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布鲁塞尔的日子
由于大仲马是自愿流亡，而非像雨果那样被驱逐出国，人们对他流亡的动机不无訾议。看来一些研究家过分强调了他躲债的因素。不错，大仲马出国之际，也正是债主“逼宫”之时。尽管大仲马被迫卖掉了他在巴黎市内的最后一处住房中的家具，还了积欠的房租，但还有许多债主无法应付。这些债主中有卖酒的、卖肉的、油脂商……总之，遍布四面八方、七十二行。不过，政治因素对于大仲马出亡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低估。即使在二月革命后政治方向短暂迷乱时，大仲马的共和主义的最低纲领也未曾动摇。而今，反对恢复帝政的人士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迫流亡国外，在他看来，苟活在国内无异于默许帝政，所以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路易·波拿巴面临大批社会精华被逐国外的窘境，在极力拉拢收买名流。而大仲马却毅然投奔反波拿巴派人士集中的布鲁塞尔，这首先是一种政治的抉择。
在布鲁塞尔的流亡者中，除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艾蒂安纳·阿拉戈是在1849年6月发起一次反波拿巴的示威游行失败以后流亡布鲁塞尔的，其余都是在波拿巴政变以后于1851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到达的，雨果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其他著名人物有：第二共和国的国防部副部长、曾参与镇压六月起义的若望·巴蒂斯特·沙拉斯，作家艾弥尔·戴沙纳尔，作家和出版家于勒·艾泽尔等。这些流亡者大都断绝了经济来源，过着清苦的生活。惟独大仲马，虽然除了一身的债务以外别无所有，却一到布鲁塞尔就摆起排场来。他先下榻在豪华的欧罗巴饭店，然后把滑铁卢大街两座毗连的房子，打通了山墙，把它们连成一体，这样就成了一座三层楼的公馆，有能通车辆的大门，有漂亮的阳台，还有宽敞的候见厅；高大的楼梯铺着厚厚的地毯，厅堂都挂着里昂的帷幔，卧室和内室则挂着红绸的窗帘。这一切都是赊欠而来。尽管流落异国，大仲马的私生活也还是那样荒唐。他这期间最宠幸的是年仅20余岁的女演员伊萨贝尔·康司坦。其次是安娜·鲍埃、吉狄夫人等等，甚至包括前来布鲁塞尔临时巡回演出的女演员。真可谓恶习难改。
但是他热情好客依旧。他工作很忙。在撰写《回忆录》的同时，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剧本。但他还是抽出不少时间来接待流亡的伙伴和比利时朋友。他的公馆成了法国流亡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界人士集会的中心，对于团结流亡者不无贡献。他们每星期照例来吃两次晚饭。为了避免“白吃”的恶名，他们交相当于在小饭店吃饭的餐金——一个半法郎。而菜肴相当丰盛。雨果有一次在这里连包了10天伙食，按一天两个半法郎算，应交25法郎。但雨果只交了23个半法郎。因为他扣除了自己在外面吃过三顿午饭的餐金。雨果的精打细算与大仲马的全不计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于路易·波拿巴的政治压力，比利时政府拒绝雨果继续居住在该国。1852年7月，雨果不得不移居离法国诺曼底省海岸只有20公里的英国领土泽西岛。临行的那天，以大仲马为首的法国流亡者一直把雨果送到比利时北部的港城安特卫普，登上驶往英国的海船。雨果1856年发表的诗集《默想集》中有一首追怀当时情景的诗，反映了大仲马与雨果在流亡期间倍加亲密的关系：
朋友，我没忘记安特卫普码头
那群越来越坚强、勇敢的朋友，
没忘记你和他们纯洁的面容。
当海浪推送轮船向岸边靠拢，
接我上船，我们曾久久地抱吻；
我登上了船头，邮船浓烟滚滚，
涡轮转动了，我们频呼着“再见”；
然后，在海风中，在汹涌的海面，
你站在岸边，我伫立在甲板上，
像两把振颤的诗琴，一和一唱。
我们彼此凝视着，良久，良久，
就好似两颗灵魂在互相交流。
轮船逐渐驶远，大地不断后遁，
天际升高，视线为断，一切消隐；
一片迷雾覆盖着无垠的碧波。
你又回到光辉夺目、品种繁多、
犹如灿烂白昼的美好作品中；
而我走向阴森的黑夜的一统。
