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随时都准备执政”
虽然戴高乐不声不响，也不攻击任何人就离却了他的职务，但政客们的心理负担并不因此而有所解脱。因为戴高乐离开盔甲大厅之后，国务部长普利文曾以痛苦不安的语调谴责道：“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政客们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全国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从伦敦匆匆赶回的国务部长樊尚·奥里约写信对戴高乐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没有愤慨，没有谴责，更没有分裂。法国人对这位恢复了他们荣誉的将军的下台连“为什么”都没过问一声。其实戴高乐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民众能有所表示的。
等了几天，一切正常。在议会里，曾被戴高乐破坏了的抢座位的迷人游戏又时兴起来。政客们皆大欢喜，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告诉人们第四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是多么相似了。正如乔治·皮杜尔所说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人不受欢迎，几个庸才倒很得意。
这几个庸才成了游戏者，游戏的内容就是共产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三个支配议会的政党作出各种不同的席位排列。1946年1月24日，戴高乐辞职才四天，三个政党的代表便签订协议定下了游戏规则。政客们互许诺言，今后不再热衷于进行攻击性的侮辱性的争论了，保证要“在政府、议会、报刊和全国”发扬“忠诚团结的精神，来对待共同通过的决议”。
但不管玩什么样的游戏，有戴高乐在旁边注视着，政客们心里就感到紧张；特别是他拒绝了好意给他的一切荣誉，坚持只接受一个退休准将的养老金，更使人不安。他离职三个月后，新任总理指示国防部长草拟一项法令，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到国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级。戴高乐知道后，立即写信谢绝。他说：
自从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规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来，事态已以如此规模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很难对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做出合法规定。况且，在5年7个月零3天的英勇斗争岁月中，显然没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变。今天想要采取一项行政措施加以解决，会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确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如有困难，到时候死神会来解决的。
本着同样的精神，戴高乐把杜鲁门总统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一架DC4型飞机交给了空军，并把自己的一辆美国大型轿车也卖掉了。他带着妻子伊冯娜和先天患病的女儿安娜，住到远离巴黎的科龙贝教堂村自己的一座旧房舍里，开始过起与世无争的乡村生活。
这种生活对于戴高乐，与其说是生活，还不如说是一种折磨。在他的思维中，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我就是法兰西、法兰西是我的”的定势，同时还有一种“只有我才是全心全意为了法兰西，只有我才能治理好法兰西”的强烈自许意识。这些意识促使他在近六年战斗生涯的内政外交上，不管是对米塞利埃、吉罗，还是对丘吉尔、罗斯福，都毫不顾忌自身的虚弱，表现出一种护雏的老母鸡式的悲壮情怀，寸步不让地回击了他们的每一次冒犯。
而今天，应该说自身的力量比当年是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却不得不把可爱的法兰西拱手让给一伙庸才去折腾！这叫他如何甘愿？他平静地辞职，是因为他确信：政客们的作为是不符合法兰西的利益的，第四共和国绝对会垮台，人民将大声疾呼他回来。
但是，回报他的，却是遗忘、冷漠，这叫他何堪忍受？既然法国人民再次被慵懒软弱易变的民族劣根性淹没，就不得不再来一次“六一八”式的拯救了。
6月16日，戴高乐经过深思熟虑，瞄准不久前刚在投票表决中失败的新政府和它的宪法草案开了辞职以来的第一炮。他在法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贝叶发表演说，当时人们正为他于诺曼底登陆时访问这座城市两周年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贝叶讲话”极为重要；尽管它没有攻击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但它再次以事实谴责了政党制度，并且精确地预示了12年后颁布的第五共和国宪法。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不断利用各种集会和新闻媒介，对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对多党政治发动攻击。同时，他有时竟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干预政府的人事安排或其他重大庆典活动。1947年1月，暂任总理的莱昂·勃鲁姆要委派勒克莱尔将军去印度支那担任总司令，勒克莱尔说，他在答复之前，得跟戴高乐将军商量一下。戴高乐不同意他去，他便拒绝了勃鲁姆。过几天勃鲁姆下台，继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重提原议；同时，刚担任总统不久的樊尚·奥里约也规劝勒克莱尔接受任命。勒克莱尔有点心动了，但戴高乐仍反对他去，他虽然发了点脾气，最后还是拒绝了政府的委任。
3月30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的布伦埃瓦峭壁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暗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总有一天，法国广大民众将团结在法兰西周围，摒弃无聊的把戏，改革不合适的结构，而这些东西正在使民族陷入歧途，国家趋于衰败。”同一段时间，因比利时摄政王访问巴黎，戴高乐似乎蓄意要侮辱第四共和国总统，竟拒绝了总统约他共进午餐的邀请。
这使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感到很恼火，拉马迪埃总理就曾十分反感地大声说：“谁也不是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谁也称不上凯撒大帝！”
当然这话他不敢当戴高乐将军的面说，反过来他还只能小心地去求他。4月1日午夜，拉马迪埃在拉布瓦瑟里约戴高乐会晤。他告诉将军，任何人都没有，也不会忘记国家对他的感谢。但是，再也不能无视解放者戴高乐与政治家戴高乐两者之间的区别了。他彬彬有礼甚至是颇为诚挚地请求戴高乐将军协助第四共和国。
但戴高乐却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不会“协助”。他说：
目前的宪法不能保证法国的伟大，而使法国伟大则是我心上的惟一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党派政体是有害的。它妨碍执行伟大的对外政策，正如它危害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一样。
你责备我不该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不错，我的确是一个政治领袖。总理先生，抗战运动不仅是一种民族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仅此而已。
我将继续担当民族的引路人。因此，如果我再发表演说，如果我在对祖国前途有影响的问题上采取过什么立场，请不必感到惊奇，请不要指望我会放弃这种立场。
恢复共和国的是我。你们以为我现在要推翻这个共和国吗？
这种责备是荒唐的。我只为法国服务。我永远只为法国服务。
这里的“为法国服务”具体指什么，当时他没有说明。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了他的计划，即建立一个法国人民的大联盟。这个联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规模广泛的民众运动，它将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并吸收各党派的人员，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民众救国的巨大努力以及对国家进行的深刻改革加以促进，并使之走向胜利”，最后，“建立起一个新法国！”并且，他亲自把这个运动定名为“法兰西人民联盟”。
开初一两年，戴高乐将军对这个联盟寄予了莫大的期望，而且当时它的来势也的确很好。1947年4月14日，戴高乐正式宣布成立联盟， 24小时之内就有12700名巴黎人报名，到 5月 1日竟迅速扩大到 80万人，这里头，有从 1940年就追随戴高乐的老战士，有其他各党派中对戴高乐本人好奇的人，还有更多的无党派人士——小市民阶层的芸芸众生。5月24日，戴高乐和另外五个人，即安·马尔罗、雷米、莱昂·马佐、帕斯德·瓦莱里—拉多和雅克·苏斯戴尔，签署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织章程。联盟主席，理所当然地是戴高乐将军本人。
此后，联盟力量迅速发展，最高时发展到150多万人。同时，在一些较低层次的政治活动中比如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当然更主要是戴高乐本人的魄力，使它日益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将军日益频繁地发表政见，给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第四共和国也真算是命不该绝，居然挺过了好几次内政、经济和外交上的危机。
时光延至1950年。这年4月，美国人主持的大西洋公约正式签订；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使戴高乐又一次尝到了面对世界重大历史事件只能袖手旁观的痛苦。到10月3日，越南人民军把法国驻军赶出了高平要塞。戴高乐抓住这个时机，再次发表演说，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已经打了五年，有点像美国卷入朝鲜的战争。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呼吁改变政体，他说：
目前，在法国卷入了一系列严重事件的时刻，我大声而冷静地奉告——现在还为时不晚——共和国的当政者们；你们的政体很糟糕！早在1940年，这个政体就把我们拖到悬崖边缘，一场风暴把它扫得无影无踪。只有不要这个政体，法国才能得救，这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胜利后，你们又搞起这个政体，它比以前的更糟。无论我对你们怎样大声疾呼，你们都不理解……法国没有一个公正而强大的政体，将大难临头。
至于我，全国都知道，我随时都准备执政，我将依靠愿意帮助我的人来挑起这副重担。
但当时，无论是谁，都看不出哪儿有一点非得请戴高乐出来执政不可的必要。如果1946年1月20日那天上午9点钟以前，有一个1940年6月14日的芒代尔出现在戴高乐面前；再假设此时国会被解散，那么，他的人民联盟势必以绝对的压倒多数一跃而成为执政党，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个压倒多数来制订符合他的主张的新宪法。可是，他当时在野；再就是他早已宣布人民联盟不是个政党。因而，他的呼吁没获得任何反响。
在这以后，将军对自己发起的这个运动逐渐失去信心了。他发现，这个联盟不仅没达到推翻第四共和国这一主要目的，反而日渐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成了个不是政党的政党了。1952年2月底，执政五个星期的富尔政府倒台后，联盟秘书长苏斯戴尔被邀请参加组阁，他去请示戴高乐时，戴高乐明确指示他不要去，并让苏斯戴尔转告樊尚·奥里约总统，戴高乐不会拒绝与总统打交道。但苏斯戴尔不仅没转告总统，甚至在向报界发表声明时根本就不提将军的名字。将军因此而认为联盟在议会里的那帮人经不起他最为鄙视的政治游戏的诱惑，已经腐化堕落了。
于是，1952年5月6日，将军从非洲回到巴黎时，正式宣布与“法兰西人民联盟”脱离关系。
2. “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虽然将军因失望而“脱离”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但他并没有真正退隐。即使从1952年中段起，他只是偶尔发表演说或声明，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而用在写作上——他开始撰写《战争回忆录》——他要借用文学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伟大抱负；他要回顾五年战争历史，来说明什么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正统，并推论出什么才是法兰西的未来。
据最负盛名的戴高乐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时比他更自觉地把子孙后代放在心头。尽管他在辞去总理职务时就预言第四共和国必将垮台，并且从1947年起就尽一切努力使预言变为现实，但这个政权的顽强的生命力，却使戴高乐有点吃惊地认识到：这种制度可能会持续多年，也许会持续到他年迈不能执政甚至是在他去世之后才会崩溃！既然无法保证他在本国和世界舞台上再度扮演一个角色的机会，那么，这就到了他评价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时候了。而且这也是政治家们撰写回忆录的正常目的。而就戴高乐将军而言，他那伟大的抱负，他对历史的专注以及对文学的爱好，都意味着这部三卷本的回忆录不仅是一部杰作，而且是他为自己树起的一块颇为高大的纪念碑。
我们试录该书结尾几段文字为例：
……一年有四季，季季有自己的内容，大自然的智慧给我带来了安慰。春天，它向我高歌：“不管过去出过什么事，现在我又复苏了！虽然有过狂风暴雨，现在却是一片晴空；小树苗又发绿了，连多石的田地也显得气象一新。爱，给我身上增加了活力，增加了光辉而坚强的自信，这是无穷的活力和自信！”
夏天，它向我宣布：“光荣属于美丽富饶的大自然！一切生物的营养都出自我的巨大努力。一切生命都依靠我的热能。谷类、水果和牲畜，现在都沐浴在阳光下面，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它们。将来是属于我的！”
秋天，它向我叹息：“我的任务接近完成了，我开过了花，长出了庄稼，结出了果实。现在我要收获了。你瞧，在这令人悲伤的秋色中，我披上了红袍和金袍，多么美丽呀。可惜！寒风和冰霜不久就要夺去我的盛装。但是，总有一天，在我这一无装饰的躯体上，又会重新开放青春的花朵！”
冬天，它向我呻吟：“你看我荒凉又寒冷，我所生所爱的花木和飞禽走兽，有多少因为我不能哺育和温暖它们而死在我的怀里！难道说命运已经注定了吗？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静止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命复始的美妙前景！”
正是这个“预感到”的“美妙前景”，支撑这位年过花甲的巨人，既不像丘吉尔那样口授，也不像专业作家们那样使用打字机，而是用他那巨大的手捏着自来水笔，用黑墨水一笔一画地往下写。他在他科龙贝教堂村那座18世纪的建筑物上增建了一个小阁楼；在那可以从三面眺望景色的小阁楼里，他用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稿纸。在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变动之后，这些稿纸变成更加难认的文稿。有两个人协助他写作：外交部的勒内·蒂博帮助挑选和搜集有关文件的原文，以印证他所叙述的事件；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做打字工作，只有她才能非常熟练地辨认她父亲那难以看懂的字迹。
在写作之余，他或是在小花园里徘徊，或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房屋周围，有3英亩园地，他的妻子伊冯娜带领一个园丁，把这里变成了一块圣地。圣地的中心，是个大花坛，上面用花草拼成了一个洛林十字式样。戴高乐自称，他在这里徘徊过15000次！而读书的兴趣，却使人感到他是要把被战争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他再次读完了柏格森的著作和他敬佩的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重读了圣西门、佩居伊、埃皮克特蒂斯、巴雷斯和拉罗什·富科的作品。
