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波恩不久，科尔将昔日在美因茨那些忠诚可信的人马召集过来，组成新的班底。这些人是：尤利亚妮·韦伯、沃尔夫冈·贝格斯多夫、霍斯特·特尔奇克和爱德华·阿克曼等人。此外，他又从美因茨将州部长海纳·盖斯勒召到身边，取代了库特·比登科普夫的基民盟秘书长职位。
为了能够争取工会的好感，为联盟党赢得新的选民层，科尔在1977年6月初把42岁、能干好斗的诺贝特·布吕姆提到党的社会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取代了汉斯·卡策尔的职务。
诺贝特·布吕姆博士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在吕瑟尔斯海姆的奥佩尔公司当过学徒，后来又辗转到建筑业、金属手工业及卡车司机等岗位上工作过。长期的基层工作，不但使布吕姆了解基层组织并在这里赢得了颇高的声誉。科尔认为，布吕姆出任此职是再恰当不过了。
科尔需要一批休戚与共、志同道合的人马，只有这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才有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人事政策”为己所用。他说：“如果自由的思想传统有能像社会和保守的思想传统那样在基民盟内找到自己的政治故乡的话，这个党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党。”
在波恩，科尔依旧沿袭了他在美因茨任命新官员的风格，擅自将一些党内、甚至连公众素未谋面的州部长和州务秘书召到自己的身边，委以重任。科尔在掌管美因茨时如此，在充当反对派领袖时如此，在进入联邦总理府后还是如此。
但是目前鉴于地位的变化，科尔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改变昔日在莱法州时那种粗放得毫无约束的工作作风。在这里，他必须小心谨慎、像地震仪那样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有所反应。现实不允许他犯任何错误，否则那些政治对手和吹毛求疵的人又将绘声绘色地贬责一番。
科尔在波恩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人们同时也很快地适应了他。在他作为反对党领袖进入联邦议院4周后，据英弗拉民意测验的调查结果表明，科尔的日子远远比他的对手勃兰特和施特劳斯好过得多。在一份从-5到+5的表格上，施特劳斯得0.4，勃兰特为0.1，而科尔却达到了1.2。
就在这个时候，连任的施密特总理却为目前的尴尬局面伤透脑筋。在联邦议院选举后的两个星期，劳动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邮电交通部长、发展部长纷纷向总理递交了辞职报告，各奔前程，原因是施密特不能实现其在新的任职期间内不更换内阁成员的承诺。
与此同时，养老金的问题使得施密特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竞选中，政府宣布从1977年7月1日开始，把养老金提高10%。但是，选举之后，从新的统计数据中发现经济增长率比原先预期的要小，政府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承诺。如果养老金像宣布的那样从7月份开始增加，1977年仅养老保险金一项就将造成100亿马克的赤字。
起初，政府决定将增加养老金的时间向后推迟半年，但尚未实施，各地的批评便蜂拥而至，他们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决定。联盟党就此抓住不放，抨击施密特是一个“养老金撒谎者”，用莫须有的事实欺骗了善良的选民。1979年9月，科尔对《星期日世界报》说，“我们的年迈公民要求诚实。”对他们来说，“养老金是长期劳动生活的结果”。
这时，施密特还遭到了来自工会和社民党议会党团的指责。社民党议会党团公开表示：他们将拒绝接受养老金延期的决定。
养老金的问题使得曾经被誉为“经济与货币政策的魔术师”的施密特忧心如焚、食不知味。他后来回忆起此事的时候，还心有余悸地说道：
“在我担负政治责任的漫长岁月里，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没有一次像1976年底发现养老金的财政估算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那些日子里更使我痛苦。”
接踵而来的是维利·勃兰特的声望急转直下。赫伯特·魏纳对其肆意攻击，使得勃兰特叫苦不迭，狼狈不堪。
不仅如此，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联合政府出现了分裂之兆。约有一万名党员打算同母党决裂，成立一个右翼的分裂党，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阶级斗争。为此，这些右翼分子于1976年3月在汉诺威附近的加伦贝尔格宫举行会议商讨大计。在30年前，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政治家库特·舒马赫重新组建了社会民主党。
1977年6月中旬在不伦瑞克，另一部分社民党人士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联盟”，力图为社民党开辟“另一条自由出路”。
