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京最高级会晤
为了加强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的戏剧性效果，尼克松决定单独一人走下“空军一号”的舷梯，只有他妻子帕特可以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进入镜头。一路上，基辛格被多次告诫要等握手结束之后才能从飞机里出来。飞机停下来后，霍尔德曼干脆派一名助理堵住舱室通道，直到握手仪式完毕，美国已收到现场直播信号后才放人出来。
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一个月前，白宫向北京派去一支浩浩荡荡的后勤队伍，准备在文革浩劫中所剩无几的中国官场创造美国公共关系的奇迹。基辛格对最高级会晤还未开始就如此招摇极为反感，但实际上他过虑了。
中国人对电视的力量远比基辛格看得准。他们知道，在美国黄金时间让美国人看到中国，比一份联合公报更能推动中美关系。并且，中国官员深知调整外交政策需要重新教育民众而不是蒙骗他们，这一点也能看出他们比基辛格老练。
中国人乐得帮忙制造轰动效应。握手镜头、尼克松游长城、中国军乐队演奏《美丽的美利坚》的画面立刻把美国观众和投票人脑海里那个封闭不祥之地变成了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好客的国土，这是任何一份措辞精辟的联合公报所无法做到的。基辛格后来也承认：“先遣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历史作出了贡献，这是我过去不理解也没有给予重视的。”
因为与毛泽东的会晤一直没有最后落实，国务卿罗杰斯担心基辛格那副急切的样子会造成这样一种效果：美国人只不过是一帮向中央帝国邀宠的可怜虫儿。“重要的是不要造成这样的局面”，罗杰斯说，“毛高高在上地等着尼克松爬上长长的阶梯。”
罗杰斯的顾虑毫无必要，他该为一件不可想象的怠慢而担心：基辛格将会安排好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但国务卿却无法参加。
一碰到重大事件，尼克松就会激动得忘乎所以，命令这个不许参加，那个不准露面。比如，尼克松常下令不邀请基辛格参加登月宇航员回到地球的欢迎仪式，但基辛格总是毫不例外地在仪式上露面。在最高级会晤开始的一星期前，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不许罗杰斯参加他与毛泽东的会晤，以便尼克松能讨论敏感问题。
基辛格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个要求，把国务卿安排进去，因为这不仅仅是外交礼节问题，把国务卿排斥在外的决定，会导致官僚机构更难以接受美国新的外交政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责就是引导总统摆脱会导致错误决定的小心眼，但基辛格没有履行职责。他过后也承认，他的行为毫无价值，“国务卿应该参加这个历史性的会面。”
毛泽东在中南海一栋普通的房子里接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他的书房摆着一排排书架，桌上、地板上到处堆着书，给基辛格造成一个印象，这好像是一个学者的静居之处，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袖的觐见室。基辛格发现沙发上被蒙上了沙发套，就像一个好节俭的家庭不愿弄脏沙发的装饰。房间里还有一个痰盂。
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接见了他们，那笑容既穿透人心又带有一丝嘲弄，好像要告诉他们，他已看穿了人性的弱点，任何欺骗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基辛格的开场白谈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要求学生阅读毛泽东的作品。
“我的著作一点也不重要。”这位38年前领导过长征的农民儿子回答道。
“主席的著作震撼了一个国家，改变了世界。”尼克松说。
“我只能改变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毛泽东说。
毛泽东没有就自己的世界观高谈阔论。相反，他以一种苏格拉底的戏谑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用一种狡黠随意的口气把他的客人引向他的结论。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那种简明费解的评论就像柏拉图洞穴墙上文字的复制品，既反映了现实又不包含现实。
最重要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是台湾问题。但毛泽东以他那种简明难解的谈话方式把一个事实讲得那么明白，以至于大家都没注意：台湾并不是两国共同关心的最重要问题，没有必要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它已经20年没有得到解决，再等上20年或100年也没有关系。
所以，所谓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就是没有必要追求台湾问题上的突破。在最高级会晤上，美国会作出一些让步，例如言明将会有撤出武力的长远打算；中国也会作出让步，例如允许美国对要求不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拥有“兴趣”。基辛格熬上好几个不眠之夜斟酌在联合公报里哪个应该是条件从句，标点符号应点在哪儿。但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给拖了下去，直到现在也未解决，尽管强硬派谴责美国出卖了台湾。
