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消灭败类
几十年来，伏尔泰一直坚持不懈地与宗教迷信、狂热、褊狭或不宽容作斗争，宣传启蒙思想，但是他明目张胆地公开抨击教会势力的时候毕竟很少，他比较讲究斗争的策略，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间接的、隐秘的手段与他们作斗争的。
1758年10月，《瑞士报》登出一篇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宣称伏尔泰即使不是无神论者，也是被自然神的兴趣冲昏了头脑的疯子。对这一无耻的攻击，伏尔泰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同年12月，他也在《瑞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斥一篇匿名文章》，公开地向宗教势力发出了挑战。这时的伏尔泰之所以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直截了当地抨击宗教的罪恶，首先是由于法国和瑞士当局勾结教会势力，恶毒攻击《百科全书》和他的一些著作，使他怒不可遏。其次或者说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在瑞士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信心。以前，他一直是在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的庇护下侥幸求安：年轻时，他仰仗贵族中的熟人和朋友；在英国，他得到权倾朝野的社会名流的支持；在西雷古堡，夏特莱侯爵夫人、里舍利厄公爵和法国王后的父亲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等人经常保护他；在普鲁士，他又得到普王弗里德*y希的荫庇。现在，他在日内瓦、在洛桑、在费尔内或图尔内，都有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同时，他已是众望所归的欧洲知识界的元老，海内外慕名而来的造访者不计其数，即使是日内瓦的政府首脑或各地权贵也常常成为他的座上客，他已不必像以前当朝臣时那样诚惶诚恐、阿谀逢迎，用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安乐。现在他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利同别人抗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因为他已无坐牢或死亡的危险。
伏尔泰在费尔内时期发现了一个新的敌人的名字，或者说他给自己的敌人取了一个新名字：败类。“消灭败类”成为了他这一时期工作的主要内容，他在致哲人党朋友的信中都要署上他们的战斗口号：“消灭败类”（écraserl’infame）。有时干脆缩写成“Ecr.linf”，以致有一位拆看他们信件的检查官以为这些信的作者是Ecrlinf先生。
1759年，伏尔泰完成了民族历史题材的悲剧《唐克莱德》和悲剧《苏格拉底》。《唐克莱德》1760年秋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由克莱龙小姐和勒坎主演，获得成功。
《苏格拉底》是伏尔泰“消灭败类”战斗中射出的一发重磅炸弹。剧本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把这位希腊著名哲学家描绘成了一位宗教宽容斗争中的殉难者。伏尔泰自信他的这部悲剧会使宗教狂热者发抖。他在剧本中赞扬了苏格拉底的宗教观念，坚信它是以道德，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苏格拉底在崇拜神性，给人类以帮助、培养友谊和学习哲学时，自以为已经履行了责任，所以遭到当时的僧侣诅咒。这一剧本还公开讽刺了百科全书派的死敌、耶稣会机关报《特雷沃报》的主编贝蒂埃神甫。
1759年11月，贝蒂埃神甫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咏自然法则》和《百科全书》，伏尔泰立即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反驳文章《耶稣会士贝蒂埃患病、忏悔、死亡和显灵的记录》。他在文中写道，贝蒂埃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太多的恶毒言论而中毒，还染上了瞌睡病，不停地打呵欠。为了医治这一怪病，医生建议他吞下一页《百科全书》，但病情只能稍稍缓解。贝蒂埃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令人讨厌的，最后，他在平静中死去了。死后，他又奇迹般地显灵，他告诉噶拉斯神甫的侄子，他在被认为是谦卑和温和的人之前，一直处于地狱之内，噶拉斯神甫的侄子后来告诉《特雷沃报》的编辑同仁，他从贝蒂埃的显灵认识到，骄傲是最致命的罪恶，是耶稣会士最害怕的东西。伏尔泰在这里把他痛恨的贝蒂埃神甫及其耶稣会士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报刊专栏撰稿人佛勒龙也是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重要干将之一。1754年，年方35岁的佛勒龙就当上了里热、蒙多邦、南锡学院院士。他长着鹰钩鼻，有一张渴望肉欲的嘴和一双机灵而不明亮的眼睛，一副学究派头。他贪图享乐，生活奢靡，早年因冒犯当局蹲过文森监狱和巴士底狱，曾在圣路易中学教过书。1754年8月，他在《文学年鉴》上辛辣地讽刺伏尔泰，1755年又抓住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第5卷卷首撰写的纪念孟德斯鸠逝世一周年的文章，攻击作者，指责整个《百科全书》。1756年，又在《文学年鉴》上大肆攻击狄德罗的《私生子》。1760年，他又胡说什么伏尔泰的作品没有普遍性，嘲笑这些作品只能在法国昙花一现。
伏尔泰对佛勒龙的恣意妄为早已恨之入骨，1760年7月，他把刚刚完成的喜剧《苏格兰女人》交给巴黎喜剧院公演。这是一部挖苦讽刺佛勒龙的喜剧，伏尔泰希望借此出出心里憋了很久的怒气。在剧中，佛勒龙被刻画成一个热衷于诽谤而生活的人，他居然宁肯作假证也不放过一个使他反感的无辜女孩。他自诩“是一个杰出的编辑”，无耻地宣称“我称赞低能者，我蔑视真正的天才”。佛勒龙厚着脸皮出席了该剧公演之后，马上动笔反击。他发表了一封臭名昭著的公开信，对伏尔泰进行恶毒攻击和责难。伏尔泰也激动起情绪来，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初，他发表了《佛勒龙轶事》，对他展开人身攻击，指责他把侄女当情妇，使她两次怀孕，并在第二次怀孕时把她匆匆嫁给了别人。
1759年9月，法兰西学院任命小诗人蓬皮尼昂接替莫伯都依的职位。1760年5月10日，当他出席就职仪式发表演说时，突然恣意攻击哲人党，指责法兰西学院对一些危险学说的宽容。他首先就对伏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伏尔泰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的就职演说是以种种伟大的大拼盘拼凑出的最平庸、最无味的演说词。接着他肉麻地吹捧莫伯都依、黎世留、路易十四都是伟人。他演说的其余部分都是对当代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咒骂。
蓬皮尼昂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大放厥词，引起了伏尔泰的愤怒，他立即以克洛多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何时》的文章，嘲笑蓬皮尼昂的放肆和无知。随后，百科全书派的莫尔莱神甫也写了《如果》和《为何》进行驳斥。伏尔泰意犹未尽，又以德利斯的笔名续写了《是》和《否》。这些文章像一连串的炮弹，对启蒙哲学的政敌进行猛烈轰击，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小品词大战”。蓬皮尼昂恼羞成怒，便写了一篇《陈情书》呈交国王，希望得到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
启蒙思想家们还有一名危险的敌人帕利索。他像佛勒龙一样，对百科全书派咄咄逼人之势甚为不满，曾抛出一篇题为《论大哲学家的几封小信》的文章，责备哲人党夸张偏执，互相捧场，对敌手妄加中伤。还对狄德罗的《私生子》大加讽刺。1760年5月，帕利索精心炮制的一出喜剧《哲人党》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这一闹剧把哲人党的理想描绘成了有害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东西。它的上演虽然遭到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克莱龙小姐等的抵制，但是得到王室的认可，帕利索的保护人罗贝克公主在公演时亲临剧场以示支持，王储也表示欣赏。教会人士更加拍手称快。由于它具有一定的煽动和欺骗性，当时颇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因而对哲人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一时间，它成为巴黎上流社会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客观地讲，这部喜剧如从艺术的角度加以评价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剧情安排和人物性格刻画都很一般，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它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其对启蒙思想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人身攻击。剧中的克里斯潘被描绘成四只脚走路的人，这显然是代表崇尚原始主义的卢梭；罗狄德明显是狄德罗的代名词，他被刻画成为无耻的骗子，经常利用自己关于人性的丰富知识，来骗取天真无知的妇女，他还在七年战争中表现出不热爱祖国的情绪。《哲人党》还影射了杜克洛、爱尔维修、格里姆等一大批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帕利索为伏尔泰的崇高威望所迫，不敢在剧中对其妄加攻击，达兰贝尔大概是因为退出了《百科全书》的编辑队伍，也得到了帕利索的“饶恕”。
帕利索侮辱哲人党，损害启蒙思想家的恶劣行径，激起了百科全书派的极大愤怒。狄德罗开始撰写《拉摩的侄儿》，他搜集了帕利索的种种卑劣言行，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一向温文尔雅的百科全书派重要成员莫尔莱神甫也一反常态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出版了《作为喜剧〈哲人党〉前言——夏尔·帕利索之幻想》一书，严厉谴责帕利索，甚至还直接指责其宫廷的庇护人罗贝克公主，并暗示她末日将要来临。国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莫尔莱神甫不可避免地被关进了巴士底狱。
帕利索一直非常尊重伏尔泰，他在《哲人党》序言中宣称，他和伏尔泰关系很和睦，他把剧本寄给伏尔泰并声明，他攻击的只是哲学中的弊端，而不是像伏尔泰这样真正的哲人。伏尔泰虽然对这位坦率的学生抱有好感，但是他把启蒙事业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事业，把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和对同志的义务放在个人感情和礼节之上，坚定地反对帕利索对哲人党的挑衅行为。在给朋友和支持者写信时，伏尔泰表示，他坚决反对帕利索在舞台上嘲笑哲人党，他认为全体巴黎人民应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团结起来反对帕利索可耻地歪曲哲人党的理想。在与帕利索的通信中，伏尔泰也毫不隐瞒自己与《百科全书》的密切关系，承认自己为它写了12个条目，认为这一杰作是教育人民和维护国家荣誉所不可缺少的，他拒绝帕利索对百科全书派及其自由思想的一切批评。
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差异，因而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卢梭第一个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伏尔泰在《哲人党》的问题上，对帕利索只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评态度，远远没有达到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所希望达到的激烈程度，这又引起了他们之间新的一轮争吵。伏尔泰抱怨哲人党们对帕利索的攻击持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反击。达兰贝尔则反驳伏尔泰作为哲人党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没有很好地保护和引导哲人党，为受辱的同志雪耻。伏尔泰此时虽已无所畏惧，但是为了整个启蒙事业他还必宣考虑斗争的策略，他不愿意让人们把哲人党与“阴谋集团”等同起来。他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因此必宣注意培养与他们的友谊，不论是外国君主、本国君主，还是王公大臣，如果他们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就可以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建立开明政权，消灭败类。达兰贝尔和哲人党其他代表人物则认为王公贵族是敌视启蒙事业的，他们不可能接受哲人党的主张，因而不能信任和依靠他们。达兰贝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哲人党的声望和荣誉，从气势和影响上压倒对立派，然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通过自身的影响左右舆论，实现社会变革。
尽管伏尔泰与达兰贝尔等哲人党的代表在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具体斗争的方式上，他却是非常激进的。他在反对专制斗争中一直冲锋在前，不心慈手软。按照达兰贝尔的解释是因为伏尔泰有独立而殷实的财富，有极高的声望，又远离专制统治的中心，因而无所顾忌。而达兰贝尔他们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只能采取相对委婉的、间接的、尽量不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来逐步实现启蒙思想运动的理想。伏尔泰感到达兰贝尔在“消灭败类”的斗争中有些踌躇，便热情地鼓励他：“勇敢而有力地讲出心中的话吧。打击后把你的手藏好。我完全相信他们是机敏的，有良好的嗅觉，会认出你的手，但是他们不能判你有罪，你将和好伙伴一起摧毁空谈家的帝国。一句话，我把败类交给你。①”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道：“行动起来，为人类效劳吧；消灭宗教狂热……我知道你们能够为理性复仇，……在我死之前，让我满意吧！”②