执政党内部分崩离析，危机四伏。反对党中一些权威人士也节外生枝，决定不再履行支持科尔的义务，而把目光转移到刚刚走马上任的联邦议院议长卡尔·卡斯滕斯身上。科尔料想不到这幕剧的导演者居然是他在1966年支持出任联邦总理的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基辛格向公众们暗示，科尔不再是联盟党总理的“合适人选”，卡斯滕斯将取代科尔。
联盟党另一位领袖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下一届联邦总理也大有问鼎之意。虽然根据1977年埃姆尼德研究所民意测验的结果，施特劳斯大失人心，但是他争夺总理宝座的雄心并未因此而削减。在1976年10月联邦议院大选之后，施特劳斯为了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独立采取政治行动，曾经不惜牺牲同基民盟长达27年之久的合作而去换取那个遥远的梦想。但是，不幸的是施特劳斯的抱负始终没有实现，在1987年猝死的那一刻仍是如此。
施特劳斯来自德国南部，生得肩宽膀厚，虎背熊腰，先后出任过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1962年他因被指责在《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透露北约机密的文章而被迫离开国防部长的职位。之后，他引退慕尼黑，进修于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1966年重返波恩内阁。
一位评论家形容施特劳斯的性格是“一座经常跳闸的巴伐利亚电站”。
施密特评价施特劳斯“有过人的记忆力，敏捷的理解力，渊博的知识，并且充满活力。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具有这些优点，可这个人完全是受感情冲动支配的……我想，国防部长施特劳斯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正因为他才华出众，才是一个危险的部长！”
为了削弱科尔的势力，从1976年10月大选之后，施特劳斯公然同他的盟友科尔展开了唇枪舌战，希望能够借此损害科尔在选民中的形象。科尔在政治纲领中曾强调国家应该资助那些有孩子的妇女、丧失劳动能力者、失业者以及那些无组织的公民。施特劳斯则贬之为“左侧中风症”。
为了能够保证在下届联邦议院选举万无一失，科尔开始把目光投向联盟党之外的自民党身上。自民党和社民党时有龃龉，如果科尔能够争取到自民党的支持，那么执政党的阵营便不攻自破，而联盟党则能摆脱在野党的命运。因此，从1969年开始，科尔就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1976年亦是如此。从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一种毫不动摇的自信心的科尔并不因此而气馁，依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这时，施特劳斯又藉此大作文章，四处散布科尔“向根舍讨好”等等，力图使科尔声名狼藉。当然，施特劳斯万万不会料到，在1982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科尔恰恰是按照自己的意图争取到根舍的支持才实现多年的夙愿。
科尔自1976年作为反对党领袖进入联邦大厦和康拉德·阿登纳大楼以来，就失去了政府的职位，他在莱茵兰—法尔茨所得到的薪水积蓄远不能满足在波恩的开支。而他的对手施密特除了拥有一份丰厚的总理薪金，还有一份来自舆论界的报酬。在经济方面，科尔比起施密特的确自愧不如。
自科尔进入波恩之后，舆论界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法尔茨人甚至还包括他的法尔茨方言。那些浅薄的人常常捕风捉影或制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攻击、诋毁科尔。即使在他当上联邦总理之后，还有如此糟糕的评论在《明星》画刊上出现：
“基民盟、基社盟最后也不得不（向施密特）略表谢意……他捉弄了联盟党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这个虽有100公斤重、但显得微不足道的人物。”施密特在这方面却远比科尔好得多，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但是施密特的威信却一直居高不下，并被人们尊称为“铁腕宰相”、“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或“国际经济专家”。
1976年12月，科尔移居波恩时，已经46岁，正值壮年，而施密特差不多就满58岁了。施密特1918年出生于汉堡。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策动未遂政变时，他才4岁。中学毕业后，施密特便参加了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接着正式开始服兵役。1937年他被分配到一个防空连，1941年升任少尉并调往苏联前线，之后调到戈林的帝国航空部供职，最后调往西线。1945年4月溃退时被英军俘虏。这个时候，赫尔穆特·科尔因疏散和他的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奥登森林的埃尔巴赫，时年15岁。
