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勤奋、天赋加精力
从历史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到现代剧《安东尼》，从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到现代小说《基督山伯爵》，从游记到各色文章，大仲马的文学作品到底有多少？很难说出一个确切可靠的数字。许多研究大仲马的专家都作过统计，但他们统计的结果很不一致。斯特洛夫斯基说有1384本；勒诺特尔说有300本；莫里亚克说仅小说就有500、600卷。格里奈尔提供的数字最为详细，据他说，按最齐全的一种十八开版本计算，大仲马的纯文学作品有：小说150部，300本；戏剧25本，其中包括57出正剧、3出悲剧、23出喜剧、4出歌舞剧和3出喜歌剧。
即使以勒诺特尔得出的最低限度的统计数字为准，大仲马作品之多，也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与同时代的大作家相比，不仅远远超过了斯汤达和梅里美，连素以多产著称的巴尔扎克和雨果也无法与之匹敌。
如此卷帙浩繁的著作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当我们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时，不能不首先看到大仲马在写作上的异常勤奋。
不错，大仲马是个兴趣广泛、生性好动的人。他活跃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他经常在法国国内外游览、旅居。他几乎在不断地谈情说爱。他也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参加街垒战斗的机会。这一切显然会占去他的许多时间和精力。
但是，大仲马首先是一个热爱工作而又善于工作的作家。除了在革命的枪弹呼啸的日子里，他决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而稍稍耽搁自己的工作，即使是在最逍遥的旅游期间。
就拿1831年的勒阿弗尔之行来说吧，那年7月6日，大仲马离开了七月革命后一直处在政治动乱中的巴黎，想找一个幽静处休养一些日子。去哪里呢？去西部港城勒阿弗尔。他记得，1828年，为了修改《克里斯蒂娜》，他曾独自驱车朝勒阿弗尔方向驰去。正是在那条通向勒阿弗尔的公路上，一面领略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一面笔走龙蛇，把《克里斯蒂娜》彻底改写了一遍，使它从悲剧变为正剧。时隔三年，已经成为赫赫名人的亚历山大·仲马对昔日奋斗的苦况记忆犹新，他决定故地重游。
然而，他发现熙熙攘攘的港城勒阿弗尔也不是他理想之地，他打听这一带还有什么偏僻而又宜人的角落。人们告诉他：可由勒阿弗尔沿海岸南下，去一个叫特鲁维尔的滨海渔村。大仲马当即取海路前往，几小时后到达该地，只见图克河入海口右岸两排小山丘之间散落着几点渔舍，几个妇女和儿童在海滩上捡贻贝和海虾，左岸延伸着广阔的牧场——猎沙锥鸟的好地方。依山而居，面对无垠的大海，过河就能尽兴地打猎，哪里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所在呢？大仲马欣然住进奥丝莱大妈简陋的膳宿公寓。
大仲马此行由贝尔·克莱勃萨默尔做伴。让奥丝莱大妈迷惑不解的是，大仲马却订了两个房间，而且偏偏给自己挑了背向大海、面向荒山的那个房间。原来大仲马游玩时只管纵情地游玩，写作时却要绝对专心致志，他不愿让腥咸的海风，拍岸的涛声和缓缓移过的白帆魅惑自己。
请看一看他在特鲁维尔的一个多月里严格遵行的作息时间表吧：
日出——起床写作；
10时——吃第一顿饭；
11时——打猎；
2至4时——写作；
4至5时——游泳；
5时半——吃第二顿饭；
7至9时——散步；
9至11时或12时——写作。
即使在这样诱人的环境里休养，大仲马还要坚持每日闭门写作8小时。他的剧本《查理第二及其诸侯》就是在特鲁维尔完成的。大仲马后来在《新闻报》上发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特鲁维尔小憩的情景，闻者纷纷前往一游，特鲁维尔遂成为著名的海水浴疗养地。可是，能像大仲马那样，在游乐的狂潮里还工作不懈的人，又有几许？
