时的法国上层社会，女子涉猎文艺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但也仅只限于“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思想活跃的若泽菲娜却担任了《家庭通讯》刊物的编辑，还写了十多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 《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 仍有读者。此外，在她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关于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和一部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她的孙子一生的志趣和成 就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小夏尔毕生敬佩夏多勃里昂，而奥康内尔传记的主题则与戴高乐将军的毕生活动并行不悖。若泽菲娜在后一本传记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后来戴高乐曾多次借鉴。
小夏尔的父亲亨利1870年22岁的时候，法国正面临着普法战争的失败。
年轻的亨利毅然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并获得了一枚被他的二儿子视若珍宝的勋章。恢复和平以后，由于生活所迫，亨利不得不任教谋生。这是一位知识渊博并有坚定的道德信仰的人。他没有古怪的嗜好，他爱上帝、爱国王、爱祖国、爱青年，坚定地把上帝和国王的思想灌输给青年一代。他神情严肃（小夏尔简直就是他的翻版！），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常常创作希腊哀 歌。在政治观点上，他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星期四下午，他常带着妻子和五个儿女去拿破仑墓或凯旋门前静默志哀；星期天则常带他们去当年他曾在此战斗并且负过伤的凡尔赛或斯坦战场。戴高乐将军在《战争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形成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就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的光荣和牺牲的追忆，通过罗斯丹·特泰依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
而小夏尔的大伯父，那位他直接继承了其名字的夏尔·戴高乐，则对小夏尔的影响更加奇妙。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在每一个遭到侵袭的军营里，
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
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
这几句小诗，就很明确地预示了或者不如说是促成了他侄子于50年后以准将军衔向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六一八”反侵略号召。
戴高乐诞生的时候，法国正是路易—拿破仑亲王进行波拿巴主义实验的时候。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竭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多次参与欧洲争霸战争。他吞并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远征墨西哥，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并把侵略魔爪伸进了越南和柬埔寨。1870年7月19日，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由于人民不支持，法军连吃败仗。8月中旬，法军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被围困在北部要塞梅斯，一部分由路易·波拿巴自己率领，被包围在色当要塞。9月1日色当大战，他可耻地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10月27日，由巴赞元帅率领的17万大军也在梅斯向普军投降。
第二帝国失败了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热衷于搞政变。
丑闻也层出不穷，格雷维总统的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一直在进行勋章和奖章交易且大发其财，事情败露后总统和他的政府在慌乱之中抛弃了他的追随者逃跑了。在布朗热危机达到高潮的同时，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董事长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有贪污罪。此案揭露出党魁政客、政府官员、议员、报刊编辑广泛受贿，但在政府的庇护下，法院竟宣判受贿人“无罪释放”！
除此以外，困扰法兰西民族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政局的不稳定。在法国议会中，从来没有一个持久稳定的资产阶级大政党，而是党派众多，山头林立，具有“多党政治”之称。各党派为一己之私，很容易联合，更容易散伙。党派之间的不断争斗，引起内阁频频更迭。1873—1890年这18年间，先后更换了30多届内阁（从1875—1940年这短短的65年间，第三共和国共更换了102届内阁政府；而1946—1958年这12年间，第四共和国也更换了24届内阁。这成了法国多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仅六个多月！
这样的社会现实，理所当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保皇派和居心叵测的政客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居然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犹太军官德雷菲斯向德国人出卖情报案件”，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恶浪。虽然后来查明德雷菲斯是清白无辜的，但政府就是不愿意重新审理此案。
夏尔·戴高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严格的亨利着力向儿子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堕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
