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缓和的死亡
缓和政策——削弱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是很受欢迎的。商人能借此扩大生意，农场主喜欢因此而出现的新的谷物市场，甚至连一些主流保守主义者也觉得尼克松和基辛格建立这种平衡关系是聪明之举。
然而，随着尼克松倒台，福特当政，基辛格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片批评声中努力维护缓和。
保守主义者认为，缓和，尤其是过分渲染的缓和政策会叫美国人冲昏了头，从而放松对共产主义的警惕。他们指出缓和没有阻止1973年中东战争这场危机，他们还怀疑，1975年在赫尔辛基有关欧洲防务安排的谈判有出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之嫌。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就是这种批评的摇旗呐喊者。
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派共同表达的主题是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方针太冷酷，太精明算计，只从实用政治的角度关心力量对比，忽略人权和一些构成美国国策的基本原则。吉米·卡特就极力从人权的角度攻击缓和。显然，反对缓和使两位未来总统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同时，因对尼克松、基辛格人品抱有成见，为泄私愤而攻击缓和的也不乏其人。
如果没有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跳出来，这些批评只不过流于无一定之规的牢骚怪话罢了。杰克逊团结了一大批保守派、新保守派、冷战自由派、工会领袖、犹太人和人权活动分子，反对1972年跟苏联签署的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他要求如果苏联想要得到最惠国待遇，就必须取消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为此，杰克逊专门搞了一个 《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
殊不知，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中隐藏着一份私心：他想当总统。
因此，他接受了一个可以把犹太人和工人召集在自己麾下的事业。犹太人可以为他的竞选活动出钱，工人可给他带来大量选票。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杰克逊是不能被安抚的，”基辛格说道。
他花了两年工夫想在杰克逊和苏联人之间达成一份谅解，但杰克逊很少有妥协的意思流露出来，因为只有搞臭这届政府，他才有可能向总统宝座擢升。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把人们从被压迫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价值。暗地里，他一直在努力增加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数量。1968年，只有400名犹太人允许出国定居，到1973年，犹太移民人数达35000。“苏联移民政策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总体状态，”基辛格过后写道，“如果杰克逊成功地破坏了这层关系，他肯定只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移民人数。”
不幸给他言中。杰克逊要求苏联明确地公布每年犹太移民人数，并且要求移民人数增加到100 000，而苏联认为让自己的公民大量移民，并且还要公开声明，觉得是一种侮辱。基辛格也觉得，这纯粹属于人家的内政，不应去干涉。于是，基辛格在苏联和杰克逊之间开始了一场穿梭外交，设法从苏联那儿挤出更多的妥协来平息杰克逊的聒噪。这里，他故伎重演，有意作一些模棱两可的许诺，由着苏联和杰克逊作出符合自己心意的不同解释。然而，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料到勃列日涅夫和杰克逊出于政治目的都不想对自己的解释保持沉默，从杰克逊那儿传来的说法触怒了苏联人，在基辛格去莫斯科安排福特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时，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他的诚实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
加之基辛格忙于应付杰克逊，忽略了进出口银行把给苏联的贷款限制在3亿美元这件事，从而更加触怒了已经很恼火的苏联人。
维持了不到 3年的缓和土崩瓦解了。已经达到每年35 000犹太移民骤减到14 000人，苏联拒绝了最惠国待遇，北越共产党军队和柬埔寨共产党军队放手对非共产党地区发起进攻，基辛格两年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在众议院通过。 基辛格最不该的是在操作超级外交的同时试图在飞机舱室里管理国务院。《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产生和通过时，他均不在国内。并且，他惹恼了这个修正案的有权势的反对者——他想跟杰克逊和他自立为王的委员会私了，而不是到参议院的权威人士那儿寻求帮助。
杰克逊在贸易和犹太移民事务上发动攻势的同时，还倡导反对基辛格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方式。杰克逊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是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基辛格对这位哈佛同学有很高的赞誉：“智力上，他足以跟我匹敌。”
