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政治家卷——基辛格

 张雷芳  编著

第二十一章  退场








  1. 无用功


  1975年1月,葡萄牙决定让它的殖民地安哥拉独立,它召集了3支以部落为基础的抵抗力量,要它们组成联合政府。这些抵抗力量的首领都同意和平共事,然而,由于得到各种各样外国政府的支援,它们开始打作一团。

  第一支抵抗力量称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由北方刚果部落组成。中央情报局定期给它们金钱资助。虽然,它们并不是亲西方派,美国仍决定加大支援力度。令人吃惊的是,它们的其他赞助者有中国、罗马尼亚、印度、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和福特基金会。

  第二支力量称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由姆本杜部落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来自首都的知识分子,也是惟一具有思想体系的组织。它们普遍相信欧洲马克思主义,得到葡萄牙共产党和一些西欧社会党的支持。但它们的主要资助者是古巴和略有点犹疑的苏联。

  第三支力量称为“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由南方部落组成。

  这是一支极左力量,它的领导人曾到北越、中国和北朝鲜寻求支持。尤其是北朝鲜,专门替它们培训战士,并且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武器是北朝鲜提供的。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后来跟南非结成同盟,并与美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等后来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胜后,他们退回到游击状态,并成为《里根 国际关系原则》中的反共产主义自由战士。

  这种部落争端却被基辛格看成东西方之间的较量,并且他认为安哥拉的局势是对缓和条例的一种考验,是一种试探,看看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寻求利益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他觉得有必要抓住这个机会显示美国敢于应战苏联的意志。

  在基辛格建议下,福特批准了给“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提供16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的计划。已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结盟的“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也得到一定限度的支援。

  南非派遣5000多人的部队和“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以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一支军队偕同作战。古巴人毫不含糊地派遣有苏联火箭炮和飞机的大规模军队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撑腰。

  基辛格看到“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已露败象,立刻要求追加 2800万美元的援助给这支力量,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正忙着向国会披露情报局内部丑闻,不想多事,干脆把秘密援助计划交给国会定夺,国会不客气地否决了所有秘密援助。

  另一个提案争议颇多,那就是要不要派美国军事顾问去帮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中层干部阶层就此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他们赶在基辛格开始他的令人炫目的周游世界旅行之前派人询问基辛格的意见,其余人则挤坐在中央情报局总部一幅大型安哥拉地图前面等待。

  询问的人回来了,说:“他实际上什么也没说。”

  “他看了文件吗?”其余人问。

  “看了。他嘟哝着走出了办公室。”

  询问者试着模仿基辛格的嘟哝声。

  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基辛格已经踏上去北京的旅途。

  “是肯定的嘟哝声还是否定的?”有人问。

  去询问的人停了停。“只是嘟哝声,我的意思是既没有抬高嗓门也没有降低嗓门。”

  于是,这些管理国家惟一战争的人开始一本正经地破译基辛格的嘟哝声,有的人用升调发出来表明肯定语气,有的人用降调发出来表明否定语气。每个人都几乎试了一遍。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基辛格的意思多半是不派人前往。

  “用这种方法管理战争事务真叫人瞠目结舌。”多年后,那位去询问基辛格的人回忆说。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在没有得到美援的情况下土崩瓦解,“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仅仅在南方坚持了15年的低水平的游击运动,令基辛格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安哥拉成为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

  从1976年开始,基辛格终于意识到他需要一种新政策,特别在黑人对白人统治国家的仇恨已达一触即发的非洲。苏联只要有可能,肯定会充分利用这种紧张局势,而基辛格江郎才尽,已无还手之力。在福特的推动下,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带上一种理想的色彩而非仅仅是冷酷的实用政治分析。

  基辛格在1976年的非洲旅行中,流露出愿意用道义来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他有一种靠吞并对手观点来削弱其影响力的出色本领。”基辛格的哈佛大学的老同事说,“这种变色龙似的,接受起先对他来说很陌生的观点的能力充分证实了他的机敏。”

  基辛格在卢萨卡赞比亚总统举行的国宴上声称,虽然南非仍有时间和平废除种族隔离,但“这时间是有限度的,——比前几年普遍认为的忍耐限度要短得多”。

  卢萨卡宣言迎来一片欢呼声,赞比亚总统称它为“重要的转折点”,基辛格的一位助理激动地说:“这么长时间里我们这是第一次做一件有道德的事。”

  基辛格期望运用新外交手段再现辉煌,决定利用罗得西亚作舞台,演一出穿梭外交的拿手好戏。他这样做有点鲁莽,因为罗得西亚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他考虑到由于罗得西亚国内战争不断升级,已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得势的苏联可能会对黑非洲产生觊觎之心,他也顾不得那么多,立刻开始了在黑人和白人统治者之间的繁忙穿梭。