① 引自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75页。
② 参见《伏尔泰全集》（法文版），第41卷。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25页。
伏尔泰认为，反击帕利索等人对哲人党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设法把狄德罗选入法兰西学院。他设想，只要狄德罗能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反对派对哲人党的非难便会不攻自破，他们也不敢再为所欲为。但是，远离专制制度统治中心的伏尔泰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实斗争的残酷性，他过高估计了他的贵族朋友们的能力，法兰西学院的大门不可能向《百科全书》的主编洞开。在支持狄德罗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活动失败之后，伏尔泰认识到自己依靠贵族和宫廷帮助的斗争策略存在问题，他逐步与其他哲人靠拢，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1760年6月，杜尔哥等哲人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他们就启蒙运动的走向和斗争方略进行了促膝长谈，伏尔泰更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而更加赞同哲人党兄弟们的远见卓识。伏尔泰开始把“消灭败类”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对宗教狂热、迷信和偏执的抨击上。
为了推动法国的启蒙运动，更好地启迪民众、动员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向野蛮、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伏尔泰一直想寻找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材料。1762年初，他终于在自己的家里把它找到了，这就是天主教神甫让·梅里叶的《遗书》。这份职业宗教家自我暴露的材料，原是梅里叶生前的手稿，伏尔泰将它保存了29年。现在他要把《遗书》的某些部分公诸于世，把它作为自己掀起的“消灭败类”宣传运动的秘密武器。
让·梅里叶1664年出生于香槟省马泽尔尼村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他曾遵照父母之命走上了传教布道之路。1687年，他从里梅宗教学校毕业后，便开始担任教职，起初在马尔尼当神甫，1698年开始负责埃特列平低级教区的宗教事务。1729年5月自杀身亡。他从事宗教工作不久便发现，自己向教民所宣传的那套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这个生前默默无名的神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孜孜不倦地、秘密地从事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但他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做公开的揭露，向人们承认自己在讲坛上传道时所说的谎话。因此，他痛苦万分，夜不能寐，他想，即使自己生前不敢揭露自己，也要在死后让人们认识自己，了解教会的真相。于是，这个忍受巨大精神折磨的神甫在自杀前，利用无数漫长的不眠之夜写下了自己心灵的独白——这就是他死后震惊世界的《遗书》。在这部洋洋70余万字的巨著里，梅里叶阐述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无情地戳穿了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愤怒揭露出封建专制制度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苦难。这位天主教神甫承认，世界是永恒而无限的物质，根本不存在什么“救世主”，一切宗教义务都是谎言与欺骗。他痛斥社会的不平等，他说，一部分人享受着人生的欢乐，残暴地统治着别人，而另一部分人则充当奴隶，受苦受难。他把教士、包税人、官吏和投机商统统斥之为富足的懒汉，而王权和封建主则是魔鬼与寄生虫。在《遗书》中，梅里叶还真实地描绘了自己的胆怯而又悔恨的矛盾心理，他写道：“当我被迫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了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①”他真诚地希望人们赶快觉醒，奋起斗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暴君和僧侣贵族的统治，打碎精神枷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①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7页。
梅里叶逝世之后，他的《遗书》手抄本开始在法国流行，1735年，伏尔泰从友人季里奥处得知了《遗书》的内容，他对梅里叶十分赞赏，认为他是像洛克一样伟大的哲学家。他请季里奥设法搞到了一份《遗书》的手抄本。1762年，伏尔泰编辑了《遗书》的摘要本，在日内瓦匿名出版，题为《梅里叶号召教区人民反对腐朽透顶集团的呼吁书》，它仅仅是根据原书的第一部分选编的。伏尔泰最感兴趣的是书中评论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义的部分。他根据“消灭败类”斗争的需要，对原书断章取义，把具有坚定的无神论信仰的梅里叶改变成了激烈谴责宗教迷信但却信仰上帝、害怕上帝发怒的自然神论者，他突出选编了梅里叶遗稿中揭露教士假仁假义、贪得无厌，对人民痛苦麻木不仁的内容，但却删除了梅里叶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论述。尽管如此，这个摘要本仍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欢迎，并连续再版了好多次。伏尔泰以天主教神甫的现身说法给专制政体和天主教会以致命的打击。
伏尔泰作为自然神论者，他不赞成梅里叶的无神论，不反对宗教，但是他反对天主教这种制度化的宗教。他拥护和赞扬梅里叶对基督教的揭露和控诉，他认为，“消灭败类”要坚决攻击超自然的宗教和基督教。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基督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真正宗教的敌人。基督教反复向人民灌输迷信，而迷信是引起宗教灾难的祸根。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写了大量反基督的小册子。
1762年发表的《五十个说教》是伏尔泰的宣战书。他认为《圣经》是最不确实、矛盾最多的书。书中有关奇迹的记述只不过是东方民族的民间传说，使面包和酒变成肉和血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说犹太人的上帝是专制、残酷、自私、爱报复和爱虚荣的，真正的上帝决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自然神论的“钟表匠”，是秩序和爱之神，是正义、善良和无限之神，是一切人的慈父。他的宗教思想也像他的政治学说一样，上帝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开明君主。
为了宣传自己“消灭败类”的主张，伏尔泰在发表《五十个说教》、出版梅里叶《遗书》摘要之后，还先后撰写了一大批著作。1763年发表《论宽容》，1764年出版《哲学辞典》，1767年发表《英国绅士博林布罗克的重要研究》，1770—1772年撰写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年出版《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等，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以“消灭败类”为主题的。除此之外，他还注意采用玩笑、对话、论辩等多种机智而风趣的形式，向人们反复灌输他矢志不移“消灭败类”的思想。
2. 卡拉的恩人
1762年3月中旬，也就是在伏尔泰公开发表反对基督教的第一部著作《五十个说教》约两个星期之后，一位到费尔内访问的法国人告诉了伏尔泰最近发生在图卢兹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案。正是这一事件，使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变成了与教会势力的直接对抗，使他对正义和法律抽象的要求变成了具体的行动。他终于走到了实际斗争的第一线。
在图卢兹著名的维尔饭店附近，有一条小有名气的菲拉蒂埃大街，这条街道虽然拥挤狭窄，但却每天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因为这里是图卢兹的商业中心。在这条街道的16号内住着一位绸布店主，他专门为贵夫人做衣服和装饰布而印制鲜艳的平纹花布。他就是在当地以善于经营小本生意而闻名的约翰·卡拉。
卡拉是胡格诺教徒，为人和善，待人宽容，老实朴素。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成年。1761年夏末秋初，图卢兹气候反常，仍然酷热难当，许多人还在卡罗那谷地或比利牛斯山下度暑。卡拉不愿耽误良好的生意，一直坚持正常营业。当时，他把两个女儿送到了乡下，三儿子路易在外地经商，四儿子多纳也在尼姆给一个商人当学徒，家里只剩下老俩口、大儿子马克·安东尼和二儿子皮埃尔。
马克·安东尼·卡拉这年已29岁了，他一直性格抑郁、落落寡欢，总有怀才不遇的感觉。由于他是新教徒，故不能进大学学习法科，走从政之路。他又不愿像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们一样，经商混日子。他喜欢古典作品，尤其是塞涅卡和普罗塔支的作品，他也喜欢读蒙台涅和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莱特有关生与死的独白使他尤其着迷。他常常爱发奇思异想，对一些论自杀的戏词也津津乐道。
1761年10月13日，皮埃尔的一位名叫高培尔·拉瓦依斯的朋友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劝说皮埃尔和马克·安东尼放弃胡格诺教，改信天主教。不过这天他不是为这事而来的，他的家人都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来这里散散心的。卡拉夫妇热情招待儿子的朋友，并留他一起吃晚饭。卡拉在店铺关门后便陪客人吃饭，女仆让娜仍在厨房里忙于做菜。饭桌上话题沉闷，缺少朋友光临的欢乐气氛。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卡拉试图把话题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提到了维尔饭店最近改建的一些趣闻。坐在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马克·安东尼听到提起维尔饭店，便马上来了热情，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一些他自鸣得意的见解。他的弟弟皮埃尔很看不惯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嘲笑他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虚。马克·安东尼颇感不快，当女仆让娜为客人端上甜点心时，他借故离开了餐桌。
因有客人在家，卡拉夫妇没有介意大儿子的不快。再说他们也了解这位儿子的古怪脾气，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吃完饭后，他们和皮埃尔继续陪客人喝咖啡，晚上9点多钟，客人拉瓦依斯起身告辞了，女主人要皮埃尔送客人下楼。皮埃尔走到楼下，吃惊地发现店铺的大门洞开，他以为屋里进了小偷，赶紧走进柜台内点上蜡烛，烛光下的景象使他惊呆了：哥哥马克·安东尼居然吊在折门框上！他慌忙地尖叫起来，卡拉夫妇和拉瓦依斯也应声而来，他们一边割断绳子把马克·安东尼放下来，一边喊来医生进行紧急抢救，但由于为时太晚，谁也不能使马克·安东尼起死回生了。
开始，约翰·卡拉还以为他的儿子是被人谋杀的，当他确信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是自杀时，他恳求皮埃尔及其朋友为了自己家庭和死者的名誉不要向外人透露事情真相，因为天主教的法律是严禁自杀的。他一心只考虑到活着儿女的前途，却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厄运正在向自己扑来。
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挤满了他的店铺，这时，有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乘机造谣中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诬蔑说，马克·安东尼肯定是被他的亲生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是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允许他改教的。他们立即请来警察，逮捕了卡拉一家和拉瓦依斯。
其实，胡格诺教从来就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狂热的天主教分子的指控完全是空穴来风，蓄意为人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了解卡拉一家的人都向当局证明，约翰·卡拉是一个仁慈、宽厚的父亲，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加以干涉，他的那个名叫路易的儿子，不久以前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而改信天主教，卡拉并没有责怪他，甚至连这个爱管闲事的女仆也没有更换。笃信天主教的让娜也极力为她的胡格诺教的主人辩护，她说，一个60多岁的老人决不可能把一个体格健壮的青年人缢死，况且，在这所房子里还有她和拉瓦依斯两个天主教徒在场，他们不可能帮助主人杀死他们的嫡亲骨肉。