尤其是那桩丑恶无比的对年轻犹太军官的陷害事件，严重损害了法国军队的荣誉和威信，致使不少军官辞职，年轻人报考圣西尔士官学校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大半！
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夏尔·戴高乐的年纪还实在太小，但小时候的记忆也足以使他在成人后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的父辈意味着什么。国耻和荣誉、爱国和祸国、宗教和信念，都是当时整个法国、更是戴高乐家人餐桌上交替谈论的话题。在这样的家庭道德氛围中，小夏尔·戴高乐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再塑军队形象的宏愿，也像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成型。
这个家庭传统的文学氛围，也对小夏尔人格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他被这出爱国主义的戏剧迷住了，一回到家就一本正经地宣布他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兵。后来，他把这位爱国诗人的作品《西哈诺》全部背了下来。爱国诗人佩居伊也是夏尔·戴高乐终生崇拜的对象，他诗中的女主人公圣女贞德的爱国主义形象，和他的“法国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效劳”的观点，影响了这位未来 的法国总统的一生。此外，他对荣获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作品也十分喜爱。当时的柏格森被称为自由思想的代表，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的那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成了这位年轻的胸怀大志者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柏格森的理论为动力。这一切，使年少的夏尔·戴高乐形成了他“对法国的一定之见”，这就是——为了祖国的振兴和富强，每一个公民都应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只有参军当兵才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
当然，10多岁的孩子“当兵”只能是游戏，但他的游戏也体现了他幼小的心灵所感悟到的责任心。一天，他的小弟弟皮埃尔嚎陶大哭地跑回家来，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
“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 令……”
“哪个司令官？”
“就是夏尔！”弟弟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夏尔把我痛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也是玩打仗，哥哥格札维埃因为一直装扮反面的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但夏尔坚决不答应，他生气地连连顿足，高声叫喊道：
“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他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他激动时不假思索喊出来的这句话，竟谶语般地预示了他一生的追求。
2. “大元帅”
1909年8月，圣西尔军校的一纸通知，实现了夏尔·戴高乐儿时的夙愿。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便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自觉地加紧了对于一个巨人的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按照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戴高乐的这一年是在驻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九连度过的。他不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而是一头扎进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里，埋头苦读那些僧侣们精心收藏的丰富的图书。他这种鹤立鸡群的行为当然引人注目。过不久，与他同时进连队当兵的同学有的被提升为上士，也有的被提升为中士。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提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下级军官用玩笑的口吻挑明了戴高乐心底的志向，戴高乐根本不以为侮。正式进军校学习之后，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的名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为了磨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强迫自己把课文倒过来背诵。
他一向不善言谈，嗓门又尖又高，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他更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们做即席讲演。他从小就个子高大，14岁就如成人一般，进了军校，他不论站立或坐下，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加上他本性孤傲，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使人感到很难接近。为了融洽和同学们的关系，他又强迫自己多与同学接近。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圣西尔军校毕了业，获得了少尉军衔。按照学校的规定，毕业生可任选一个团供职。戴高乐选中了自己当了一年见习兵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
这一选择真可谓至关重要！