这次最高级会晤的象征意义体现在第一天晚上周恩来举办的国宴上。在人民大会堂出现了20世纪以来最不协调的情景。顽固的反共分子尼克松高举着如柴油般易燃的茅台，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祝酒辞，以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全美国在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都能看到这个场面的现场直播，美国人对这个曾是敌对国的兴趣到了着迷的地步。
周恩来在会谈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把台湾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周恩来一再强调两国共同关心的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强烈倾向。
中国急于与美国建立明确的反苏同盟，尽管美国为此感到高兴，但也有点不知所措。基辛格的目标是创造三角外交关系，而不仅仅是在陈旧的两极对抗的游戏中谋求一个新同盟。
“美国在与莫斯科长久敌对状况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基辛格解释道。相反，他想缓和与莫斯科和北京的紧张局势。如果中国和苏联都从美国这儿寻求可以对抗对方的同盟关系，美国就占了大便宜，1972年初的情形正是如此。
“这是一场三维游戏”，基辛格回忆道，“任何简单化的形式都会产生灾难。”
对美国来说，最关心的是越南。如果基辛格能使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争相讨好美国，他们就不会那样坚定不移地支持北越，这是基辛格一直谋求的政策。1972年初，他的目的达到了。北越总理访问北京时请求毛泽东不要接待尼克松，被断然拒绝。
然而，基辛格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是，随着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美国继续在越南作战的意义就越来越小。如果美国在1969年撤军，把中苏捆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问题也随之消失，从而加速他们之间的不和。这期间，中国将被迫担负起把印度支那从苏联霸权主义中挽救出来的职责。
基辛格非常起劲地、秘密地起草着后来定名为 《上海公报》的联合 公报。其他人对此都无所谓，尼克松从未就公报一事与他讨论过。周恩来总理也仅仅和基辛格谈过一次。
基辛格为了把国务院排斥在外，甚至只依赖中方翻译进行谈判。这样，国务院中就无人知道事情的进展。
毫不奇怪，国务院开始对这份公报吹毛求疵，“这就是不让别人参加谈判所付出的代价。”基辛格过后也承认。
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尽量使国务院的意见看上去不值一提。尼克松气坏了，穿着内衣在宾馆里冲进冲出，嘴里咒骂着要清除国务院，解雇罗杰斯。
基辛格为了撇开国务院，坚持所有与中国的通讯都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他办公室。荒唐的事发生了。尼克松要送给中国一头麝牛作为礼物，这头麝牛得了兽介癣，基辛格那拨忙得焦头烂额的助理们为了索取不让这头牛掉毛的药方，不停地给国内打电报，当然，这都是利用避开国务院的秘密渠道。“亨利背着我跟越南谈判已经很过分了”，罗杰斯告诉一位助手，“但他为一头得了兽介癣的牛也这样干，真是忍无可忍。”
三角外交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点并不叫尼克松感到愉快。“他似乎总害怕他得不到充分的荣誉。”基辛格说。
尼克松回到白宫后，命令霍尔德曼为他的声誉发起一场公共关系运动。在长达17个段落的备忘录里，尼克松详尽地把自己的外交能力吹嘘了一遍。他要求霍尔德曼不要把备忘录直接给基辛格看，而是根据尼克松的要点，以霍尔德曼自己的口吻再写一个备忘录交给基辛格，让基辛格兜售给他的新闻界朋友。在尼克松的备忘录里，他有意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其中一点令人十分有趣。
“他能抵御任何放在他面前的诱惑，特别是中国人做的花生和其他一些好吃的东西。”
这是在拆基辛格的台，正如尼克松一直津津乐道的，基辛格在谈判的时候总不忘塞一嘴的花生或其他能够得着的零食。尼克松在他那漫谈式的备忘录中还向霍尔德曼解释道，“吃会导致反应迟钝。”
忠实的霍尔德曼果真第二天给基辛格送去一份以自己名义写的、包括尼克松大部分要点的备忘录。基辛格后来写道：“霍尔德曼的建议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古里古怪。”
尼克松在参观十三陵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注意到一些在那里游玩的衣着鲜艳的姑娘们是有意安排的，不是普通的游客，他把这点写进了自己的报道。在美国人离开北京之际，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制造假象。”这位中国总理以美国总统不可想象的坦率说，“你们的新闻界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承认我们做错了，我们不想隐瞒这个错误。”