宗教狂热分子的无稽之谈，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这个本来就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身亡的人被教会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欺骗盲从的教徒们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教会还装模作样地为马克·安东尼举行了庄严的弥撒祭，图卢兹大部分居民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张着白幔，挂着一幅从外科医生处借来的骷髅，作为马克·安东尼的化身，它一手握着棕榈叶，作为殉道的标志，一手握着一张大书“弃绝异端”的纸条，作为安东尼因改信天主教而被谋杀的证据。一时间，图卢兹笼罩在狂热的气氛之下，宗教狂热分子和盲目的民众都把马克·安东尼视为圣人，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有人为他祝福，有人向他祈祷，求他作出奇迹。许多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播着他带来的奇迹。
卡拉案件提交给图卢兹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和拉瓦依斯都被轮番带到法庭受审，他们都坚持拘捕入狱前的口供，其他证人也都为卡拉一家辩护。由于许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向法官施加压力，尽管卡拉谋杀马克·安东尼一案证据不足，图卢兹法院仍在1762年3月9日以8票对5票作出了最后的判决，判处约翰·卡拉车裂死刑，皮埃尔放逐，其他人无罪释放。3月10日，卡拉被押往刑场，当他途经自己生活了40多年的图卢兹大街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即将与自己的亲人永别之际，他内心非常平静，他不住地大喊“我是无辜的”。残忍的刽子手用铁棒打断了这位老人的臂骨、腿骨和肋骨，然后把他绑在车轮上让他慢慢死去，最后再在大庭广众之下焚尸。临死之前，卡拉对身边的神甫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子和孩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尤其觉得遗憾……①”卡拉的从容赴死，使在场的天主教教士都觉得他是无罪的，他们说卡拉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是完全一样的。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4页。
当伏尔泰听完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介绍之后，惊诧不已。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不论是图卢兹法院的判决，还是卡拉有罪，祸根都是宗教狂热，他一生中写过不少揭露宗教狂热危害的悲剧剧本，但是还没有一个剧本比得上现实舞台上的这个悲剧更使人毛骨悚然。他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开始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决心要弄清事实真相，以便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们。
当伏尔泰正在紧张地调查卡拉案件有关详情细节时，卡拉的两个儿子逃难到了费尔内附近，住在日内瓦。他马上派人把他们找来，交谈询问了几次之后，他确信约翰·卡拉是无辜的。他向卡拉的儿子表示，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笔和自己的声誉，纠正图卢兹八个法官的致命错误，替卡拉伸冤。
伏尔泰积极为卡拉的平反昭雪而四下活动。他给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写信，表面上是希望他们提供消息，实际上是想通过明确表白自己的态度，对他们施加影响，谋求他们对这一工作的支持。他还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有名的律师在内的15位律师都表示愿意为卡拉一案进行辩护，并分头取证，准备充分的材料。卡拉死后，他的女儿被关进了修道院，儿子亡命他乡，孤苦伶仃的卡拉夫人为了替丈夫伸冤只身前往巴黎，准备直接向国王申诉。当伏尔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写信动员巴黎的朋友对其进行照顾和帮助，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马利埃特亲自代卡拉夫人写了正式的申诉书。卡拉夫人在巴黎得到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同情和帮助，由于德高望重的伏尔泰奔走呼号，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也为之声援。卡拉一案轰动了整个欧洲。
在伏尔泰和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同意复审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赛宫举行国务会议，讨论卡拉案件的处理问题，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枢密大臣主持，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详细介绍了卡拉案件的有关情况。会场外挤满了同情卡拉的各阶层人士，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务会议的决定。最后，国务会议派一位代表到国王的房间通报会议的决议：对图卢兹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决约翰·卡拉死刑的正当理由。国王表示同意这一决议。1764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无理判决，伏尔泰为卡拉伸冤翻案的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1765年3月9日，即卡拉惨死三年整的这一天，法国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国王路易十五赐给卡拉夫人3.6万金币作为抚恤金。
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时，许多法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们走上街头，汇聚到广场，庆祝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胜利。30年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还把卡拉作为革命的先烈来进行纪念和缅怀，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①
① 参见傅雷译《服尔德传》，载《傅雷译文集·老实人》，第475页。
伏尔泰说过：“如果你要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②”他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5页。
卡拉案件使伏尔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巨大危害，他认为不宽容或褊狭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宽容精神。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这部匿名发表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对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宣传了他的自然神论和社会宗教的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不仅仅只批判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他还抨击一切宗教的狂热。他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偏见，他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的狂热和褊狭，只不过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是强者，作恶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论宽容》中，伏尔泰还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他认为，无论何人都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没有权利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处罚他们，只要这些错误不是犯罪。
《论宽容》的出版，成为启蒙运动又一重要的宣传材料，在以后的再版中，伏尔泰又陆续作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3. 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
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卡拉案件几乎同时，1762年1月图卢兹法院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卡斯特尔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恐怖案件。伊丽莎白·西尔文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应迟钝。一天，她离家外出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保尔·西尔文到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他心急如焚。几天后，该镇主教召见西尔文，并告诉他，他的女儿曾经到主教府上寻求庇护，现在已被送到女修道院监护。保尔·西尔文先生确信他的女儿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天主教徒绑架的。但是，这位软弱的胡格诺教徒没有能力解救自己的女儿，只能默默忍受心中的痛苦，听天由命。伊丽莎白在修道院里受尽虐待，以致引起精神错乱。7个月后，她被送回家里，但已是整天疯疯癫癫，无法正常生活。没过多久，这位疯姑娘又失踪了，一位准备取水的居民在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很明显，她是在精神失常中自杀的。
但是，教会却指控这个胡格诺教家庭杀生祭神，并建议司法当局逮捕西尔文夫妇和另外两个女儿。西尔文夫妇预感大祸临头，慌忙带着孩子逃离家乡。当地法庭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西尔文夫妇绞刑，两个女儿必须目睹执行死刑。判决之后，刽子手当众烧毁了西尔文夫妇的模拟像。
伏尔泰为卡拉冤案争取平反的消息当时已传遍了整个欧洲，保尔·西尔文也早有所闻，他们逃到瑞士之后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西尔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冤情，请求伏尔泰帮助。伏尔泰同情这位父亲的悲惨遭遇，并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慷慨地资助他们生活，积极为他们安排向巴黎高等法院申诉，并于1766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猛烈抨击宗教狂热，为西尔文伸张正义。在伏尔泰的努力下，西尔文案件很久以后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伏尔泰《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发表不久，亚眠附近阿贝维尔小城又传来了一起宗教迫害案。
阿贝维尔城修道院有一位品行端庄的女院长，当地法庭一位年近60的风流小警官贝尔法对其垂涎三尺，一直热烈地追求她。女院长多次表示拒绝，贝尔法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女修道院长有一个19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生活在她身边。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常和几个朋友到院里用晚餐。贝尔法得知拉拜尔和他的朋友戴塔隆德在某次宗教仪式出巡时，没有向圣像下跪，而且还哼着下流小调，便联系几个星期以前一座桥上的十字架被人悄悄破坏一事，指控他们犯有亵渎和毁坏圣物罪。拉拜尔和戴塔隆德受到法庭传唤。戴塔隆德自知情况不妙，一听到风声便溜走了，他逃到普鲁士，加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军队，但拉拜尔落到了当局的手里。亚眠法院不负责任的法官立即判决拉拜尔死刑，并决定斩首后再行火刑。对逃亡的戴塔隆德则判处连根割掉舌头，在教堂门口斩下右手，然后缚在柱子上用文火烧死。
逃亡中的戴塔隆德到费尔内向伏尔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当伏尔泰得知法院的处罚方式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和司法当局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能饶恕他们的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年迈体弱的伏尔泰实在不能平静下来了，他要为这一新的冤狱再次翻案！
伏尔泰立即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写信，请求他设法解救拉拜尔并关照已加入普军的戴塔隆德。