这时三十三步兵团的团长已经易人，新任团长是后来当了元帅和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总理的菲利普·贝当上校。有一天，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贝当上校的观点在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部算是很先进的，因为其时大多数人仍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当贝当上校讲到孔代王子的一次军事演习时，年轻气盛的少尉戴高乐竟毫无顾忌地立即打断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拯救了阿拉斯。听了他的插话，在场的下级军官们都大惊失色，但被冒犯的团长却立即对这个高大的年轻下级军官产生了兴趣。贝当亲密地挽起了戴高乐的胳膊，离开了军官队伍，边散步边热烈地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这是戴高乐首次得到贝当的青睐。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一个高级将领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徒之间的情谊。这位高级将领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各种方式为他的年轻门徒攀上世界级巨人的峰巅做了铺垫，虽然有时并不是自觉的、情愿的。
1913年的法国国庆日，贝当上校骑马检阅他的部队。当他检阅到戴高乐少尉负责指挥的队列时，发现戴高乐已经把队伍解散了！这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上校团长勃然大怒，下令禁闭戴高乐。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代人受过，但军令既出，也只得乖乖地坐进禁闭室，眼巴巴地看着第二天星期日不能像往常那样到巴黎去度假了。不料贝当上校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一切处分。戴高乐欣喜若狂，一口气跑到火车站，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当他气喘吁吁地走进一间包厢时，却发现那里已坐了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就赶不上车了吧？”上校略带调侃地发问。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少尉不动声色地答道。
“可是那时你还关着哩！”
“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巨大的磨难，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有一天能为她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满怀激情，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打得英勇顽强，并三次负伤。其中最重的是第三次。那是 1916年初，戴高乐上尉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激烈的凡尔登前线。3月2日，德军重炮猛轰法军阵地。突然间，有人高喊：“援军来了。”
戴高乐大受鼓舞，转过身去，发现了一群血迹斑斑的戴着法军钢盔的士兵。
他定睛一看，马上看出只是一些穿戴法军盔甲的德国人！他立即命令全连上刺刀冲锋。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万分悲痛地写信给他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贝当将军痛苦之至，“追授”这位年轻而英勇的门徒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写明了如下理由：
指挥该连的戴高乐上尉素以其在德智训练方面的优异成绩著称。是日，其所在营遭敌猛烈炮击，伤亡惨重，同时敌人又从四面向其连队逼近。该员率部勇猛出击，与敌展开激烈肉搏，这是不违背其军人荣誉感的惟一选择。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
若他真的就此“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与他肉搏的德国士兵救了他，并使他捱受了二年八个月凄惨的战俘生涯。但即使成了囚犯，他也从没逃避过自己的责任。起初他被关在弗里德贝格的战俘临时收容所，一恢复健康，他就开始挖地道，并且通过地道逃到了荒郊。由于他个子高大，躲不住，被逮住了。不久后的第二次越狱也功败垂成，因为他偷来的德军制服短得几乎连手肘和膝盖都遮不住。第三次逃跑也未成功，反而被转押到了因戈尔施塔特的惩罚营。
对于戴高乐，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反而成了他攀上峰巅的一条捷径。在那里他结识了大批越狱未遂的优秀人物，这些人在他未来的奋斗中都发挥了各自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如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从舆论上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著作出版商；卡特鲁少校，1940年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是最早响应戴高乐“六一八”号召的高级官员。
坐牢的绝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学习。他以德文报纸当材料，精通了德语。
他又自告奋勇给难友们讲授战略学。从实战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坦克的出现在未来战争中的意义，他在讲课中高度赞扬了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这为他以后所极力主张的建立装甲部队的观点构筑了原型）。
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础。他渴望学习，增长见识，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他决意使自己的言行一贯正确，并且极力维护，即使冲撞了惩罚营的长官被罚坐禁闭也在所不惜。于是难友们给他一个新绰号：“大元帅”。这个绰号和他在阿拉斯时连长对他的评价不谋而合。1927年法军总司令部的步兵总监马泰将军把他提升为少校，委派他去指挥第十九轻步兵营时也说：“我给他们派去的那个人是法国军队未来的大元帅。”而且事隔多年之后，温斯顿·丘吉尔也这样称呼他。看来他确实是天生当大元帅的料，虽然他的最高军衔至死也只是个将军级别中的最低一级——准将。
但他这时对这个绰号已几乎当之无愧。他的难友雷米·鲁尔这样写道：