尼克松没把周恩来有关隐瞒的危险的话放在心上。相反，轮到他回答时，他说那些漂亮姑娘很赏心悦目，并且批评美国的新闻界不可靠。
回到华盛顿后，“管子工”单位的老手豪佛德·亨特用艾德·华伦这个化名雇佣大学生打入民主党。与此同时，他的同伴G·格登·里迪与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商讨一项经费达50万元的对民主党的窃听计划。窃听的第一个目标是水门饭店的民主党总部。
2. 我要去莫斯科
尽管北京最高级会晤得以成功举行，莫斯科5月份最高级会晤也即将到来，北越发起春季攻势的决心没有被动摇。相反，为了对1972年的美国大选产生影响，他们作出更大的努力向非军事化地区进攻。
中国与北越的联系不如苏联与他们那么紧密。再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似沉浸在新近建立的中美友谊中，不愿挑起事端。
为北越提供大部分武器装备的苏联就是另一码事了。多勃雷宁被召到白宫，在尼克松的要求下，基辛格威胁说，如果北越不停止它的春季攻势，美国将取消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
多勃雷宁不止一次收到这种警告，但他照旧若无其事地邀请基辛格4月去莫斯科安排最高级会晤，他太了解这届政府的重心所在了。
果然，基辛格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基辛格承认，在他想要去莫斯科的愿望中，自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最高领导层，虚荣心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分不开的。” 如果是罗杰斯当去莫斯科的秘密特使，基辛格肯定会竭力反对这项任命，几乎可以想象他那气得全身发抖的样子。但如果是他背着罗杰斯去，那滋味就不同了，因为罗杰斯一直在奋力把最高级会晤的安排权从他手里夺走。
基辛格刚刚说服一肚子不乐意的尼克松同意他秘密出访，北越就断然取消了与基辛格4月24日的和谈，这说明苏联没有规劝他们的盟友作出退让的姿态。尼克松又毫不客气地取消让基辛格去莫斯科的决定。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从白宫向行政大楼的总统密室走的路上，尼克松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基辛格，基辛格极为震动。因为有一群游客在白宫转悠，并饶有兴趣地瞧着他们，他们只得站在草坪中间谈话。尼克松过后强调他作出这种决定，也是因为“亨利被他那谈判使者的身份弄得神魂颠倒”。
尼克松要取消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并要对越南北方和港口实行大规模轰炸，考虑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骚乱，尼克松说他有义务物色一个接班人，也许是洛克菲勒、里根或约翰·康纳利——只要他愿意转入共和党。
尼克松说这番话显然是想引出对方情状恳切的关注，他的目的达到了。基辛格高举着双手说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替代不了尼克松，并极为激动地指出，尼克松不应用这种形式跟任何人说这种话。
为了引诱尼克松同意让他去莫斯科，基辛格又提出一种他自己也认为不可能有的可能性。也许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会说服北越派外交部长前来谈判。
尼克松心软了。“你非去不可了。”他告诉基辛格，但内心深处，尼克松一点也不这么看。
4月19日晚，基辛格在乔治敦区的一个晚会上逗留到深夜，他的司机接走了他。不过不是回家，而是直奔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同时，一辆白宫电视台旅行车在附近的乔治敦区拐角接走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基辛格答应去莫斯科路上带上他。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事先未得到通知，当情报人员发现苏联大使深夜在街拐角上了一辆车，他们决定追踪这辆电视台旅行车。来自白宫的司机一会儿穿越停车场，一会儿钻进后街小巷，甩掉了他们的跟踪，为此这位司机还乐了好长一阵子。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花了一天多时间才弄清事情的缘由。
在基辛格离开之前，尼克松告诉他，如果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越南问题上没有提供实质性帮助，基辛格应立刻收拾行装回家。
基辛格的四天会议于4月21日开始。他与他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彼得·罗德曼等人被安排在列宁山宾馆。在这座用围墙围住的俯瞰莫斯科河的避暑山庄里，基辛格踱来踱去，咬着指甲，想着心事。