施莱辛格跟基辛格一样自以为是，因而也与同事处不好关系，但他那种傲慢的态度使他不具备基辛格的个人魅力。福特尤其讨厌他，光是提到施莱辛格这个姓名就能使福特热血沸腾。
基辛格的问题在于把国防部和军方排斥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之外，从而惹恼了他们。五角大楼没有制造新的陆地导弹的计划来与苏联攀比，但他们想要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靠自己无法取得的成果，也就是要苏联人削减他们的陆地导弹来与美国的数量持平。
福特和基辛格于1974年11月23日应勃列日涅夫之邀，踏上了去海参崴参加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的旅途。在驶往海参崴的火车上，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大谈体育运动，海兰注意到，如果在别的场合，他俩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我一紧张就吃东西。”基辛格说。显然，由福特来跟勃列日涅夫谈军备控制的前景不可能叫他内心平静。苏联人在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点心，福特回忆道：“亨利简直是无法抗拒这些东西的诱惑。”他总是朝四周扫视一眼，看有没有人注意他，然后很快从盘子里拿起一块点心。
不久，大家都发现了他的动作，他那神经质的胃口成了笑话，在一小时的火车到达终点时，他已吃完了三盘点心。
基辛格很幸运，那天晚上的谈判持续到深夜，晚饭取消了。其他人都只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谈判进行得很成功，苏联人毫不含糊地接受了美国人“持平”建议，反而弄得美国人有点不知所措。最后的协议框架是把双方导弹数量限制在2400个，其中包括不到1320个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基辛格控制了整场讨论。“这个新总统是干什么的？”一位苏联外交官问《时代》的记者，“一有问题提出来，他就转向基辛格，要基辛格回答。”更令人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听从基辛格的话。在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上，海兰回忆道：“勃列日涅夫几乎像学生一样向基辛格求教，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自己顾问的解释。”
施莱辛格勉强同意了这个协议框架，作为福特的内阁成员，他不能太不给总统面子，但杰克逊参议员可没有这方面顾虑，继续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期谈判条约进行猛烈攻击。
2. 焦头烂额
在艰难的叙利亚穿梭外交取得成功之后，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立刻缔结一份约旦—以色列协议，侯赛因国王耐心地等着基辛格来他的国家就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问题穿梭往返，他没等到。果尔达·梅厄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领导的以色列内阁断然拒绝与温和的约旦进行谈判，基辛格没有坚持，转而提出，要以色列从埃及边境再撤退10或15公里，以增进埃以关系。
以色列的固执和基辛格的迟疑，促使阿拉伯首脑会议授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约旦河西岸跟以色列谈判，导致了阿拉法特的崛起。
以色列内阁对基辛格的撤退建议也不感兴趣，基辛格有关世界末日的演说流露出一种真情，感动了拉宾和他的手下，但没有说服他们坐下来谈判，西奈二期协定流产了。
基辛格保证他不会公开埋怨是以色列破坏了西奈二期穿梭外交，但这没有阻止他对“同宗教者”进行个人攻击，他称拉宾为“小男人”，悲叹没有一个像果尔达·梅厄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主持大局。
1975年3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基辛格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北越开始了最后的攻势，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遭到红色高棉的袭击。在葡萄牙，一场反左倾政府的政变流产了。在安哥拉，爆发了一场有古巴军队、苏联援助支持的国内战争。杰克逊—凡尼克的可笑结局损害了缓和，在海参崴缔结的军备控制谈判协议框架在一片细节争议中土崩瓦解。
1975年8月，基辛格打点精神又开始了埃及、以色列之间的穿梭外交，期待挽回面子。他在以色列遭遇到一群犹太人的骚扰。他们在他的旅馆外面叫嚣“犹太伙计！犹太伙计！滚回去！”他们用的是尼克松的称呼，他们知道这称呼会叫基辛格气得发疯，他们没有猜错。
在耶路撒冷，连续12夜通宵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美国以2.6亿军事援助换得以色列在西奈二期谈判协议上签字。NBC电视台播音员在“晚间新闻”中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协议。”
从1973年春季开始，基辛格倡议用B－52轰炸柬埔寨和越南在柬埔寨的渗透路线，以表明美国维护和平的决心。6个月里，倾泻到红色高棉控制区的炸弹超过二战时期投到日本的所有炸弹，但柬埔寨政府军未重新获得一寸土地，美国国会忍无可忍，于1973年8月禁止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投弹。