  他修改了他的中东穿梭外交方式,没有再对双方哄骗利诱,而是向罗得西亚白人统治区首领尽可能地施加压力。他还成功地说服南非对罗得西亚这个内陆国家的经济生命线一起施加压力。他警告南非,如果它们不提供帮助,也将面临大多数黑人掌权的局势压力。

  基辛格作为访问南非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来到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传话给罗得西亚白人统治者伊安·史密斯,只有他同意讨论两年过渡到大多数掌权问题,基辛格才肯接见他,史密斯勉强同意。

  “你是要我在我的自杀遗言上签字。”史密斯听完基辛格的计划后说。

  基辛格一言不发。过后他说,他是痛苦地注视着史密斯同意回国向他的政府建议放弃他们的国家。

  正如基辛格的其他谈判,他喜欢用模棱两可的文字掩盖分歧。在这件事上,史密斯需要两项让步。在两年的过渡期里,国家临时4人委员会主席必须是白人,警察和国防部长必须是白人。

  基辛格到坦桑尼亚跟黑人领袖谈过之后,发现他们不能接受后面一条。于是,基辛格在给史密斯的电报中,故意对后面一点含糊其辞。

  史密斯不知是计,宣布同意两年过渡计划。新闻界给震撼了,基辛格又一次被捧为创造奇迹的人,成为新闻杂志的封面人物和摄影机的焦点。史密斯来到日内瓦跟几位与他争夺地盘的黑人抵抗力量首领面对面地谈判时,发现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谈判破裂了,基辛格的协议框架只得由他的后继者塞鲁斯·万斯去充实、签订了。

  平心而论,虽然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没有立刻见成效,但它实现了更大的目标。黑非洲国家对美国不是充满戒备就是充满敌意,现在它们开始把华盛顿当做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多数人掌权的势力加以信任,不断上升的亲苏倾向开始减缓。这点表明即使是貌似成功的外交也比类似安哥拉的蹩脚的武装干预更能挫败苏联影响力。


  2. 黯然离职


  当1976年大选日接近时,福特面临着两大使他声望下降的问题:一是他把尼克松从水门事件中赦免出来;二是国民经济因石油耗尽而停滞。其次,基辛格的外交政策继续遭到猛烈抨击。

  杰拉尔德·福特的竞选助手怂恿福特与基辛格保持距离,他们认为福特可以靠这种方法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形象。基辛格回敬道:“总统们不会靠回避他们的国务卿来维护他们的权力。”有的助手干脆公开说,如果福特连任总统,他不会再留任基辛格。

  虽然基辛格对自己的工作时有抱怨,但他好像急于保住位置。有一次,在他的波音707飞机上跟朋友们聊天,他感叹道:“哪个大学会给我这样一架飞机?”福特助手们的风言风语传到他耳朵里,他又是气愤又是害怕。

  福特跟基辛格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后,公开声明:“只要我是总统,我愿意基辛格做我的国务卿。”

  福特试图在表扬基辛格的时候尽量表明他不受基辛格的支配:“我认为,与我一道工作并在我指导下的基辛格为了美国利益和世界和平做了一些美国历史上一个国务卿所能做的最出类拔萃的外交工作。”

  基辛格也意识到避开人们注意焦点最能帮上福特的忙。在罗纳德·里根的首轮挑战开始期间,基辛格马不停蹄地周游列国,这些旅行除了能使他躲得远远的,没有其他作用。

  里根对福特—基辛格外交政策挑战的核心部分就是全面攻击缓和。

  这位加利福尼亚州长称缓和为“单行道”。里根谴责道,赫尔辛基会议和索南费尔特主义,是出卖东欧受奴役的国家,福特和基辛格认为这些国家应该放弃主权要求,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这些攻击使基辛格忍不住擅自拿出一份长达10页的驳辞,但这无济于事,反而给里根竞选注入了新的生命,并帮助里根引起更多的新闻界的注意。

  福特对维护缓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避而不谈。他绝口不提缓和使世界紧张局势得以缓解,相反,好像缓和这两个字叫他难堪似的。“我们要忘掉使用 ‘缓和’这个词”,福特说,随后,他把它改为“通过力量 实现和平”。

  基辛格惊恐万分,但是,连他自己也开始对缓和重下定义。他称缓和是“阻止苏联扩张”。

  被罢免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向里根建议基辛格的历史悲观主义可以作为攻击点。这种悲观论调在基辛格1950年的学士论文里就充分反映出来。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永恒的。针对苏美关系,从内心深处,他认为美国特别不愿意在军事上投入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势力范围的斗争。

  “据传闻,基辛格博士曾说他认为美国是雅典,苏联是斯巴达,美国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里根公开说道。“这种信心丧失”,里根谴责道,“使基辛格急于跟苏联做交易。”