拉拜尔在亚眠法院判决后，被押往巴黎复审。在巴黎，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检察长认为拉拜尔确有冤情，建议撤销亚眠法院的原判，但最高法院25位法官在最后表决时，有15人坚持维持原判，这样，拉拜尔又重新被押回阿贝维尔，1766年7月1日，按照原判拉拜尔被斩首并处以火刑。在逮捕他时警察从其身上搜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当作他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当伏尔泰弄清这一案件的细节时，拉拜尔已被处死。当初，他认为天主教徒拉拜尔只不过是个玩世不恭，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不相信他对宗教的挑衅行为有任何哲学背景。他听说拉拜尔读过《哲学辞典》这类自由主义书籍时，认为这是敌人别有用心的宣传。当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正式宣称拉拜尔亵渎宗教，原因是他看了现代哲学书籍，受到自由思想家的影响，并点了伏尔泰的名时，伏尔泰才相信这一案件与卡拉和西尔文不同，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背景。他非常恐慌，担心马上会牵连到自己，便赶紧离开了费尔内。离开几天后，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于是又勇敢地回到了费尔内的家中。他又积极投入为拉拜尔冤案平反的斗争，7月中旬，他激愤地写下了《记拉拜尔骑士之死》一文，严厉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
拉拜尔事件引起了伏尔泰对自由思想家在法国处境的担忧，腐朽的司法制度和狂热的教会当局既然连一个不满20岁、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轻微鲁莽行动都不能饶过，那么他们能饶过早已如芒刺在背的自由思想家吗？他准备为哲人党兄弟们寻找安全处所，不过，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哲人党们不想离开启蒙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法兰西。
伏尔泰对公众在拉拜尔事件上的麻木态度甚为不满，他对达兰贝尔说，人们只是随便谈论几句这件事，便聚集到歌剧院寻欢作乐，而把无辜惨死的青年早已忘到脑后。他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他拖着赢弱的身躯不屈不挠地为拉拜尔和戴塔隆德的冤狱平反而奔走呼喊了十多年，由于巴黎高等法院赞同亚眠法院的判决。国王路易十五也表示支持，伏尔泰的努力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对此，他十分遗憾，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愤慨地写道：“这些小花脸！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雷弗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我简直不愿意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①机智、爱说笑话和喜欢嘲讽的伏尔泰，现在暂时放弃了他惯用的武器，因为在与杀人犯的斗争中需要的不是这个武器，这里需要的是人民代言人的像钢和剑一样锋利的语言。他说：“不！不！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讲究机智是不适当的。”①
① 参见王子春《伏尔泰》，第55－56页。
① 参见C·阿尔塔莫洛夫《伏尔泰传》，第36页
为拉拜尔伸冤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伏尔泰并没有心灰意懒，他仍然十分关心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并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因他的帮助而得救或得到昭雪的人很多。1769年，一个名叫马丁的农民被诬告杀人而受车裂，后来真正的凶手招认了，伏尔泰设法争取为马丁平了反。1770年圣奥曼地区的蒙巴义夫妇被诬告杀害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刑，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他发表了题为《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猛烈抨击腐败的司法制度草菅人命。在伏尔泰的出面干涉和争取下，蒙巴义的妻子终于获释，法院承认死者是无辜的。后来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又被诬告叛国通敌，法院在严刑逼供之后对其处以死刑，伏尔泰了解真相后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对这种轻率的判决。他得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响应，拉里伯爵的冤案又得以平反昭雪。
伏尔泰就是这样以罕见的胆略，不懈的斗争精神，为不幸的人民奋力抗争，维护永恒的理性和正义。他的行动，使法国专制政体的威信每况愈下，人民大众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狂热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费尔内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尊敬地称伏尔泰为“费尔内教长”。这是伏尔泰的荣誉，也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维克多·雨果曾激动地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②
② 参见王子春著《伏尔泰》，第58页。
4. 欧洲客栈的老板
1760年底，伏尔泰收到巴黎一位朋友勒布朗的信，信中说17世纪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亲戚玛丽·高乃依小姐十分贫穷，在一个女修道院里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勒布朗请求伏尔泰以慈悲为怀，把他在文学作品中蕴涵的仁爱之心和挚爱人类之情倾注给这位不幸的名人后裔。伏尔泰经过慎重考虑，动了恻隐之心。12月10日，他写信答复勒布朗说，虽然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不能再做什么事情了，但是他的外甥女有很好的教养，可以担当玛丽的监护人，他做玛丽的教父，德尼夫人做玛丽的教母，并愿意负担全部费用。
在勒布朗给伏尔泰写信之前，佛勒龙也从别的渠道了解到了玛丽的情况，他准备劝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为玛丽举办一场救济义演。当他听说伏尔泰的计划后，对其动机和意图表示怀疑。伏尔泰不顾佛勒龙和一些宗教狂热分子的阻挠，毅然履行自己的诺言，1761年元旦来临之际，玛丽小姐来到了德利斯，她开始跟随伏尔泰生活。尽管她当时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但是伏尔泰对他的养女的面貌和个性表示满意。他特意为她雇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本人也亲自关心玛丽的教育，他和家庭教师首先对她进行语言训练，使她很快就能够讲一口优雅流利的法语。伏尔泰还规定玛丽每天写一篇文章，并亲自动手为她修改，玛丽心灵手巧，不久还学会了微针刺绣。她到费尔内后，伏尔泰经常陪她去教堂望弥撒，为此，他招来了许多流言蜚语，他的敌人乘机诽谤他企图破坏玛丽的童贞。
这位怀有善良动机的长者，并没有被敌人的诽谤和无耻攻击所吓倒，他决心要更好地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在对玛丽进行教育培养的同时，他又为玛丽的未来操心了，为保证她以后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他决定赞助出版高乃依著作的豪华本。当时，法兰西学院提出重新整理出版法国所有古典作家的著作，伏尔泰立即给学院秘书杜克洛写信，除表示赞同外，他还建议这套著作最好从高乃依出起，因为高乃依是第一位使法兰西文学在国外得到尊重的作家。他提出这个版本由自己赞助出版，收益由出版商和玛丽平分。法兰西学院确定下来以后，他马上认购了6部，后来增加到100部。他还通过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争取到许多人认购这部巨著。为编辑好高乃依的著作，伏尔泰呕心沥血对其所有剧本都详细地撰写了评注。这些评注全面、深刻，其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在莫兰版的《伏尔泰全集》中居然占了整整两卷的篇幅。
玛丽成年之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又关心起她的婚事。他们衷心希望玛丽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但是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标准来束缚玛丽对意中人的选择。费尔内先后来了多位求婚者，玛丽看中了潇洒多情而又非常富有的骑兵军官杜比依。伏尔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原则，为他们定好了婚约，并允许他们在费尔内居住。1763年2月，由他一手操办的婚礼在费尔内隆重举行，伏尔泰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他终于把一位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如今她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现在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对得起伟大的高乃依。
1768年，伏尔泰在给德芳夫人的信中诙谐地说，自从他到日内瓦定居后，他就当上了欧洲旅店的老板。事实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别墅是欧洲各国旅行者巡礼朝拜的圣地，他们之中有些是来此求助于这位名声显赫的欧洲知识界元老帮助解决难题的，也有一些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此亲眼见识一下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大师。当然，他接待更多的还是一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启蒙思想家。
来访的客人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威安·巴勃罗·奥拉维德。1762年初，他在德利斯住了10天，深受主人的赞赏。伏尔泰像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很瞧不起西班牙人，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曾经指责西班牙人愚昧、野蛮、宗教迫害登峰造极。伏尔泰也经常对客人讲西班牙人的坏话，他认为那个国家是欧洲最为野蛮的地区，但是对奥拉维德他却抱有好感。后来，他还向巴黎的朋友极力推荐奥拉维德，说他是一个知道怎样更好地思维的西班牙人，肯定他不同于野蛮的同胞，勇于承认天主教和宗教审判所是有害的，伏尔泰夸张地说，如果马德里有100个他这样的人，它将成为另一个巴黎。奥拉维德是启蒙运动的殉道者，1778年被残酷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以火刑处死。狄德罗在《文学通信》中曾经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祭文，热情赞扬他保卫自由的英勇行为，无情地揭露了宗教当局的惨无人道。
到费尔内访问的客人之中，有一位小孩子很讨伏尔泰的欢心，这就是夏特莱夫人和伏尔泰在吕内维尔的朋友布弗莱尔侯爵的儿子德·布弗莱尔骑士，当时他年仅10岁。伏尔泰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对他非常爱护和体贴，关怀备至。布弗莱尔骑士也非常崇拜这位充满智慧的老人，他从费尔内给母亲写了许多信，称赞伏尔泰是仁慈家长的集中体现，认为他是其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父亲和国王，给生活在他周围的每一事物都带来幸福和快乐。布弗莱尔还以赞美的口吻说，伏尔泰是最伟大的诗人，他永远是他的著作的最好版本。他太伟大了，以至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度的限制，他是大自然给整个地球的礼物。
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位年轻漂亮、举止优雅的贵夫人也慕名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德·让利夫人。1782年她发表了一部三卷本的有关教育的著作。她在其著作中记述说，老年的伏尔泰非常容易激动，他常对仆人大喊大叫，动不动就训斥园丁。他发脾气时，总是声嘶力竭地冲他们大吼。不过，脾气过后他仍是非常和善可亲的老人。由于经常是这样，仆人也了解他的为人，因此，并不介意。他还带让利夫人到费尔内散步，兴致勃勃地请她参观自己建造的房屋和创办的工厂。他希望自己晚年所从事的著书立说之外的工作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1763年夏天，正从威尼斯回国途中的奥地利王子查尔斯·约瑟夫特意绕道来到费尔内，向伏尔泰表示敬意。这位王子是在普鲁士长大的，童年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伏尔泰欣赏他的翩翩风度和良好的教养，他们促膝长谈，甚为愉快。当话题慢慢谈到小说《老实人》时，王子很抱歉地表示，他还没有读过这一大作。爱好虚荣的老人觉得很失面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竟然还没有引起这位王子的注意，他露出了不悦的神色。王子是第一次见到伏尔泰，这位睿智老人的谈吐举止和贵族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他对伏尔泰当时的穿着打扮还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伏尔泰喜欢穿灰布鞋和铁灰色长袜，身上一件凸纹条格平布的背心一直长过膝盖，头上盘缠着假发，戴着黑色天鹅绒的小帽。星期日由于来访的客人多，他的穿著更加讲究一些，一般是穿上精致的褐色平纹布外套、背心和短衫，背心的下摆很长，镶着金边。
