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按照计划，只在国内待上半年，乃携带妻儿一起重返南非。
在南非，他广泛接触了基督教徒。为了更加有效地与穆斯林保持密切联系，他决心利用24天的航程在船上抓紧学习乌尔都文和泰米尔文。他在船上找到了一位会乌尔都文的老师，虚心地学了起来。船上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他的学习成绩他自己较为满意。回到印度，他没有在孟买住几天，就直接回到拉奇科特。他要在家里着手写一本有关南非形势的小册子。后来这本被称为绿皮书的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算完成。这本书客观地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被歧视的悲惨景象。书一出版，印度《先驱报》首先发表了社论，加以评介。接着路透社摘要播发并由总社播发到南非纳塔耳。
在家中，他了解到孟买一带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瘟疫流行。这种疾病的流行，使得广大人民感到终日惶惶不安，如果发展下去，流传开来，还会影响到拉奇科特，甚至全国。甘地很快就向当局提出申请，自愿参加防疫工作。他与防疫委员会成员一起，走巷串户，检查卫生，尤其是检查厕所。在需要检查不可接触者①的地区时，只有甘地一人敢于前往，其余的人总是以各种理由躲得远远的。
① 不可接触者：按照《摩奴法典》划分的最低贱的阶层，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或“残民”。
这段时间，甘地到处宣传他在南非所见所闻，他要把所见到的南非对印度人的偏见和歧视告诉所有的人。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唤起民众对南非印度人的声援，他专程赶往孟买，拜见那些名门望族。费罗泽夏·梅赫达当时在孟买声名赫赫，有“孟买之狮”、“本省无冕之王”之称。他热情地接待了甘地，并特意为甘地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甘地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
费罗泽夏·梅赫达很喜欢甘地的这次演讲，甘地觉得无上快乐。甘地趁这个机会动员一些名士到南非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很多人反倒劝甘地再也不要去南非那个鬼地方了，以免再次遇到暴力灾变和弥天暴戾。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起牺牲。”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他。
但是甘地觉得，一个爱国者无论如何都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劝别人不动，但是甘地本人也不会被别人轻易劝动。他一直把《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当作座右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随后甘地又到马德拉斯进行了一次演讲，受到狂热般的欢迎。这是因为巴拉桑达拉姆事件激发了听众的情感。他带去的那本名叫《绿皮书》的小册子第二版，在这里抢购一空。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甘地还接触了《马德拉晚报》、《印度教徒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甘地的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
在国内期间，甘地还拜会了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罗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对甘地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与提拉克会晤之后，甘地又去拜见了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
正当甘地在国内积极为南非斗争呼吁的时候，南非发来电报，催甘地“速归”。那里的印度侨民急切地盼着他去继续领导他们。这年12月，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寡姐的儿子乘船再次向南非进发。
这次乘的船是直达纳塔耳的，整个航程只要18天。谁都没有想到，在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他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船仍在行进，爆裂声和巨浪声响个不停，使人毛骨悚然，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船在杜尔班港口抛了锚。