罗杰斯等基辛格上了路才知道此事，美国驻苏联大使根本不知道基辛格在莫斯科。这种羞辱削弱了大使职能的发挥，因为在他的东道国眼里，他的上级不信任他，显然不像苏联人信任多勃雷宁那样信任他。基辛格为了不让大使馆知道，与白宫的通讯往来全用飞机上的通讯设施。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的到来感到紧张。他是个生性粗暴、好交朋友的人，但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他把克里姆林宫首席美国问题专家阿巴托夫召进他的中央委员会大楼的五楼办公室谈了两小时。“他特别逗人喜爱，而且本能地知道哪个观点容易被对方接受。”阿巴托夫这样评价基辛格。
阿巴托夫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最好建议是：要打动基辛格的心，必须从他的自负下手。“他很自负，您可以利用这一点”，阿巴托夫说，“把他当做特殊人物来款待，把他当做与您平起平坐的人，而不是一位 总统助理。”那四天里，勃列日涅夫试图一一照办，但他绝不可能像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样叫基辛格心驰神往。相反，勃烈日涅夫给基辛格留下一种呆头呆脑的印象。
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基辛格一见面就提出越南问题。基辛格警告说，由于河内的春季攻势，美国可能会取消5月的最高级会晤。勃列日涅夫的回答是念了一个北越拒绝派使团前往莫斯科与基辛格谈判的字条，他骄傲地把这份用俄文写的电报给基辛格看，以显示他的真诚。
勃列日涅夫提出一个停火建议，遭到基辛格的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南越的许多土地将为北越所有。基辛格后来为自己拒绝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辩护道，如果这项建议由河内在谈判桌上提出，他会很好考虑，但河内从未提出过。说不定如果基辛格接受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苏联就不得不帮助采取措施以取得某种结果。
尽管尼克松不停地发电报给基辛格，要求他不改初衷；尽管第一天有关越南问题的会谈毫无结果。第二天基辛格还是转到了有关军备控制的谈判上去。
尼克松通过黑格要求基辛格提早一天回国，基辛格求黑格帮他说说话。“勃列日涅夫愿不惜一切代价促成最高级会晤”，基辛格回电，“他发誓对河内的攻势一无所知。”后面这句话令尼克松感到基辛格太天真。
但不管怎么说，尼克松还是答应让基辛格多停留一天，可他要求有关基辛格出访的通报一定要明确指出专门就越南问题讨论过。因为在尼克松心中，这是让基辛格去莫斯科的惟一原因，他理所当然指望这条命令得以执行。
可是，基辛格在接受莫斯科的邀请时，没有向苏联人讲清楚这一点。
最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拿出了一个暗示基辛格来莫斯科是为了安排最高级会晤的文件，基辛格所能做的只是稍作修改，加上“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的字句。
基辛格争辩道：“重大国际问题就是指越南问题。”这个模棱两可的句子没有说服尼克松，他尖刻地指出：“在我看来，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要你去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晤，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而我们想在越南问题上有所进展的目的却未达到。”
但公众对基辛格的出访却欢呼雀跃。 《纽约时报》评论道：“他能 演好这样一个危险而细腻的角色真是一个奇迹。”《时代》声称：“没有人能做到把顽强的毅力、渊博的学识、沉着冷静和与权力圈各类人物打交道的手腕集于一身，你不能不赞美这个人。”
在基辛格去莫斯科的前一个月，黑格得到了第二颗星，他拍马讨好总统的方式就连精于此道的基辛格都感到难堪。
3. 一波三折
随着河内军队向南方的挺进，“越南化”已名存实亡，南越军队甚至都不能组织有秩序的撤退。尼克松、基辛格气哼哼地宣称要取消最高级会晤。最终不过是虚张声势，反倒是莫斯科警告华盛顿，在河内攻势面前有所克制，有助于最高级会晤的成功。
尽管北越步步紧逼，并取消了4月份的巴黎秘密和谈，尼克松仍然签发美军从越南撤军的命令，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大选临近的考虑。
5月，基辛格在南越军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情况下重新安排了与黎德寿的秘密和谈。他声称这次和谈是冷酷无情的。一点也不奇怪，在北越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他们决不愿意停火或妥协。基辛格中断了谈判。
基辛格回国后，黑格乘直升飞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他去见尼克松，这表明黑格的地位有所变化，他已不再仅仅作为基辛格的助理，而是作为有独立身份的参加者被邀请来讨论问题。
在“红杉号”快艇上旧马达的轰鸣声中，三人决定要对北越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至于说这个月下旬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尼克松极不情愿地说只好取消了。