1764年9月，伏尔泰接待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们是大西洋彼岸费城医科学校的奠基人约翰·摩尔根和费城最后一任殖民统治的市长撒缪尔·鲍威尔。伏尔泰为两位贵客准备了欢迎晚宴，并邀请法国和瑞士一些名人作陪。老年的伏尔泰仍然十分机智、风趣。当宴会正在进行时，一只小狗来到了餐厅，在主人面前摇尾乞怜。伏尔泰突然问鲍威尔：“你认为这个小狗怎样，它有灵魂吗？英格兰人现在对灵魂怎么看？”鲍威尔不清楚这位尖刻哲人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作答，他以外交辞令搪塞道，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伏尔泰不想这样收场，他开始赞扬博林布洛克勋爵的作品。鲍威尔以自己没有读过博林布洛克的书为借口，再次岔开了话题。伏尔泰仍然不停地谈论着英国人，他还说了一段使两位英国客人及后来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话：“如果我能死而复活，或者说能够第二次来到地球上，我祈求上帝让我降生在英格兰那块自由的土地上。我所景慕的有四件东西，它们都是英国人引为自豪的，即自由、财产所有权、牛顿和洛克。①”摩尔根还谈起了著名科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伏尔泰很敬仰这位美国人，赞扬他是电的发现者和改进者，是功绩卓著的天才和伟大的、天生的哲学家。在起身送客时，伏尔泰当着他们的随从的面劝诫他们，应该仇恨虚伪，仇恨弥撒，仇恨僧侣。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5页。
狄德罗的好友、英国人约翰·威尔克斯1765年也来费尔内朝拜伏尔泰。他是英国政治激进派的代表，对伏尔泰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伏尔泰在劝说人们实现普遍宽容、人道和仁爱上所做的工作，比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贡献还多。他在卡拉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比大多数圣人的整个一生还值得称赞。
另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大概是真正把伏尔泰看成旅馆老板的那种人。1764年圣诞节前夕，他来到伏尔泰家作客，饭后，他极力讨好德尼夫人，夸奖她的果酱饼做得特别好吃，然后请求她向伏尔泰说情，希望能留他住在费尔内。他称伏尔泰是杰出的房东。他对主人给自己安排的住宿不满，伏尔泰尽管对他的讨好卖乖、生活挑剔感到不快，但还是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鲍斯威尔常常不知疲倦地听伏尔泰讲英语，背诵德莱登的诗，无事可干时，就一头钻进伏尔泰的图书室。这里有许多使他感兴趣的书，如宣传冉森主义的书《基督教的回忆》，伏尔泰重新装订后将其改名为《教会的愚蠢》，还有一本包括英国作品在内的剧作集《野蛮的悲剧》。鲍斯威尔在费尔内聆听哲人的教诲，观察一代大师的日常生活，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化巨人的丰富藏书，在这里，他免费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良好的教育。
许多来访者都注意到，在伏尔泰的家中生活着一位特殊的成员，这就是安多万·亚当神甫。他以前是耶稣会教士，耶稣会被法国驱逐后，伏尔泰收留了他。亚当神甫是一位性格温厚的老人，他穷困潦倒，但擅长下国际象棋，伏尔泰喜欢他的性格，常常与其切磋棋艺，也乐意利用他的好脾气，拿他开心。例如，他对客人讲，这个神甫姓亚当，但很可惜，他不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因而不能同夏娃共尝禁果。伏尔泰对耶稣会教士是很不客气的。有次，他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其中有两位耶稣会士，他询问了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强迫他们发誓做普通公民，如果会长或教皇的命令与国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服从国王。伏尔泰也同样询问过亚当神甫，亚当神甫是被迫作了肯定的表白之后，他才收容的。他一开始就向这位神甫表明，如果敢于和一位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甚至强烈痛恨宗教狂热的人一起生活，那就可以大胆地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神甫虽然在宗教问题上并没有给伏尔泰带来麻烦，但却在生活上使得他很难堪。亚当神甫爱上了厨房女仆，有一天，他冷不防跪到女仆面前向她求爱，女仆大为感动。伏尔泰碰巧看到了这一戏剧性的场面，不过，他悄无声息地走开了。吃晚饭时，伏尔泰把他白天看到的又好气又好笑的情景编故事般地告诉了新来的一些客人。他说：“今天在别墅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亚当神甫冷不防地被人看到，……对，冷不防地被人看到他跪下……为我向上帝祈祷。①”正恨不得地面有个洞快钻进去的亚当神甫，听到伏尔泰最后讥诮的嘲弄才慢慢松了一口气。从此，他再也不敢给主人留下任何口实。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德利斯和费尔内成了欧洲进步思想的中心，达官贵人、文人骚客纷纷慕名拜访和登门求援者不计其数。据伏尔泰自己讲，他接待过的英国客人就远远超过200人。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2页。
5. 启蒙运动的导师
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使自由发展个性的理想成为普遍原则。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建立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激励人们的心灵，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甚至在他人面前的一律平等。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同迷信、宗教狂热、宗教偏见以及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还要进一步推崇和宣传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行动来进一步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弱点和使命，推动人们迈向通往真理的大道。
嬉笑怒骂是伏尔泰特有的锐利武器，尤其是讽刺和嘲笑已成为他反对迷信、狂热、不公正，宣传自己理想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揭露敌人，刺激敌人，挑逗敌人，向敌人无情地倾泻他的愤怒。伏尔泰认为，生活太短促了，人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大量的鸿篇巨著。在“消灭败类”、宣传启蒙思想的运动中，他喜欢用短小精悍的讽刺短诗、短文来说理论事，反驳政敌，提纲挈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它们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枪，猛烈地向社会中一切不正义的联盟宣战，把教会和基督教信仰体系刺得体无完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不安和惶恐。玛丽王后对他尤为恨之入骨，临死之前还请求路易十五惩办伏尔泰。可是对伏尔泰，国王现在已是鞭长莫及了，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后说：“你要我怎么办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内去的。”176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缴伏尔泰挖苦嘲讽封建专制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币的人》，并当众烧毁，凡是出售此书的书商也一律处以枷刑。有的法官对这种处理方式仍觉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算了吗？”
伏尔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费尔内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这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罗和卢梭的生活都极度贫困，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而伏尔泰相当富有，仅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地租收入就已相当可观，他还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他每月给德尼夫人2400法郎，而可供自己支配的则高达6000法郎。富足而稳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全盘考虑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他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千奇百怪。
伏尔泰在他的费尔内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个论敌的名字给它们起名，称它们为：佛勒龙、博麦尔、农诺特和蓬皮尼昂。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当它们吃饱喝足之后，他常常再赏它们一顿拳脚，拧一下它们的耳朵，用针刺一下它们的鼻子，踩一下它们的尾巴，甚至还给他们带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来对待它们。他要用这种幽默狠毒的方式来发泄他对“败类”的仇恨。
耶稣会在法国的势力很大，倚仗罗马教皇的支持，有恃无恐地从事阴谋活动。耶稣会士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不仅招致其他各修会的嫉妒与反感，而且也为世俗的政权所痛恨。法国高等法院同情高卢教会派和冉森派，憎恶耶稣会，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这一国中之国。1761年，马赛一个由耶稣会士经营的商行破产，法官们以此为借口，宣布耶稣会的章程与国家的法律相抵触，并查封了一些耶稣会学校。虽然法国宫廷也倾向高卢教会，但是为了对抗胡格诺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谋求在对外战争中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宫廷一直对耶稣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给予保护和支持。耶稣会士忠于教皇，不服从法国国王，他们为所欲为严重影响宫廷的利益，并冒犯了国王的尊严。受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的舒瓦瑟尔掌握大权之后，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于1762年下令解散耶稣会，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国。
百科全书派的兄弟们听到耶稣会士将要从这个国家被驱逐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达兰贝尔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杀死耶稣会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党，是《百科全书》杀死了上帝。他还乐观地估计说，耶稣会士受到致命的打击后，下一个该轮到冉森派教徒了，一个宽容建立、僧侣结婚、忏悔废除、败类灭绝、新教徒回国的美好明天即将到来。伏尔泰也认为，耶稣会士被驱逐是启蒙运动取得很大进步的迹象。但是，他没有达兰贝尔那样乐观，他清楚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看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的敌人决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动落后的势力，他形象地说，“如果把我交给狼的话，从狐狸手里被救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288页。
伏尔泰坚定地认为，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在17世纪中，文学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18世纪哲学思想的进步则是以往的世纪所不能比拟的；启蒙世纪虽然在文学上稍逊于天才的世纪，是小人物的时代，但是如火如茶的启蒙运动比天才的时代对人们心灵、对社会风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