俾斯麦的作品使他着了迷，所有法国作家论战争和政治艺术的作品也把他吸引住了。但他也没有忽视萨特和自己的追随者马尔罗和莫里亚卡等人的作品。他一口气读完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且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比作那位老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读了园艺手册、气体力学、控制论以及制造马鞍的教科书！
这样超负荷的阅读和写作，使他的视力衰退很快。为了能恢复点视力，他这位吸烟成癖的人说戒就戒了烟，可惜对视力帮助并不大。由于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场合他尽量不戴眼镜。
写作一开始，将军便和夫人伊冯娜商量，将回忆录所得稿费的大部分用作为残疾儿童所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与其他选定的慈善事业费用。这笔信托基金即“安娜·戴高乐基金”，是1946年戴高乐辞职回到科龙贝教堂村后着手设置的，并在同年内建立、开放了残疾儿童保育院。院址是附近一座占地15公顷的树林地带的城堡，由圣雅居的修女们自告奋勇充当保育人员。虽然两年后安娜不幸死于肺炎，但保育院却一直继续向残疾儿童开放。
建这座保育院几乎使戴高乐倾家荡产！他的全部收入即那笔准将的养老金，开销了家庭的必要费用之外，连来客都只能以白开水款待了。到 1951年，戴高乐已到了不得不将房产抵押出去的地步，是乔治·蓬皮杜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乔治·蓬皮杜是后来戴高乐亲自选定的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将军之后的法国总统。他是著名的法国师范大学毕业生，1944年进入将军的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将军辞职后，他便成了将军的得力助手，领导了将军的私人秘书处，并充当了他的财政事务代理人。在社会上，他的公开职务是罗特希尔特银行总经理。他利用职权之便为将军弄了笔贷款，使将军安然度过经济难关，安下心来写他的回忆录。
这时，有好几家出版商在竞争出版戴高乐回忆录。戴高乐选中了出版过福煦、霞飞、普安加雷、克莱蒙梭、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乐也切望分享与那些世界级伟人同列的声誉。
1953年秋，蓬皮杜开始进行出版谈判。这时第一卷已快完稿。伊冯娜劝将军改变死后才出书的打算，趁在世时出版全部著作，挣回稿费以敷家用。
1954年4月22日，戴高乐夫妇请普隆出版社的业务经理和文学部主任夫妇共进午餐，以庆贺出版合同签订。
写作《战争回忆录》耗时六年。这部近150万字的宏篇巨制是将军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将军最后成为成熟的政治策略家的催化剂。第一卷《召唤》，出版于1954年10月，第二卷《团结》出版于1956年5月；第三卷《拯救》，出版于1959年9月。时间跨度从1940年写到1946年，每卷2年。在对“六一八”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由于事过境迁，使他能站在比较客观比较冷静的立场来重新检讨自己的行为，并且能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自己的行动。
对于将军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并没有把辞 职看作是卸掉了为法兰西应负的责任。在回忆录中，开头第一句他就写道：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阐 述了他的旗帜为什么是洛林十字旗，因为几个世纪以前的圣女贞德，就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了法国人拯救了法国。而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政就不能再一意孤行，而必须讲究策略，“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这种变化在1958年他当上总理后就很容易发现了。当时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如果按1946年时的性情，他会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并以辞职相威胁：“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而这时，他则聪明地利用休息时间和议员们套近乎聊天，并恭维他们：“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这话，那些试图竭力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过去，将军是多么藐视甚至敌视他们啊！他们鼓掌喝彩，赞成给将军想要的权力，阻力都变化为动力了。
所以，这套回忆录一出版，便立即成了畅销书。到1963年12月底止，不算外文版，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图本3万册。第一卷印行普通本22.8万册，平装本27.3万册；第二卷各印16.9万册和22.5万册，第三卷则是18.6万册和 22.5万册。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或政治家，都是些值得大庆特庆的数字！这么大的数字所带来的稿费，不仅使将军偿还了贷款，充实了“安娜·戴高乐基金”委员会的钱柜，而且使法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以及科龙贝教堂、教区，都得到了将军慷慨的捐赠。
将军尽管能从写作和妻女的关切中获得慰藉，但是，长期的退隐生活使他的忧郁之情有增无减。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频繁遇上的危机，每次都证实他对这种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每次都又缓过气来，尽管是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断气，徒增将军的意外和失望。
在埋头写作的六年中，将军保持每星期三、四到巴黎去的习惯，以会见一些访客。久而久之，来访的知名人士越来越少了。到1957年底，夏尔·戴高乐事实上已成为了一个被人忘却的人。人们只是把他作为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记在心里，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称道几句；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再没有人认真地把他看作是可以拯救法国的人了。
3. 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
历史演变中的逻辑力量就是这么可怕！18年前，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不相信戴高乐关于外敌的无情的预言，结果几乎使民族陷于毁灭；12年前，第四共和国的诸公也不相信戴高乐那关于内政的几乎是讨厌的预言，结果，法兰西民族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而且，这两次大危机，都说明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多党政体，确是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但不到大祸临头，它又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仿佛它本身就是专为戴高乐而生，不如此就烘托不出戴高乐的高大伟岸似的。
现在，第四共和国终于走到它的尽头了。
据历史学家们分析，当时想推翻第四共和国者并非都是希望戴高乐东山再起的人。他们按一般分法可以分为四大类：戴高乐分子，极右分子，将军们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 （通常称“黑脚”）。他们的动机各种各样，甚 至互相矛盾，但有个大的共同点：都反对政党制度。其中最明智的当然是戴派人物，他们通过说服或计谋，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
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马。
参议员德勃雷不同于后两人，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没向第四共和国低过头让过步。他是个犹太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能干律师。他在历次内阁危机中（第四共和国共更换过24届内阁），都大声疾呼要求戴高乐出来执政。在越来越少的戴高乐的忠实的追随者中，最坚定的就数他了。他曾写过一些辛辣有力的小册子。这次，他写了一本名叫《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对政客们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份火气十足的期刊叫《愤怒的来鸿》，大肆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克服危机捍卫法国。后来，他在将军开创的第五共和国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雅克·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曾使戴高乐因而与“法兰西人民联盟”断绝关系。但是在最后阶段推翻旧政府又是他出力最多。当时他担任法属阿尔及利亚总督。1958年4月15日，他一篇用词严峻又充满激情的讲演竟促使费利克斯·加亚尔内阁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的倒数第二次内阁危机。
沙邦·戴尔马此时正在加亚尔内阁担任国防部长。他有名亲信叫莱昂·德尔贝克，驻在阿尔及尔。德尔贝克参加过抗战运动的战斗，参加过“法兰西人民联盟”，目前的正式职务是国防部联络局的“技术顾问”。他是一个北方工业家的儿子，天生就是个有组织才干的人。他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上台做准备的宣传工作。驻阿尔及尔的法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是大受其影响的人之一。
极右分子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重要，但是他们在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不灵方面却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的四个领袖人物中，有两个文官和两个将军。他们最爱搞阴谋但又不切实际，认为推翻第四共和国而实现自己当政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所以行动也很得力。
军人派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但他们的动机倒不是想自己执政，而是出于对政客们的积怨。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几乎立即就被卷入了长达7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由于政客们的拆台，他们遭到了越南奠边府战役的惨败；而半年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又把军人们拖入了另一场又长又臭的战争的泥淖，并且因镇压革命者而使法国军人名声狼藉。他们认为政客们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军人荣誉的出卖，现在他们感到另一次出卖就要来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他们在经过几乎连续作战12年的严峻考验之后，现在已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儒奥将军，他本人也是个黑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精锐伞兵师顽强的司令官马絮将军。
还有所谓黑脚，即白人移民。他们除了在主张阿尔及利亚必须仍属法国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以外，也是捏不到一块儿的，什么看法都有。当时他们在议会里的发言人有四个，通称为“四枪手”，即苏斯戴尔、皮杜尔、安德烈·莫里斯和罗歇·迪歇。这四个人之中只有苏斯戴尔一人是戴派，其余三个都各有自己的政治关系。
上述四大派别的黏合剂，或者不如说是轰垮第四共和国的导火索是阿尔及利亚的命运。1954年11月一些“穆斯林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尔发生叛乱，被法军镇压下去；农村的革命军也被法军一步步赶到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地。在军事上，法军是胜方。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论在法国人民之中，还是在联合国，革命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第四共和国的政客们，则正在起劲地玩他们的换届游戏，把法军晾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接着发生了萨基埃特事件。1958年1月11日，来自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在一场伏击中打死了16名法军士兵。法军司令官没与政府商量，便径直决定给突尼斯人一顿“教训”。2月8日，法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猛烈地轰炸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处的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庄，炸死69名突尼斯老百姓，其中包括21名儿童。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就此向法国总理加亚尔抗议，但加亚尔却拒绝谴责这种行为。布尔吉巴总统一怒之下，把这事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
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委托英美两国调查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55天中，英美两国外交官频繁往返于巴黎与突尼斯之间进行旨在调解的“斡旋”，据说颇著成效。
但这些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们却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由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法兰西帝国的成员，她们与法国的纠纷是法国的内政问题。现在加亚尔政府竟然接受外国对法国主权事务的干涉，当然是辱国丧权，腐败无能！4月15日，加亚尔政府因而被迫下台。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便怀念起维护国家主权寸步不让的戴高乐将军来。
要是他在位，时局绝不会混乱到这个地步！看来也只有请他再出山才能力挽狂澜，收拾这岌岌可危的政局。一年前，政客和人民大众对于戴高乐的销声匿迹并不关切，现在人们则渴望他说点什么，说他并无政治野心或者是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什么的。还有些性急的人，又开始络绎不绝地拜访戴高乐将军。
然而，现在的将军再不是12年前的那位一触即发的将军了。在野12年，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的年龄又老了12岁，它还将显示它成就了一个更为精明机诈的政客。通过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戴高乐深信自己表态还为时过早。他认为，第四共和国的现任总统科蒂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手下已只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是过去属于戴派的勒内·普利文，一个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
戴高乐打算静观其变。
这次内阁危机把科蒂总统拖得焦头烂额。加亚尔政府垮台，议会四分五裂，将军们怨声不绝，政客们畏缩不前，国民人心浮动，骚动不已！他先后邀请“四枪手”之一的皮杜尔、原戴派的普利文出面组阁，都是转瞬即败。5月5日，他极秘密地派了他的卫队长去找戴高乐的亲信探讨戴高乐出来组阁的可能性，但据说戴高乐的条件是不出席议会，但又得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投他的信任票，授予他处置问题的全权！这使科蒂总统既吃惊又灰心；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召见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盯着他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了。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惟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将军出来。”
