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华盛顿高地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穿过街道——经过多年殴打和嘲弄后的一个自然反应。他独自一人在曼哈顿西部第185号街道行走，正朝一个卖冰淇淋小摊走去，突然他瞥见一群男孩——陌生的非犹太人朝他这边过来。在菲尔特，这番相遇至少遭致一场羞辱，他开始跨下人行道，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他在美国。
本世纪初，俯瞰哈得逊河的华盛顿高地住满了波兰和俄国犹太人。
这些人发了财后搬到郊区去住了，留下一连串的犹太教堂和熟食店来接待新的犹太移民潮。当从希特勒那儿逃出来的难民抵达华盛顿高地时，这个地区被戏称为第四帝国。
50岁的路易斯·基辛格很难适应新的语言环境下的生活。他很有英语功底，可能正因为此，他害怕犯语法错误，为自己浓重的口音难堪。
因此，他惜言如金，比他那些教育程度差得多、忌讳也少得多的朋友说得要少。
这里不需要教师，经济大萧条使找工作也变得十分困难。他的岳父在他们到达美国时就死去了，基辛格一家从他那儿得到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但这点钱很快就用光了。路易斯干了两年的临时工后，才在一个德国朋友开的工厂混到一个低薪的图书保管员位置。
支撑家庭的重担落在比他年轻14岁的葆拉肩上。她好交际、头脑敏捷、能言善道、并且很快就学会用英语交谈，她替人在酒宴、婚宴帮厨，后来又独立替人操办晚会。
从菲尔特的恐怖气氛中解脱出来的海因茨·基辛格就像逃出樊笼的囚徒，一头扎进他的新生活。在朋友中间，他第一个发现他以前未见过的棒球。他很快弄懂了棒球是怎么回事，甚至怎样去体育馆观看，门票多少钱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当他和朋友们一块去参加驾驶考试时，他失败了。他又试了两次，还是不及格。别人都轻松地通过了这种考试。
到美国一个月后，他进了乔治·华盛顿中学。这所学校是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系统的骄傲，学校有这个城市最好的教师，并且提供最好的教育。
一开始，他被认为是有外语障碍的学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一学期他英语得了70分，第二学期一跃为90分。从此他几乎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他是德国难民学生中最成熟、最严肃认真的一个”，他的数学老师安妮·辛德白说，“我觉得那些学生比我们的学生要严肃认真得多。”一位基辛格班上的德国难民回忆道：“我们当然很认真。不认真学习又能做什么呢？除了学习好，争取进市立大学，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溶于美国社会。现在，孩子们取笑学习用功的人，过去我们都很用功。”说着，他带着一丝微笑补充道：“特别是亨利（海因茨·基辛格）。”海因茨·基辛格不再那么虔诚地祷告，他母亲感到他去犹太教堂作礼拜主要是为了做给他父亲看。
在陌生国土上度过少年时期的基辛格仍旧落落寡合、不善交际。他因为头脑成熟受到年轻移民的尊敬，但他跟他们保持着心理距离。“当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亨利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难调整出恰当的心态，尤其是当我们的父亲没有工作时。”他的弟弟瓦尔特说。
他特别怕上舞蹈课。在奖品数目几乎跟学生数目一样多的舞蹈课上，基辛格从未获过奖。
舞蹈班上有个黑发姑娘，是从纽伦堡逃出来的难民。在离开德国之前，她家是个很成功的制鞋商。她长得楚楚动人但不太热情奔放，像基辛格一样深沉而清高。
文学和音乐是这位叫安妮·弗莱歇尔的姑娘的特殊爱好。除此之外，她还具备做贤妻良母的所有素质：她和姐姐自己做衣服穿，她喜欢给邻家看孩子，照料偏瘫的父亲。她很快就跟亨利约会了。
基辛格父母对这对年轻人的来往表示欢迎，因为这样能使他们的儿子不那么孤僻。
虽然基辛格的英语带有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但他比他的朋友更想跟美国人同化，更野心勃勃，更想在美国取得成功。其他人悠哉游哉地呆在亲戚关系密切的犹太社会里，即便生意做得成功，也不愿脱离移民的生活方式。
但这不是基辛格。他热切希望溶入社会，变成地道的美国人。
“我同化得快，也许是因为我16岁就开始工作了，这使我更加独立。”他自己解释道。
基辛格从乔治·华盛顿中学毕业之后，毫不费力地进了纽约市立大学。这所学校专为纽约的天才学生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机会。基辛格是这所大学的全优生，尽管他白天仍然要到制刷厂上班。当时，他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只想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专业——做一名会计。
可他一直在寻求更高、更远的发展机会，军队为这种想逃避拘谨生活的青年提供了最好的出路，1943年2月，19岁的基辛格应征入伍。