将要失去最高级会晤的前景令基辛格惶惑不安。一想到即将产生的谈判破裂以及国内骚乱，他就头疼。何况，他这三年来苦心经营的外交均势也是靠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得以完成。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心想寻求一条路子既能使他们在北越攻势进行过程中去莫斯科，又能使他们看上去不是那么轻易上钩。就在他们竭诚殚虑之际，一个新念头冒了出来：原先要取消最高级会晤是因为当苏联提供的坦克在屠杀美国士兵时，在克里姆林宫碰杯显然是不合适的，并且也要使有关美苏关系将受到影响的威胁兑现。但现在既然尼克松已决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必须立刻宣布取消最高级会晤才行，否则苏联人就会抢在美国前面宣布。
霍尔德曼一直不明白基辛格的思路：为什么美国进攻北越，苏联会取消最高级会晤。霍尔德曼的感觉是对的，勃列日涅夫本质上是个政治仆从，而不是一个谈判战略家，他不太可能把越南问题跟最高级会晤纠缠在一起。
尼克松派基辛格去征求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意见。康纳利的强硬，盛气凌人的自得，肯吃苦耐劳的政治本能，使他新近成为尼克松的金发宠儿。
基辛格对在港口布雷表示忧虑。“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得不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绞着双手，愁眉苦脸地说。
“这没有道理”，康纳利回答道，“如果我们取消，我们就会看上去像做错了什么。尼克松应该想轰炸就轰炸，想布雷就布雷，只要能惩罚北越，什么方式都行。”康纳利建议道，“如果苏联人要取消最高级会晤，让他们去。但我相信他们不会的。”
“康纳利一说完，我就知道他是对的。”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于是，尼克松、基辛格共同承认他们从前的打算是错误的，他们决定尽管对方一再忽视他们的威胁，他们将继续去莫斯科参加最高级会晤。
5月4日，尼克松在行政大楼的密室研究将对北越采取什么规模的军事行动。参加者有基辛格、霍尔德曼和新近加入核心圈的成员——黑格。
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照例被排除在外。基辛格建议在海防港和其他主要北越港口布雷，在河内附近增加 B—52轰炸机轰炸。
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得出结论，在港口布雷军事意义不大，因为正在进行的共产党攻势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基辛格不同意，他认为北越的大部分石油都从海上运输，即使布雷不能阻止现在的攻势，但至少能削弱共产党想要无限期战斗下去的决心。
这里，基辛格为罗杰斯设下一个圈套。他知道在北越港口布雷已是尼克松的决定后，打电话告诉副国务卿约翰逊，说他担心布雷一事会影响最高级会晤，希望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纠正这个想法。约翰逊把基辛格的话告诉罗杰斯，罗杰斯怀疑基辛格心术不正。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罗杰斯故意含糊其辞。约翰逊注意到罗杰斯的感觉是对的，基辛格只是伪装反对这项计划，基辛格怂恿罗杰斯反对总统已经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叫总统更进一步不信任他”，但基辛格竭力否认他有这种企图，他说他想要罗杰斯在会议上有发言权。
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了军事升级的决定后，国内朝野一致认为在海防港布雷会使最高级会晤流产。基辛格对此也持悲观论调，甚至连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也抑郁不乐，因为他肯定他的克里姆林宫主子会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为他的连环套又加了一环，他告诉多勃雷宁，西德政府已保证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上次签订的有关柏林的协议。这对苏联人来说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对推行柏林决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基辛格装作是这么回事。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对西德政府的控制与苏联对河内政治局的控制半斤对八两，但双方都想象对方有更多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在决定是否取消最高级会晤的会议上显得特别轻松自在。这个会议由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主持。他后来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的美国问题专家阿巴托夫主张不取消最高级会晤，政治局大部分人同意，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主席强烈反对：“我不愿握住在越南沾满鲜血的手。”他提到尼克松时说。但来自乌克兰的其他政治局成员不这么看，勃列日涅夫转向乌克兰主席说：“同志，你可以代表自己，但不能代表所有乌克兰人说话。”