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法国人的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3. “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使夏尔·戴高乐重获自由。这以后，他在波兰军事学院应聘为战术学教官，不久又回到他的母校——圣西尔士官学校教书。这时的戴高乐已经31岁，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并没有什么显著成就。而在他这样的年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半个古代世界，拿破仑已经当了多年将军，大革命时期的奥什也已经有了四年大元帅的历史。命运对他是有点刻薄了。所以这段时间，他表现得郁郁寡欢，粗暴无礼，自以为是，决不服输，毫不认错。然而，在他的意识深处，他却时刻感到时运正在向他招手——天生我才必有用！此生决不会虚度。自己惟一要做的事，就是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从各方面做好迎接这一天到来的准备。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1922年11月，他考入了法国军事学院。
但一入学，他那刚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与院长穆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的，形式主义的。他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可是刚烈如火、嫉恶如仇的戴高乐却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穆瓦朗上校自以为是吸取了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代价惨重；但戴高乐却深信：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而不是单一的防御战。结业时，他考完笔试还将通过战术实地考核。他立意要借这次考核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考核的结果，当然是他如愿以偿，穆瓦朗则败得很难堪。更使院长下不了台的是，他竟拒绝回答上校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是让战术演习中的下属夏托伊厄去回答。穆瓦朗上校怒不可遏，大声斥责道：
“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的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说完，他又命令下属道：“夏托伊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这次事件使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他的结业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军事学院学生的毕业评分是按“优秀”“良好”“尚好”三个等级来评定的，并且也是按这三个等级分配的。评委们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但是，他为人自命不凡，难以共事，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多数评委坚决表示最高只能给他评为“尚好”。贝当元帅闻讯大发雷霆，并且出面施加压力，副院长迪菲厄将军又反复做工作，总算给戴高乐评了个“良好”，但学院最后还是给他写了这么个评语：
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
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这些评委们绝对没想到，这个评语竟埋下了三年后全体受辱的祸根。因为这个评语，使戴高乐这位潜在的巨人分配不到理想的职位而动摇了当军官的信念，也因此引发了老贝当的夙怨。早在1900年，国家射击学校任教官，贝当因为鼓吹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被提升为教授的过程中曾冒犯了当时的正统战术家们。那帮人迷信上刺刀冲锋，认为它优越无比；而贝当却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火力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还认为，德国人的火力会大大压倒法国人。他遭到了嘲笑。但在大战的头两年中他终于看到了战争的发展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回忆起从前，现在又看到了那帮军事教官一窍不通的新例证，便决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如今，贝当已经是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法国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了。1925年10月，他下令调戴高乐上尉进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顾问团工作，并让他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戴高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贝当很满意。这时，军事学院院长已换成了与戴高乐观点相近的埃兰将军。贝当对他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然后，他干脆下命令了：“埃兰，你在学校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给他的评定简直太荒唐了。讲座由我来主持，我要把那几位教授先生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讲座于1927年4月7日开始举行，一共三讲。第一讲开讲那天，教授们早早地聚集在圆形会堂附近的办公室里。贝当元帅在埃兰将军的陪同下抵达会场；戴高乐也来了，但独立一厢。教授们竞相后退给元帅让路，元帅却让戴高乐先行。这简直像演戏一样。圆形会场座无虚席。戴高乐全身戎装，他缓步登上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到桌上，又解下佩剑置于一侧，然后再从容地摘下了他那副随时戴着的白手套。
正当台下的教授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际，从不讲废话的贝当元帅站起来开门见山地宣布道：“诸位，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他将要阐明他的观点，请大家注意听。”
犹如一颗炸弹轰然爆炸。教授们目瞪口呆，一时谁都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上尉，在校对不过是个二等生，竟然“应邀”回母校讲学，的确是闻所未闻。更何况他的讲题竟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这简直是对教授们的蓄意侮辱，至少也是有失礼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使整个场面打上了权威的印记。教授们满怀愤慨，但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开小差溜出会场，一个个如坐针毡，也只能硬着头皮听这个小上尉教训：
