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家安全窃听计划
在基辛格上任4个月后的一个5月的早晨，基辛格和助理们坐在圣克莱门蒂的游泳池旁吃早饭看报，突然，基辛格一跃而起，摇着《纽约时报》叫道：“岂有此理！”
在报纸头版的角落里有一条关于轰炸北越在柬埔寨供应线的新闻，这是条不引人注目的新闻，没有报纸转载，没有来自参议员的抗议，也没有人示威游行。
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气得脸发青，尼克松吃惊地发现基辛格特别地感情用事。基辛格要追究国务院或国防部泄密的责任，他甚至打电话把莱尔德从高尔夫球场上唤出来，“你这狗娘养的，我知道你泄露了此事，你必须向总统解释清楚。”莱尔德气得挂断了基辛格的电话。
但尼克松的想法却不同，他怀疑基辛格的助理班子有问题。基辛格吓坏了，如果他的部门成了泄密渠道，他与总统刚建立的脆弱的关系肯定会遭到破坏。他立即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要求严查此事。
胡佛一向对哈佛出身的人嗤之以鼻，对莫顿·霍尔珀林的提名曾表示过反对，基辛格因自己也是哈佛毕业的，所以没有理睬胡佛。
尼克松曾给基辛格以充分的权力挑选自己的班子，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是否对尼克松忠诚。但现在尼克松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他以后也一直觉得让基辛格把鸽派和民主党人纳入自己的部门，导致了许多问题如窃听、“管子工事件”、白宫的偏执狂倾向等等。
尼克松同意胡佛的判断：可能泄密来自莫顿·霍尔珀林。在基辛格约霍尔珀林出来谈论此事时，联邦调查局在他家装上了窃听器。8月，霍尔珀林提交了辞呈，但窃听没有停止，一直持续了21个月。
在基辛格的授意下，除了霍尔珀林，黑格还要求对基辛格班子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丹尼尔·戴维逊以及国防部长莱尔德的军事助理罗伯特·玻斯里进行窃听。当然，黑格还是表达了基辛格的希望：窃听只能持续几天，不要有书面记录，但胡佛对此置若罔闻。
罗伯特·玻斯里的窃听，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他的上司莱尔德是泄密能手，实际上就是他把轰炸柬埔寨一事告知报社。玻斯里一天要与莱尔德通二三次电话。
白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命令联邦调查局对17人进行了窃听，这17人中有13名政府工作人员和4名新闻记者。窃听计划持续了21个月，到1971年2月才告结束。窃听概要一开始是送到基辛格办公室，由黑格整理后给基辛格过目。
这些被窃听的人中间，有些因为对尼克松缺乏敬意，有些因为与民主党或鸽派有瓜葛，有些因为是基辛格对手部门的人——国防部或国务院，有的可能因为对基辛格和黑格来说太具有竞争性。总之，窃听计划本身充分反映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缺乏安全感的个性。
基辛格的助理莱克因入侵柬埔寨而愤然辞职，但仍没有躲避开被窃听；另一位助理洛德虽想辞职，可还是留了下来，他家也被安上了窃听器。自从对他们进行窃听开始，尼克松断然撤去了基辛格对窃听的管理权，改由霍尔德曼审阅窃听报告。
这样做有几重原因，一是胡佛认为泄密来自于基辛格和他的班子；二是霍尔德曼害怕曾担任基辛格特别助理的洛德会看到窃听报告；更重要的是，入侵柬埔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开始对基辛格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对他驾驭不了罗杰斯和莱尔德感到恼火。再者，黑格背着基辛格找到尼克松，说他对基辛格博士就柬埔寨行动而产生的狂乱情绪表示巨大的关切。
霍尔德曼增设了一个出于个人目的窃听：詹姆斯·麦克兰——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班子里的人。但在霍尔德曼的监管下，窃听的政治作用仍在继续，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水门官员被窃听就是一例。
基辛格曾为窃听一事辩护过。他认为军事泄密会危及美国人和南越人的生命，有必要采取措施堵住漏洞。但实际上，有关入侵柬埔寨消息的披露以及其他叫尼克松、基辛格大惊小怪的泄密都不属于这一类型，它们均是敌人知道，美国人民却蒙在鼓里的消息。