由于地区共产党领导大部分都唱反美论调，勃列日涅夫害怕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在最高级会晤召开的三天前开了全体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来正式批准这项决定。“我不愿独自承担指责。”
勃列日涅夫告诉阿巴托夫。
“在促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保持与美国的关系过程中，基辛格觉得是中国起了决定性作用，”阿巴托夫多年以后说，“但实际上是柏林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在中央委员会召开期间，西德开始对有关柏林的协议投票。勃列日涅夫宣布休会，以便等结果出来。协议以一票之差通过。“如果在波恩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和中央委员会肯定会决定取消最高级会晤。但我们从基辛格那儿得到过协议会通过的保证。”
5月10日，多勃雷宁来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一下子明白了苏联人已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多勃雷宁带来的抗议书措辞温和，并拿出了一个封好口的信封要基辛格猜政治局的决定。随后，他问总统是否已决定接见苏联的贸易部长，基辛格回答说：“这有可能安排进尼克松的日程表。将会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基辛格补充道，“苏方会不会介意？”
多勃雷宁回答：“不会。”
苏联贸易部长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后，他与美国总统对“友谊”这个词在不同语言里的表达法进行了探讨。一位NBC电视台记者高声提出最高级会晤是否还会进行的问题，苏联贸易部长回答道：“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我不懂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难道你对此有疑问吗？”
美国布雷—轰炸计划从未征求过南越总统阮文绍的意见，但他对这条消息感到十分高兴。惟一叫他遗憾的是这次军事升级寿命太短。“如果你们不停地轰炸河内，你们会从飞机上看到白旗升起。”20多年后他回顾道，“基辛格对俄国和中国顾虑太多，你们这是打一场无把握的仗。”
1972年5月的军事升级行动不像1970年5月的对柬埔寨的入侵，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越南化进程已经平息了国内的不满，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决定也使不多的几声抗议悄然逝去。
北越进程很快开始减缓。黎德寿又回到谈判桌上。基辛格的原助理罗杰·莫里斯评论道：“布雷至少使北越的迅猛攻势停了下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基辛格又神气活现起来。“缓和”的第一个主要尝试就导致了苏联策略性地接受美国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在他和总统去莫斯科的路上，他宣称这是最伟大的外交成果之一。
4. 莫斯科最高级会晤
5月26日晚，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弗拉迪米尔大厅见面了。他们在这里签署的协议标志着无限制军备竞争时代的结束和对作点缀的军备谈判时代的开始，尼克松总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银笔，在最重要的战略武器限制协议上签了字，又放回口袋里。
后来私下里，他把这支笔送给了基辛格。香槟酒呈上来后，他向他的东道主祝贺，越过大厅，他见到了基辛格，他悄悄地举了举杯表示称赞。
基辛格也满脸堆笑地举了举酒杯回敬尼克松。
在5月22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尼克松、基辛格和他们的高级助理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沙皇住过的房间下榻。罗杰斯和国务院其他成员被孤立在5分钟路程之遥的旅馆里。那里有一个长廊可作办公之用，有一个巨大的舞厅可用来做工作间，但他们无事可做。
基辛格和他的助理——索南费尔特、海兰、洛德用一架卧室里的钢琴堆放军备控制文件，用窗台来堆放越南问题文件，这间临时办公室与帕特·尼克松的美发师的房间比邻。她老是弄不清怎样安排插座，不停地叫基辛格的助理们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替她牵线、拉线。“我们的举动证实了基辛格的观点”，海兰说，“我们没把最高级会晤太当回事儿。”
第一天下午，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去会谈，尼克松没有带基辛格去。基辛格简直急疯了，他踱来踱去，不停地向多勃雷宁抱怨他应该被允许一起去。尤其令人恼恨的是尼克松采取了基辛格最喜欢用的战术：
只用苏方译员维克托·苏科德烈夫。这样就没有美方人员的记录可供基辛格研究。
苏科德烈夫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去整理副本备案。多勃雷宁正好路过，他替基辛格求了个情，问苏科德烈夫能不能给他一个副本？苏科德烈夫征求勃烈日涅夫同意后，答应了。