由于北越和红色高棉同时发起最后攻势，美国朝野都以为这两支共产党力量是一种通力合作的关系。实际上，1972年底，他们之间已出现很深的裂痕，红色高棉谴责北越在停火协定中出卖了自己。几年后，当他们各自赢得国内战争之后，几个世纪沉淀的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仇恨开始浮出水面，边境冲突不断，最后两国之间于1978年爆发了战争，北越占领柬埔寨，逐出了红色高棉。
由于基辛格也错误地以为红色高棉和北越是盟友，他策划了一场错误外交。他以为中国人想要阻止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取得胜利，因为红色高棉代表河内和莫斯科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他正确地察觉出中国与苏联支持的北越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于是，他于1973年6月向中国建议，让西哈努克回去建立联合政府取代红色高棉的全面统治，中国拒绝了。
中国清楚地知道红色高棉是北越的对头，不是傀儡。
当红色高棉发起进攻时，柬埔寨军队所能做的就是在撤退前乱放一阵空枪。美国5年的支持和5亿美元的援助却没能使他们敢与人数少、装备差的红色高棉较量。
美国国内的鹰派、鸽派都反对给柬埔寨进一步的支援。福特也意识到一切已为时太晚。
柬埔寨总统朗诺已经逃跑了，美国大使给朗诺的继任者提供了一架供逃跑的直升飞机，他拒绝了。“我不能像个懦夫一样离开，我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相信了你们这些美国人。”他说。几天后，他被红色高棉砍了头。金边被红色高棉攻占。
1975年1月8日，河内政治局宣布：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完善的军事、政治条件和战略优势。在南方完成国家民主革命、和平统一我们祖国的时候到了。
受基辛格、福特委托去越南观察局势的维扬特将军回来说，必须马上恢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B—52轰炸机的轰炸，外带7.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即使有了这些东西，维扬特将军断定，也挽救不了比擅长跑步的福特还跑得快的南越军队。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南越溃败不可避免，但他处于对美国信誉的考虑，要求国会拨款7.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福特大部分助理反对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新闻秘书尼森和福特的私人摄影师肯纳里，后者被福特看成像儿子似的，福特常引用他的妙语。
肯纳里认为任何人说南越能被挽救都是一派胡言。
福特尽管同意基辛格的援助计划，但对此事一点不热心。他拿着基辛格起草的援助申请报告到国会去念，巧妙地删除了基辛格谴责国会对巴黎和平协定失效负有责任的语句。
国会没有一个人赞同用7.22亿美元去做表面文章，支持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在外交政策方面，福特很少违拗基辛格的建议，但是，在他的7.22亿美元请求还未正式否决之际，他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告诉他的顾问哈德曼，他要到图兰大学去演讲，他要表达他认为越南战争已经结束这个意思。
“你为什么不立刻直截了当地说呢？”哈德曼问。
“亨利会不会同意，我没把握。”福特说着抬了抬眉毛。显然，他为这个想法感到得意。
遵照福特的吩咐，演讲稿送到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时，有关战争结束的那几句话没有写在里面。
新闻秘书尼森立即意识到没有写在演讲稿的那几句话有多重要。但他害怕劳累了一天，又喝了鸡尾酒的福特会破坏这场轰动效应。“慢慢地把话说出来。”尼森建议道。摄影师肯纳里则更干脆：“他的意思是不要把事情搞砸了。”
福特没有。在拥挤不堪的6000名学生面前，他宣布：“美国可以重新获得越南以前的骄傲。就美国而言，这种骄傲不能靠重新投入一场结束的战争来取得。”顿时响起一片欢呼雀跃、跺脚、吹口哨声。
简简单单的一句“结束的战争”震撼了整个国民的心。这反映了福特慷慨、正派的本能，反映了这位老橄榄球运动员知道在哨声吹起、比赛结束之际如何优雅地接受失败。基辛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和想把责任归咎于国会的愿望有一定道理，但它们不合适。
“总统先生”，当福特在”空军一号”走进记者舱时，其中一位问道：“基辛格国务卿有没有为你准备讲稿或事先同意了这份讲稿。”
“没有！”福特大声说，盖过飞机的轰鸣声让所有人都听到。
第二天清晨，哈德曼通向福特办公室的直线电话“响得像烟火报警器”。他冲到椭圆形办公室发现福特抽着烟斗，基辛格像只笼子里的狮子来回踱步。这一次福特怎样解释也无法叫基辛格平静下来。
“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哈德曼嘟嘟囔囔地说，最后定稿写得太晚，他们没有料到有关越南的那一行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他没提福特打一开始就要求把这一条加进去。哈德曼注意到总统的眼睛朝他顽皮地眨了一下。
一天，基辛格走进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愤世嫉俗地宣称：“我是惟一在3周内丢失2个国家的国务卿。”
3. 诸圣日前夕①大屠杀
① 诸圣日前夕：基督教纪念日前夕，即10 月31 日之夜。
1975年10月底，福特的一群老伙伴和没有担任公职的顾问来见他，跟他谈起他的声望在下降。他们认为内阁成员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使白宫呈现出内部无政府状态。他们特别指出基辛格和施莱辛格老是吵个没完，这些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结束这种状态，必须把这两人都解雇了。