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拨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戴高乐笔挺地站着，泰然自若，口若悬河。一些人为之倾倒，但更多的人则感到窝火。因为这段话听起来，既像为贝当元帅在1914年以前一直未能晋级鸣不平，更像是对三年前教授们给戴高乐的评语的直接回答。而且人们连还击的希望都没有！
但这样的羞辱还有再，还有三！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戴高乐上尉又演讲了他的第二讲、第三讲。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一些话，许多人都认为是指桑骂槐。他赞颂了诸如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这样一些人物。前者在塞瓦斯波托尔包围战中，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塞进口袋里，虽然违抗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他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位和元帅的权杖；后者于1914年置上级指令于不顾，反而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
第三讲的主题是“威望”，这是教授们最后一次受折磨。在这一讲里，他又一次提到领袖人物的品质。当时在场的人以为指的是贝当 （元帅自己可 能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他三次都饶有兴致地率领教授们坐在前排，并且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但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戴高乐是在夫子自道。他说：
“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从初生之时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 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接着，他讲出了他的一段名言。这段名言后来一字未改地被收进了他的专著《剑刃》一书：
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今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被教训的教授们都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一个个怒不可遏。他们多少是有点自做多情了。其实，戴高乐上尉不过是在通过这个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的讲台，向世人宣告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罢了。
4. 建立职业军
应当说，贝当元帅是看出了卓尔不群的戴高乐那潜在的巨大能量，并且愿意为他继续蓄积能量铺平道路的。在顾问团工作，已使戴高乐处于非常接近法国军事决策中心的有利地位。此后，戴高乐晋升为少校，担任了一段驻特里尔的第十九山地步兵营指挥官，并在东地中海地区任职两年，到 1932年，他奉调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那是根据贝当元帅的建议而设立 的机构）担任中校秘书，时间长达六年。
这六年是非常重要的六年，后来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1932年至1937年，我在14届政府中，通过从事计划工作参与了一系列有关本国防务的政治、技术和行政活动。特别是使我熟悉有关安全的计划以及安德烈·达迪欧和保罗—彭吉尔在日内瓦提出的对军务的限制；当杜梅内阁在元首（指希特勒——译注）上台后决定推行一条不同的路线时，为他们提供有关决策的基础；为国家的战时组织法案进行无休无止的工作，并探讨动员民政、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的措施。我所必须从事的工作，我所目睹的讨论，我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使我看到了我们的丰富资源，但也使我看到了国家的虚弱。
国家的虚弱在哪里呢？由于宪法体制上的弱点和议会的阴谋诡计，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的政府几乎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整个军事机器臃肿沉重，官僚主义盛行，几近过时；军事思想、训练方法和武器装备自1870年以来没有多少变化，自1918年以来则毫无变化；总参谋部迷信防御战略的力量以及工事的作用，甚至不惜把2000亿法郎的国防巨资耗费在后来的事实证明毫无用处的马奇诺防线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国际地位虽然有所上升，但经济状况却令人十分焦心。特别是从1924～1926年的两年时间里，法郎与英镑的比价从70∶1下跌到240∶1，一再使那些对之错寄希望的人感到沮丧。而法国的邻居和对手德国，自从希特勒上台，就毫不隐瞒他将撕毁凡尔赛条约大规模重整军备，准备为一战的惨败报仇雪耻的决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头几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加上大量的赔款负担，德国经济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凡尔赛条约不仅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而且还重新划分了它的疆界，使它丧失了 1/8的领土、 1/10的人口、65%的铁矿、45%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德国还必须交付1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特别是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德国的煤铁基地鲁尔以后，德国的经济陷入了瘫痪状态，工业生产水平降到战前的40%，工厂成批倒闭，全国 60%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这种状况对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十分不利，对美英统治阶级当然也十分不利。德国的统治阶级从战败的第一天起，就下了复仇的决心，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称霸世界。而英美统治阶级则必须利用德国充当与苏联抗衡的堡垒，以便缓和两方的紧张关系。此外，美国要利用德国来牵制英、法，英国则要保持欧洲的均势，利用德国去牵制它大陆上的宿敌法国。于是，美英两国决定联手扶持德国。
