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艰难的军备控制谈判
1968年，美国开始研制多弹头分导运载工具 （简称MIRVs）。这种武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能在对方防御系统运转之前给予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此项研究遭到国会、学术界、甚至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反对。
尼克松对此事毫无兴趣，一切悉听基辛格的建议。基辛格为了不过分得罪五角大楼，没有把MIRVs列入军备控制计划。
1970年4月，在维也纳开始了第一轮军备控制谈判。史密斯提出全面禁止试制、生产和部署MIRVs，遭到基辛格的拒绝。基辛格倾向于双方拥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简称ABM），用以保护首都，对于进攻性导弹实行封锁，对于MIRVs则无限制。
就像棋手抓住了对方未受保护的王后，苏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接受了这些建议。基辛格过后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美国公众决不会同意用价格昂贵的ABM去保护只有政客和官僚的华盛顿特区，而苏联却十分愿意把他们的首都置于保护之下。基辛格只得把来年的时间花在使美国摆脱这个困境的谈判上。
接着，基辛格又犯了一个大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通过他们往常的幕后途径问，美国喜欢一项限定性协议还是一项综合性协议。所谓限定性协议是指包括限制ABM的协议，而综合性协议则包括限制进攻性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基辛格根本没搞清多勃雷宁的区别就贸然答应哪一种形式都合适。
随后，多勃雷宁带回来的是反限制ABM协议的建议，基辛格说他和尼克松答应考虑。
基辛格去征求在维也纳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立即回话说：“任何对美国ABM的限制，必须伴随着对苏联进攻性武器的限制。ABM是我们最有力的谈判筹码。”
基辛格意识到史密斯是对的，但苏联已认为美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基辛格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又泡在收拾自己弄成的烂摊子上。
由于没有禁止MIRVs，造成随后15年的军备控制的不稳定状况，基辛格为此深感自责。
这期间，华盛顿对需要什么样的ABM争论不休。国会赞成有一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政府赞成有一个保护各自首都的ABM（苏联人正求之不得）。令杰勒德·史密斯一行人感到恐惧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突然命令允许建立4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
苏联人立刻提出反对，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套系统不仅本身价格昂贵，并且养护、维修、报废、更新是更大的资源浪费。多勃雷宁提醒基辛格，是美方提出在各自首都附近建一个ABM系统的，基辛格颇为尴尬。
于是，基辛格建议利用幕后途径同时秘密地进行军备控制和柏林问题的谈判。苏联从1958年起就急于解决柏林问题，在这里，基辛格又一次开始实施他的“连环套”理论，苏联要想得到他们需要的ABM协议，就必须把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条款加进去。如果他们应允，就会有柏林地位谈判与之配套。以上条款又与其他协议息息相通——谷物交易、贸易额增加、科学交流——这都形成一个网络，用来限制苏联的冒险主义，迫使它在越南问题上有所帮助，最终导致永久的缓和。基辛格在1971年这一年创造的连环套比1969年尼克松在军备控制和越南问题之间构造的连环套成功得多，也周密得多。
为了建立柏林幕后途径，基辛格邀请西德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美国。为了不惊动国务院，他安排西德的国家安全顾问巴赫去观看“阿波罗14号”登月飞船上天。他俩在一架军用喷气飞机上进行秘密磋商，为了避人耳目，基辛格还邀请演员道格拉斯与他们同机旅行，而道格拉斯则在飞机后舱呼呼睡大觉来打发时间。
1971年5月上旬，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幕后途径协议，同意在ABM协定中重新考虑限制相关的进攻性武器。
在维也纳的杰勒德·史密斯听到他的苏联谈判对手愿意就同时限制ABM和进攻性武器进行谈判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送给他57岁生日的生日礼物。但因为史密斯对幕后途径的协议毫不知情，所以他的谈判协议在细节上不如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的好。显然，维也纳的苏联谈判官员比史密斯占优势，因为他知道他的人在华盛顿做些什么。
基辛格怒气冲冲地找到多勃雷宁，谴责苏联利用美方两个谈判途径的不和从中渔利，并警告最终说了算的是白宫途径。几日后，多勃雷宁带回来基辛格能够接受的条款。1971年5月2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联合宣布了这项协定。
基辛格称这项协定是军备控制谈判的“突破”，其实他仅仅又回到一年前的状态。
尼克松让霍尔德曼去向罗杰斯解释，这项协定的达成是因为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缘故。其实作为国务卿，罗杰斯有权查阅这封并不存在的信。