福特不用别人怂恿就想解雇施莱辛格，并且过后说，他的惟一错误是没有早点动手。“他那副孤芳自赏的样子，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叫我很反感”，福特过后说，“我不敢肯定他会对我以诚相待。”哈德曼回忆说这种憎恶甚至在不值一提的小事中反映出来。“福特不喜欢内阁官员来见总统时忘了扣衬衫扣子，忘了系领带”，他说。
至于基辛格，福特不仅能容忍他，并且的确喜欢他。多年以后，在1991年，当福特给基辛格颁发纳尔逊·洛克菲勒公仆奖时，福特说：“我不仅非常赞赏亨利，我也喜欢他。”但是，基辛格的缓和政策正遭受来自施莱辛格的猛烈抨击，国会也即将采取背离缓和路线的重大行动。基辛格的实用政治和不谈人权的外交政策也淹没在一片谴责声中。福特的政治顾问们告诉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基辛格已被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视为一块绊脚石，而这些人控制着共和党的初选，福特决定降低基辛格的知名度，但保留他的外交政策的实质。
其次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科尔比。用基辛格的话说：“这该死的笨蛋每次一靠近国会山就抵御不住坦白可怕罪恶的冲动。”福特决定尽早摆脱他。
于是，就产生了座次变动的计划。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接替施莱辛格国防部长的职位。助理办公厅主任理查德·切尼升为办公厅主任。
他后来成为乔治·布什的国防部长。乔治·布什在中国呆了一年后写信给总统，要求回国。福特开始想要他当商业部长，后来给了他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
内阁改组没有波及到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但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福特不再把他作为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考虑。
基辛格仍做他的国务卿，但放弃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由助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接任。
福特在10月25日打电话给基辛格和拉姆斯菲尔德，要他们过来商议改组一事。虽然拉姆斯菲尔德非常想得到高级内阁职位，但他过后宣称他对这次调整感到吃惊。“见鬼，牛已经出栏了，靠这种办法帮助树立你的形象已为时太晚，等到选举过后再说吧。”基辛格也反对这种变动，可福特主意已定。
最难办的是摆脱施莱辛格，福特在星期天早晨叫他来椭圆形办公室，谈了几乎一小时。施莱辛格的脸绷得愈来愈紧，福特的火气愈来愈大。当福特提到施莱辛格有必要递来辞呈时，国防部长抢白道：“我没有辞职，是你解雇了我。”
基辛格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把这次内阁改组看成拉姆斯菲尔德的阴谋。他坚信，这位原国会议员自己想成为福特的副总统人选的竞选伙伴，所以逐步排挤掉洛克菲勒。再者，拉姆斯菲尔德把布什一脚踢到中央情报局，等于又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总统要确保情报局长不介入政治。
拉姆斯菲尔德否认自己有想当副总统的野心。“我知道布什对我怀有竞争心理，但我告诉他那不是真的，福特也跟他说过。”但随着布什后来步步高升，拉姆斯菲尔德颓然结束了他的政府官员的生涯。
拉姆斯菲尔德与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关系更糟糕，因为他们发现，主要是拉姆斯菲尔德在背后唆使福特免去基辛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位，并且他敦促福特把这个空缺给哈德曼而不是斯考克罗夫特。他这样做实际上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班子继续朝国务院而不是朝国防部倾斜。
基辛格的批评者责怪基辛格而不是拉姆斯菲尔德策划了这次改组。
基辛格在军队里的“伯乐”弗瑞兹·克雷默尔就是其中一位。他跟施莱辛格一样反对缓和，俩人常在一块儿为基辛格的狡诈、他的悲观的历史观、他的失败主义和他愿意跟苏联人做交易而扼腕痛惜。
克雷默尔对施莱辛格被解雇一事感到十分震怒，他决意作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姿态：拒绝跟基辛格说话。情况变得不能再糟糕，南希·基辛格不得不带着他们的狗泰勒去拜访克雷默尔的儿子史文，想从中斡旋，但于事无补。
施莱辛格本人倒是认为这事不能怪罪基辛格。他知道基辛格并不真正想赶走他。施莱辛格认为，不停地说对手的坏话只是基辛格的天性而已。“他跟我共事比跟拉姆斯菲尔德共事要舒服得多……”施莱辛格说。
有一阵子，因为失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位，基辛格感到很丧气，他又到处宣称他想辞职。他召集了一群顾问和智囊型人物给他出主意，叫他害怕的是，大家一致请求他别干了。
一个由亲密朋友组成的核心小组在基辛格家和温斯顿·洛德家开了4天会，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辞职信。为了让福特意识到这不是另一场阴谋，基辛格将只给总统一刻钟时间考虑。
但是，在实施这项计划之前，基辛格决定当面跟福特讨论此事。温和地、平静地抽着烟斗，福特请他留下。这次花了一个多小时，但福特终于使他相信局势还没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又一次决定不辞职。
10月31日内阁大改组，被后人称为“诸圣日前夕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