弗林姆兰信心自然也不足，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便也愿意一试。他却不知道，他在4月23日的《阿尔萨斯消息》发表的一篇探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可能性的文章，正戳到了法国军队的痛处。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她时刻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与阿尔及利亚同被法国本土抛弃。法军将军们是决不肯与这么个“逃兵”合作共事的。
5月9日，当弗林姆兰坐在巴黎马蒂尼翁大厦准备他的在受权典礼上的讲演稿时，法军驻阿尔及尔武装力量的最高代表们——萨朗将军、儒奥将军、阿拉尔将军、马絮将军和奥布瓦诺海军上将，也正聚集一堂向第四共和国总统起草一份对时局表示担忧的电报。电报说：“全体法国军队对于任何抛弃这份民族遗产（阿尔及利亚——作者注）的行为都会感到是一种污辱。”“提请共和国总统重视我们的极度不安，只有政府下定决心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我们的旗帜，我们才能消除忧虑之情。”
转眼到了5月13日。“5·13”这个日期，后来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救国的象征，也有人说是西班牙式暴动的象征。这天下午3点，在巴黎，倒霉的弗林姆兰召开国民议会，投他的信任票；3个小时之后，在阿尔及尔，上万群众聚集在总督府大楼前的广场。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暴民的自发事件似的，一个身材高大满嘴胡须的学生领袖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竟下令袭击总督府大楼！在赤道带灼热的阳光下，激动的群众涌进大楼，把办公桌、公文柜里的东西全部抛出窗外。军队和保安人员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直到马絮将军出面宣布成立一个负责行政和军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主席，骚乱才逐渐平静下来。
晚上11点，沙邦·戴尔马驻阿尔及尔的亲信莱昂·德尔贝克在总督府大楼找到了萨朗将军，并帮他起草了一份致科蒂总统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现在我们面临着威胁民族团结的严重混乱局面，不冒流血危险，这种局面恐难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军事当局认为：迫切需要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公共安全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发出和平的呼吁，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局势。
在巴黎，直拖延到凌晨3点30分，弗林姆兰才以274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票弃权而当选为第四共和国倒数第二届内阁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出现在阳台上，告诉仍然停留在广场上的人们：由于共产党人参与策划，新总理已被批准就职。他首次公开呼吁，请求戴高乐将军打破沉默，出来号召组织一个公共安全政府。惟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拯救出来！但戴高乐仍没答复。
14日，在巴黎，弗林姆兰正儿八经地发表任职演说，同时，在爱丽舍宫广场，右翼分子的示威队伍边游行边高呼“让马絮掌权！”左翼分子则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新政府派警察逮捕了50名左翼组织人员和6名军官。
15日，在阿尔及尔，一个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早晨，萨朗将军登上总督府大楼阳台，向骚动不已的庞大人群喊出了他们爱听的词句：“法国万岁！”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最后是“戴高乐万岁！” 而在科龙贝教堂村，这几天，戴高乐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接电话。
大家都迫切希望他能讲点什么，15日这天，有300多名记者挤在本不宽敞的戴高乐总部。下午5时，戴高乐将军终于打破了沉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很简短，但内涵却很丰富，全文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之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她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这个声明公开发表，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开花，局势更加混乱，有人叫好，有人抗议；而那些好斗的极端分子，更不惜冒内战的危险来摧毁第四共和国。于是，戴派人物开始活动，把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引导。沙邦·戴尔马向副总理居伊·摩勒建议，他应向戴高乐挑战，要他保证尊重共和国的法制。摩勒真的告诉议会，要去访问戴高乐以便澄清三点：承认弗林姆兰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阿尔及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不合法；如果他应邀组阁，则须尊重第四共和国宪法的程序。
这便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机会。他对摩勒在演讲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不做正面答复，反而宣布说，将在19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
这是一张绝妙的王牌。它将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了三天以上，以便它进一步成熟。而且这三天的时局变化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戏剧性场面，使新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内政部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3个月，以戒备一触即发的内战。
好容易到了 19日，所有通向戴高乐租住的道尔塞宫旅馆的通道都被封锁，只有具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通过警戒线。当将军下午3点露面时，大约1200名文字记者、 30多名摄影师和100多名新闻图片记者把旅馆门前的草坪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是将军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他退隐的日子里，人胖了，也老了，引起了人们许多感喟。而且，他的性情也比盛年时期祥和多了。招待会开始时，他就很谦虚地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因为他是孑然一身，不属于任何一人，然而也属于所有的人。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他模棱两可地答道：
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自己曾经拯救过共和国，并列举了1946年他曾建议的种种改革。
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借机赞扬了军队，说军队在防止暴乱方面干得不错。有人再问他对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问题有何看法？他精明地回答说自己非常尊重这位社会党领袖。至于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的记者提出了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想没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使他们增添了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 ‘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 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是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我做过这样的事吗？”老人惊讶地反问道。“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了自由时，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这话当然不可信。其实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戴派人物已经制止了一次老战士行动委员会一些极端分子策划的暴力行动。这已经让人相信，惟有戴高乐才能防止暴乱，才能防止合法政府被暴力推翻。
无数的法国妇女也在为埋葬多党政治出力。法国解放战役中她们曾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送进戴高乐的部队，这次轮到她们自己上阵了。她们收集了部长们的私人电话号码，时常打警告电话给他们；另一些妇女则从全国各地寄发了成千上万张明信片，要求政客们滚蛋，把权力交给戴高乐！吵得部长们都不敢住在家里，只好跑到朋友家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早被塑料炸弹炸坏，他只能呆在办公室，靠服用大量的兴奋剂使自己不至于躺倒。
记者招待会之后又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的一个星期。谣言四处流传，人们更加不安。
5月24日，一个名叫阿里吉的科西嘉人带着萨朗将军签署的执行任务命令，领导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部队代表公共安全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巴黎的内务部从尼斯派遣了160名治安警察去平叛，结果一到目的地，平叛警察就和叛乱者合二为一了。
回到科龙贝的戴高乐密切注视着时局。他非常失望地注意到，局势已发展到内战的边缘了，那些政客竟仍不甘心地抓住权力不放。如果再固执下去，请求戴高乐出来防止流血事件的机会就要永远失去了！因此戴高乐打算迫使他们摊牌。
接下来的两天，戴高乐要萨朗将军就阿尔及尔局势向他个人打一个报告，然后在一个晚上约见了弗林姆兰。两人反复争论了2个半小时，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分了手。
但动乱的局势仍在发展。5月26日，内务部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将于27～28日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是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举行暴动！内阁对这个消息束手无策，又仍不甘心自动下台。戴高乐得到消息时，真的急了，因为一场无谓的流血已然迫在眉睫！而将军们对戴高乐本人，则一直是怀有敬畏之心，不敢不听他的话的。他当机立断地采取了他一生中最狡诈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手高招。他以含糊的语气，在 27日中午12点半及时公布了一项声明：
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相信今后将会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她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她希望这种步骤得到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自哪一方面的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表明，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立即取得联系。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戴高乐的声明及时制止了将军们的用伞兵部队夺取巴黎的“复活作战计划”，也可以说是制止了一场浩劫，但不知死活的腐朽透顶的政客们，却仍于当天下午在议会以112票对3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戴高乐当候选人。”而那位尚在职的总理弗林姆兰看到声明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冒三丈地要去揭穿戴高乐耍的“花招”！幸而科蒂总统拦住了他。科蒂总统这时已完全看清了，而且事实也已经证明，现在就只有戴高乐能挽救这场危机了。所以，当精疲力竭的弗林姆兰不得不交出辞呈时，他当即命人去见戴高乐，要求他就组织新政府一事与国民议会和共和国议会的两位主席协商。
5月28日晚上，戴高乐如约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对戴高乐怀有强烈的敌意，莫内维尔则支持戴高乐，并向他说明他合法上台的一些必备条件。
戴高乐要求：给他两年包括立宪的全权，这期间议会应当休会。此外，他希望免掉对两院主席的传统性拜访，也省去与各党派领导人的照例协商，甚至不参加在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克埃一听就火了：“你说的这些全都不符合宪法的。从阿尔及尔事件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你太热衷于个人专权了！”
戴高乐冷笑了一下，以他惯用的方式回答道：“恢复共和国的是我，勒特罗克埃先生。”
接着是一场爆炸性的争论。戴高乐对这些议会政治把戏简直愤怒已极，最后他含着眼泪对勒特罗克埃说：“好，如果议会听你的，我能做的，是让你去和伞兵打交道，我则恢复隐居生活，独自忧伤好了。”说罢三人不欢而散。
呆在爱丽舍宫的科蒂总统一直等到凌晨，才等到两院主席回宫汇报争论激烈的结果。然后他等到早晨8点钟，感到如果再拖下去，局势就无法挽回了。因为那些不知死活的议员们已经在讨论用常规办法组建新政府了，其结果必然是伞兵部队从天而降！于是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国情咨文，并于下午3点钟向两院宣读。在咨文中他再三强调存在的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了呼吁。
全场默默地倾听着。
于是，第四共和国的命运成了定局。当天晚上7点，戴高乐进入爱丽舍宫，与科蒂总统达成了协议，并发布了一项由他起草的公报。30日，前总统樊尚·奥里约、前副总理居伊·摩勒和社会党人莫里斯·戴克松纳到科龙贝教堂村拜会了戴高乐，改变了观点之后，还说服了他们党的大多数议员支持戴高乐复出。31日，戴高乐按蓬皮杜的建议在拉彼鲁兹饭店宴请了代表除共产党外所有政党的26名议员。6月1日，他又接受莫内维尔的劝告登上国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议会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使戴高乐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24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
他胜利了。
4. 让戴高乐履行职责吧
他胜利了，但并不等于他的地位稳固了。12年在野生涯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再伟大崇高的政治抱负，再伟大崇高的责任心，都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地位做基础，否则全是空话。戴高乐的政治抱负是非常明了的，他要恢复法国的伟大形象，使法国在当代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领导欧洲，并且打破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实现这个伟大抱负的前提，是必须由他尽可能长时间地执政。要想长时期执政，一要制服反对派，二要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