  基辛格连忙飞到达拉斯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声称造这种谣言的人可以得到普利策小说奖。“我不相信美国会打败。我不相信美国在走向衰落”,他说。这种说法并不能澄清他的历史哲学观,但至少使有关他悲观主义的批评告一个段落。

  8月份,里根能获得总统候选人的赢面不大,他的战略专家为他策划了一个名为《有关外交政策中的道义的要点》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几乎是赤裸裸地攻击基辛格,当基辛格得知福特的人不想反对这个修正案时,他又是气愤又是伤心。

  福特最初读到这份修正案时,脱口而出:“我不喜欢,我要驳回它。”

  但福特的助手们使他相信从原则上驳回这个提案只会使他失去总统候选人提名,这是里根的圈套,千万不要上当。

  尽管斯考克罗夫特请求福特驳回,洛克菲勒力劝福特,支持这样一种侮辱性的修正案是错误的,但福特听从自己的竞选助手们的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修正案在国会全体通过。也正如他们所预料,里根什么也没捞着。

  福特的一名助手私下里说,如果这修正案只包含一句话:“解雇基辛格”,福特就不得不奋起反抗,这下才会有好戏看呢。

  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竞选的整个过程中,福特处于守势,即使最后10天里,虽然看上去他的支持率在上升,但他的守势地位没有多大变化。

  打从一开始,卡特,这位原乔治亚州州长就把基辛格作为攻击对象。

  他称“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外交政策是偷偷摸摸的、幕后操纵的、不可靠的。卡特的竞选基调主要由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在哈佛的老对手制定,他给卡特准备的讲稿声称:“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像美国人民自己一样坦率、真诚。”

  到福特和卡特第二轮辩论开始,福特的支持率稳步上升,他似乎有赢他民主党对手的可能。这场将在10月6日开始的辩论主题是外交政策,这是福特的强项,因为选民如果认为这位候选人太天真或未经受过考验,或者他们感到不能放心地把世界命运交到这个人手里,他们就不投这个人的票,卡特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势。

  基辛格的助理威廉·海兰是其中一位帮福特排演辩论的人。他肯定又会有人提到赫尔辛基会议和索南费尔特主义是否出卖了东欧这个问题。“我们打算要福特立即否认有这么一个主义存在,并强调我们的确没有抛弃东欧。”海兰回忆道。在排演中,海兰扮演提问者的角色,他有意在东欧问题上胡搅蛮缠,最后总统都生气了。“我不得不提醒他我是他这一边的。”海兰说。

  问题是海兰为福特准备的这个问题的答复一看便知是外交政策专家而不是政治策略家写出来的。实际上福特最好这样说: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到奥地利一匈牙利边境迎接从苏军屠杀中逃生的难民。他对东欧人的恐惧和愿望有第一手资料的了解,所以他决不签署任何承认苏联在东欧有特殊权利的协议。不幸的是,福特没有提过这件事,基辛格和海兰根本不知道他的1956年的旅行。

  在正式辩论中,卡特对福特展开了人身攻击:“基辛格先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显然放弃了领导责任。”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福特脾气很坏,因而下半场辩论中,他一直强压怒火、心神不宁。

  果不出所料,东欧问题被提出来,并且基本上没有脱离海兰的模式。

  福特没有照海兰他们为他准备的答案背诵,而是说:“苏联并没有统治东欧,在福特政府执政期间,它决不会统治东欧。”

  海兰发出一声呻吟,坐在电视机旁观看辩论的斯考克罗夫特脸都吓白了。但一向关注的基辛格却打电话给福特表示祝贺,等到他与斯考克罗夫特通过电话后,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苏联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地驻有军队,怎么能说它决不会统治东欧呢。新闻界借此对基辛格发起猛烈的抨击,试图将他拖入因总统失言而引起的争执之中。有一位记者问道:“福特总统已被公认在与吉米·卡特进行第二轮辩论时因疏忽犯了错误,这是否表明他真的不了解情况,他对某些外交政策问题没有充分的认识?”基辛格尽其所能地为总统辩护道:“在辩论的压力下,他没有像他本可以做到的那样恰当地说明问题…… 。”但有些缓和的批评家认为是基辛格使福特陷入维护缓和和赫 尔辛基的绝境才说出这种话。

  总之,这个致命错误夺走了福特的总统宝座,也使基辛格与总统机群中的波音707无缘再相会。

  12月份,基辛格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北约会谈。这是他最后一次国事访问,至此为止,他任国务卿期间行程已达555 901英里,访问过的国家达57个。他认为他的继任者塞拉斯·万斯也会走这么多路吗?一个记者问。基辛格想到风传布热津斯基可能会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笑着说:

  “这要看谁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上司。”

  因为这是基辛格的告别旅行,许多北约部长都赠送给他礼物。部长兼将军约瑟夫·隆斯称颂道:“你会因成为这个世纪最有成效的外交部长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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