施密特1953年进入联邦议院，1974年5月16日在联邦议院的大选中以267票中的225票成了勃兰特之后的联邦总理。这个时候，施密特已经有55岁了，就当时来讲，却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可他的继任者科尔1982年就任此职时年仅52岁。
施密特仪表不俗，在他出任总理之前，汉堡的一家报纸就宣布他是“德国最性感的男人”。该报40%的女读者认为，他富有魅力，聪明机智，风度翩翩。虽然他的身高只有1.72米，比起1.93米的科尔看上去矮了一截，但是这一点从电视屏幕上丝毫看不出来。施密特对幽默不感兴趣，他说：“愚蠢的讽刺玩笑，担任公职，最好不要开这种玩笑。”
科尔从外形、气质到性格与施密特迥然不同。他相貌堂堂、身材魁梧、富有力度，幽默更是堪称一绝。他戴着无边眼镜，理着新式发型，嘴角总是挂着微笑，给人一种现代感。他的身材有着不容忽视的“优势”，时常可以在沉默中令对手们感到一种难以抵挡的压力，从而不得不做出让步。从这一点来说，似乎远比施密特的良好形象来得实惠一些。
施密特具有一种杰出的而又戏剧性的表演才能，他的身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令竞争者望而生畏的国家权力。如果没有这种才能，人们也许会怀疑，施密特能否当上总理？1976年2月11日，那位以擅长从屏幕上分析人物心理的蒂洛·科赫在电视中无可奈何地问道：“他什么时候能露出他的真面目？肯定不是在摄像机前……”
施密特演讲时讨厌照稿宣读，如果为他准备了讲稿，那么他难免要修改一番。他演讲时喜欢用手势加强语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施密特讲究表演艺术，他不但能够吸引听众，并且可以把随口而出的言辞，当作名言兜售给他的人民。在电视讲话中，施密特总是显出一种政治家的风度，他谈话时字斟句酌，并不时停顿下来，目光避开镜头投向远方，仿佛若有所思。如果有人想从施密特嘴里套出些什么，施密特则会说：
“我愿意用另外的说法”，接着话锋一转，便轻轻松松地绕开了你的问题。
科尔在回答提问时，不喜欢咬文嚼字，也不习惯如其他政治家一样经过一番斟酌酝酿之后才作出一个恰当的答复。科尔谈话时喜欢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如果遇上滔滔不绝的人，他就会耐心地听下去，而不去打断别人。当他发表意见时，如果有人想插话，他能立即中断自己的讲话。
但是，当时的许多人似乎习惯施密特的演说风格，而不能正确对待科尔那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不加思考的表达方式。他常常被打上“土包子”或“表达方式过于简单生硬”的标记。但是，历史证明，这位法尔茨人的的确确沿袭了这种语言风格，并用它向人们指出了联邦德国的今天、明天和未来。那位汉堡人所做到的仅仅是告诉人们如何解决日常事务。许多社民党人特别是年轻人指责施密特是一个经理型的人物。他短小精悍、目标明确，但缺少一种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位总理在公众中的形象似乎证实了这种论断。作为总理，施密特自称是“联邦共和国的高级职员”，并且把选举比作股东大会。
施密特在与他的内阁成员或其他人谈话的时候，会使对方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是笨蛋。有一次，施密特在一次紧张的竞选旅行之后，在火车上同记者们进行一次背景谈话。没过多久，那群记者马上意识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施密特看来是多么愚蠢。结果，20名记者中有一半以上对施密特产生了敌对情绪。施密特的情绪经常处在紊乱状态，他身边的人把这种暴怒理解为他身体不适或者情绪不佳。
科尔对路德维希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像久旱的禾苗渴望雨露的滋润，像羁旅行役的浪子思慕母爱和家园。在他成为莱法州州长的时候，第一个举动就是来到家乡的“艾伯特公园”操着乡音与市民们聊天。在他1982年成为联邦总理之后，他又再一次登上故土同6000名同乡欢聚，在“艾伯特公园”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家庭庆典”。他说：
“在我走过的漫长道路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感到朋友们的亲近。”
经常“置身于群众中”是令科尔高兴的事情，特别是置身于乡音和乡亲之中。没有哪种声音比“乡音”更令他神往。科尔深有感触地说：
“周末回到路德维希港同那里的人们交谈，我经常会发现他们不一定对波恩上层讨论的问题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一些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例如瓦尔德霍夫体育协会队踢得如何，或者凯泽斯劳滕俱乐部一队用了哪位教练或会起用哪位教练。”
科尔在波恩这块政治热土上苦苦奋斗，惟有“乡情”才能冲淡这个路德维希港人在各种低潮中所产生的抑郁和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