私下里，基辛格把窃听责任推给黑格，说许多应基辛格要求安装的窃听实际上是黑格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这有些道理，但也因为基辛格急于要在尼克松、霍尔德曼、胡佛面前标榜自己的清白才对黑格听之任之。
基辛格还以别人也干过来为自己开脱。的确，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就有过窃听，但给自己的下属——白宫家庭成员装窃听器，这是史无前例的。为此，基辛格振振有词地说，给下属们安装了窃听器，一旦消息泄露出去，窃听的结果可以表明责任不在他们身上。
但他忘了，洛德和莱克等人有着和他同等的、不容侵犯的隐私权。
窃听计划的一个秘密是基辛格不知道的。在某些情况下，他是间接的窃听对象。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认为基辛格是最糟糕的泄密者。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
“不要让基辛格和新闻界混在一起，他说得太多。”尼克松在取消基辛格的窃听监控权时对霍尔德曼说。
1969年9月，CBS外交通讯记者卡尔布的家中被安上了窃听器，理由是“总统认为卡尔布可能得到许多消息”。窃听记录直接送到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手里，而不是基辛格的办公室。
一年后，浑然不知的基辛格接受了卡尔布的多次采访。
另一个窃听器安放在基辛格的朋友《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家中，这也是总统的旨意，由埃尔希曼安排的。这个窃听没有让联邦调查局插手，而且不属于基辛格、黑格监控的“国家安全窃听”的一部分。
克拉夫特相信这个窃听计划是冲着基辛格来的。有趣的是，尼克松害怕基辛格向克拉夫特泄密，有时却故意让基辛格告诉克拉夫特一些内幕。
2. 自我监听
基辛格觉得有必要监听自己。他一上任就命令秘书听他的电话，做记录，准备谈话备忘录，这套体系逐步完善，电话分机上都安上了死键，秘书、助理们拿起电话监听时，对方听不出来。基辛格还和黑格安装了电话录音设备，组织了一批记录员。根据录音，连夜赶出高质量的几乎一字不差的电话记录。
在国安会成员班子里，分机上的死键并不是秘密。尼克松在电话里大发雷霆或语无伦次时，基辛格总挥手示意助手们拿起电话，罗杰斯和莱尔德以及其他官僚对手来的电话都属于监听范围。基辛格喜欢翻白眼、做鬼脸来取悦正在监听的助手。
基辛格用电话记录来表明自己的忠心。如果罗杰斯和莱尔德说了叫总统不高兴的话，他会拿去给霍尔德曼和总统本人看。
基辛格授权黑格监听他的谈话。很快，黑格对基辛格的一切秘密了如指掌。但在有些助理们看来，黑格有时纯粹出于好奇去听基辛格的谈话。后来，当他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的时候，他把这些谈话记录拿给霍尔德曼和埃尔希曼看，以此来讨好白宫。
基辛格是个缺乏条理性的人，请别人监听可以帮助他整理思绪，并且也可以为他和尼克松做出决定留下一份记录。
基辛格心里明白，监听和记录别人的谈话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一直秘密行事。1971年，《华盛顿邮报》得到一些电话记录片断时问他，他会不会把这些记录用于他的回忆录，他回答说：“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都是总统文件，我无意写书。”结果是他写的两本有关尼克松岁月的书大量地引用了这些记录作背景材料。
1973年，他打算引退时，曾偷偷把包括电话记录在内的30箱文件运到洛克菲勒宅地的防空洞去收藏。后来，当他决定继续任职时，他又把这些文件运回来，因为私自储藏政府文件是非法的。1976年，他正式离职后，还打算把电话记录占为己有，后遭到记者团要对他起诉的威胁，只得宣布把这些记录赠给国会图书馆，但要求必须在他死后5年方能启封。
监听和电话记录是尼克松白宫政治模式的一部分，总统在1971年曾命令给自己安装秘密监听系统。
基辛格由于自己的脾气，导致了1969年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窃听计划的产生，现在他整天担心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他老是问霍尔德曼：“霍尔德曼，今天你的窃听器又说了我什么？”
1973年，当黑格接替霍尔德曼的工作时，他告诉了基辛格白宫的秘密录音系统。基辛格意识到这简直是灭顶之灾，录音记录了他如何迎合总统怪诞的心血来潮和偏见。他因觉得受到了侵犯而怒不可遏，但也不知他考虑过被他监听和录音的那些人的心情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