在殖民地问题中，最主要的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问题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它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军队和所谓黑脚们只能看到他们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情感和血缘关系，戴高乐却必须看到，而且他也已经清醒地看到：非殖民化是个世界潮流问题。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自由，国家要解放，戴高乐本身就因此而成为伟人。
如果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法国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同时，在现实中，阿尔及利亚这个问题，已经妨碍了法国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决心使法国从这条死胡同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个意图决不能过早暴露。他知道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赞成他重新上台只是想以此搞垮第四共和国；同样，如果戴高乐使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永远占有希望落空，他们也将设法搞掉他，戴高乐希望能用建立新的共和机构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制人之前，当然得先站稳。他首先任命忠实可靠的德勃雷为司法部长，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以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讲话精神为依据的新宪法。精明能干的雅克·苏斯戴尔则担任了新闻部长，以掌握新问世的强大的宣传工具：广播电视。
6月4日，也即戴高乐正式从国民议会获得权力的第二天，他立即飞往阿尔及尔，出现在总督府大楼阳台上。他举起双臂做成法国光复时期常用的V字，向下面无数的白人和穆斯林朗诵诗一样说了这么五个字：“我了解你们！”立即博得了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接下来，他安抚性地视察了瓦赫兰、博纳、君士坦丁和莫斯塔加内姆等地，所到之处，他都赞扬了军队，也都紧扣住阿尔及利亚各民族居民之间一律平等这一主题发表了讲话。
与此同时，他小心地做了非殖民化的第一步尝试：和摩洛哥、突尼斯两国首脑签订了从两国领土上撤军的协议，仅保留了五个战略军事要塞。6月9日，他委任萨朗将军为总司令和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过了几天，又分别任 命阿拉尔将军和马絮将军为阿尔及尔最高行政长官和行政长官。
人心粗定之后，戴高乐按照循序渐进的战略思想，不时地有计划地暗示阿尔及利亚人民将有“选择的余地”。
但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惟一能保证戴高乐采取行动的工具就是新共和国的宪法。他清楚地认识到，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包孕着毁灭她自身的因素；所以一出台他就激烈地反对她。他所谋求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根本大法。为了尽快实现将军的这一夙愿，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和他的由18名法律专家学者组成的立宪委员会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贝叶讲话的骨架上增肌添肉。
同时，戴高乐亲自组织了四名部长充当立宪顾问，并设立了一个39人的立宪咨询委员会协助工作。
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定稿。这个草案规定：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将通过由议会议员、各省议员及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团以间接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七年。总统有权挑选自己的总理和解散议会。如果政府 （如果国会正在 开会）或者两院共同提出什么特别问题，总统还有权就这些问题组织全民表决。尤其是在严重的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第16条，总统可以行使全权。简言之，这是一部准总统式的宪法。比起法国过去的宪法来，在借鉴美国宪法方面算是最多。
此外，关于法国与海外附属国的关系，宪法草案保留了一个可供进一步选择的因素。戴高乐亲自规定：每一个领地都可以自行决定，或是保持现状，作为部分自治的国家加入共同体，或是与法国合并，作为一个海外省份，甚或完全退出法国共同体。如果他们想得到法国的援助和保护，那么他们最多只能地方自治；如果他们还打算自定外交政策，那就必须与法国中断包括感情在内的一切关系。
为了使草案尽快成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工具，将军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8月20～29日，将军访问了马达加斯加、乍得、中刚果（布拉柴维尔）、乌班吉沙里（现中非共和国）、象牙海岸、几内亚、塞内加尔、上沃尔特、达荷美、加蓬、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到处解释、呼吁人们投票支持他的宪法。
在国内，苏斯戴尔则开动了强大无比的宣传机器：用飞机放烟形成空中广告，放宣传电影电视片，到处贴标语、免费发行上千万份《法国全民表决》刊物，敦促人民去投票。
9月3日，政府通过了宪法草案；4日，戴高乐在共和国广场公开讲演，公布全文并呼吁人民批准。28日，这部草案终于以本土80%、海外95%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并于10月5日正式公布。戴高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终于赢得了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为开创第五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的事便顺理成章了。1958年12月21日，法兰西“各界知名人士”把他们的8万张选票的78%按时给了戴高乐，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从此灭亡，第五共和国诞生！1959年1月8日，新总统正式拜访前总统。前总统用这样的祝词欢迎他：“法国人中的第一位人物现在终于成为法国的第一人了。”在人们“谢谢科蒂”和“戴高乐万岁”的欢呼声中，他们并肩乘坐总统专车前往凯旋门，按传统去向“无名战士”致敬。
现在，戴高乐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拔掉阿尔及利亚这个定时炸弹上的雷管了。穆斯林领导人已于1958年9月19日宣布把民族解放阵线组织改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他们的政治态度一如戴高乐，也是不低头，不妥协。戴高乐却希望通过调停谈判，和平解决。为此，他做了许多微妙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尽可能多地调走那些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思想的军官，或解除他们的军权。他任命最具潜在危险的萨朗将军为国防部最高检察长，提升他的副手莫里斯·夏尔将军继任总司令。接着调动或强令退休1500多名中高级军官。
为了缓和穆斯林分子的不妥协态度，在爱丽舍宫1月8日举行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他讲了几句预示性的话：“一个和平和革新的、按照自身的方式发展其个性、并同法国密切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将有其选择的地位。”
五天后，他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一些范围广泛的宽大措施：大约7000名嫌疑分子可从阿尔及利亚的俘虏营中获释，180名被判死刑的人将缓期执行。同时被关在巴黎桑泰监狱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贝拉的对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年迈领导人迈萨利·哈杰，则被从贝尔岛的拘留所里释放，并随即被送到巴黎郊外的寓所里。
在随后的会议、各省视察和讲演中，将军不断地暗示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把海内外法国人的注意力和思维方式慢慢往“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方向引导。他告诉军队：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作战是“一次毫无结果的斗争”，仅仅赢得战争是不够的，欧洲人直接统治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阿尔及利亚人的同意，在那里什么也办不成。他严厉地警告军队：“你们不是为军队自身谋利益的军队，你们是法国的军队。
你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法国，并为法国效力。就我的职位和责任来说，我必须要求军队的服从。只有这样，法兰西才能生存下去。我相信你们会这样做的，我代表法国感谢你们。”
9月16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首次公开冒风险提出“在恢复和平后四年内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问题，并把这种“自决”解释为三种选择：分离、一体化、内部自治。他明白无误地说：在阿尔及利亚人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之前，撤回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这点必须包括在条件以内。
在11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又重申他关于自决权的建议，并提出确保愿到法国会谈的民族解放阵线任何代表的安全。他的政策，使五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极端分子组织惊惶不安。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总统的政策。民族解放阵线也趁机制造事端，制造残杀欧洲人的恐怖活动，使局势益加混乱。驻军伞兵司令马絮将军轻率地对新闻界说“我们再也无法理解戴高乐的政策了”，并说军队永远不离开阿尔及利亚，1960年1月22日，他被召回巴黎并解除了一切军政职务。这一事件成了一场大动乱的导火索。
1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皮埃尔·拉加亚尔德身穿伞兵制服，率领一群示威者占领了阿尔及尔大学大楼，其他示威者则由一个叫让—雅克·絮西尼的学生领袖率领，高呼“绞死戴高乐”，扒开街上的铺路石来设置街垒、路障，声称要坚持到马絮将军回到阿尔及尔为止。
就戴高乐好斗的性格来说，他是喜欢这种挑明了干的局势的。29日，他颇含深意地穿着准将制服，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了自己愿意看到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地决定他们命运的态度，宣称在过去20年中，他一直体现了“国家的正统”，所以，“在不得已的时候，必须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
1月31日，经过一通宵谈判，叛乱分子投降了，拉加亚尔德·絮西尼等头领被捕并被用飞机送往巴黎受审。2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政府一年的特别处置权。接着，戴高乐改组了内阁，并在阿尔及尔开始了大刀阔斧且范围广泛的改革，包括重组警察，解散曾支持叛乱的本土防卫队，撤销主管心理战的国防部第五局，同时宣布大部分极端主义组织为非法。
制服了法国移民中的极端分子之后，还得制服军队里的反对势力。这股势力更强大更不好对付。戴高乐的对策是先极力做说服、软化工作，不到最后不摊牌。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缓冲时间后，他又走出了深思熟虑的一步：
在11月4日的一次对全国的讲话中，他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是颇有特色地用在否定它本身存在的上下文当中的。他说：他不能接受叛乱领导人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这样的“共和国将来有一天会存在，但至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暗示性的讲话，使卷入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各种力量进一步两极分化。
接着，按照既定战略，戴高乐决定就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一事进行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全民表决。为最后的结局铺平道路。1961年1月8日举行的全民表决，清楚地表明了历史的趋势：本土76%、阿尔及利亚70%的选民赞成戴高乐的政策。
这就把军队内部的反对势力逼入了绝境，他们只能孤注一掷了。1961年4月22日，驻阿尔及尔的军官们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行动。军官们逮捕了一些行政官员，占领了主要公共建筑物，并且发表了文告，声称：“凡直接参与策划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任何个人，将被逮捕，并提交为审判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即将设立的军事法庭……”
这是对戴高乐权威的一次最大胆的挑战。戴高乐不无伤心地注意到，在策划和领导这场叛乱的五名上校和四名将军中，领头的竟是莫里斯·夏尔！
戴高乐决定运用他的个人权威来面对这次挑战。为了使那些背叛的中级军官们有机会悔改，他派遣新任内务部长和国防部总参谋长冒着生命危险，于反叛文告发表几小时内到达阿尔及尔；同时，他行使宪法第16条赋予的特殊权力，切断了通往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海上和空中的交通，并宣布处于紧急状态。
接着，他让官方宣布，他将于4月23日晚8点发表电视演说。如同1960年1月那样，戴高乐将身穿两颗星的将军服（虽然按军衔来说比违抗他的人低）出现在屏幕上。他要以这样的视觉形象来提醒人们记住军事权威和军人服从的传统。
23日晚，他如期露面，态度强硬地谴责了这次叛乱。他说：“这样，国家受到愚弄，民族遭到藐视，我们政权不稳，我们的国际威望下降，我们在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受到损害。这是谁造成的呢？唉！是那些应该以其职责、荣誉和智慧来服务和服从的人所造成的！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重复一遍——采取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直到把他们一网打尽。”
与1960年1月那次一样，戴高乐的个人魅力又发挥作用了。24日，叛方的势头开始减弱，军心动摇了。25日，曾支持过夏尔的军官们断定，他们是搞错了。下午，夏尔决定停止造反。第二天早上，他投降了。接着，另一位造反将军泽勒也投降了。剩下的萨朗、儒奥两位将军以及秘密军队组织的几位上校们一起转入了地下。
4月底，在阿尔及尔的内务部长和总参谋长宣布，有200名军官被捕，140名文官被停职，所有报纸被勒令停刊。5月底，军事法庭开庭，夏尔和泽勒被判15年徒刑，并被剥夺军衔和勋章，萨朗、儒奥和5名上校被缺席判处死刑。
这是以戴高乐获胜为结果的戴高乐与军内反对势力的第一次交锋。这以后，秘密军队组织转入地下，开始搞起消耗战，为所欲为地制造痛苦和流血事件。他们声称，他们的战略目的是：用使国家瘫痪的办法驱逐戴高乐，保持法属阿尔及利亚，从而避免它的领土沦入苏联共产主义者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制订了极其残酷的工作方针：杀害“卖国贼”或仅为这个政权工作的人；破坏财产；迫害穆斯林，以便引发迫使军队出面镇压的群众暴动；暗杀戴高乐将军本人。
至少四次暗杀将军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为出了技术故障，中间两次在布置就绪之前败露，最后一次则是出现了奇迹。1961年9月8日，谋杀者把装有90磅可塑炸药的煤气桶，里面还装有丁烷和一个储有汽油和肥皂片的罐头盒子埋在从巴黎到科龙贝的公路旁的沙滩里。晚上，当总统的汽车经过那里时，突然被一片火网包围了，但炸药却不知为何没响。1962年8月22日，在将军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一伙人从路旁的一辆黄色旅行汽车里向他的汽车开火。司机加速前进，但前行了100码，又遇上另一伙人从一条横街的一部蓝色汽车里开枪。谋杀者总共射击了约150发子弹，其中14发击中了戴高乐那辆特制的雪铁龙汽车，有两颗子弹击中了轮胎，但没有击穿；另一颗子弹击破了后窗，在离戴高乐头部两英寸的地方掠过，也没有造成伤害。停车后，戴高乐看看周围的人，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他不无幽默地咕哝道：