也许真是上帝的安排。这一锚抛下水去，麻烦立即就从天而降。船被勒令隔离五天，理由是孟买还在闹瘟疫，而瘟疫病菌最长生存期为23天。这还不算。杜尔班的白人听说甘地也在船上，每天都在港口举行大会，用一些威胁的言辞吓唬甘地，企图要把这条船打回印度去。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没有被港口的骚动吓倒。他们仍然派人到港口迎接甘地一行；甚至有人答应以赔偿公司的损失为条件阻止船靠岸，但公司不听这一套，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让船靠码头、乘客登岸。公司人员在岸上与船上的甘地保持着密切联系。
23天期满，船获准入港，乘客准许上岸。船长艾斯坎比先生告诉甘地，最好是黄昏时候上岸，因为岸上的白种人对他发表《绿皮书》非常恼火，白天上岸恐有危险。但是不到半小时，公司的律师劳顿先生上了船，他希望带甘地一家现在就走。甘地同意。为了保证安全，劳顿先生安排甘地夫人及孩子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去，他与甘地徒步跟在后面。
刚一上岸，甘地就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来。他们一边恶毒地喊着甘地的名字，一边一窝蜂似地围追过来。劳顿先生怕甘地吃亏，赶紧叫了一辆人力车。未等上车，那些青年掀开劳顿，疯狂地用石头、砖头、臭蛋向甘地投掷，还有人抢走了甘地头上的头巾，并打的打，踢的踢。甘地被打昏过去。这时人越来越多，死活都不肯放过甘地。他刚醒过来抓住一根栏杆想站起来，又被一阵粗暴的乱打打倒在地。这时恰好有个认得甘地的警官妻子路过此地，见到这种情景，打开手中的雨伞，站在人群与接近死亡的甘地之间，加以阻挡，暴行才算停止。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甘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警察立即把他送到罗斯敦济家里。然而暴徒们仍不肯罢休，很快又把罗家围了起来，高喊要吊死甘地。警察只好让甘地穿上警察制服悄悄离开此地。
事情过后，很多人都动员甘地向法院控告那些歹徒。一些报馆也纷纷派记者采访。甘地总是表示自己的原则是不泄私愤，因此不打算控告任何人。
他认为控告那些青年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是轻信了别人的挑唆，以为甘地这次回印度发表了许多对南非白人不恭的话，伤害了纳塔耳白人的名誉，但是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到了那时，这些人会自惭形秽。甘地把自己的这个态度写成了书面声明，交报馆发表。三四天之后，甘地安顿好家，开始投入工作。甘地的宽宏大量显示为一种仁义和刚强，提高了甘地的地位和印侨组织的声誉。那些暴徒同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谴责。
甘地本来已有两个儿子，到了南非又增加两个。他实在不想再有孩子了。
按照印度教规所定，男女之情只能为生儿育女而起，否则就是亵渎神灵。这时他产生“禁欲”的想法。但是青年律师也承认，在下定决心禁欲之后，也还多次出现过反复，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还有过几次失败”，尽管与妻子是分床而卧。甘地认为这大概与自己的意志薄弱相关，缺乏信心。一直到1906年甘地才正式立下誓言。向妻子通报了自己的誓言后，妻子表示理解并完全赞成。从此，甘地要么绝食，要么节食，要么只吃一点新鲜水果和坚果，以保证禁欲誓言的彻底奉行。
但是誓言为誓言，困难为困难。人都是有感情的，讲感情时难免有冲动。
其实这也是圣贤常情。甘地后来认识到单靠人力自身的控制难以达到真正禁欲境界，只有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赐才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 《薄伽 梵歌》的谆谆训教，实际上成了甘地超越苦难的方舟。他很相信《薄伽梵歌》这么几句话：
色之于味，如影随形；
色离绝欲之人，味绝深道之士。
甘地在一封著名的《致在印度的每一位英国人》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为了帝国的事业，我冒了四次生命危险，一次是波尔战争，当时我领导野战救护队，该队的工作，布勒将的电报曾提到。一次是纳塔耳的朱鲁人反抗，当时我又领导同样的一支救护队，由于努力进行训练工作，结果患了严重的肋膜炎。最后，为了履行我在德里军事会议上对蔡姆斯福爵士的诺言，我在赫达地区积极投入募兵工作，作了漫长而艰苦的行军，结果患了几乎不治的痢疾。当我从事这一切工作时，我是相信这样的行动必然使我的国家在帝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现在是1899年。10月10日，波尔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从1899年打到1902年。这是一场由英国的南非殖民当局与荷兰垦殖者之间发生的战争。荷兰垦殖者在南非组织特兰瓦奥伦治自由邦，但英国当局拒绝承认他们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血腥的战争后，荷兰人的土地被并入南非联邦。实际上，这场战争是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但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却声称是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虐待歧视南非境内的印度人。