2. 军队生活
在一个脏乎乎的训练营里，亨利·基辛格获得了美国公民权。这不过是军队为仍旧是移民身份的士兵补办的例行手续，没有什么仪式。他被人推来搡去——打预防针、数脉搏、立正。
但对基辛格来说，公民权是他挣来的荣誉。为美国而战就是为祖国、为家乡而战，他已不再是外人。
军队给像基辛格这一类的人提供了许多新机会，这里有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如果说美国是个熔化锅，“军队使熔化锅里的东西熔化得更快”——基辛格在军队的战友和在政府的同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说道。
基辛格熬过了基本训练阶段之后，写信给也要服兵役的瓦尔特，给他提供了一些兄弟般的忠告，要瓦尔特尽量保持中庸之道，不要跟社会渣滓交朋友，不要赌博，不要借钱给人，不要去妓院。“我跟你一样爱女人，但我不想碰那些肮脏、受梅毒感染的兵营交际花。”他写道。
基辛格用一种典型的兄长的口吻结束了自己这封信：“你我有时候合不来，但我猜你像我一样知道在紧要关头，我们能信任对方。我们现在就处在紧要关头。”
军队里的紧要关头是以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智力测验中，基辛格是他那支部队得分最高的。于是，他被列入军队特殊训练计划的对象，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拉斐特学院学习。
他浑身上下仍透出一股学究气，他愈来愈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甚至在军队挑选出来的聪明头脑中，他仍被认为是最有头脑的，老师常常要他辅导其他学生的功课。学习迷住了他，叫他不能自已。他常常不吃中饭在屋里啃书，置身于零乱的房间里一边嚼着饼干，喝着可口可乐，一边嘟嘟囔囔地评议个不停。
有一阵子，有些好斗的青年冲着他说一些反希伯来人的话，基辛格太聪明了，不会由着性子卷入一场争斗。虽然他的幽默感还未形成，他已经发现可以用善意的嘲弄或自嘲来缓解紧张局势，化敌为友。
这个军队特殊训练计划来得突然，停得也突然，原因是当士兵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时侯，另一些士兵却在这里学习，公众纷纷对此表示反对，高级当局只好下令停止这项计划。基辛格只得又回到枯燥无味的大兵生活中去。
一天，基辛格所在的部队刚刚行军了10英里，大家都分散在草地上休息。突然，一辆吉普车挟带一股灰雾滚滚而来，嘎地在目瞪口呆的士兵们面前停下。
“谁是你们的长官？”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列兵叫道。一位中校摇摇晃晃地站出来。列兵用大炮般的普鲁士腔调吼道：“将军派我来谈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这场战争。”
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深深印在半睡半醒的亨利·基辛格的记忆中。
他做了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他递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列兵克雷默尔，我昨天听了你的演讲，说得好极了。我能帮你的忙吗？列兵基辛格。”
35岁的克雷默尔出生于一个反希特勒的富有家庭，他曾做过律师并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他从家乡普鲁士逃出来，入了伍，受命到一个兵营又一个兵营作形势报告。
基辛格的字条叫他很感兴趣，他们面对面地谈了20分钟。“你有一副不同寻常的政治头脑。”克雷默尔告诉他。基辛格很吃惊，他不曾注意到自己这个特点。
克雷默尔成了赏识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是他把基辛格从步兵营调出来，做了保林司令官的德语翻译；是他选拔基辛格做占领地区的行政长官，为基辛格进入反谍报机构铺平道路；是他说服基辛格战后进哈佛大学读书。确切地说——“我扮演的不是发现基辛格的角色！我的作用是使他自己发现自己！”克雷默尔吼道。
的确，在他们有关政治、哲学、历史的畅谈中，基辛格发现自己不可能成为一名会计。
克雷默尔还在基辛格身上发掘并培养了保守主义的倾向。“亨利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的尊敬导致他对秩序的推崇。”克雷默尔说，“他有一颗保守主义心灵，他理解国家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
现在，克雷默尔觉得自己过去看走了眼，但即使在他后来对基辛格充满怨恨的年代里，他仍忍不住把他以前对基辛格的感情和敬意倾诉出来：“他的动机比我原来想象的要粗糙得多。他在反谍报机构工作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自以为是、难以相处的人。基辛格有个艰难的青春时代，我没有。我知道我是谁，他却不知道。基辛格也许早就渴望权力。他显然渴望获得承认。但我记得当时他渴望获得知识、追求真理。