好，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他心目中的职责之一，就是使法国摆脱殖民包袱，首先让阿尔及利亚独立。在他的努力之下，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1961年5月20日起开始谈判，谈到第二年3月18日达成了停火以及通过全民表决决定实行自决之后“法阿”之间合作的协议。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表决，91.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99.7%的投票人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这表明，戴高乐这位巨人，终于以他特有的眼光和毅力，圆满地完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了他顺乎历史潮流的一大壮举。
5. “开始实行我的宏大计划”
既然是世纪的巨人，就注定了他的内心是孤寂的，因为人的地位的梯级差距，法军的将军、上校们不可能像戴高乐一样能从全球的高度通观国际实力竞争格局，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他被他的时代和地位赋予的“使法国重新具有伟大形象”的社会作用和个人理想。如果他们活到了80年代末，看到了西欧摆脱了“小伙伴”地位而与美国佬、小日本同为“世界三极”之一的社会现实，也许他们就会后悔30年前的所作所为了。当然这是“也许”。
任何社会现实都是一定经济实力的体现。当时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空前增强。西欧各国则严重削弱。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方案》，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共向西方各国提供了134亿美元，其中80%是无偿援助，从而从经济上控制了西欧各国，也就决定了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小伙伴关系。
战前，西欧是世界政治中心。二战使德意志一败涂地，英法削弱；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使这些国家的实力进一步削弱。美国则一步步取代英法两大殖民帝国，实现了独霸。美国取得霸主地位、西欧成为小伙伴的标志，是 1949年美国与西欧十国及加拿大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各国置身于美国军事保护之下。
毫无疑问，西欧各国谁也不会甘心于这种小伙伴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地位，就必须有经济实力做基础。就经济实力而言，西欧任何一国都不足与美国抗衡。要想抗衡，只有联合。正是由于这种共同要求，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的这种联合抗争是有意识的话，那么，在政治、军事领域，绝大多数人却还不敢有什么设想。有设想的，恐怕就是戴高乐了。
他在出版于1959年的《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里，首次提出了组建“第三势力”的“宏大计划”：
……我认为，新的时代也许能允许我开始实行我为我的国家所制订的宏大计划。
我们要确保法国在西欧的安全，办法是防止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再度造成威胁。我们要与西方和东方取得合作，必要时将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成必要的联盟，而不接受对别国的任何形式的依赖。我们要防止仍在增长的、瓦解法兰西联邦的危险，使之逐步变为松散的联合。我们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战略上的观点出发，促使邻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们要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一旦需要的话，就使其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人。
在这里，戴高乐的雄心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组织西欧国家的联盟，使之能够成为英美与苏联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裁判。但是，国内的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主要的盟国也没有理会他。战后，尽管法国也派代表接受了德国投降，但戴高乐仍被拒绝参加波茨坦会议，就像他被拒在雅尔塔会议之外一样。接着是他辞职，从1946～1958年间战后重要的发展年代里，他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等到他重新掌权时，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已存在了三年，而受苏联保护的东德则已存在了九年。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着世界，法国却不是其中之一。西欧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美国佬在这个组织中掌握着权力，并且发号施令。共产党在中国掌握了政权。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由于漫长的战争丢失了印度支那之后，又在阿尔及利亚经受另一场战争的痛苦。英国有了核武器，法国还没有。罗马条约已经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组建之中。
这种于法国大大不利的国际形势，逼迫戴高乐不得不再次以虚弱的自身地位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他的战略计划是：
把美国排除出欧洲事务 （包括防务）之外；把法国建成一个核大国；使西德脱离对 美国的依赖；拒英国（由于它与美国关系特殊）于“欧洲”之外；以法国代替美国，作为与俄国的“对话者”，来解决世界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重新执政之初，他就一边应付阿尔及利亚危机，一边以国际战略家的雄心发动了外交攻势。1958年9月17日，他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出了一份在历史上著名的备忘录，首先在最能显示美国政治上、军事上控制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权上发难。他要求成立三大国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由美、英、法三大国分享美国独掌的领导权。他预料到这个要求是行不通的，美国人不会答应，英国人也不敢支持。那么，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恢复他所设想的法国的独立性——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中立，逐步建立法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预先得知了戴高乐关于“大西洋理事会”的想法，备忘录还是使他们莫知所措。英美两国外交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反复敦促法国人讲清楚戴高乐建议的内容实质，以此来拖延时间。因为英美官方认为，在目前的冷战气氛中，戴高乐沿着真正的中立外交政策方向不可能走得太远。而且根据法国人的天性和惯例，在戴高乐重新执政的紧张的头几个月内，还不能肯定他就能长期执政，能起多大作用。同时，他们还面临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况：多年来，大家一直哀叹法国缺乏真正强有力的领导；如今如果对这个锋芒毕露的领导过于公开地表示不满，恐怕会遭人怨恨。因此，英美两方都决定采取回避的办法。
1958年10月初，戴高乐得到答复说：他的建议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因此不能立即回答。这以后，又经过多少次外交往还，直到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亲口说出英美的真正意见：尽管三国在个别问题上举行磋商也许有些用处，但要建立一个正式的三国组织则没有可能。
这就使戴高乐可以向盟国证明法国恢复行动自由是有道理的了。于是，在1959年初，他就迈出了标志法国不受北约限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第一步。3月6日，法国政府宣布决定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理由是：如果发生战争，法国武装力量首先考虑的是保卫法国的海岸和北非。
为了让法国海军归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跑到巴黎，答应让法国有权否决美国在欧洲大陆部署核武器。但戴高乐不予答复。关于核武器问题，他早在1958年6月29日就向麦克米伦提出过：法国需要一个由西方主要国家分享控制权的西方原子武器常设小组。法国将参与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无论如何，法国下决心要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别人制造的。后来，杜勒斯答应卖原子弹给法国，条件是法国必须参加欧洲安全体系，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使用原子弹得听美国的。戴高乐答复说：“如果你同意卖原子弹给我们，我们是愿意买的，但必须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受别人的限制。”当时杜勒斯听了未置可否就离开了。现在杜勒斯再来提这事，戴高乐当然也就不置可否了。
半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对这位二战时期为解放法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盟军总司令，法国人民和戴高乐本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并把他看做法美战斗友谊“最光荣的象征”。但对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那种霸权地位，戴高乐一如既往表示了他的挑战态度。
在原子弹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担心法国自己制造，提出杜勒斯提出过的由美国向法国提供这类武器，条件是美国人要通过盟国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来控制这些核武器的使用。
戴高乐说：这正是法国要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说：这不是表明对美国不信任吗？
戴高乐说：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如果俄国进攻法国，法国和美国将会结成同盟。俄国和美国有互相威慑的力量，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是法国而不是美国遭到攻击，法国人怎么能肯定美国会冒被彻底毁灭的风险呢？既然不能肯定，法国就不得不拥有自己的威慑力量。
“你为什么不相信美国会同欧洲共命运呢？”
戴高乐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经过三年几乎致命的考验之后，美国才来援助法国；在二战期间，则是在法国被打垮后，美国才来援助。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也就是法国虽然忠诚于联盟，但却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的原因。
艾森豪威尔又反过来提了个问题：即使法国有钱制造这类贵得吓人的武器，它也远远不能达到俄国的水平！
戴高乐镇静地说：“你十分清楚，用几枚百万吨级的炸弹能摧毁任何国家。即使敌人有杀死我们10次的力量，我们只需要杀死敌人一次就够了，我们的威慑力量就是有效的了。”
这样，谁也没有折服谁。接下来，针对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的倡议，他公开断然申明法国不参与任何禁止核弹试验的倡议。他质问联合国，为什么企图指责法国还未开始的核试验，而不同样指责世界上首先拥有核武器的三个国家过去已经进行过的200次核试验？！他公开在法国军事学院宣布：
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重大任务是建立法国的威慑力量——核打击力量！
这时，英国人提出了个折中方案：既然不能答应戴高乐所要求的理事会的全部实质性的东西，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有限的三头政治的形式以安慰戴高乐？串通了的艾森豪威尔则提议说：有限的三头政治形式应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于是麦克米伦开始扮演戴高乐的辩护人的角色。因为英国极想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行一票否决权制，法国就利用这种权力一直拒绝让英国加入。麦克米伦想搞点恩惠让戴高乐意识到他在使英国顺利进入共同体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法国终于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有核国家。这使戴高乐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信心更足。他认为变秘密外交为公开外交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认为法国有权代表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说话了。而这时节，美国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国务卿杜勒斯病死，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届任期也满，由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接任总统。肯尼迪刚上台，就向戴高乐提了两个要求：2月间，他要求戴高乐支持美国的倡议，把刚果的军事、政治、行政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3月间，他要求戴高乐同意他把老挝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计划。戴高乐几乎是傲慢地拒绝了这两个要求。
于是，肯尼迪也就把英国人为戴高乐说项的备忘录束之高阁。4月28日，麦克米伦给新上任的肯尼迪寄了一份备忘录，为三大国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进行辩护。他赞同在使用核武器之前，三国首先进行磋商。三国联合安排核武器的使用；英美愿意考虑帮助法国挖掘它的核潜力；检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指挥机构，以保持“各国军队的最大一致性”，并且重新分配北约的高级职务。这些条款，他甚至说得比戴高乐本人还要清楚，还要好。
后来，肯尼迪表示：他迎合戴高乐的愿望远不如麦克米伦的愿望那样大。
但戴高乐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继续按既定方针推行他的计划。他开始向世人推销他的“欧洲概念”。像他原来提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样，他又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概念。他认为：意大利，几面是地中海环抱，阿尔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国家隔开；德国，是欧洲所有灾祸的源泉，现在又一分为二，受到双方的监视；法国，一个有着出海口的大陆国家；英国，面对海洋，生来就是搞海外贸易的。这四个国家是欧洲真正有影响的国家。它们的语言、风俗、历史、兴趣，就像它们的地理位置一样，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一体化概念，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超越于它们之外的欧洲的政治现实。