法国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宫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教会凶狠残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恐怖、阴森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对启蒙运动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责问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主将：“这难道就是您所粉饰、您所教导的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吗？每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样，并将永远这样下去。”面对这种尖锐的指责，伏尔泰无言以对，他自己都一度对启蒙运动的前途感到悲观。1762年6月19日，他所尽情赞美的日内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国当局一样公开谴责卢梭刚刚出版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他不赞同卢梭的思想和主张，但是他同情卢梭的不幸遭遇。他对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环境宽松著称的日内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断言，由于穿着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内瓦不断活动，试图把人变成野兽，这个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将熄灭。他甚至失望地预言，狂热战胜理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伏尔泰并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很快从低落、失望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又不屈不挠地站到了反对败类、宣传启蒙运动的最前列。他年事愈高，消灭败类的决心愈坚定。1763年，他在给爱尔维修的信中，追述了从丰特诺瓦以来，理性在法国取得的节节胜利，赞扬了英国对法国的影响。法兰西民族不仅从海峡彼岸学到了科学真理，吸收了经济学原理和工商业知识，而且还接受了他们高尚的自由思想和他们对经院哲学的蔑视。法国的现状虽然还不尽人意，还存在着狂热、褊狭和不公正，但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传播并深深扎根，为数众多的自由思想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由于年龄逐渐增高，精力不济，伏尔泰担心自己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将不断减弱，便积极敦促他的志向道合的年轻朋友们，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他指责达兰贝尔没有采取公开的立场反对败类，而仅仅只是默默地对它表示轻蔑，作为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应该为此感到惭愧。伏尔泰对才华出众、敢作敢为的年轻哲学家爱尔维修比较赏识。爱尔维修与达兰贝尔不同，在反对败类的斗争中非常积极热情，没有瞻前顾后的犹疑和胆怯，在出版宣传自由思想的《论精神》一书时，大胆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现出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由于对达兰贝尔的不满，伏尔泰曾一度选择爱尔维修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大力宣传启蒙思想的时候，启蒙思想家们在启蒙运动的对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而且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这个宣传运动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必须使所有的宣传品简单明了，让大多数普通人能够理解。他希望哲学家们写的东西要通俗一些，要尽可能地影响到普通百姓。1766年，他在《无知的哲学家》中写道，少数人满意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衡量启蒙运动的成效时，算数的不是群众而是文人和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他甚至还提出，启蒙运动是针对社会特权阶层而言的，他不希望把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仆人和普通劳动者。需要启蒙的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头脑简单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居民。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对普通劳动者还不是十分信任。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伏尔泰在致力宣扬启蒙思想的时候，还积极参与日内瓦的政治斗争。60年代以来，日内瓦政治生活被日益严重的对立空气所笼罩。日内瓦政府代表资产阶级，25人议会和200人议会则倾向维护贵族的特权，大量没有政治权利的下层人民也意见不统一，有的人呼吁实行更大的民主，有的人则主张维持现状。对立的双方互相攻击，毫不妥协，矛盾空前激化。胸有成府、深谋远虑的伏尔泰，表面上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调停者身份从中斡旋，但是，他实际上暗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支持手工艺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他的费尔内别墅成了各派政治思想家聚会的场所，他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倡导自由和平等，力主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日内瓦许多政治斗争的武器和策略都是在这里酝酿出笼的。伏尔泰幕前幕后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不安，他们不得不严正警告这一名望如日中天的老人，敦请他要自珍自爱，不要涉足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政治事务。
日内瓦的政治斗争，给伏尔泰提供了集中思考政治问题的机会，他在这些年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激进的论著，除《哲学辞典》和《有四十金币的人》之外，1765年还完成了《共和思想》，1768年完成了《日内瓦内战》和《甲乙丙对话录》，1769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年出版了《关于百科全书问题》。这些重要论著集中阐述了伏尔泰有关自由平等的主张和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他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也逐渐客观起来。这些，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伏尔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是从自然法原则出发的，他把自然在各个时代为了正义而为人们指出的那些法则叫做自然法则，这些法则符合人类利益和理性的法则。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他认为，自由就是只服从法律，除了人们共同制定的、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侵犯人的权利。作为18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思想家和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不仅在理论上，从自然法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上论证了自由的合理性和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且还在实践上孜孜不倦地为捍卫人的自由，同反动的专制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他愤怒谴责奴隶制，指责法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中世纪奴隶制的残余。他认为自由首先就是要争取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攻击日内瓦当局下令焚烧卢梭的著作，强调一两本书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或一个重要事件的进程。他举例说荷兰曾出版了五六千本反对路易十四的小册子，但是没有一本导致路易十四在战场上失利。失利有其他原因，它是由事物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
费尔内时期，伏尔泰越来越感觉到教会的剥削、不平等税制的掠夺、富人的挥霍都是与人性相悖的不公平形式。他严厉谴责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反对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认为世袭的特权者是人民的额外负担，应该予以消灭，不应该有任何例外、特权和门第。他热烈地主张社会的平等，政治体制的平等。他坚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过由于人类财富的匮乏，还不可能马上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种罪恶，但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伏尔泰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直接为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6. 袖珍的《百科全书》：《哲学辞典》
1764年7月，伏尔泰在费尔内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哲学辞典》出版了。当时是以匿名刊印的，称为《袖珍辞典》。
老谋深算的伏尔泰当初对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保守着秘密。他对达兰贝尔发誓说，这部讨厌的小辞典决不是他写的，而是撒旦的作品。他请求达兰贝尔使所有人相信他与这部辞典无关。其实，这部《袖珍辞典》确实出自伏尔泰的手笔，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的，他担心，万一这部辞典受到指责的话，不怀好意的人肯定又会把矛头指向《百科全书》。他认为《百科全书》已经屡遭厄运，再也受不起无辜的株连了。
编写这部辞典的念头，最初是在普鲁士国王那里一次吃饭时偶然想到的，后来曾几次想动笔都未能如愿以偿。到费尔内定居后，生活安定，无牵无挂了，伏尔泰有了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一夙愿。单从书名来看，这似乎只是一部工具书，实际上，它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颇有趣味的哲学著作。它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概述了伏尔泰本人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和要求。这部《袖珍辞典》继承培尔《历史和批判辞典》的传统，借鉴《百科全书》的形式，按照学科分列单元，按词首字母顺序排列，涉及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伏尔泰花了整整10年功夫才将它编纂完成。
在“哲学家”辞条，伏尔泰用古希腊人对这个辞的解释认为哲学家就是爱智慧，即爱真理的人。古代哲学家都对人类作出了道德上的榜样和伦理真理的教训。他认为“哲学家不是狂热者，他们没有把自已抬高为先知，没有把自己表现为受到神的启迪①”。古代的琐罗亚斯德、赫米斯等人自称是神的儿子，甚至把谬误当作真理，装模作样地来教训别人。伏尔泰觉得他们根本不配哲学家的称号，至多是谨慎的说谎者而已。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哲学家的，伏尔泰只提到中国的孔夫子，“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因而不必屈尊去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①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哲学家”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4页。
在“物质”辞条，伏尔泰是用对话体的形式表述“物质”的不可知的：
着魔的人：什么是精神？
哲学家：我不知道。
着魔的人：什么是物质？
哲学家：我不知道。我相信它具有广度，硬度，不可入性、重力，可分性，运动性。上帝可以给它一千种我们不知道的性质。
……
哲学家：上帝的力量超出我们的理解力。
着魔的人：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力量！你像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一样讲话。②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物质”、“观念”条目。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6页。
伏尔泰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广延和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但是他承认我们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由虚幻构成，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不要自认为可以说明它；哲学不可能对每一事物都予以说明。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
在“观念”辞条中，伏尔泰指出观念是人大脑中的映象，“因为最抽象的思想都只不过是我们感知对象的结果。我说出一般的‘存在’，只是由于我曾知道具体的存在；我说出‘无限’这个词，只是由于我曾见过某些有限的东西，由于我在心中尽其所能把那些界限推得很远。我在大脑中有观念只是因为我曾反映”。伏尔泰同时还提出，我们对反映的性质和过程，对反映的能力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上帝没有把那些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理解怎样感觉，怎样思想。这虽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观念通过感觉而来。伏尔泰承认观念来源于物质，但是还不能了解认识的机制。
在“灵魂”辞条中，伏尔泰认为灵魂意味着生命，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拥有的，只不过人很骄傲，特意为自己设立了一种特有的实体形式，便称之为灵魂。1764年，当英国人鲍斯威尔访问费尔内时，曾与主人讨论什么是灵魂，伏尔泰主张，在争论它是否存在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恰恰我们又对它一无所知。鲍斯威尔离开费尔内后，还试图进一步与伏尔泰讨论这个问题，伏尔泰觉得无聊透顶，在回信中他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明言，我对它一无所知。不知它是否存在，不知它是什么，也不知它将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学者和僧侣们完满地知道它的一切。而我仅仅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①