大仲马具有如此巨大的工作热情和毅力，是因为他有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这也许同他祖传的优异体质不无关系。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在其《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一天，大仲马心血来潮，带年幼的小仲马到蒙巴拿斯区去参加假面舞会，他装扮成一个马车夫，跳了整整一个通宵，其实岂止跳舞，他还像市集上卖艺的大力士那样，把女舞伴们高高举起来。回到家中，已是第二天早晨，他想脱下白色的皮套裤，但是汗水浸透了的皮套裤已经紧紧粘在他劳累得肿胀了的双腿上脱不下来，还是小仲马用一把小折刀把皮套裤割成碎皮，才把大仲马给解放出来。这时候，总该精疲力竭，躺下来大睡一觉了吧。可是不，大仲马精力犹足，他喝了一碗汤，便写将起来，直到傍晚方才搁笔。
“文思潮涌”，“运笔如飞”，“一泻千里”，人们经常用这些夸张的词语来形容那些写作迅捷的人。但把这些形容词用在大仲马身上，却失去了夸张的意味，因为他的确是如此神速。著名的讽刺小说家爱德蒙·阿布就是一个见证人。
那是1858年大仲马旅行马赛期间的事。一天深夜，大仲马和阿布看完戏一起回到旅馆，阿布已经困得几乎站着就睡着了，大仲马却精神得像足睡了一夜之后刚刚起身。不管三七二十一，大仲马把这位掉了魂儿似的伙伴死拉活扯到自己的房间里，点亮了两支新蜡烛：
“你就睡在这里，老家伙！”大仲马幽默地说，其实那时阿布刚满30岁。“瞧我这已有55岁的人，马上就能写出三份，明天——不，今天就得邮走的连载小说。要是赶巧还剩一点时间，我就给蒙蒂尼编一出小戏，这出小戏在我脑子里已经转了很久啦。”
阿布以为大仲马这番话不过是笑谈，可是几小时过后，等他被冉冉升起的太阳唤醒，起得身来，却发现大仲马的卧室已经门窗大开，大仲马正在盥洗室里刮胡子，一边轻松愉快地哼着歌：三份连载小说片断已经捆好放在案头，一份给《祖国报》，一份给《大众日报》，一份给巴黎的另一家报纸；此外还有一个纸卷儿上写着蒙蒂尼的地址，那就是超额完成的短剧。
大仲马虽然热爱写作，说来可悲的是，他却在经常进行“强制劳动”。
就像苦役犯一样，如果他稍有懈怠，就会遭到监工的呵斥和鞭笞。不是吗？1847年西班牙和北非之行归来后，他就因为延误了应交给《新闻报》和《立宪报》的稿子而受到这两家报馆主人的起诉。原来大仲马两年前同这两家报馆订了一个合同，每年必须向这两家报馆各交9本小说。在法庭上，他请求《新闻报》的季拉尔丹和《立宪报》的维隆博士，看在他两年里已为他们写了大量作品，对他宽宏大量一些。
“三匹马，三个佣人，还要转乘火车，才勉强能够运去我的手稿，运回我的校样。请你们让学士院的全体院士在两年里写出同样数量的作品吧，尽管他们是40大员，也会感到为难的。”大仲马提醒道。
但报馆主人们是不讲人情的，他们只知道按合同办事。结果大仲马被判8个月中向两家报馆提供14本小说，并赔偿它们6000法郎的经济损失。
大仲马只得加倍卖力地服这种苦役。直到1851年8月，小仲马还在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中嗟叹：“我的父亲依然被迫从事‘强制劳动’。”
2. 合作风云
不过，如果把大仲马数量惊人的文学成果都归功于他一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看到除了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和少数几部小说，大仲马的作品几乎全部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不具名的合作者的心血。
在大仲马的众多合作者中，值得提到的有：阿尼赛·布尔茹阿、瑞拉尔·德·奈瓦尔、弗雷德里克·加雅代、费力西安·马勒菲依、保尔·莫里斯、保尔·拉克鲁阿，特别是奥古斯特·马凯，他与大仲马合写的小说有18种之多，其中包括大仲马的所有小说名著。这些合作者，有的为大仲马查找文献资料，有的给大仲马提供故事蓝图，有的向大仲马贡献出作品的雏形，有的甚至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同大仲马密切配合、共同执笔，就像马凯和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时那样，两人的合作简直达到了互不可缺的地步。
但是，正如《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的写作过程所表明的，不论以哪种方式进行合作，主导者和灵魂总是大仲马。大仲马的同时代人儒勒·艾泽尔所主持的辞书中的《大仲马》一条，是这样描写大仲马与人合作的情景的：“不管是他提出设想还是别人向他提出设想，他都必须为伙伴们的工作做好准备，审阅、修改、补充他们的文稿，给出自不同手笔的文字加上统一的笔调，使故事的叙述变得生气盎然，把情节调度得疏密有致。这些工作不仅需要具备无可否认的天才，而且需要付出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艾泽尔是作家又是出版家，他是有资格对大仲马的工作做出评价的。大仲马很明白自己的统率作用，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拥有合作者，就好像拿破仑拥有部将。”