他想知道一切，不仅是对他有用的东西。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你能想象的最富有天才的人。上帝从篮子里拾起才气，平均分配给人们。但对基辛格，他把整个篮子都给了他。”
1945年3月，基辛格所属的84师占领了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市。这座城市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没有垃圾处理站，断水、断气。在克雷默尔推荐下，仅仅是列兵的基辛格做了行政长官，只用8天时间建立了一个市政府，着手恢复秩序和供应。就这样，他被提升为反谍报机构的中士，专门负责抓隐匿的盖世太保。
基辛格依靠德国人的性格来完成这项任务。他贴出布告，要求当过警察的人前来向他报告。一个粗鄙的家伙现身了，声称自己曾在警察局供职。“不会是秘密警察吧？”基辛格故意开玩笑地问，那人骄傲地说是的，基辛格把他关了起来。
德国人服从的天性被基辛格充分加以利用。他带上自己的犯人，开着吉普车在城里游荡，只要那人指定是他的同事，见一个，抓一个。叫基辛格吃惊的是，他原以为盖世太保都是凶神恶煞，谁知却是一些可怜兮兮、非常愿意合作的小官僚。
基辛格并未感受到多少复仇的快意，尽管纳粹把他的家庭、亲戚赶尽杀绝，他很快对抓盖世太保失去了胃口。“抓了那么多盖世太保，弄得一切都乱哄哄的——妻子们嚎啕大哭，孩子们抱着爸爸的大腿不放。于是我派了一个列兵去执行这项任务。”
基辛格中士为他俘获敌方人员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得到了一枚铜质勋章。
1945年5月，盟军取得了对希特勒的胜利使基辛格得以重回故里，实现了他15岁在海关许下的诺言。在菲尔特，他在曾与朋友一起散步的地方徜徉，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回顾当年痛苦的经历，平时不动感情的他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
他寻找儿时的朋友，大部分迁走了，留下的死在集中营，只有一个幸存者，是他的同班同学，现住在一个非犹太人家里。
俩人一见面就认出了对方，双方都极力克制着不谈发生过的事。基辛格为他提供食品和钱，照料他恢复健康。
这位集中营的幸存者使基辛格意识到一点：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要生存就得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凭着高尚的道德是活不下来的。这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定下了一个基调。
基辛格到纽伦堡转了一圈，他爬上山岗，眺望着已是一片废墟的纽伦堡，对自己说：“再见吧，我的青春时代。”
那年他只有22岁。
基辛格中士被提升为一支新的反谍报部队的指挥官，负责在贝格斯特拉斯地区维持秩序，捉拿纳粹危险分子。他成了这片鄙视他民族的土地上的君王，有绝对权力逮捕任何人。
可是，基辛格避免有任何仇视德国人的表示，决不趁机报复。反谍报组某些犹太译员有虐待受询者的行为，基辛格朝他们吼道：“你们在纳粹底下生活过！你们知道他们怎样虐待人，你们又怎能回过头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些人？”
基辛格称自己为亨利先生来掩盖其犹太人身份，他不想让德国人以为犹太人卷土重来，对他们实行报复。
尽管条文上规定不能与当地居民来往过于密切，基辛格却有意无意地拿出一副德国人的作派。他占据了一栋现代化的别墅作自己的住宅，选了一位美丽、聪颖的贵族的妻子作自己的情妇，常常宴请当地的市长及名流。“亨利是位出色的外交家”，一位他在菲尔特和华盛顿高地的朋友说。“他能与德国官员友好相处，使他们照他的旨意办事。”
基辛格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报答了那些应该得到报答的人。卡尔·海茨勒一家在纳粹时代是惟一与斯特恩一家和基辛格一家保持友好来往的非犹太人家族。基辛格吃惊地发现，他们被不公正地指控为亲纳粹派，美国指挥官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在基辛格的干预下，他们要回了自己的住宅，基辛格还帮助他们募集资金，恢复产业。
克雷默尔的妻子、儿子仍住在自己家的别墅里，因为她不是德国公民，她没有定量供应卡，基辛格每星期给她送去食品。
在离开欧洲之前，基辛格曾拜访了自己84岁的学识渊博、充满睿智的祖父戴维·基辛格。在给家人的信中，基辛格这样描述他：“他每天跟一位92岁的姑娘打牌，并坚持说对方利用他的年轻在牌上作手脚。”
令基辛格钦佩不已的是，虽然他祖父有三个女儿死在集中营里，但他谈起纳粹时代所发生的事时却没有一副痛苦不堪、泣不成声的样子。
基辛格在自己的家信中对祖父能避开仇恨盛赞不已，并暗示自己被姐妹的死弄得悲痛不已的父亲应该以他为榜样。
“作为生活在纳粹底下的犹太人，生活在美国的难民，以及军队里的列兵，所有这些经历并不真正帮我树立信心。”基辛格曾说。
他错了。
军队不仅帮他美国化，而且使他变得坚强起来。儿时经历造成的缺乏安全感仍存在于他的个性中，但是，能在战争中活下来，充分发挥了其领导才能，这给他的个性罩上了一个硬壳，同时也蒙上了一层信心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