送别了赫赫一代文豪——自己最崇敬的朋友，大仲马的心境顿觉孤寂。回首自己和雨果这一代进步作家在文学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红红火火的经历，再看今日故人星散异国的凄凉景象，他的羁旅之思日甚一日。路易·波拿巴已经在1852年12月2日成为第二帝国的皇帝，自称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在用鞭子收拾了自己的政敌之后，开始实行发放蜜糖饼干的怀柔政策。接待自愿流亡者大仲马，在政治上已无大的障碍。通过反复交涉，大仲马又以让出今后稿费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为条件，同巴黎的债主们达成妥协，从而消除了法律上的麻烦。他便于1853年11月重返故国。
2. 报界红人
无产阶级的1848年六月起义惨遭镇压以后，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专政的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它的进步作用。6月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于是，原先无产阶级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际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语）法国无产阶级从在资产阶级旁边捍卫自己的利益，进入与资产阶级正面冲突的时代。第二帝国期间，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了它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状况显著恶化。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劳动与资本的斗争益趋激化。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大仲马，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到了第二帝国时代，他虽然对拿破仑第三经常发一点轻蔑的议论，但面对劳动和资本的激烈斗争，他的政治活动更显得消沉了。至少在整个50年代，同前数10年的有声有色的政治经历相比，他在这方面大为失色。
不过，作为文人，他的精力依然充沛。他的《昂日·皮图》《沙尔尼伯爵夫人》《耶户和他的伙伴们》《马什库尔的母狼》《巴黎的莫希钦人》等长篇小说都发表于50年代。他的巨型回忆录也主要写作于50年代。而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他的办报的努力。
大仲马在1848年以后的10多年间办了好几种报刊。上文已经提到他在1848年3月1日创刊的生存了两年的《月报》。此后，他又先后创办了每日出版的晚报《火枪手》《新法兰西》、周报《基督山》和不定期的“亚历山大·仲马未刊作品集”《基督山》，品种可谓齐全。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火枪手》。
大仲马是1853年11月初回国的。他一到巴黎就雷厉风行地筹办《火枪手》晚报。昔日的《月报》是大仲马一人包办，等于他的个人公报。现在他要办一份名副其实的报纸，有它的管理部、编辑部，有一批经常撰稿人。大仲马从比利时归来后，就在拉菲特街的金屋旅馆四层楼上租了一套三间简陋的住房，现在这房子成了《火枪手》经理办公室。编辑部则设在楼下，就在著名的金屋饭店对面。基督山城堡的园丁、不会算账的米歇尔担任会计，当年的管家、意大利人鲁斯科尼担任“不管部长”，一个叫希尔施勒的专管发行，一个叫马蒂奈的掌管行政。撰稿人也已约定，其中不乏名流：瑞拉尔·德·奈瓦尔、泰奥菲尔·德·邦维尔、泰奥菲尔·戈蒂叶、保尔·波卡日、小仲马，此外还有昂利、罗什弗尔、莫里斯·桑、达施伯爵夫人等。准备大致就绪，11月12日《火枪手》推出了创刊号。创刊号上，大仲马别出心裁地以“我”和“随便什么人”的一席对话阐述了报纸的宗旨：
“您就要办一份报纸，是吗？”
“是的。
“文学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文学性的。”
“啊！”
“怎么啦？”
“您可错了。”
“每当我开始做某件事的时候，人们总对我这样说。”
“尽管如此，您不还是照干不误吗？”
“当然啰！”
“您为什么要办这份报纸呢？”
“首先，因为在别人的报纸上我总受敌人们的攻击，而得不到朋友们的得力保护，已经感到厌倦了；其次，因为我还有四、五十卷《回忆录》尚待发表，这四、五十卷《回忆录》由于逐渐写到当代的事情，而越来越牵涉到某些人的名誉，我希望承担责任，不仅作为作者、而且作为发表者承担责任。”