在这个政治现实中，英国一味服从美国，意大利又一蹶不振，因此，法国和德国必须友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均衡或抗衡的西欧组织的中心；应向莫斯科建议，应在将来使缓和导致协议。为此，戴高乐提出了又一个著名的方案：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
“每年召开两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外长会议以及召开经 常性的国防、教育和青年方面的会议”。
这段时间，法德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戴高乐重新当政时年纪已经67岁，他感到自己老了，“我晚回来了10年，太迟了。”这种心态曾大大影响了他的斗志。是西德总理阿登纳恢复了他的信心。1958年9月，他俩第一次在科龙贝会面时，阿登纳指出他比戴高乐大14岁，并告诉戴高乐：一个人是可以跨越某一“年龄障碍”的，正如飞行员能够突破声障一样。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就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这些话使戴高乐摆脱了思想上的阴影。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高兴得逢人便说：“我已经越过了年龄的障碍，可以无定限地活下去了。”
此后，只要有可能，阿登纳总理就在各方面支持戴高乐。戴高乐认为罗马条约忽略了法国农业的利益，在共同市场形成的第二阶段中，他坚持要把农业包括进去。他的要求遭到德国代表团的抵制。他指示法国代表团，并亲自向阿登纳总理表示：如果法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就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后，在阿登纳的帮助下，他的要求及时实现，欧共体通过了共同的农业政策。
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建立法国领导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戴高乐深深地感到，把法国的领导强加于德国已经够难的了，根本别指望能把这个领导强加于英国。所以，他坚决拒绝让英国加入欧共体。阿登纳虽然在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但还是支持了戴高乐的意见。
从他的“欧洲概念”出发，戴高乐也希望与苏联取得谅解。虽然他一贯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反对西方国家与莫斯科进行任何交易；但他却又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而且，这种谅解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法国的基础上。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能使法国站到两大阵营的仲裁人地位。所以，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他也显示了鲜明的戴高乐特色。
1960年5月，巴黎最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一架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并被击落，赫鲁晓夫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否则最高级会议就告吹！
接着，他又在有500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破口大骂。这在西方引起一片恐慌，麦克米伦害怕引起更大的冲突，主张迁就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都倾向于同意，只有戴高乐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后来，赫鲁晓夫气冲冲地跑到爱丽舍宫来进行恐吓：“我知道，法国与美国的挑衅无关。但是，法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法国领土上驻有军队。如果法国不向我们找麻烦，它是不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的！”
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反驳：预言在一次冲突中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那没有用处。在我一生中已经两次看到一个发动战争并自信能够取胜的国家被打败了！“我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和平。”
在另外一些关键性的外交场合也是如此。在维也纳的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的蛮不讲理使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十分惊恐，担心发生严重危机，肯尼迪向戴高乐写信说打算就德国问题与苏联谈判。将军回信告诉他不要怕，只要美、英、法团结，就能防止最坏的后果。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爆发后，肯尼迪派国务卿艾奇逊带着他的私人信件和飞机拍的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装置的照片，赶到巴黎去向戴高乐告急。戴高乐看了信，还没看到照片就告诉艾奇逊：“如果打起仗来，我将站到你们一边。但是，仗是打不起来的。”
意味深长的是，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1960年3月23日，那位取代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带着他的夫人、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笑容满面地到了巴黎，参加了首次公开的欢迎仪式，并漫游了一些法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在两天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说：
西柏林应改为自由城市，西方当局必须撤离西柏林！戴高乐却冷冰冰地告诉赫鲁晓夫：他的威胁对他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对西方军队进行任何干涉从而引起战争的话，那将完全是赫鲁晓夫的过错！最后赫鲁晓夫冷静下来，说那就等待两年再说。
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的地位已经隐然显露。于是，戴高乐又迈出了他的长期计划的新的一步。1963年6月21日，他的政府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使用法国在大西洋的海军部队。
这一着使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大为震惊！他们慌忙寻找对策，答应给戴高乐提供核武器的材料和技术资料，并提出了一个三国共商大计的正式提案，以便诱使戴高乐归队。但这些行动已经太晚了。戴高乐冷然笑道：法国对在外国援助下成为一个核国家不感兴趣。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24日，戴高乐飞往华盛顿参加美国国葬，并会见了肯尼迪的继任林顿·约翰逊总统，曾使约翰逊且惊且喜。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戴高乐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进程。回法国后，他立即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特别敏感的地区——中国。
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试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富尔的中国之行，对共产党制度在这个东方大国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汇报，使戴高乐对那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后来他告诫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有好处。通过后来的政府之间的交往，戴高乐还对与他同时代的仅比他小三岁的那位东方巨人——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知音之情，只是由于死神的破坏，这两位巨人才失去了促膝谈心的机会，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年间，除了英国的特殊例外（香港问题），美国和它的盟国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戴高乐以此来说明，法国是一个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世界大国，有权自行其是。同时也是有意做点事来气气华盛顿。在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说明了他的理由——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秉着同样的宗旨，戴高乐又于3月15日访问了美国的后院墨西哥，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的马提尼克岛会见，使得白宫恼火地取消了这次会见。
到了1966年3月9日，戴高乐的新闻部发表了一项公报，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此，法国终于走上了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中立化道路。
6. 共和国决不退却
在国际舞台上，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的：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演员。
他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他能否成为众所欢迎的国家领袖，关键还在于他对国内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因为除了国难当头之时是例外，国内事务总比对外事务重要得多。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执政的后期，在对外政策方面着迷似的兴趣，削弱了他在国内的权势。他对法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富强梦寐以求，而对选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法国本身却很少在意。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老百姓都会理解、支持他为民族最高利益所付出的努力，不会在意他是怎么做的。他忽略了不该忽略的最基本的政治真理，从而引发了1968年的政治大风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忽视了法国人民的生活，忽视了社会发展。在他执政期间，法国正在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到2210美元——大大超过了比利时（2050）、西德（2030）、英国（1980）和荷兰（1810）。特别显著的是，从民族生命力的角度看，出生率已在迅速增长，法国长期停滞的人口数字由1946年的4 050万增长到1968年的5 000多万，到1966年，20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34%，人口结构正在走向年轻化。
当过教官的戴高乐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想教书的人”，非常关心教育工作。1959年3月，他把学生离校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1963年，作为对大学预科的补充，他指令创办了“中等教育专科学校”，设置了各种因材施教的课程。这些措施使法国人口素质大大提高。1939年，全法国仅 12.2万大学生，到1968年，仅巴黎大学就有15.4万人；1969年，全法国大学生达64.3万名。人们认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是根本不把考试当回事。戴高乐没想到的是，这是他培养起来反对自己的一支生力军。因为在西方自由意识日增的时代，不仅学生人数、学校设备、设置专业、考试标准等均成实际问题，校园里的性自由也成了一桩经常吵嚷的麻烦事。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六八风暴”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也不能责备戴高乐有疏忽。第四共和国的经济包袱和政治遗产一样令人生畏。戴高乐上台的1958年，法国财政赤字达1.2万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必须在一年内偿还。尽管1957年法郎贬值了20%，进口仍比出口多出75%，储备金下降到6.3亿美元，仅够偿付5个星期的进口货款。戴高乐为了对付这场危在眉睫的灾难，于1958年6月13日发行了如13年前同样成功的一次公债，收回货币3240亿法郎，交给银行黄金150吨。同时，他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行政机构费用的增加推迟了，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下降了，提高了商业税，并对奢侈品按价格征收了附加税。这样就缓减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减少了国内消费，刺激了出口。到1959年，通货膨胀率减了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上升3%。到1962年，国家黄金和美元的储备猛增到40多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以每年4%的幅度递增。
正像学生的不满不是因为学校增多了一样，人民的不满也不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1965年戴高乐在总统换届选举中得来不易的胜利表明，国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他的统治作风不满。据戴高乐研究专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戴高乐的统治作风，可以说是“专横”。这也许是戴高乐对半年换一届政府的传统“多党政治”的一种“拨乱反正”——至少他摧毁了20个人轮流当政府首脑的机会吧。戴高乐治国，不仅依赖把行政管理权交给现任总理的方式，而且依赖由干练的技术专家班子组成的爱丽舍宫内阁。事实上，爱丽舍宫的总统秘书处是一个无形的政府，一个与有形的政府平行的办事机构。秘书处成员由戴高乐亲自委任，个个大权在握。有人曾提醒戴高乐注意他正在为后来者开创危险的先例，戴高乐不屑地喊道：“得啦，我现在做的事，将来谁也没有胆量做。”
这当然会引起许多政客的不满。社会上大批成年人对现状不满助长了学生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的小组像过去的抵抗运动组织那样建立起来。这些组织虽然很小，但他们高昂的激情和狂热却可以补偿这个缺陷。1968年4月21日，巴黎大学的不同派别的学生组织之间发生了斗殴，点燃了“六八风暴”的导火索。紧接着，23日在农泰尔、25日在图卢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然后是巴黎各学校骚乱四起，各派组织相互进攻、报复。5月2日，巴黎大学宣布停课。同一天，大学里全国学联的一个办公室被大火烧毁。
这天，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外长要去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而戴高乐，则正在思考一些如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和接待北越人与美国人来巴黎和平谈判之类的国际事务。所以都只对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等人做了些指示就没再太多过问。从5月3日起，骚乱开始升级。警察逮捕了一些学生，革命者开始撬起铺路石筑街垒，越来越多的警察和学生在冲突中受伤。到5月6日，十多个外省的省城也开始发生动乱。9日凌晨，事态严重到不得不把戴高乐从睡梦中叫醒。因为几百名防暴警察和几万名示威者冲突之后，法国总工会、民主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名号召在13日举行总罢工！