大仲马与人合写的作品，署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剧作有时由合作者共同署名，有时由大仲马一人署名，有时甚至让合作者一人署名，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处理。但是小说作品则无一例外，全以大仲马一人的名义发表。前文已经说过，大仲马与马凯合写的《达芒塔尔骑士》发表时，由于《新闻报》老板季拉尔丹的极力要求，开了只有大仲马署名的先例。此后，凡大仲马与人合写的小说，便一律照此办理了。大仲马本人也觉得理所当然：无论拿破仑的部将在哪里作战，是在奥斯特利兹大捷，还是在滑铁卢大败，出名的总是拿破仑！不过，在合同里，大仲马总要答应让不具名的合作者多分一点稿酬。
在大仲马的时代，由不具名的作者协助写作，并非绝无仅有的事情，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巴尔扎克不止一部小说是根据别人提供的情节写成的。斯汤达的《吕西安·勒万》是以一位无名女作者的手稿为基础的。圣勃夫在报刊上发表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也少不了他的“秘书”们的通力合作。但是，也许因为大仲马的合作人太多，合作的产品太多，合作的经济收益太多而招人妒嫉的缘故吧，大仲马在这方面颇遭到一些非议和攻讦，有时甚至闹到诉讼、决斗的地步。
对大仲马最处心积虑的进攻，是在1844年首先由一个幺麽小丑式的文痞发起的，此人名叫欧仁·德·米尔库，本名若望·巴蒂斯特·雅科。他曾毛遂自荐要为大仲马效劳，并向大仲马提供一个小说题材，声称可以做成一件“大买卖”，不意遭到大仲马的冷遇，因而对大仲马怀恨在心，摇身一变，化为一个坚决反对“文学企业”的勇士。1844年底，米尔库一边上书作家协会，谴责仲马的做法是“不给其他作家留活路”，一边致函《新闻报》的老板季拉尔丹，要求他向“亚历山大·仲马的可耻的惟利是图”关上大门，把它向“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意即欧仁·德·米尔库——敞开。
季拉尔丹给米尔库碰了个钉子，他干脆地回答：读者希望读仲马的东西，我就给他们读仲马的东西。但是作家协会里的一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同行们，却以米尔库的“揭发”为由头，大做起“文章”来。
12月29日，作家协会委员会开会进行辩论。与会者正在大叫大嚷地发言，忽然有人通报：亚历山大·仲马先生到。只见大仲马怒气冲冲地撞进会场，高喊着：
“好像有人要吊死我。我就在这里，先生们。”
大仲马径直向主席维耶奈走过去，后者站起来，握着他的手，套用当时一出喜剧的题目，打趣地向大仲马招呼道：“你好，穆瓦鲁公司。”
大仲马酸溜溜地微笑了一下，他发现主席台上放着许多文件，里面有他的对头们指控他的材料，便毫不客气地在主席的座位上坐下来，一边念这些材料，一边辩驳、浑骂。最后，在一个发言者的追问下，他承认有一个、只有一个合作者，那就是马凯。辩论会在一片哄笑声中结束。
由于会议主席维耶奈讥嘲了大仲马，而且拒绝了大仲马要他以书面收回自己的话的要求，引出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1845年2月27日，大仲马的证人梅利和杜查前来找维耶奈，传达大仲马要在第二天同他决斗的挑战。
“不，”维耶奈回答道，“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带着我的证人和手枪找到他的门上去。”
一个小时以后，维耶奈果然来到大仲马住宅的大门前，他的两证人——作家协会副主席夏尔·梅吕和作家协会秘书、诗人阿尔塔罗什上楼通知大仲马，维耶奈在恭候着他。大仲马东拉西扯地说个没完，就是不肯下楼。人们告诉他，这关系到他的荣誉。大仲马却向人拍拍他的账本，意思是说，他还得写东西还债。
第二天，大仲马请他的两位证人来向维耶奈道歉。
“他还是个孩子。”杜萨说。
“那就天天早上打他的屁股！”维耶奈啼笑皆非地说。
正是在作家协会的辩论会以后不久，趁大仲马处境尴尬之际，米尔库把进攻的火力猛烈升级，于1845年2月初抛出了攻击性的小册子《小说工厂，亚历山大·仲马公司》。米尔库编写这本小册子时，显然得到了大仲马的某些合作者提供的“情报”——总有些人觉得他那份工作没得到足够的酬谢，因而心怀不满的。他一一列举了某人参加了某部剧本或小说的创作，并称他们为这些剧本和小说的“真正作者”。