被摒弃在外的经历没有治好基辛格好秘密作事的毛病。他请求苏科德烈夫准备一份英语备忘录，这样就不必请国务院的人把文本翻译成英语。苏科德烈夫深夜到达克里姆林宫，把会谈记录用英语口授给基辛格的女秘书朱莉·皮诺，基辛格衬衫扣子一半敞开着踱进房间。带着他在下属面前惯常有的迷人风度朝朱莉嘟哝道，他明天早上7点要这个文件。
然后他转向苏科德烈夫：“维克托，我能放心地把这个姑娘托付给你吗？”
“你给我们的任务”，苏科德烈夫回答说，“意味着没有任何时间作别的事情。”
虽然越南问题没有正式列入最高级会晤议事日程，但在勃列日涅夫的夏季别墅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越南问题成了中心议题。一天，勃列日涅夫事先未打招呼，用他的车带上尼克松风驰电掣般地朝他的别墅冲去，后面跟着拼命追赶的基辛格，弄得秘密情报人员和基辛格的助理洛德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了别墅后，勃列日涅夫招待尼克松坐水翼艇在莫斯科河上横冲直撞地兜了一圈。
等每个人都到达别墅会议室的椭圆形桌子旁后，他们不着边际地聊了一会儿。尼克松这才步入越南问题这个正题。突然，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轮番对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谴责。
尽管慷慨激昂，整个情景却像是作戏似的，好像苏联人想要有一份正式记录可出示给国内强硬派和河内的盟友看。后来海兰告诉他，这是精心安排好的。这些激辩的潜台词还是很温和的，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提到一架飞机刚刚运回两具苏联海员的尸体。这两人就是在美国轰炸海防港时丧生的。等这一幕剧演完后，勃列日涅夫邀请每个人去二楼餐厅，吃了一顿极其丰盛、气氛愉快的豪宴。
第二天，基辛格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越南问题进行了一场更有实质性内容的讨论。基辛格作了一个小小的但意义重大的妥协，就是在越南选举一个由南越政府、共产党、中立党三方组成的委员会。
基辛格最高级会晤的核心重点之一是一份长达1000字的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宣言，这是“缓和”的灯塔。在这份宣言中，双方同意坚决放弃“以对方为代价取得一方利益的努力”，他们还保证不从地区紧张局势中谋取好处，不在世界各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苏联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份“基本原则”文件，苏联报纸甚至把它摆在军备武器谈判前面进行宣扬，基辛格也认为这是重要成果。但大部分美国官员，特别是总统和国务院都把它当做陈词滥调，不值一提。
的确，“基本原则”宣言并没有阻止苏联在安哥拉制造紧张局势，也没有阻止美国在中东捞取单方面的好处。
基辛格像操作《上海公报》一样操作这份宣言，并把国务卿罗杰斯排除在外，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罗杰斯对这份文件的形成一无所知。基辛格请求勃列日涅夫装作是突然向美方建议这份文件，这位苏联领导人乐意合作。“这是勃列日涅夫司空见惯的把戏。”基辛格后来写道。
连环套战术的重要一环是美国有关更好的经济关系的诱惑。这一环节由商业部长彼得·彼德森具体操作，因为在尼克松眼里，基辛格对经济一窍不通，基辛格自己也只把经济问题看成是小问题。彼得森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达成给苏联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以及免除二战租借债务的协议。就在这时，北越突然之间愿意以谈判方式中止战争。
作为最高级会晤的中心议题是战略武器控制谈判。这个谈判分两部分：一是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合约，二是5年冻结进攻性导弹研制的临时协定。
在1971年5月的军备控制谈判上，基辛格以美国愿意不带附加条件地接受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前提，成功地达成冻结进攻性武器的协定。但那次“突破性”成果存在许多问题：允许双方建多少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潜艇发射导弹属不属于进攻性武器冻结之列？地对空导弹的现代化进程在冻结协定中能允许到什么程度？
在4月份去莫斯科的密访中，基辛格已理清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团乱麻。他提议每个国家建两个这样的系统，一个保护首都，一个保护导弹基地。这样于美国不利，因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计划在华盛顿建立防御体系。但从总体上看，这样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协定使任何防御体系变得毫无战略意义。从而遏制了昂贵、复杂的武器领域的潜在竞争。
在那趟旅行中，基辛格还迫使苏联人把潜艇也列入临时协定中的导弹冻结条款，只是给他们定的限额太高了点。留给最高级会晤讨论的只是一些深奥的技术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微妙处理。基辛格在这些方面并不在行，但由于他虚荣心和缺乏耐心，他固执地不让军备控制谈判专家到莫斯科来。这样他不仅要面对葛罗米柯这样的谈判高手，而且还要与苏联武器专家L·V·斯摩诺夫交锋，后者是个技术精湛但头脑顽固的人，对任何来自基辛格的幽默取笑，他的反应是勃然大怒。