……
作为一个文学性的报纸，《火枪手》可以称得上是形式多样、内容精彩。它发表过奈瓦尔的中篇小说和十四行诗，邦维尔和梅利的短诗，艾弥尔·戴尚的专栏文章，莱蒙托夫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它开辟了一个“妇女通讯”专栏，一个剧场巡礼专栏，一个重要新书摘要专栏；它还经常刊登关于假面舞会和大型狩猎的报道。
《火枪手》的最主要的供稿人当然是大仲马。他的《回忆录》《漫谈录》无休无止，虽然有许多水分，却很受读者的喜爱。他的长篇小说《巴黎的莫希坎人》和《耶户和他的伙伴们》都是首先在《火枪手》上连载的。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学家米什莱，作家乔治·桑、戈蒂叶、奈瓦尔，评论家圣勃夫和画家德拉克洛亚的很有见地的长篇文章。为了写这些文章，他展开了不折不扣的记者的采访工作。德拉克洛亚在1853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晚，这个紧追着猎物不放的可怕的仲马又来了，他手拿白纸笔记本，一直把我追逐到半夜……
读者对大仲马的作品是那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女读者，真有一日不读如隔三秋之感，以致稍有间断，大仲马便必须发一纸“安民告示”：
亲爱的女读者们：
你们以为我一命呜呼了，是不是？再也读不到《漫谈录》了，再也读不到《莫希坎人》等等作品了。
你在干什么，这自称永不知疲倦的人？
不认识我的人说：“他在休息。”
不知道我年龄的人说：“他在恋爱。”
了解我的人说：“他在准备。”
是的，准备着千百种作品。
《火枪手》办得如此雅俗共赏，它也博得了雨果、拉马丁这样的大作家的赞赏。流亡英国的雨果在信中说：“我此刻生活着而不读《火枪手》，这还能算生活吗？”当大仲马向拉马丁征求意见时，后者热情洋溢地写道：“你征求我对报纸的意见。我只对人类的事物发表意见，我对奇迹无意见可言。你是一个超出常人的人。我的意见是一个惊叹号！”
《火枪手》的事业蒸蒸日上。它在两个月里就拥有4000个订户，仅在巴黎每日零售量就达到6000份。连大报业主米罗和维勒麦桑都看得眼红了，他们要买下《火枪手》，并答应以高额报酬留大仲马做合作人。大仲马断然拒绝。他给维勒麦桑写信道：“亲爱的同行，你和好心的米罗先生的建议好极了。……不过，我此生梦想的就是有一份属于我的报纸。我终于有了这样一份报纸，而且它每年至少能给我带来100万法郎的收益。我还没领过一文稿酬。按每行字40苏计算，自《火枪手》创刊以来，我已挣了20万法郎，我让这笔钱静静地躺在钱柜里，这样，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一次领50万法郎。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需要钱，也不需要经理。《火枪手》是一件有大钱可赚的生意，我要独自经营……”
大仲马为《火枪手》而骄傲是不无理由的。但“还没领过一文稿酬”、
“让这笔钱静静地躺在钱柜里”云云却是假话。事实上，报纸所有的收入几乎都让大仲马一人拿走了，钱柜经常是空空如也。一天，大仲马又去取钱，管事的马蒂奈先生告诉他一文也没有了。
“怎么？”大仲马诧异道，“收入的报费呢？”
“您已经连续5天，每晚拿走500法郎。”管事的无可奈何地指出。
“当然啰！我完全可以拿500法郎，因为我提供了1500法郎的稿子嘛！”
就算是大仲马每天提供1500法郎的稿子，他总还拿到了500法郎。而其他撰稿人以及编辑部人员，却基本上都是在从事义务劳动。在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仲马能用他的友谊和热情把这种义务劳动维持了3年多，也算是一大奇迹。但奇迹总难持久，撰稿人和编辑同人纷纷告辞。1857年2月，《火枪手》宣布停刊。
大仲马有两个经法律承认了的孩子，然而仍不免有孤独之感：小仲马在《茶花女》成功后，索性买了一处住宅同生母拉贝一起去生活了；与克莱勃萨默尔生的女儿玛丽·仲马本来就同后母伊达最亲，1856年结了婚，与大仲马更少往来了。不过在《火枪手》存在期间，工作繁忙，大仲马的生活反而相对地平静一些。闲暇时，他常去金屋饭店、巴黎咖啡馆或托尔托尼露天咖啡座同朋友欢聚、畅谈。除了同小仲马去英国作了一次闪电旅行、参观曼彻斯特博览会以外，他几乎一直呆在国内。
3. 俄国之行
《火枪手》的停刊解除了旅行家大仲马的羁绊。1858年6月，他又振翼起飞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遥远的俄罗斯。