这种扶持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美国垄断财团的“道威斯计划”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计划除了向德国提供贷款之外，还容许大量的外国资本通过购置德国企业股票等方式流入德国。德国利用这些资本恢复了信贷制度和商品流通，恢复了生产，更新了工业设备，实现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而且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冶金和军事工业，重建和加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
此外，美英垄断资本还在技术、装备、燃料和原料方面支持德国。这就使德国经济从1925年起就以比英国快得多的速度发展，两年后就恢复了战前的水平。再过两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为它的重新军国主义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的振兴为政治上的非分要求提供了实力。1924年8月，德国政府正式向战胜国提出了下列要求：接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给予行政院常任理事席位；解除德国的战争责任；给德国殖民地委任统治权；修改凡尔赛条约有关军备条款等。其中第一条要求国际联盟真的于1926年9月给予兑现。
同时，不管国联同不同意，德国的军队早已在悄悄地、迅速地膨胀，它不顾条约的限制，变相地保存了总参谋部的班底，在各种“俱乐部”、“民间组织”的名义下为建立空军和扩充陆、海军做准备。它秘密地或公开地储存了大量有战争经验的军官，并非法组织和训练非正规的军队。到1930年，它的军队和半军事部队已达37.4万人。同时，它开始秘密地建造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到1929年底它已经拥有了十二个飞机制造厂，六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在研制坦克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还秘密地在西班牙等国制造潜艇和其他军舰，并积极从事军用化学、人造汽油方面的研究。
这些情况，使时刻关注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戴高乐预见到了法兰西面临的灾难。鉴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他还预见到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景：法兰西将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统治阶层的人们听不见或者干脆是不愿听见他的呼吁，他就想交结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迫人的外来危险。这样，每到星期一晚上，他就到一个叫迪梅尼尔的小酒家同朋友聚餐，以讨论如何唤起国民的国防意识。讨论的结果，是写一篇阐明观点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的《建立职业军》。
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建一支 10万人的职业化军队以便能迅速对事变进行反应的主张。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对这篇文章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文章除了使军界统治阶层大为恼火之外，在民众中影响微乎其微。有人警告戴高乐，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珍惜自己的前程，要么就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孤傲不屈的戴高乐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把唤醒法国民众的使命看得重于自己的军人前程。在他看来，现在十分明显的是，要打动那些控制着国家军事机器的顽固派，仅仅一篇文章实在是不够的，得写一本书，并进行一番个人的游说活动。于是，他又花了大量精力用于完善和充实他那篇文章的观点，终于在193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与那篇文章一样，叫《建立职业军》。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戴高乐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战争中的薄弱环节。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他的设想是：
一支职业化军队，一支由 10万年轻、有技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任务的人组成的军队。其作战手段是：六个崭新类型的师，配备装甲、履带车辆，完全机动，每个师包括三个旅：一个坦克旅用于攻克地面阵地，一个摩托化机动步兵旅加以占领，一个炮兵旅对其他两个旅实施支援。每个坦克旅将包括50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加上若干进行侦察的轻型坦克单位，完全是支精干的部队，由专业军人组成，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和在突然攻击中突破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将能在冲突中保护这个易受攻击的民族的长剑，法兰西应该立即将其紧握在手。
这个计划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所赞同的当时法国对付危机的惟一的解救办法。而且六年之后的1940年，德国军队用事实说明了他们完全懂得并且接受了戴高乐的观点。但应对保卫法兰西负责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对此却熟视无睹，虽然有好几家包括左派和右派在内的报纸和一些军官、政客以及律师都支持戴高乐。其时，贝当元帅已经78岁，不再能够接受新思想，而且，他对戴高乐的同情也由于观点的差异而冷淡下来。戴高乐新交的一个议员朋友保罗·雷诺（第98届法国总理）虽然在议会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戴高乐的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防务法案修正案，但是左翼议员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则害怕左派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中间派则认为国家无力负担军费，结果这个修正案当即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了。