① 参见A·O·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318页。
在《哲学辞典》中，篇幅最大的内容是关于宗教问题，这大概与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有关。在“褊狭或不宽容”辞条中，伏尔泰用一段褊狭者绘声绘色的自白嘲讽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那个可卑的褊狭者把牛顿、洛克、弗里德里希、叶卡特琳娜、弥尔顿、丹麦君主、莎士比亚、瑞典国王、莱布尼兹、中国皇帝、英格兰议会、莫卧儿王朝的枢密院等分别斥之为异教徒、收税人、无赖或魔鬼。原因是他们都不相信他讲的神学。伏尔泰摘引了一段这位褊狭者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我有恩惠，你们没有……我用鱼市的语言谩骂哲学家，而你们保护、模仿哲学家，或者就是哲学家……因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切掉右手，割掉舌头，严刑拷打，最后用文火烧死，因为上帝是仁慈的②”。伏尔泰辛辣地挖苦道，这就是褊狭者的箴言，是他们所有书的概要和主旨，与这样善良和蔼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快乐呀！
② 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褊狭或不宽容”。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79页。
伏尔泰还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问题，他不同意霍尔巴赫主张彻底消灭宗教的思想，而认为宗教是人的生活信心的基础，就像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样，假如有人突然告诉他：别费劲了，这个大海是绝对不存在岸的。那么这个游泳者就肯定不会再有继续游下去的勇气了。伏尔泰认为，社会的两极，即君主和百姓绝对需要宗教，“无神论在被统治的人中是最有害的怪物”，“宫廷的无神论者，无神论君主会给人类带来苦难”，人们没有约束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法律只惩罚公共罪恶，无法约束私人的罪恶，必须有一个行使奖惩的上帝，在现世或未来处罚那些逃脱人类正义审判的那些人。这个上帝，就是他所宣扬的自然神论中的“钟表匠”，即秩序和爱之神。
《哲学辞典》还全面阐述了自由、平等的概念，详细描述了他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权利平等的主张，还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改革的思想。
《哲学辞典》仅仅缺少《百科全书》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它以深刻的思想、生动活泼的形式、精辟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粹，是启蒙运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宣传资料。它完全可以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相媲美。由于它的篇幅短小，通俗明了，而又携带方便，因而更容易在普通人中传播开来。《哲学辞典》像《百科全书》一样，它在启蒙运动中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7. 被“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征服
伏尔泰的声望越来越高。他的老友、盲女人德芳曾经写信告诉他，有一次她在沙龙里向朋友们问起，谁是这个世纪第一位的人，大家毫不犹豫地一致回答说：“伏尔泰。”他们绞尽脑汁也提不出第二位是谁。这使伏尔泰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北方还有一位年轻的女皇也在崇拜他，吹捧他，甚至还在将他的一些理想付诸实现，这就是被伏尔泰称为“北方的塞米拉米斯”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50年代初期，当俄国皇位还在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手中的时候，刚刚嫁到俄罗斯的叶卡特琳娜就野心勃勃，时刻觊觎着俄国的大权。她原来是普鲁士一个小邦的公主，她知道，要成为俄罗斯未来的主人，必须首先使自己俄罗斯化，要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女人。她毅然放弃天主教信仰而改信俄国东正教，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熟悉俄罗斯的风俗习惯。她很快便以聪明好学、忠诚爱国的形象获得了俄国贵族和普通百姓的信赖。她开始设计她有朝一日君临天下时的宏伟蓝图。这位深谋远虑的年轻女人认为，如果她想在俄罗斯建立像彼得大帝一样的功业，就必须使自己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向西方学习，缩小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距，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与其他欧洲列强平起平坐。
在继续学习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的同时，叶卡特琳娜还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风俗论》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她对《论法的精神》极为推崇，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圣礼书，并夸张地说它应该是每一位头脑健全的国君的案头必备书。她认为自己像孟德斯鸠一样，有一个共和主义的灵魂，但她不知道孟德斯鸠的共和主义意味着现存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她赞同孟德斯鸠对专制制度的那些警告，喜欢自由主义，因而她嘴上经常挂着一些孟德斯鸠的名言，这引起了很多欧洲君主的震惊和不安。
叶卡特琳娜感到，对专制制度的仇恨与她自己梦寐以求的专制君主的地位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伏尔泰主张理性统治世界和开明君主制，这为她提供了解决矛盾的办法。她如饥似渴地钻研伏尔泰的著作，努力吸收其一些著名的思想和主张。她把伏尔泰视为自己的老师，她的良知和思想的最高统帅；她赞赏伏尔泰对宗教狂热和褊狭的攻击、对当时不良风俗习惯的冷嘲热讽以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和宽容精神。
1761年底，伊丽莎白女皇病逝，叶卡特琳娜的丈夫彼得三世继位。彼得三世是一位愚蠢透顶、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他崇拜普鲁士军队，迷恋于傀儡兵阵争斗游戏。他上台后一系列缺少理智的行为，引起了贵族和中下级军官的不满。叶卡特琳娜和彼得三世一直是貌合神离，从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夫妻感情，她当时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嫁给弱不禁风、无德无能的彼得大公，正是日后想利用他作为命运的跳板。苦苦期待了许多年，现在她终于有了取而代之，登上皇位宝座的机会。叶卡特琳娜巧妙利用贵族和军队的不满情绪，于1762年6月28日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彼得三世，终于戴上了她朝思暮想的皇冠。随后，她又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消灭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俄罗斯历史上继彼得大帝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1762年8月4日，叶卡特琳娜为了替自己杀夫夺权的行为进行辩解，争取启蒙思想家的同情和支持，指使日内瓦人皮埃尔·皮克戴给伏尔泰寄去一份关于彼得三世种种失误的报告，并告诉他，俄国人民已成功地摆脱了彼得三世的愚蠢统治，现在正在“曾统治过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女皇”领导之下。叶卡特琳娜还做出姿态支持启蒙思想运动。她对卡拉案件十分关心，甚至还积极从舆论上支持伏尔泰为这个不幸的家庭争取平反昭雪的活动。
叶卡特琳娜登基三个月之后，委派舒瓦洛夫向达兰贝尔提议，请他承担保罗·彼得洛维奇大公的教育工作，达兰贝尔不愿意接受这一荣誉。她又通过伏尔泰向狄德罗提出，由她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请狄德罗到彼得堡去完成《百科全书》的编纂，狄德罗也表示拒绝。后来，俄国驻法大使从格里姆处了解到狄德罗多次想变卖自己的藏书，以便给自己心爱的女儿昂热丽克置办嫁妆。这批藏书近3000册，主要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作品，还有哲学、科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它们是狄德罗早年用出版商的经费为编《百科全书》而购置的参考资料。尽管狄德罗非常不愿意变卖，但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出此下策。他的出让价为1.5万利弗尔。俄国大使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叶卡特琳娜作了汇报。1765年3月16日，俄国皇家建筑学院院长贝兹基给格里姆写信，他说，女皇非常遗憾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样的境况，居然要为了父爱而牺牲自己的乐趣、自己著作的源泉、自己闲暇的伴侣。因此，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女皇陛下愿意以1.5万利弗尔之价购下这批图书。惟一条件是只要这位名作家还健在，他的这批善本书就不利开他的屋子。女皇认为：“让一位学者同他的藏书分开是残忍的。”①这样，狄德罗足不出户就成了女皇的图书管理员，他除得到女皇的购书款项外，每年还另外可领到1万利弗尔的薪俸。为了避免在支付中的拖欠，叶卡特琳娜提前50年付完了这笔钱。
①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叶卡特琳娜这一重要举措，获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好感，伏尔泰和达兰贝尔交口称赞女皇陛下的贤明和仁慈，并把这一行动解释成保护整个启蒙运动的象征。伏尔泰给她写信说：“受到阁下您恩惠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非常感激您为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卡拉一家慷慨的作为。欧洲每个文人都应该在您的支配之下。①”狄德罗更是感激涕零，他给叶卡特琳娜写信说：“在巴黎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有良心和理性的人不是陛下的崇拜者。②”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299页。
②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著：《伏尔泰传》，第54页。
叶卡特琳娜掌管俄罗斯大权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伏尔泰所倡导的宗教宽容的思想。一次，莫斯科的耶稣会士拒绝为一个法国人举行葬礼，原因是他死前没有接受圣礼。叶卡特琳娜闻讯后，立即下令把这些教士驱逐出城。事后，她给伏尔泰写信，夸耀自己的举动，慷慨激昂地痛斥一切可耻的偏见。她在回答对修建清真寺的指责时说：“世上最高尚的上帝，能够容忍一切信仰、语言和宗教。所以，她根据同样的原则，遵循上帝神圣的意志，采取同样的行动，只希望在她的臣民之间永远是相亲相爱、和平共处。”③当然，她的开明程度毕竟有限，她也做过许多违反宽容原则的事，残酷迫害过东正教的分裂派。
③ 参见卡·瓦利舍夫斯基著：《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叶卡特琳娜从加强君主专制国家出发，表示愿意实行“开明专制”，试图在欧洲造成她“贤哲”君主的假相，她宣称，要把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圣哲的主张作为她对内政策的箴言。1765年，她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表示，要依照自由思想家的原则，修改俄国法律，颁布一个《敕令》。叶卡特琳娜根据伏尔泰关于建立开明专制政体的主张和有关改革法律思想，拼凑了一个敕令草案。1767年，这个给立法委员会的《敕令》正式发表，并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由贵族和城市富商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议订新法典。女皇在《敕令》中指示“要有一个禁止富人欺侮穷人的法令”，还提到平等和自由，自然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冲突，反对严刑逼供，谴责死刑，只有在国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允许执行死刑。《敕令》证明专制制度是最好的统治形式，拥护贵族特权，对第三等级态度暧昧，对农民的利益只字未提。《敕令》尽管照顾到俄国保守派的利益，但它是以女皇个人意志代替俄国立法代表们的集体意志，因而没有得到俄国贵族的支持。
叶卡特琳娜颁布《敕令》，成立立法委员会，重新制定法典的举动，得到了伏尔泰的肯定和赞赏。1769年2月26日，伏尔泰在给女皇的信中，对敕令草案大加赞美，称其是“真诚的、精确的、公正的、严格和仁慈的”。他认为像叶卡特琳娜这样的立法者，应该得到整个欧洲的拥护和支持。1768年1月23日，伏尔泰给达让塔尔写信，请求他出面支持叶卡特琳娜：“我们必须在巴黎重建她的声誉……我乞求您为叶卡特琳娜多讲好话。”①
