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还不曾在美国第一把交椅上坐稳，就大大地跌了一跤。这一灾难来自古巴。
美国人在50年代末才开始注意古巴，大多数《纽约时报》的读者们津津有味地得知，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出没在马埃斯纳山区的莽莽丛林之中。他们的领袖是一个身材魁伟，说话啰嗦，三十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在1956年圣诞节带领仅仅12人在古巴登陆，古巴现任政权的领导人巴蒂斯塔的军队还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跑进了山区。
起初，年轻的卡斯特罗的游击队被古巴军队围困在马埃斯纳山里。然而，巴蒂斯塔的政权腐败、独裁，他镇压人民，越来越失去古巴人对他的支持。于是古巴人便聚集在卡斯特罗周围。到1958年，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经走出山区，在许多地方创建了前沿阵地，并在战斗中击败了巴蒂斯塔。
巴蒂斯塔知道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在同他的军事首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切切实实放弃了继续统治的权力。然后，巴蒂斯塔就带着他的家属和最亲密的支持者来到机场。1959年1月1日，他们乘两架飞机飞往美国迈阿密。
这时，离哈瓦那最近的卡斯特罗军在150英里以外，是一支小分队。当巴蒂斯塔离去七小时后，小分队的欧内斯托·格瓦拉少校还在他的吉普车篷顶上酣睡，当得知巴蒂斯塔离去的消息，格瓦拉立即组织小分队沿大路向哈瓦那进军。部队在黄昏时开拔，彻夜前进，第二天早上到达首都，然后直奔拉卡瓦尼亚碉堡。少校走上铁吊桥，大声吼道：“我是格瓦拉，我要同你们的长官讲话。”
过了一会儿，一辆政府的吉普车开出碉堡，驶过吊桥。碉堡的指挥官，一位陆军少校，解下手枪，把它交给格瓦拉。他说：“我们对战斗不感兴趣，现在没有必要战斗了。”
古巴的内战从此结束，卡斯特罗上台了。开头几年，卡斯特罗政权颇得美国的同情。当时美国记者笔下，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是争取自由的罗宾式好汉，一个卡冈都亚式的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不近女色，生活清苦，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外，没有其他的个人享受。谁也没法让他换掉那身肮脏的绿军装。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铲除了腐败，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父母的庞大计划。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他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跑到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斯琴·赫脱吃小牛排，喝香槟酒，仍然穿着那身肮脏的绿军装。他说：“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并不想要权。”
卡斯特罗的这番表白并不准确，当别人窥视他的权力时，他还是要维护权力和权威的。于是内部出现了斗争和分化，卡斯特罗采取了强硬措施，一百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有些人北逃到美国的佛罗里达，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些古巴流亡者收容下来。
此时，美古关系也日益恶化，因为卡斯特罗搞共产主义，与苏联亲近。卡斯特罗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美古军事协定，声称，谅美国也不敢侵犯古巴。
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在中央情报局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解放部队。1960年总统选举前不久，又决定把它装备成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古巴旅。
肯尼迪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1961年1月28日，总统上任刚满一周，这个计划被提到白宫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肯尼迪对这个计划的态度比较犹豫，但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对新总统担保，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他们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觉得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因为卡斯特罗就要从苏联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有装配足够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消灭在海滩上。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肯尼迪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接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就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
肯尼迪被最后的理由打动，他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杜勒斯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1961年2月底，肯尼迪再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去训练古巴旅的危地马拉基地。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
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调查，这位上校并没有费心思去调查，很快便递交一份报告书。他说：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的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
在报告最后，上校说：“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一致坚信，由于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很多，所以登陆一定可以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0000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支持。这一点当然重要，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绝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记者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绝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林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次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于是他签署了计划。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体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
这一回肯尼迪失算了，因为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数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
肯尼迪的失算此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应该清楚这一点。问题是没有人同他们说过要进山区。中央情报局既未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其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有可能取胜时放弃滩头阵地。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俩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费兰克·本德打电报给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六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四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剩下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手中。
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相当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艘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为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满是铁锈，发动机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那些流亡者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栏。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将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一不被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没有护甲板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突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起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他是地下运动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做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将在广播中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与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了矛盾，不管谁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上，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看，这倒没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光是在哈瓦那，就有数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
第一批登陆的古巴旅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灯，可是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想选择夜间出其不意地偷袭的目的已无法达到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到夜里2点30分，有人发现岸上的一间小木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先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3点15分，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些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可以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失败了。”
我们再来看战场上，好戏还在继续呢。船只逃跑以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一比十三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不到100人。
入侵者的情绪十分高。他们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冲进去把你们撤出来。”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有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为互相敌对的阵营。《哈泼斯》杂志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古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班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料，许多人现在感到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有理由的。”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i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还有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他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对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人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回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希望成功。”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了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六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乌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排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上，肯尼迪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肯尼迪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面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斯克斯”号上出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30分到7点30分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队发动攻击。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地执行任务早已精疲力竭，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做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躺在“埃斯克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一动未动。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变得越来越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全部用完。敌人迫在眉睫。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下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战斗武器。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古巴旅的幸存者蒙受了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33人被俘监禁的事件中也有责任，肯尼迪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
大约一年零八个月以后，由于肯尼迪对古巴发出严重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们，在价值5300万美元的物品交换下获释了。
无疑，猪湾事件成为肯尼迪一生中最糟糕的失败。从此以后，肯尼迪兄弟转而反对中央情报局。肯尼迪一直把杜勒斯看成是间谍大师和政府的台柱，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杜勒斯是个传奇人物，与传奇人物共事是困难的。”
从此以后，肯尼迪尽力避免与中央情报局接近。他罢了杜勒斯的官。他对助手说他恨不能将中央情报局焚化扬灰。
也许我们可以理解许多有识之士将后来肯尼迪遇刺与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
这是后话。现在肯尼迪正有些烦躁、尬尴和失落。对于他来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生命的高峰还远没有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