甘地起先本来是完全同情波尔人的。但是由于听信了英国人的宣传，加上他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却又驱使自己在战争中偏向英国人一边。
甘地发动招募了1100多人，成立了战时救护队。经过紧张的医护训练，所有参加的人都取得了医务工作的证件。参加救护队的成员全都是南非印度人，将近300人是印度自由人，其他均为契约工人。当甘地正式申请上前线时，政府并不在乎。直到战争打到最艰苦阶段，英国人感到了波尔人的压力，才接受了甘地的请求。救护队始终在前线工作，在战地救护伤员，每天行军都在20到25英里以上，而且还要抬着担架。在他们救护的伤兵中还包括英军的伍盖特将军。救护队在前线工作六个星期便宣告解散。他们在前线的出色表现和英勇行为得到了社会高度评价，当地报纸发表了赞扬他们的诗歌，称“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布勒将军还为救护队40名队长颁发了作战勋章。
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南非印侨团结更紧，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信德人之间兄弟般感情进一步加深，觉悟也有一定提高，由此侨团组织更加成熟完善，为他们后来领导群众斗争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经验。这是甘地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救护队解散之后，甘地应国内朋友的邀请，于1901年12月告别了旅居六年的南非，携眷返回印度，并赴加尔各答参加了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会上他提出的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获得通过。
在印度期间，甘地的二儿子曼尼拉尔患了严重的伤寒病，并导致肺炎。
全家都为这个孩子的生命着急。医生请来了，治疗无多大效果。医生劝道，孩子不能坚持素食了。但是甘地认为，如果让孩子改吃肉食，这是对自己信仰的挑战。对也好，错也好，甘地的儿子不管怎样都不能因一时有病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当时孩子体温升至摄氏40度。甘地曾从南非一位德国人开的素食馆里学到一种水疗法，建议试一试。经过医生允许后，他便开始按照土办法将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三分钟，接连三天只给他掺水的桔子汁喝。晚上，孩子的烧并未退下来。甘地又将一条被单用水泡湿，然后紧紧地裹着儿子，再加两床干毛毯，严严实实盖在上面，头上也用一条湿毛巾蒙着。孩子的生命之线现在操在上帝手中了。甘地这么想。
因为太疲劳，甘地把孩子交给妻子守护，自己便到室外透透空气，祈祷苍天。回来时孩子居然清醒了，出了一身汗，烧也退了下来。据说，这孩子后来是几个孩子中身体最好的。这是上帝的恩典，还是水疗法的作用，甘地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去推测。
若干年后，他自己患有头痛和便秘的毛病，投医问药不见效果，他又一次尝试着用水疗法为自己治病。可是这次上帝没有关照他，效果同样不明显。
于是他又使用了一种土方子：土疗法。所谓土疗法，就是用水掺和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醒来时收。果然还灵验。加上他又曾读过一本 《重归自然》的书，从此对水疗和土疗治病法深信 不疑。这两种方法成了甘地一家治病的最常用的方法。
甘地回印度刚刚一年，才安居下来，突然有一天又意外收到了来自南非的邀请书。他离开南非时曾说过，只要南非侨团用得着，他可以随喊随到。
安顿好妻儿，34岁的甘地再次启程前往南非。
这次去南非，一些印度青年要求同甘地一同前往。他们在国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想到南非谋求一番事业，而甘地恰恰也需要助手。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成员、甘地侄儿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再次离开妻儿，一去就是12个年头。
出发前，甘地的长兄神态失常，一提起甘地要走，就泪流满面，像有一种诀别预兆笼罩在心头，他实在不想再让甘地远离故乡了。于是他劝甘地现在应该到了多为家庭负责任的时候了。甘地说服不了兄长。为此其兄几个月都不愿与甘地通信。甘地深感不安。然而这并不影响甘地对兄长的敬爱，相反他认为这种敬爱是纯洁伟大的。几个月后，兄长还是谅解了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