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0年代初期，阿尔特迈尔就领教过这个科尔的厉害。那时科尔还在海德堡上大学，正值血气方刚，但他已经是路德维希港基民盟的头面人物了。
阿尔特迈尔比科尔年长31岁，以前是位商人。他只上过国民小学，后来又在一所商业学校进修过，在他任州长期间，他管辖下的一所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医学博士。就阿尔特迈尔的学历而言，他与年青的科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更不用说像科尔那样，在分析问题时能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阿尔特迈尔州长可不认为自身有什么不足，由于年长位尊，他希望青年人对他有一种畏惧感，并且惟命是从。对于那些自高自大，擅自作主的家伙只会引起他的厌恶，而科尔恰恰是这种人。
科尔和他的青年联盟公开抨击“祖父辈”们一手遮天，不给年轻人担负实际政治责任。他们要求：基民盟应该尽快地取消重叠职务，不要让年轻人失去锻炼和施展才华的机会。
这位阿尔特迈尔州长在被青年联盟搞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又不得不放下自尊，低声下气地去求助那个比他小了整整31岁的科尔，虽然他讨厌这个小伙子，但是却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如果内政方面的具体决定和人事安排没有科尔认可，那么任何人都休想把事情顺利办成。
青年联盟的人都听科尔的，他是青年联盟的少年英雄。
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威廉·博登和阿尔特迈尔一样，很不喜欢科尔。博登是阿尔特迈尔的前任，现已70高龄，但是科尔犀利的口才，遇事不瞻前顾后的作风，常常令他无暇顾及健康而大动肝火。
作为博登和阿尔特迈尔，当然不希望这个被他们视为“叛逆”的科尔有所作为。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个同他们处处为敌的科尔博士，很快便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具有理政天赋的科尔成功之处在于，看重别人的论点、策略，而不是官职和头衔。他遵循俾斯麦对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教诲，不会轻举妄动，而是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这一点，从1954年青年联盟州主席的换届中就体现出来了，当时，凭着科尔在党内的影响力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他完全可以接替青年联盟州主席彼得·约斯滕的职位。但是，科尔认为自己还没有一批可靠的人马而不肯就职。后来，这一职位由科尔的党内知己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接替了。
又如，阿尔特迈尔曾希望科尔出任某一部长缺额，但是科尔拒绝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他不聪明，而科尔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1966年8月底，科尔在接受《曼海姆晨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今年36岁，来日方长。我曾有机会去波恩任职，但我宁愿再等一等。”
在青年时代，科尔就深深懂得，如果他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一批可靠的人马拥护他。因此，从50年代初期他就有意识地把志同道合的同志聚集起来，结成联合阵营。这一政治策略的实施使他在今后的政治生涯中左右逢源。很多有为的青年都愿意结识他，靠拢他，而那些政治对手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出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尔结交的人越来越多，科尔联盟的阵容也越来越大。这时海因里希·霍尔肯布林克、海因茨·施瓦茨、奥托·迈尔和维利巴尔德·希尔夫等人都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科尔分子”。那么，阿尔特迈尔和威廉·博登讨厌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尔了。
自进入市议会和州议会之后，科尔变得越来越充满信心。
这种作风使科尔很快有了一批追随者，有的人甚至把他比作社民党主席赫伯特·魏纳。
路德维希港的两位市长——汉斯·克吕贝尔和维尔纳·路德维希港就深刻地领教过科尔的厉害。克吕贝尔和路德维希港都是社民党杰出的人才，在行政管理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们却常常被科尔的指责搞得不知所措。
不仅是路德维希港的两位市长，法尔茨的州长阿尔特迈尔、州议会党团主席博登都有同感。在州议会中，假如科尔想阐明自己的主张而让他的对手驳倒，那么霍尔肯布林克就会重整旗鼓，再将科尔的主张复述一遍，并将那位对手痛击一番。万一霍尔肯布林克再失利了，那么海因茨·施瓦茨又会走上讲台再度将科尔的主张重复一遍，直至将对手彻底击败。
“科尔分子”的这种辩论战术大大触怒了阿尔特迈尔。在科尔进入州议会之前，州议会是州长的世袭领地，他说什么别人就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敢忤逆他。可是科尔却不吃这一套。这样一来，州长先生就开始在盛怒之后酝酿教训科尔的办法，1960年初，阿尔特迈尔终于让科尔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一次洋相。
首先，这位州长要求科尔在议会上就州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预算结果发表演说。当科尔信心十足地登上讲台时，晦气也跟着来了——起先是话筒失灵，接着讲话稿由于准备不足而不能出口成章。科尔在台上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当他失去继续发言的勇气，面红耳赤地败阵而归的时候，阿尔特迈尔笑了，他相信这个处处忤逆他的人应该从此服输了吧。