但是，反对戴高乐思想最具决定意义的还是法国总参谋部。那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仍按一战时期的战略思考问题——持续不断的战线、沟壕，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谨慎地前进等等。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计划只能使军队分裂，影响士气、浪费资源，当然最坏的是影响他们的仕途。至于说坦克，法国已经有了一个师，够多的了。他们坚持说：“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何必庸人自扰！”
由于军界高层的不理睬，戴高乐的思想对公众舆论也没产生多大的影响。《建立职业军》一书在法国只销售了700册，然而在德国，这本书的销路却要好得多！这年有位法国新闻记者与德国摩托化部队司令阿道夫·休亨林将军交换对机械化战争的看法，休亨林向法国记者打听道：“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看到法国记者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根本不知道，这时的“戴高乐上校”（其实他还是中校）既无权又无势，只能凭他那令人吃惊的坚忍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不停地进行游说。年复一年，戴高乐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一步一步地实施他鼓吹的理论，国人却奇怪地以一些可笑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束之高阁，内心真是肝肠寸裂！
但强烈的责任感又使他无法避而不见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1935年 1月，萨尔区举行公民投票后归还了德国。这一来希特勒的胃口愈来愈大，胆子也更壮了，于是正式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中有关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重新实行了征兵制，而且宣布德军将增加到36个师。这是3月间的事。到了秋天，希特勒的小伙伴墨索里尼悍然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大为震惊却束手无策。第二年年初，希特勒重新占领了莱茵兰，不久又新建了两个装甲师。这也并没引起英国或法国什么反应。
戴高乐的心情越来越忧郁。1937年7月，他在给姐夫雅各·旺德鲁的信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法国将无力保卫自己，特别是它将在最初的攻击中首当其冲；英国人没有做好准备，对于俄国人的支持我们毫无把握。至于美国人，在一开始他们将做旁观者，尽管是同情我们的。我们的领土将再一次遭到入侵；（德军）几天内就将到达巴黎。在那之后，我们将不得不从布列塔尼，从山区动手——如果不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话，作战许多个月之后才能在盟国的支持下取得决战胜利，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要流多少血呀！
他异常精确地预言了法国的未来和战争的进程，并且似乎从未怀疑自己将应召去在那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尽管现实中有无尽的失望，他仍固执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并加紧为将要来到的使命继续锻炼自己。
5. 支撑巨人的女人
如果可以说夏尔·戴高乐是个专为拯救法国而准备的男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伊冯娜·旺德鲁则是专为支撑他而出生的女人。
伊冯娜是加来地区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性情文雅娴淑，惹人喜爱。她曾拒绝了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理由是这年轻人是个军官，她不愿嫁给军人。她声称宁愿在家乡生儿育女而不愿经常随军仓促搬家。
1920年末，戴高乐在波兰军事学院应聘任战术学教官期间，得到了一次回巴黎度假的机会。一天，他到一位邻居家里吃午饭，遇见了孩提时代的好友、邻居家的回娘家的女儿丹坎夫人。丹坎夫人见到这位小时常被她开玩笑的青年军官如今一表人才，令人羡慕，立刻联想到那位声明不嫁军人的伊冯娜，并推测可能只有戴高乐才能改变伊冯娜对军人求婚者的保留态度。回家后她向旺德鲁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旺德鲁夫人的好奇心。于是，两位夫人决定精心安排一次“巧遇”，地点定在巴黎的“清秋沙龙”。两周以后，就像真正的巧合一样，两家人在“清秋沙龙”“碰”上了。丹坎夫人很自然地给他们作了介绍。过了一会儿，夏尔和伊冯娜这对年轻人便走到别人的前面去了。他们来到一幅画像前，那幅像画的是童年的莫里斯·罗斯丹。
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的剧作《小鹰》最早引发了小夏尔的爱国热忱。于是，这位年届30的未婚青年便抓住机会向第一个闯进他心里的少女炫耀起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尚的情操。他大段大段地背诵了这位诗人的诗句，使伊冯娜完全着了迷。伊冯娜回家后，实在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一反常态地对妈妈说：“夏尔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他知识渊博，温文尔雅，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个子太矮了”
当母亲的哪能不懂女儿的心？她立即邀请戴高乐一家赴茶会。入座以后，戴高乐上尉循规蹈矩地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双膝上面。但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面再搁一杯茶时，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杯弄翻了，茶水洒到伊冯娜的裙子上面。坠入情网的姑娘一阵热烈的大笑，给那位窘迫不堪的大兵解了围。一周之后，这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刚跳完第六支华尔兹舞曲，迫不及待的戴高乐就正式向伊冯娜求婚，伊冯娜当然是欣然同意。