① 参见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伏尔泰清楚地看到，叶卡特琳娜在俄国的处境就像当年路易十四在法国的处境，面对强大的贵族集团的挑战，她力图巩固和加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君主政权，女皇的《敕令》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要求。这与伏尔泰本人在《圣贤和百姓的声音》中的主张完全一致，伏尔泰感到终于有一位君王来实现他的“开明君主”的理想了。他开始全力支持叶卡特琳娜的主张，称赞她的内外政策。1771年6月，在给女皇的信中，他肉麻地吹捧《敕令》是“这个世纪最美的纪念碑”。当叶卡特琳娜发动与土耳其的战争时，他热情赞美她的功绩；当叶卡特琳娜准备入侵波兰时，他又极力为其辩解，他说，她并不想要一寸外国的土地，她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哲人精神的，她不仅自己宽容，而且也要她的邻居宽容。
伏尔泰似乎完全被叶卡特琳娜迷住了。其实，他对叶卡特琳娜的支持还是有原则的，即使有时离开了原则，也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他非常了解叶卡特琳娜本人的缺点和她统治的弊端，他没有到过俄罗斯，也决不盲目相信她所说的俄国人民的生活是幸福的神话。有一次，他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谈到叶卡特琳娜时曾说：“应该承认，哲学不能夸耀这样的拥护者。可是怎么办呢？只得爱护和关心一个有各种缺点的朋友。①”如同叶卡特琳娜需要启蒙思想家为她装点门面，达到压制国内反对派的政治目的一样，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为了宣传开明的君主政体的思想也需要利用她。由他们加以理想化了的“开明的”俄国女皇，是作为证实他们理论“正确”的有力证据。
① 参见C·阿尔塔莫诺夫：《伏尔泰传》，第55页。
叶卡特琳娜越来越背离了她年轻时热情信奉的自由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热衷于侵略扩张。1772年，她第一次瓜分了波兰。1773年至1774年，她又残酷镇压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伏尔泰对她的认识有了明显改变，并彻底认清了这位开明君主的本质，逐步与她疏远。
伏尔泰一度被叶卡特琳娜的“开明”形象所征服，这位煊赫一时的女皇也曾迷恋于伏尔泰的思想和主张。伏尔泰死后，叶卡特琳娜在给格里姆的信中真诚地流露了她对这位一代哲学巨匠的尊重和崇拜，她说：“他是我的老师，正是他或者说是他的著作，形成了我的思想和我的判断……我是他的学生；我年轻时，喜欢讨好他，在我对值得向他报告的任何行为感到满意时，我总是立即告诉他……”①
① 参见叶卡特琳娜：《1778年10月1日致格里姆的信》，转引自葛力等著《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第300页。
8. 宽容的实验室
伏尔泰成为费尔内的主人之前，这里十分落后，是典型的农村经济。当地官吏严格控制着农产品的价格和税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很多人不得不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些无辜的居民还要莫名其妙地遭受牢狱之苦。伏尔泰对这些居民的悲惨处境深为同情和忧虑。他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设法减轻这些衣不蔽体，仅以黑面包糊口的人的痛苦。他出资排干沼泽地的积水，帮助农民开垦处女地，增加收入。他还无息贷款给当地穷人，使他们渡过生活难关。为使当地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念书，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还设法建起了几所比较像样的学校。
伏尔泰还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准备在法瑞边境建立一座新兴城市，这一想法与法国大臣舒瓦瑟尔的打算不谋而合。由于在费尔内最初建立的工业工场是缫丝厂，伏尔泰便把这个设想中的城市命名为沃尔舒瓦，意为“蚕茧”。为了体现宽容精神，沃尔舒瓦将是第一个允许新教徒合法结婚的法国城市。伏尔泰为这个未来的城市划出了很大一块地皮，并投资建立了缫丝和制表工场，从日内瓦请来了技术熟练的工人，大批农民也被伏尔泰动员参加工业生产。伏尔泰先借钱给这些不名一文的工人，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不久，这些制表和纺织工厂便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规模，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他们生产的钟表被不断地运往加第斯外销，长筒丝袜甚至还打进了巴黎市场。1769年秋，伏尔泰给舒瓦瑟尔夫人寄去了一双精致的长筒丝袜样品，得到这位大臣夫人的高度评价。为了这项全新的事业，伏尔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看戏演戏的嗜好，腾出他的剧院移作钟表车间和蚕茧养殖场。并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厂的经营和管理之中。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努力，费尔内成了远近闻名的工业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居民和伏尔泰本人获得了不少好处；也使在这块土地上担惊受怕的胡格诺教徒逐渐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一些逃亡国外的胡格诺教徒闻讯后，也纷纷返回家园，投奔费尔内工业村。伏尔泰到费尔内后，先后有50多个胡格诺教徒家庭返回了祖国。伏尔泰在给一位红衣主教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他几乎使他的工人改变了信仰，他们不再参加新教的仪式，也不去望弥撒。
1764年，路易十五宠爱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去世后，支持伏尔泰的舒瓦瑟尔也逐渐失宠。1770年他下台后，新政府不再支持把沃尔舒瓦建成新兴工业城市的设想。伏尔泰的雄伟计划也被迫搁浅。但是，他继续发展他的工业，把自己致力建成的工业村看作是宽容的实验室，是启蒙精神的体现。到70年代中期，费尔内这一法国边陲的荒凉之地——曾经是40多个不满日内瓦当局的新教家庭的庇护所，已发展成为拥有1200多居民的富裕村庄，并且这些昔日穷困潦倒的居民绝大部分都已变成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的熟练工人。工业村还增设了花边工场和机械制造车间，伏尔泰还向工人提供住房资金，资助修建了公共剧场。费尔内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许多朋友都高度赞扬这一项直接造福于民的事业，有人称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弗里德里希也真诚地赞扬道，“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与瑞士相邻的一座名叫费尔内的村庄”。
伏尔泰在费尔内虽然大力发展工业，创办了兴旺的缫丝、制表业，但是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当地居民都纷纷改行而准备当钟表匠时，他又进行耐心的劝阻，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犁而不是钟表”。他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把教会的土地分给私人占有，称财产和自由是自然的呼声。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尔哥任财政总监之后，实行经济改革，积极推行重农主义的主张。这得到了晚年具有重农主义倾向的伏尔泰的支持，他经常给重农学派的期刊《国民历书》写文章，赞同农业是社会的基础，热情称赞杜尔哥的改革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支持重农主义纲领。他强烈要求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利用与杜尔哥的友好关系，积极争取农业大臣的支持，终于与法国当局达成了一项减轻农民负担的协议：费尔内所在的日克司地区每年只需向法国政府总交一次数目不高的赋税。受尽各种税收盘剥的当地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1775年，日克司地区举行三级会议通过与法国当局订立的协议，伏尔泰被请去主持庆祝仪式。他在典礼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把法国农民的境况比作美洲法属殖民地上的黑奴，愤怒谴责罪恶的奴隶制度，热烈赞美自由、平等。他在市政厅窗口向欢呼的群众行礼，并高喊“自由万岁！”激动的人民也禁不住高呼“君主万岁！伏尔泰万岁！”伏尔泰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费尔内12名龙骑兵，站在会议室前向他举剑致敬。当他乘车回家途经四五个村镇的时候，感激的群众也纷纷列队向他欢呼，向他致敬，并把月桂雨点般地抛洒到他的车上，他的整个身体都被荣誉的月桂簇拥着。费尔内的居民更是载歌载舞，欢迎他们慈祥善良的主人凯旋。这时伏尔泰非常快乐、非常自豪，全不觉得自己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
伏尔泰在费尔内生活期间，在致力于工业村的建设、进行宽容实验、逐步推行自由、平等主张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些悲剧的创作。1766年，他开始创作悲剧《斯基泰人》，它讲的是文明社会中的波斯父女二人到处于原始社会的斯基泰人部落避难的故事。该剧1767年出版并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1769年，他完成了另一部悲剧《妖教徒》，这一剧本以宽容为主题，猛烈抨击教士的罪恶，极力为受宗教迫害的人伸张正义，坚决维护他们做人的权利。他的哲理小说的创作也取得重大收获。1767年，他完成了著名的中篇哲理小说《天真汉》，1768年，又完成了《巴比伦公主》和《有四十金币的人》。
《天真汉》讲述的是一位在加拿大未开化部落中长大、有法国血统的青年人天真汉来到法国以后所发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他有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天真习惯，他这种纯朴的言行举止常常和法国现实社会的风俗习惯发生尖锐的矛盾。人家教他念《圣经》，他便天真地按《圣经》上所说的行事，却偏偏又招来惊世骇俗的后果。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每天都发觉《圣经》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圣经》叫人做的事，大家倒一件没做。”
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相爱，他自以为这完全是二人之间的事，但人们告诉他，这件事应由双方的家长来决定。他在受洗礼入教时，他的叔父和姑母推荐圣·伊佛小姐做了他的教母，和教母结婚是犯了弥天大罪，为教内教外法律所不容的。人们告诉他，倘若真的要和教母结婚，就必须得到国王允许或跑到1600里以外的地中海那边，去征得教皇的恩准才行。天真汉莫名其妙，认为这简直可笑极了，要与近在咫尺的人结婚何必还要跑那么远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天真汉帮助当地民团打退了英国人的入侵。他听信别人的劝告，准备到凡尔赛宫去领赏，他想皇上肯定还会恩准自己与圣·伊佛小姐完婚。在去巴黎的路上，天真汉碰上了几个胡格诺教徒，他和这些人对教会和朝政进行非议，被乔装打扮的教会特务发觉并向国王告密。他一到巴黎就被警察抓起来投进了巴士底狱。和他同受牢狱之苦的是一个冉森派教徒，这个教徒只不过是认为教皇不过是个主教，就在阴森恐怖的牢房里受了数年之苦，并且还毫无出头之日。天真汉的叔父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他出狱，但在腐败的教会机构里却处处碰壁。他去找国王的领忏师拉·希士神甫，这位贵人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他去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在和美丽的特·莱提几埃太太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别墅，这位主教又在和特·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所著的《神秘之爱》。
多情的圣·伊佛小姐也急忙赶到巴黎搭救天真汉，她走的是大臣的门路。权倾一时的波安越大人答应释放天真汉，但却“友好”地提出要以圣·伊佛小姐付出贞操为代价。她请教万事灵神甫，神甫安慰她说，倘若用意纯洁，行动就不成其为罪恶。世上没有一件事比救出自己的爱人更纯洁了。神甫还告诉她，波安越大人是诚实君子，决不会欺骗她。她惊慌地回到女友家，女友甚至更露骨地宣称，这种事在宫廷是必不可少的，妻室最漂亮的丈夫才有官做，如果圣·伊佛小姐为德行超群而失身，只会获得大家的喝彩。面对着四面八方的陷阱，圣·伊佛小姐只得屈从波安越大人的无耻要求，忍辱救出了天真汉，而自己却在悲愤痛苦中死去。
《天真汉》展现了18世纪法国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爱情悲剧。在这里，伏尔泰怀着满腔的愤怒心情，用犀利如刀之笔剖析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控诉了教会的凶残与黑暗。伏尔泰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势力是人民幸福生活不共戴天的敌人；封建的禁欲主义，是建立在愚昧主义基础之上的；贵族阶级教训天真汉绝对的禁欲，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淫欲；那些道貌岸然的大圣徒，实际上都是无恶不作的淫棍和色鬼。
在伏尔泰的笔下，天真汉是理性主义的化身。他的成长道路体现了启蒙思想家重视运用知识启迪蒙昧的创新精神。伏尔泰反对卢梭的尚古主义，他希望用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来证明：自然人应当文明化，一个文明的民族必定胜过于未开化的野蛮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