谁知，结果却恰恰相反，科尔不但没有服输，而且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决心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在每次演讲或发言前作好充分准备，决不重蹈覆辙。
这时阿尔特迈尔的事业早已越过了他的顶峰，他再也不敢指望每个基民盟议员都如1959年以前那样对他惟命是从。科尔的势力越来越大，使得他在工作中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他真有些怀念过去的好日子。
就在阿尔特迈尔州长忧心忡忡的时候，他的对手赫尔穆特·科尔却坐到了联合会的办公室中，他的长毛牧羊犬“伊戈”懒懒地趴在他的脚边。
科尔从小就喜欢动物，所有的动物，如狗、猫、马之类，他都喜欢。但是繁忙的工作却不允许他在动物身上花费太多时间，他只能把狗带到办公室，以便在中午那短短的45分钟休息时间，或者下班后，带着他心爱的“伊戈”去散步。
科尔不但对动物特别喜爱，另外对艺术品也是情有独钟。据德国《彩色画刊》1996年6月13日一篇题为《科尔总理的收藏》中介绍：
“波恩总理府中陈列的现代艺术品之多是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政府所在地都无法相比的，主要藏品有表现画家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埃米尔·诺尔德，奥古斯特·马克和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的绘画及马尔克斯、奥古斯特·马克等人的雕塑作品，知识界人士爱把这里戏称为艺术品‘储蓄所’。
“一些专家，如前美因茨州立博物馆馆长贝特霍尔德·罗兰等定期对总理府艺术品的陈列和购置提出建议。
“科尔常说：‘艺术使人精神振奋，能为人生注入更多的活力，这在身心疲惫的时刻尤为重要。因此艺术可能是政治生活中最好的调节。’
“科尔当上总理后，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幅肖像画。一幅是19世纪政论家和学者约瑟夫·冯·格罗斯的画像，另一幅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素描。总理府每年用于购买艺术品的拨款有10万马克。因此，昂贵的艺术品必须通过分期付款或者经过特殊批准方能购置。不仅高层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所有获准参观总理府的外国来访客人、中小学生和旅游团都能欣赏到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1961年10月，威廉·博登去世，阿尔特迈尔不啻于被削掉一条臂膀。博登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前任，他的去世对于阿尔特迈尔来说真有切肤之痛。他的喉间发出沙哑的呻吟，他的两只手不由紧紧地攥住桌边。那些现实的议会党团成员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清楚地意识到，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想当年，他——阿尔特迈尔可是咤叱风云，名噪一方的英雄。莱茵兰—法尔茨州原来是由普鲁士、黑森和巴伐利亚各自的一部分组成的。当时，那些社民党人和许多同乡会组织决定将这个州解体，但是被他制止了。战后的法占区当局企图把该区内的许多企业拆迁到法国，在他极力的反对下，也没有得逞。这些政绩没有谁能抹煞得了，甚至许多人现在还对他心存感激。
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换旧人。难道他真该急流勇退了吗？
“不！”他在心里低吼了一声，他不肯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科尔击倒。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莱法州基民盟秘书长海因茨·科尔巴赫，他要把科尔巴赫扶到州议会党团副主席的位置，准备同科尔分庭抗礼。
但是，阿尔特迈尔仍然是失败了，科尔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为议会党团副主席，原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斯升为主席。1990年2月7日，科尔回顾此事时说：“这件事对我而言是个重大的转折。”
1963年5月9日，科尔又以41票中的38票当选为州议会党团主席。同年10月，在诺伊施塔特举行的莱法州基民盟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基民盟党的专区主席。
为了实现州长的梦想，在通向仕途的大路上，科尔有条不紊、中规中矩。首先，他设法在1965年11月7日法尔茨专区基民盟改选大会上，保住了主席职位。在1966年3月6日，他又一举夺魁，成为基民盟的州主席。
不仅如此，为了使自己的决策能够顺利实施。科尔把自己最信任的战友一个个扶植到重要的岗位。
1967年，科尔帮助海德堡大学同学伯恩哈德·福格尔和海纳·盖斯勒当上了部长，打入了阿尔特迈尔的阵容。
同年，科尔帮助霍尔肯布林克成为州经济部国务秘书，1971年又被任命为部长。
1968年，“科尔分子”之一的奥托·迈尔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1976年，科尔的同乡瓦尔德马尔·施雷肯贝格被任命为国务秘书。
1976年12月科尔辞去莱法州州长职务，移居波恩之时，又将福格尔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并使其连任到1988年。
另外，魏茨泽克、加杜等人均受到科尔的提携重用。
这一切正如1963年10月4日《莱茵信使报》所评论的那样，科尔在党的高层领导那里“从来没有靠山或后台老板”，他所信赖的“人马”来自青年联盟，依靠的是自己根据地——法尔茨州基民盟基层对他的支持。
为了保证1969年5月的州长选举万无一失，科尔在1968年年中进行了一次行政改革。“这一步棋，在历史上几十年才出现一次……”，科尔不但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并且争取到了社民党领导人汉斯·科尼希的支持，为顺利地当选州长铺平了道路。
终于，梦寐以求的时刻来到了。在1969年5月19日，科尔以96票中的57票，当选为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几天以后，科尔辞去了莱法州化工联合会的职务，并像平常一样请联合会的“全班人马”一起吃点心。之后，他钻进自己的“标致”，飞驰而去，一股清爽的风儿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