武器谈判专家史密斯对基辛格的做法表示宽容，但不欣赏，而且他很快就发现了基辛格因不同专家、同僚商议而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这种幕后途径可以使基辛格在处理事情时避开来自国会和公众的压力，但这种权力集中正好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所要阻止的。
当然，幕后途径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柏林协定和军备控制协定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们是国务院永远无法达成的。“这对官僚机构来说是不正当的，但管用。应当以它们的成就来衡量事情本身。”基辛格这样认为。
就个人而言，幕后途径使基辛格不仅成为国家最高战略家，而且成为首席外交家。
2. “管子工”和停火协议
“为亨利·基辛格干杯。”查理·科尔森举杯为基辛格达到的突破性的军备控制协议祝贺道。尼克松举起了他的威士忌，霍尔德曼和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举起了他们的姜麦酒。基辛格微笑着连声道谢。
他们一行五人乘“红杉”号快艇沿波托马克河游览了一圈，以肃立的姿势从弗农山的国旗旁边驶过，随后靠岸吃饭。
尼克松把领带塞进衬衫里，一边大嚼牛排和玉米，一边大谈与苏联的缓和和越南的和平前景，这是他最神采飞扬的时刻：在品尝着优质勃艮弟葡萄酒的同时就外交事务高谈阔论。突然，他转向科尔森，“你能搞到一架SST飞机让我飞往中国吗？”
基辛格脸都白了。中国问题在他眼里属于绝密。“放松点，放松点”，尼克松说，“如果你的班子里那些自由派不停地向《纽约时代》杂志泄露消息，我哪儿也不去。”那种典型的尼克松式的神经质微笑从他脸上一闪而过，他又恢复到一个阴鸷的政客。
“哪一天我们抓到他们，我们要把他们摁倒在地，狠狠地踩上几脚，把他们揍扁。”尼克松说。
基辛格点点头，挤出一丝微笑。
这就是当最大的泄密事件出现时，白宫上空笼罩着的政治气候。
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连载了丹尼尔·艾尔斯柏格提供的《五角大楼文件》43卷有关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美国入侵越南的国务院调查报告。
基辛格得知此事后，暴怒的程度超出了已习惯于看他发火的人的想象。“如果不是亨利的煽动，”埃尔希曼说，“总统和我们都认为这些文件反映的是林顿·约翰逊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
“这会破坏我们指导外交政策的能力，”基辛格来回踱着步，挥舞着胳膊吼道，“没有一个外国政府会再信任我们，我们还不如把这些文件拱手送给苏联人，然后万事不管。”
基辛格对此事的关切有一定的道理，但叫他发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泄密来自艾尔斯柏格——他的朋友和顾问。尼克松把基辛格跟艾尔斯柏格联系到一起，把他归入基辛格班子里霍尔珀林之流的自由派叛徒，这使得基辛格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不由得勃然大怒。
《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实际上没有基辛格想象的具有那么大的危害性。但基辛格的大惊小怪诱发了尼克松的歇斯底里，结果一个月后，白宫出现了一个新部门——管子工，专门从事堵漏工作。
埃尔希曼命自己的手下埃吉尔·克罗管理这个部门，然后从基辛格班子里抽调了戴维·扬。戴维·扬是位牛津大学出身的律师，基辛格的秘书，因与黑格发生龃龉而要求调离，埃尔希曼分派他做这项工作。当埃尔希曼把调离戴维·扬一事通知基辛格时，基辛格抗议道任何人都不得不经过他去挖他的人，但他只是例行公事地发发牢骚，根本也不再过问戴维·扬的新工作是什么。
“管子工”专门入室搜查泄密来源。科尔森、霍尔德曼、埃尔希曼这三位在水门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一致声称，基辛格对这个部门的形成负有责任。平心而论，基辛格与他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从未签署过非法入室搜查的命令，也从未试图掩盖这些非法行为。
基辛格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露如此惊惊咋咋的是因为与北越的和谈已到了关键时刻。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在巴黎与春水会晤时，最终提出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
“这项建议是为了让我们摆脱令人不胜其烦的双边撤军要求，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单方面撤军了。”基辛格回忆道。
同时，美国方面则要求河内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并放弃推翻阮文绍的企图。
美国作出了明显的让步。基辛格的越南问题专家担心北越军队留在南越战争注定将会继续下去。基辛格表示理解，但坚持这项让步。“我们需要达成协议。”他说。
以基辛格特有的风格，他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通知南越政府时都对这项让步含糊其辞。因而到1972年10月这笔交易正式成交后，阮文绍陷入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之中。
北越知道妥协的程度吗？答案是立刻。春水发疯似地记着笔记。会上充满着一种希望的骚动，黎德寿也离开河内前往巴黎。
但北越对这项建议还未做好心理准备。打了两年的仗，他们不推翻南越政府是不会同意停火协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