1921年4月7日，戴高乐再次从波兰请假回国。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的夏尔马涅和圣·路易的圣像之间，这对纯洁忠诚的夫妻完成了他们心灵的结合。从此，在近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一往情深地相亲相爱，不论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的顺风期间；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家庭、亲属如何遭逢大悲大喜，两个人总是始终如一地相互支持，同甘共苦。伊冯娜曾说，对于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愈是环境艰难，愈更加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少女时代的伊冯娜曾那么畏惧军人家属永不安宁的迁徙生活，但从凡尔赛宫的第六支华尔兹舞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逝之时起，她就抛开了所有的畏惧，勇敢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她像一只永不疲倦的小候鸟，每搬迁到一个新居，她都能迅速地为那位注定要经受风雨磨炼的人筑起一个温馨的小窝，让他放松一下自己。特别是戴高乐当了法国总统之后，她陪同丈夫外出时三次遇刺，每次她都以惊人的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更为戴高乐的巨人形象增添了异样的光辉。
作为一个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事业的人的妻子，伊冯娜认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她生了三个孩子：菲利普、伊莉莎白和安娜。这个五口之家浸透了使戴高乐政治生涯活跃的价值因素。因为这个家庭反映了戴高乐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教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这个家庭是戴高乐留给世人的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法国海军上将菲利普·戴高乐极像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期他以中尉的身份和所有的战斗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战后他惟一的抱负就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效劳，从不要求任何特权，从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
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具有他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她与一位法国陆军军官结了婚。这两兄妹都实践了父母亲“自立自强、不依靠父母”的谆谆教诲。
三个儿女中最特殊的是安娜。1928年冬，戴高乐少校举家迁至特里尔第十九轻步兵营驻地时，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因兵营里流感正猖獗，爱兵如子的少校无法回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临产前几个星期，伊冯娜独自上街时被汽车撞倒在冰雪中，虽然没受伤，却深受惊吓。足月临盆，她安全地生下了安娜。但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
这个晴天霹雳，给戴高乐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夫妇尽一切努力设法恢复孩子的智力。伊冯娜曾说：“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可惜毫无效果。
有人建议把这个残疾孩子送到收养所去，但两夫妇都拒绝了。戴高乐解释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世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
于是，照料、保护，使安娜幸福的责任就一天比一天沉重地压在这一对本来就肩负重担的夫妇身上。平时，伊冯娜像呵护雏儿的母鸡似的围着安娜转，即使是陪同丈夫去外省视察或外国访问，她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参观慈善机构以便学习照料残疾儿童经验的机会。而戴高乐，为了补偿给女儿的父爱，只要有机会和女儿在一起，他就抛开了全部尊严。他常和女儿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地讲着她能理解的事。他常带着女儿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小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为了保护安娜不受外界打扰，他不许好打听的人和新闻记者接触他的女儿。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甚至禁止在他乡间住宅拍照的新闻记者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娜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和其他孩子的取笑。
两夫妇更担心的是在他们身后没人保护安娜，因而用他们有限的收入设置了一笔“安娜·戴高乐基金”。他们还以自己微薄的财力，在尚贝尔附近的林地上建立了一所残疾儿童养育院。直到1947年，安娜在20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夫妇俩才泪流满面地离开已经“和别的孩子一样了”的女儿。
即使是在这么揪心的20年中，伊冯娜也是始终如一地以她的勇敢精神奉献她平凡而伟大的爱心，从没向丈夫皱过一下眉头，吐露过一个抱怨的字眼。
世人看到的，是20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咤叱风云的将军，只有一位熟知这个家庭的友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娜，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