大仲马早就同俄罗斯结下了不解之缘。1829年，《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在巴黎首演成功以后不久，就被搬上俄国舞台，由著名的演员卡拉蒂金夫妇分别扮演吉兹公爵和公爵夫人。后来，卡拉蒂金又陆续把《安东尼》《理查·戴林顿》《泰莱萨》《基恩》等剧译介到俄国。不过，大仲马的这些剧作虽然得到自由派人士如别林斯基、赫尔岑等的称赞，俄皇尼古拉一世却对剧中的社会叛逆者的形象表示反感。1839年，当一位俄国大臣根据大仲马的愿望请求俄皇赐予大仲马圣斯坦尼斯拉夫三级勋章时，尼古拉一世只赐给他一枚钻石戒指。大仲马颇为扫兴。
怀着对俄皇的不满，他于第二年发表了反映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长篇小说《一个剑术教师的回忆》。有个名叫格利济埃的剑术教师，著有《武器和决斗》一书，由大仲马作序。此人曾在俄国上流社会教授剑术。他向大仲马讲述了自己的学生、近卫军骑兵中尉安年科夫伯爵的故事。安年科夫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中受牵连，被沙皇当局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法国情妇路易丝自愿陪他同去，他们在患难中结成夫妇。正是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大仲马写了《一个剑术教师的回忆》。这部小说更加触怒了俄皇尼古拉一世。所以当卡拉蒂金于1845年来巴黎，大仲马表示愿意去俄国时，卡拉蒂金劝他还是打消此念。
《火枪手》停刊后，大仲马游历俄国的夙愿重又萌发。这时，亚历山大二世继承了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大仲马去俄国的道路已经畅通。碰巧，1858年春天，大仲马有个会招魂巫术的苏格兰朋友丹尼尔·道格拉斯·霍姆要去俄国同一位公爵夫人的妹妹完婚，那公爵夫人非常仰慕大仲马。
“如果仲马先生不去做傧相，我们就拒绝霍姆先生的婚事。请您到我们圣彼得堡去做客吧。”她对大仲马说。
“这不可能。如果我去俄国，那就不仅去圣彼得堡，还要去莫斯科、下诺夫戈罗德、阿斯特拉罕、塞瓦斯托波尔看看，然后从多瑙河回来。”
大仲马回答。
“这太巧了。正好我在莫斯科附近有一块领地。伯爵在下诺夫戈罗德有一处田产，在喀山有一些草原，在里海有一些渔场，在伊扎奇有一座乡间住宅。……”
大仲马乐得趁此机会做一次长途免费旅行，于是就在这年6月同他们一起上路。
大仲马一行乘火车经科隆、柏林到波兰港城什切青，然后换船直抵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逗留了数周，参加了霍姆的婚礼仪式，观光了这古老城市的名胜古迹。第二站是莫斯科，他受到纳利什金伯爵的热情接待——伯爵夫人冉妮·法尔孔是法国人，大仲马女儿玛丽的好友。尽管小住一月，大仲马也不失时机，向伯爵夫人大献殷勤。50年后，法尔孔闪闪烁烁地承认，她未能抵挡得住这位火枪手的攻势。她忏悔地向别人说：“我犯了过失，我犯了过失。”
九月，大仲马到了下诺戈罗德。一件意外的事给他带来极大的愉快。一天晚上，他应邀参加新上任的总督亚历山大·穆拉维也夫府邸的一个晚会，忽然听到通报一对夫妇的名字，令他吃了一惊。这时，省长抓住他的胳膊，把他领到一对新来的客人面前，向这对夫妇介绍道：
“这是亚历山大·仲马先生。”
然后又向大仲马介绍道：
“这是安年科夫伯爵夫妇，您的《剑术教师》的男女主人公。”
三个人都惊叫出声来，张开手臂，热情地拥抱。原来安年科夫在西伯利亚服了30年苦役以后于3年前获赦。这对夫妇对把他们作为主人公写进小说的这位大作家给予了极其隆重的招待。
从下诺夫戈罗德继续前行，经喀山、卡梅申到海岸上的阿斯特拉罕，再向南进抵巴库，至此，大仲马到达了此行的最远点。一路上，他受到的礼遇堪与国宾相比。最使他欣喜的是，他发现自己在俄国同雨果、巴尔扎克、拉马丁、乔治·桑、缪塞一样享有盛名。听说他是《基督山伯爵》的作者，人们到处都当他是天外来客一样围观不舍。
大仲马从黑海经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于1859年4月2日在马赛登上法国国土。好友梅利当天在法兰西饭店举行了有40人出席的宴会为他洗尘，席间还朗读了梅利献给他的颂诗。大仲马的俄罗斯之行是一次大丰收。他不久后发表的游记《高加索》《从巴黎到阿斯特拉罕》就是此行的具体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