如果米尔库满足于这样做，的确是可以欺骗许多不明真象的人的。但是米尔库走得太远了，他对大仲马的“揭发”演变成疯狂的谩骂：“扒开仲马先生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野人，……他吃饭时从炊灰里掏出滚烫的土豆，不剥皮就吞下肚去！……他沽名钓誉，……他雇用出卖知识的变节者和任人收买的翻译匠，这些人自甘堕落，像一群黑奴，在一个杂种的皮鞭下劳动！”米尔库还肆无忌惮地攻击大仲马的私生活，甚至嘲弄大仲马的妻子伊达·费里埃。这就构成了对大仲马的诽谤和人身攻击。大仲马提出控诉。米尔库被判处15天监禁。判决的消息一经在报纸上公布，米尔库在文学界彻底丧失了信誉。还有更可鄙的：1857年，正是这个无才又无德的米尔库本人，开办“文学企业”，不但使用不具名的合作者，而且在经济上对他们极力剋扣。新闻记者、日后的巴黎公社委员罗什弗尔立即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加以抨击，这小册子就题为《欧仁·米尔库公司——一个前合伙人的揭发》。米尔库搬起的石头，终于还是打在了自己的脚上。
3. 一纸契约
米尔库的攻击虽然未能伤害大仲马，却也提醒了他注意防范可能的麻烦。他甚至要求马凯立一个字据，以避免马凯的某个继承人在著作权益上的任何纠缠。忠厚的马凯慨然允诺，于1845年3月4日写了这封至关重要的信：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合作是从不需要什么数字和契约的。一种美好的友情，一句诚实的诺言，就足以使我们在别人的事情上写出50万行文字，而从来不去想就我们自己的事写只言片语。但是，有一天，你打破了这种沉默，那是为了洗清卑劣而又愚蠢的诽谤；为了给我以所能期望的最大的荣幸；为了让我宣布，我曾同你一起写好几部作品。亲爱的朋友，在这一点上，你的笔已经写得太多了，你今后只有使我声名显赫的自由，而绝无抛弃我的可能。关于我们一起写的那些书，你不是已经报偿我了吗？
是的，我无需乎你的契约，你也无需乎我的字据；然而，亲爱的朋友，设若我死了，某个不谙事理的继承人，不会手拿你的声明，向你索取你已经给了我的东西吗？你瞧，笔墨还是要用笔墨来回应的，你迫使我不得略书一纸了。
我宣布，从今天起，放弃对我们共同写作的下列作品所有版权和重印权：《达芒塔尔骑士》《希尔瓦尼尔》《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女人们的战争》《玛尔戈王后》《红屋骑士》。因为按照我们的口头协定，我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你的妥善而又优厚的报偿。
请保存着这封信吧，亲爱的朋友，将来可以把它拿给某个不谙事理的继承人看，并且对他说，我生前为能够成为法国小说家中最佼佼者的合作人和朋友而深感荣幸，但愿他也像我这样做。
马凯
马凯在作出这一非同寻常的声明时，也许希望借以感动大仲马，不但增加他的经济报酬，而且有朝一日给他以共同署名的待遇，以使他“声名显赫”。马凯的这两个理想确实一度接近于实现了。1845年10月，当话剧《三个火枪手》在昂比古剧院首演结束，演员梅兰格受大仲马之命向观众宣布大仲马和马凯两人的名字时，真使马凯受宠若惊。他冲出包厢，冲上舞台，拥抱着大仲马，不禁哭出声来。1848年2月，大仲马又与马凯订了一纸协议，马凯再次声明放弃1848年3月1日以前与大仲马合写的作品的共同所有权，大仲马则答应在11年中以每月付1100法郎的形式给马凯145200法郎。
但是，马凯在这两方面最后却都未能如愿以偿。1848年，大仲马已处在债权人的包围之中，他只能给马凯应得的经济报酬兑现一小部分。另外，在小说的署名问题上，他也一直没有大度的表现。应该说，大仲马亏待了马凯。
尽管马凯是个既重友情又有耐心的人，也不免气恼。在试图解决矛盾而屡遭失败以后，他终于在1858年向法院提出控告。但是法院也无法取消马凯在1845年亲笔写下的放弃权利的声明。马凯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场官司一直由他们的后代打到1922年，法庭准许马凯的后代分享一小部分版权，但马凯仍未得到他终生梦寐以求的署名的荣幸。
即使在闹翻了以后，大仲马和马凯还是打心底里互相挚爱着的。他们非常惋惜那逝去的时光。在整整20年里，他们进行了如此卓有成效的合作。其硕大无朋的成果，在千百年来的文学史上，也堪称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