自然而然，基辛格与苏方达成的协定在细节方面遭到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等人的猛烈抨击。
基辛格深知苏联正计划制造更大的轻型导弹，美国显然无法说服苏联停止这项计划，他干脆在协定中隐瞒不提，以至于后来在美国强硬派中引起一片哗然，他们认为美国被苏联人耍了。
“回想起来”，基辛格说，“在最高会晤期间，最好把双方的谈判团带到莫斯科让他们继续工作。”撇开像杰勒德·史密斯、波尔·尼兹这样的专家，意味着时时会有误会发生，而且，从莫斯科到白宫到赫尔辛基来回往返的电文就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
基辛格指的是尼克松决定不把史密斯和他的谈判团带到莫斯科来，以使把结束谈判的荣誉掌握在白宫手里，但他也承认他同意这样做，也是因为虚荣心和出自想控制最后谈判的愿望。
史密斯被突然告知立刻赶往莫斯科参加签字仪式。等他到莫斯科后，他愤愤不平地发现没有官员迎接他。一辆苏联轿车把他接到了克里姆林宫，但所有的美国人都去参加尼克松为勃列日涅夫举办的答谢宴会去了，史密斯只得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等着他们回来。他从凌晨3点起床后，就开始忙着根据基辛格发给他的电报指令整理签字仪式上所需要的文件，一直到晚上，除了在飞机上喝了些庆祝谈判成功的啤酒外，什么也没吃。“我来到苏联首都准备为我苦心经营了那么长时间的军备控制谈判签字”，他回忆道，“但我感到当那些伟人举行国宴时，我像只过道里的猫渴望找到几丁肉渣。”
在记者招待会上，史密斯坦率地回答了记者有关苏联拥有多少潜艇的问题，并且承认协定允许他们制造相当多的潜艇，基辛格急忙插进来说，潜艇具体数目还待商议。
“你想干什么，制造恐慌？”基辛格在去克里姆林宫参加签字仪式的路上斥责史密斯。
因为军备控制谈判协定有许多疑问，基辛格同意在签字仪式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没有邀请史密斯参加。
史密斯来到美驻苏联大使的家中，这两位有教养的资深外交家一块喝着酒，听着音乐，发泄着对基辛格的共同不满。就是这样的夜晚给基辛格提供了一长串宿敌名单。
对军备控制谈判协定的最严重的批评是协议在处理进攻性导弹发射装置时采用的“冻结”方法。这种方法不是要求均等。而是让苏联人在协定的准许下尽情享受他们在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捞到的诸多好处（苏联人在核导弹的数量和规模上领先于美国）。在最高级会晤召开一 半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觉得苏联导弹数目是骇人听闻的。
华盛顿的黑格把这些意见转给基辛格，并表示他也赞同他们的看法。他没有告诉基辛格的是他在华盛顿一直在诋毁军备控制谈判，在签字仪式那一天，他对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和基辛格强硬对手的施莱辛格说：“这是国耻日。”
当基辛格收到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黑格的反对意见时，他觉得有必要向尼克松提出来。他找到尼克松时，尼克松赤裸裸地躺在按摩桌上让他的私人医生给他进行背部按摩。“赤裸裸地躺在按摩桌上”，基辛格后来说，“尼克松作出了他担任总统期间最英勇无畏的决定。”他要基辛格不要理睬华盛顿方面的意见，继续他的协定。
过后，基辛格给黑格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他的工作是广泛宣传以求得支持而不仅仅是转达关注。
协议虽然冻结导弹发射装置的数量，但允许现代化改进和替代。这实际上鼓励了在导弹上安装多个弹头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实施，造成双方在战略武器上一次大规模地扩充。
但不管怎么说，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最高级会晤标志着两个因核武器竞争而把世界推向死亡边缘的敌人在现实而不是在感情的基础上结成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标志着“缓和时代”的开始。
自1972年5月莫斯科最高级会晤后，最高级会晤成为处理苏美事务的惯例，对可能失控的关系进行微妙的约束。军备控制谈判进程也起到一种象征作用：它成了关系好坏的晴雨表。
莫斯科成功之行把基辛格变成世界超级明星，新闻时代的头号也是惟一的外交名人。 《芝加哥太阳时代》称他为传奇人物，有造诣的世界 主义者。
在回国途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伊朗拜访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基辛格带着自己新的名人身份光顾了一个以跳肚皮舞为特色的夜总会。“她是个漂亮姑娘，并且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当问及到他们谈了些什么，基辛格答道。
这张照片上了 《华盛顿邮报》及其他报纸的头版，把尼克松在华沙 受到数万名波兰人热烈欢迎的照片移到了里面的版面上去。霍尔德曼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太过分了”，他在回途的飞机上发火道，“抢总统的镜头是不可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