“五一三”是阿尔及尔军官们造反呼吁戴高乐上台的纪念日，10年后的这一天，巴黎街头出现了几十万罢工工人、学生和其他示威者。他们打着旗帜，上面写着：“10年太长了！”“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当权者退却了，让我们把他们拉下马！”出言不逊的示威者还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堆！把戴高乐送进修道院！”这一天，外省一些城市也爆发了群众示威。晚上，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
这种混乱的局面，已大大伤害了戴高乐这位78岁老人的心，使他几乎想就此卸下肩上的担子，取消第二天的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等他18日访罗归来后，混乱更愈演愈烈。学生们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给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打电话，对他们进行恐吓或侮辱。大学大楼里遍地脏污；五十多万工人罢工，100个工厂被占领，火车车次减少，许多飞机停飞，邮件也无法定期传递，法国正陷入瘫痪状态。
在22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决定于24日发表广播讲话。从“六一八”起，每逢重大事件，他就借助于这件法宝，而且都很灵，如1960年的街垒，1961年将军们的抗上行动等，都是在最后关头他几句讲演力挽狂澜。但这次不灵了。这次他面对的是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群众。他演讲时，八百多万工人罢工，几千名学生则和防暴警察打得不可开交！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将军经历了茫然、愤怒和绝望三个折磨心身的阶段后，现在是精疲力竭了。他的个性不允许他就此认输。他躺下来冷静思考，寻找法国人共同的弱点。他发现，普通法国人都对“共产主义妖魔”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心理，当然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心理。这里头只缺少一样东西，例如一次事件或一次行动什么的，来使这种恐惧具体化。于是，戴高乐决定改变策略干脆等待，静待机会到来。根据这次危机的左倾气味，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5月28日，机会来了。这天中午，左翼政治家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大陆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戴高乐在6月16日举行的全民表决中失败，他愿意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他颇为谨慎地说，孟戴斯·弗朗斯 （也是左翼） 可能会被合法地委任为临时总理，那么，就应该及早解散国会，进行总统选举；他自己则将是一个候选人。到了晚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已被驱逐出境的左派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出现在巴黎大学。这些迹象表现出：左翼想接管政权。
这一下，戴高乐知道该怎么办了。29日上午，他让秘书通知把10点举行的内阁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下午，他要回科龙贝去待24小时。独自待着，不想会客。
消息传开，一片轰动。世界报纸多半认为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并且用最黑的粗体字在头版头条宣布他们的看法。各国驻法大使馆也都震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为法国内地担心，生怕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苏联评论员则宣称革命时机还没有到来，为的是使人放心。法国共产党的消息灵通人士则煞有介事地声称美国人和俄国人已达成了一项外交谅解：美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牢固地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则承认法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到了下午2点钟，又发生了第二个更耸人听闻的事件：“将军失踪了！他没有到达科龙贝”。这个晴天霹雳直震到4点钟才算了结。武装部队来电话说，总统已到了西德的巴登—巴登。
这下谣言像发疯似的到处流传起来。孟戴斯—弗朗斯和密特朗两位左翼政治家中了戴高乐的圈套。他们以为将军的出走就意味着他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并于晚上9点钟公布了一项决议，宣布孟戴斯—弗朗斯愿意代表左翼联盟出任临时总理。这无异于公开承认他们应对这场大动乱负责，也就无异于政治自杀。它标志着法国非共产党左翼的自我毁灭。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政府的武装部队早已整装待发。突击队守卫着巴黎所有的城门，市政厅驻了一支强大的国家保安队。只要有人敢向市政厅和爱丽舍宫进军，守卫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30日中午12点25分，戴高乐回到爱丽舍宫。下午4点30分，他站在波旁宫的麦克风前，向应召前来的社会各界代表，向全法国的千家万户，发表了一位完全恢复了元气的卓越无比的领导人强硬的讲话：
作为国家和共和政权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退职。我受到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我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的英勇才智和团结精神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他接着宣布他要推迟拟议中的公民投票。如果全体法国人民没有被那些为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而早就组成的团体和一个“专搞极权主义的党派”剥夺了言论自由的话，他就要根据宪法规定进行立法选举。接着他又讲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各地公民的行动必须立即组织起来。组织公民行动的目的首先必须是支持政府，其次是支持各地那些将成为或已再次成为共和国委员的省长的工作，其中包括尽可能确保人民的利益，以及随时随地防止任何颠覆活动。
法国确实已受到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的独裁 （这只能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独裁）的 威胁……
那么，好！共和国决不退却。
这一次，将军的口才和个人魅力真的发挥了作用，当然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发挥了作用。在波旁宫里，代表们自发地唱起了雄壮的马塞曲。
在协和广场，开始聚集了自危机爆发以来人数最多的群众。到下午6点钟人数已超过了百万，至少是最浩大的示威活动的两倍。这是一次戴高乐派显示力量的集会，也是一个过去害怕而现在有了勇气的老百姓的集会。他们中有巴黎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有前法属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有印度支那或朝鲜战场的老战士，有在北非及一战中打过仗的老兵和解放运动的战友，还有不少原来不敢明确表态的学生。此外，还有工人、非洲人，人群有如一股洪流，很快就完全淹没了巴黎的一些主要街道。
事后一些专家对将军的突然出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戴高乐的真正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事件的重演。因为国家和合法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还有最后一招是他代表国家，也代表合法的政权，他到了哪里，合法的政权也到了哪里。如果他不在时爱丽舍宫遭到占领，他就可以以强大的法国军队作后盾，在东部边境建立政府；否则就回来粉碎革命运动。
结果都一样。他又一次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胜利。
7. 光辉的篇章
“六八风暴”虽然他赢得了最后胜利，但这事件本身却大大伤害了这位老人的自尊心，伤害了他为民族奋斗的感情。尽管他过去也并不认为国家、民族仅仅是人的总和，这次对法国人的失望却使他寒心。24日的讲演失败后，他曾愤怒地骂道：“法国人是一群牲口！真的是一群牲口！”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敢作声。事件过后，他也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国内事务的忽略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而且，接踵而来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8月华沙条约国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关于国际事务的宏大计划，法国在两大阵营之间充当仲裁人的设想，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成功——当时谁也无法预估法国向美国霸权挑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也使他有点心灰意冷。虽然他口里不承认，内心却已感到自己是老了，力不从心了。他已经78岁，他还得留五六年时间写第二次执政时期的回忆录；他不能容忍自己不顾自然规律的制约留恋权势，最后落个贝当元帅一样的下场。因而，他私下决定，再为国家干两件事，然后退休。
第一件事是搞好议会选举。这可以表明他的政府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拥护的。这件事他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投票者占全部选民的80%，戴高乐派得到了46%的选票，比过去增加了170万张，因而取得了压倒多数的优势。其他党派则大受挫折，共产党失去60万张选票，左翼联盟也失去了差不多同等张数。第二轮投票后，在议会的席位分配中，戴高乐派占346席，其他党派加在一起也仅占了117席。这结果表明，他制订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和依照这个宪法产生的政体的地位是空前稳固了。
第二件事，是他正醉心的在法国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构想。他自认为这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和个人事业中最后的光辉篇章。
这就是戴高乐的劳资合作设想。
在戴高乐的内心深处，他始终相信共产主义的潮流将席卷全世界。共产主义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国度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产生了把法国保持在共产主义主流之内的愿望。但是这个共产主义必须是戴高乐式的共产主义。1961年底，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说了句很有征兆性的话：“我本人将给法国带来共产主义，为的是避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
七年后，他的说法还是：“我们必须谴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它。我们必须谴责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合作。”他把共产主义明确地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列宁主义则是要把群众组织成为一个有纪律并有最终革命目标的组织，这就必须严加防范了。经过苦心研究，他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
他声称自己找到了回答马克思所提问题的答案和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这就是“劳资结合”。在1968年6月7日接受电视台采访和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他的“劳资结合”解释为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并参与企业管理。
早在1945年，戴高乐就创建了许多有工人参加的“工厂委员会”，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重新执政后，百忙中他并没有忘记这个早年的愿望。1959年1月7日，他制订了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法令，这个法令在文字上准予工人在雇用他们的公司的经营中获得一定的 （经济）利益。后来在8月9日，又公布了一个法令，筹备使原先的决定得以实施的办法。但劳资双方对这个计划都不热心，到1965年，全国二万五千多家有关公司中只有六千来家建立了委员会。
实际上，在戴高乐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戴高乐的头两任总理德勃雷和蓬皮杜对整个计划都不热心。支持戴高乐的主要是左翼人士加比唐和路易·瓦隆。1965年，在与工厂主和工会谈判几个月之后，劳工部长起草了一个加强工厂委员会的温和的议案，尽管遭到企业主们的激烈反对，但经过128处修改之后仍获得了通过。当政府提出一个新议案，建议在税款方面对公司及他们的股东做出让步时，路易·瓦隆提出一项修正案：
责成政府制订一项补充法案，保证工人有分享不断增益的利润的权利。这项修正案也获得了通过。但企业主们惟恐这样真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而法国三大主要工会之一的工人民主联合会，则同意老板们的意见——这也构成了引发“六八风暴”的一个因素——其结果是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关闭或开工不足的企业越来越多，整个工业界笼罩着一股恐慌气氛。
这一切更坚定了戴高乐要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大选获胜以后，他撤下了蓬皮杜——此人在任6年半，是四代法国人记忆中任总理职务时间最长的第一个——总理，请另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顾夫·德姆维尔组成了他的10年总统任期内的第三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有两名部长对戴高乐的计划特别感兴趣，一个是新任司法部长加比唐，另一个是国务部长让—马塞尔·让纳内。7月份，戴高乐就委派让纳内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了。
让纳内是个能干的国家公务员，他起草的改革方案不仅牵涉到商业和工业，法国各地区、各机关和大学，而且还牵涉到参议院的改革。在经济计划上，方案决定实行权力下放，并恢复各省由于法国革命而丧失的特殊性。法国各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都应该得到参加制订法律的权利。按戴高乐的意见，目前的法国参议院已不符合时代要求了。由于人口的变动，一些参议员代表3000人，而另一些议员代表的人数却是这个数字的100倍。同时，戴高乐还想让“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代表进入参议院，从而使参议院更具广泛的代表性。这也是“合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而，好事多磨。让纳内主张最好在1968年的11月举行全民表决，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5月30日胜利后戴高乐所获得的威望以及戴派在大选中得到的压倒优势仍然记忆犹新，应该趁热打铁。同时，这样的大事也必须采用全民表决的方式，按戴高乐的说法是“法国人民自己必须同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合作得起来”。
戴高乐自己对全民表决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显示人民对他的广泛支持并从中汲取力量：它可以使他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而无须通过讨厌的代表之类的中间人；它还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变成“是”和“否”两个简单的字眼。在他当政的 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四次全民表决。第一次是1958年表决通过新宪法，第二次是1961年表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第三次是1962年表决阿尔及利亚独立，第四次也是1962年，是关于总统是否应由普选产生的问题。这四次表决都没让他失望。所以，第五次他也希望如此。
但在内心里，戴高乐却又有隐忧。他现在对法国人开始失望。他的打算是，他还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法国人听他的，他就坚持干到1969年79岁的生日，争取把新的社会秩序作为他留给法国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法国人不听他的，自甘堕落，他就退休，用另一种即写回忆录的方式为祖国效最后一次劳。他把全民表决的时间定在11月初开始辩论，1969年1月中旬最后投票。
但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希望推迟一点，好让他有时间处理紧急的教育和财政问题。11月的金融危机，则又一次打乱了表决的进程。同时，他身边的人也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怀疑和悲观情绪。他们认为，谁也不需要这个“合作”，甚至连工人也不要，因为工联主义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竞争。
这些挫折动摇不了将军的决心。他劲头越来越大，他雄辩滔滔，力图用满腔热忱来感染他周围的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极权主义的，过时了的共产主义”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之间，必须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他将指出这条道路是什么。
热心的加比唐敦促他加油干。他说：“我的将军，别害怕同工业家发生公开的冲突。资本家要同你斗争，越斗越好嘛，他们的反对将使民情沸腾，转而支持你的意见，你要依靠法国的左翼群众，真正的戴高乐主义就要开始了。”
1969年2月19日，部长会议决定表决将在4月27日举行。政府将在4月3日国民议会召开春季会议时向总统正式提出必要的措施。第二天，将发表改革议案全文。正式的公民投票将从4月14日开始，其中包括提供在广播电台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的便利。
在最后时刻，一场新的社会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位老人改革社会的信心。3月11日，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使全国许多地方陷入了瘫痪。部长们愁眉苦脸，要求总统立即放弃他的全部计划。接着，《费加罗报》发表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异常精确地预示出：53%的选民打算反对，只有47%的人准备投赞成票！
结局已经非常明显，等待将军的将是一场惨败。这时候，如果将军只图使计划成功的话，他可以通过利用戴派占压倒多数的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没必要再搞全民表决使自己面临难堪的人民的公开拒绝。但是，将军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里说：他把公民投票当作“正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的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悲壮的。
25日，他就是怀着这种眼看着政治生命到头了的悲壮情怀，依照惯例向全体法国人发出了他的最后一次激动的呼吁：“法国女同胞们，法国男同胞们，在决定法国今后的命运方面，你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关系重大！”接着，他把预先写好的辞职公告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顾夫·德姆维尔。他要总理把它放在口袋里装两天，只有在得到将军的许可之后，在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晨的某时某刻公开发表。
形势急转直下。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费加罗报》民意专家的预言：
1090万票赞成，1200万票反对。百分比是：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钟，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给在科龙贝的将军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的回答是简洁的两个字：可以。
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就像他的答复一样简洁：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将军骄傲地永远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
8. 最后的愿望
将军拒绝了退休总统应该享受的年金，带着妻子回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科龙贝教堂村。他从国家接受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武装部队拨给他的、坐落在巴黎布雷特尔大街的一座不大的平顶房。房屋里有间小小的办公室，挂着生丝挂毯，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这里被作为他接受和处理来自世界各地信件的地方。
6月19日，即他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发表29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将军开始写他的 《希望回忆录》，这是他必须用尽最后的力量兴建的最后的 文字纪念碑。法国外交部一个由皮埃尔·路易·布朗领导的研究班子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这部回忆录计划为三卷，第一卷 《复兴》，写1958—1962年间的事，于1970年出版，并立即成为了畅销书。第二卷《努力》，仅完成了没有标题的两章，计划中是七章，两章写政治，两章写经济与社会，两章写外交事务，最后一章写哲学，对法国、欧洲和世界做出评价。第三卷《终点》，将写1966—1969年间的事。
然而，写作并不能排解失意的苦闷与忧伤。因为直到这时，这位老人也没有改变他的我就是法兰西！我代表正统的观念。他沉痛地决定再不参预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不再同现任部长们谈论“国务”问题。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给别人留下他在幕后操纵政治的印象，除非因国家制度和重大的政治抉择引起争执，或者遇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掩护一些他不同意的行动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会另搞一套。但他们别想借用我的名义来干这事。我已经不再继续工作了。当然一切都两样了。这将是他们的事。”
对他的离职，世界上真正满意的惟一一个人是他的爱妻伊冯娜·戴高乐夫人，因为只有这时他丈夫才真正属于她了。但在别人面前，戴高乐也偶尔流露出“满意”的心情：即离职已经“成功”。他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
我也该下台了。要善于下台。你要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退场，因为我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 ‘参与管理’法国前途的问 题上来了。”听的人都附和着安慰这位不甘心的老人：“你的引退是高尚的，这同你的光荣历史是相称的。”
有时，他也这样辩解：“区域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惟一方式。”
但后来，他的苦闷心情常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对法国人痛感失望。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是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弱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经常重复这么一句话：“啊！如果上帝假我岁月！”
6月份法国举行的总统大选，戴高乐还是给予了关注。为了免使竞选者蓬皮杜为难，他带着妻子离开了法国，去爱尔兰度了一个月假。6月15日，蓬皮杜以58.21%的选票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第二天，他就给新总统发出了封电报：“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回忆录的撰写比较顺利。埋头写作之余，将军也没忘记去实现在执政期间由于政治上的禁忌而未能满足的宿愿。过去，他对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将军维持长期统治的艺术一直钦佩不已。1970年6月8日，他终于得以在马德里郊外的豹宫与佛朗哥将军共进午餐。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访问中国。原来他是极力敦促尼克松去，现在他开始通过外交部门为自己探讨这种可能性。1970年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致函戴高乐，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我的将军，我过去由于你本人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没有能够实现而感到遗憾。胡志明在他的遗嘱里清楚地表明，如果假以岁月，在他的祖国解放以后，他愿到各友好国家致谢。这次会见如果实现，那将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多么好的精神补偿！唉，死亡竟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交情。
毛泽东现在还健在。你所谈论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从本质上接触到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总是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这里，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在巴黎，中国大使去年11月曾向我表示，他曾三次试图获得访问你的机会。他很惊奇，作为自由法兰西老一辈人，我自己竟然没有要求去看您。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是一件大事；对于未来，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形象，也是一桩大事。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使我国处于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这个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世界上只有您能够既明智又自由地完成：这就是远行中国。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我的将军，这就是我久久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最后还是决定对你说的话……
可惜这话迟了一步。他可能早先并不知道，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情感。他称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解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赞赏。他说：“只有毛泽东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也只有他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当时的不发达和无政府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 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访问中国，亲眼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再看看西安古都，然后再旅游上海、南京、广州。于是，外交部门约定，到1971年6月18日，即他“六一八”讲话31周年纪念日那天，他将在中国。
可惜，死亡再次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事情！1970年11月9日，将军由于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80岁了。他死前并无任何疾病和不适现象，还像往常一样地撰写他的回忆录。
急救大夫经过简短的检查，诊断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将军不省人事，他的面容在几分钟内变得苍白，双手也同时发白。据大夫说，将军没有痛苦，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要死。
被尼克松认为“在世界第一夫人中排位很靠前”的伊冯娜·戴高乐夫人英勇地面对了这惨变。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她强抑悲痛，立即着手处理那些她应该独自处理的问题，因为她的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她要神父打电话向巴黎宣布将军之死，并通知菲利普·戴高乐。神父对巴黎的布瓦西厄将军仅说了半句“你的岳父刚刚离开我们……”就泣不成声了。
蓬皮杜总统于次日早晨8点半得悉噩耗。中午，他向全法国人民做了如下广播讲话：
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
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11月10日，爱丽舍宫发布了将军的遗嘱。这遗嘱写于1952年1月，16日戴高乐将军把他密封在一个信封里亲手交给了蓬皮杜，规定要在他去世后 才许启封。现在是该启封的时候了。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
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里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以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这个18年前的遗嘱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70年11月12日举行他的葬礼这天，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普遍规定为国丧日。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未参加。只有几个曾任过部长、抗战时期戴高乐的战友参加了村教堂的葬礼和当地教堂墓地举行的入土仪式。同时，法国4万名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自行来到科龙贝，为他们的将军做最后的送别。
也有盛大的仪典，但是只在巴黎。11月12日上午，在科龙贝举行葬礼之前，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来自世界各地的63位现任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260英尺长的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向这位世纪的巨人沉痛地表示他们的敬意。几十万巴黎人冒着倾盆冷雨，默默地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26年前他们的救星曾站立过的地方，肃立致哀！
第二天，巴黎市议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这既不是表彰，也不是授勋，只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最接近于所想象得出来的、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办法。它无声地记述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评价：
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坚定。他的战友和他的敌人都认为：
他是一位历史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