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走之前，翻箱倒箧地寻找，终于在满墙书架上一个手够不到的偏远角落里找到了；踩上梯子，费力抽出来，再用抹布，把书面书背厚厚的灰尘拭掉，封面的烫金又亮了起来。

　　于是每夜入睡前，就在床上重读这本老书：《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很专心地读。

　　伴侣狐疑地探过头来，“有毛病呀你？”他说。

　　我读着读着，读到夜探，读到清晨。

　　黄昏时分，穿过迦法城门，走进狭长蜿蜒的阿拉伯市场。游客已经稀疏，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人闪着诡谲的眼光靠近来说：“里面还有特别的东西，进去看看？”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

　　转过幽暗深邃的回廊，又是深邃幽暗的回廊；踩过几级石阶，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又是几级石阶。辗转回旋，走在历史的迷宫里，越走越深，越来越困惑，正觉得整个人已经陷在石墙石柱的阴影中时，踏脚出去却蓦然发觉头上一片晴空，月光，好像应承某种终生不渝的盟约，倾其所有地瀑泻下来，照亮了整个古城。不知怎么，我竟然立在一片层层叠叠、起伏有致的屋顶上头，放眼纵看，白石砌成的房舍城垣、教堂回寺，在温柔而虚渺的月色中纵横交错成一片惊心动魄的抽象线条。

　　今夕何夕？我几乎不敢眨眼，用眼光慢慢地、慢慢地描绘着月光所勾勒出来的线条。哭墙在清辉里像一面巨大的舞台布景，黑色的人影憧憧，将灵魂的重量倚在墙上。眼光瞄过教堂的圆顶，越过城垣，远处沙漠丘陵起伏，白色的沙，映着月光。月光锁着古城，像一种蛊惑。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乡土；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过平静生活，一心只想种下一株树，铺好一条路；一百多年了，我们试着和邻居修好，过免于恐惧的生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块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一起呼吸……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

　　坐着听以色列总理的演讲，拉宾的话哀伤而动人。可是，耶路撒冷的“苦难重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海深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吗？开始，恐怕是五千年前吧！

　　“神对亚伯拉罕说：抬眼望出去，往北、往南、往东、往西，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应允给你和你子孙的土地。”（《创世纪》）

　　这片土地，就是石砾遍地的巴勒斯坦。亚伯拉罕的子孙，满脸络腮胡的耶舒华振振有辞地说：“什么占领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家产！你去读《旧约》吧！”

　　我读着《旧约》，却发觉问题不像耶舒华说的那么简单。和神有私盟的亚伯拉罕固然是犹太人的始祖，他却同时也是阿拉伯人的远祖。你看，亚伯拉罕的妻莎拉不能生育，于是要亚伯拉罕以她的婢女为妾，婢女生子伊斯米尔，而伊斯米尔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莎拉得到神的恩宠，以九十高龄而生子伊萨克，伊萨克的十二个孙辈，就成为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起源。

　　这么说起来，今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海深仇，只不过是五千年前开头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争夺家产的延续，也是人类历史上缠讼最久的房地产纠纷。

　　三千年前，大胡子耶舒华的祖先曾经有过一段黄金时代。才气纵横的大卫王东征西讨，打下了一个叫“耶布斯”的小城，以此为都，并改其名为“耶路撒冷”；小小土城，在大卫王不可知的未来成为人类三大宗教的圣地、历史的脐带。

　　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大概就在晋国打败郑国的前后吧，巴比伦的军队打进了耶路撒冷，放火烧城，俘虏了犹太国王和大臣、百姓。数万犹太人流离迁徙，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亡，开始了两千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涯。

　　而耶路撒冷这个沙漠中的土城，则任它朝代兴亡，高楼建起，高楼坍塌。巴比伦人来了又走了，波斯人来了又走了，希腊人、罗马人来了又走了，惟一不走的，大概只有那冷冷的月光。

　　当李渊称帝，建立唐朝的时候，阿拉伯人的骠马正驰骋沙场，南征北伐。“贞观律令”颁定之后几个月，阿拉伯人击溃了拜占庭的军队，长驱直入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开始成为回教徒的天下。

　　那是公元638年。

　　在1993年，如果你站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山冈上，往约旦河的方向望过去，你会看见阿拉伯人的村子历历在目。头包白巾的老人手里握着拐杖，赤脚行过砂砾满布的荒野，他在找他的羊群，不一会儿，从土丘后面冒出一个黑巾蒙面的女人，那是他的妻，赶着羊群向他走来。

　　这一对满面风霜的老夫妻和他们黄土色的羊群，已经在名叫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脚下踩的是一代又一代祖先的足印。

　　当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种橄榄、喂羊群的那好几百年，犹太人在哪里呢？

　　犹太人一直在夹缝里惊惶喘息。别忘了，当中国开始了五朝十六国的时代，基督教已经从异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将巴勒斯坦列为“圣地”——耶路撒冷、伯利恒，四处兴起了基督教堂。1099年，远方而来的十字军因此而理直气壮地打进耶路撒冷，杀烧虏掠，手屠犹太教徒和回教徒，甚至到1516年当耶路撒冷纳入土耳其人的鄂图曼大帝国时，整个耶路撒冷不过三百家犹太人。

　　犹太人在哪里呢？

　　他们在俄国，在波兰，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在每一个国家做“异乡人”。不被本地人接纳，也不愿被本地人同化，他们聚集在城墙外，自成一区，他们的凝聚力如此强大，使本地人侧目，时局不好时，犹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近20万犹太人被西班牙人逐出家园。是“家园”，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在那儿活了好几代，可是由于是寄人篱下，主人驱客只需挥手。所谓几代家园只是一厢情愿的假想。

　　1881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赔出900万卢布。在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则面临灭种的危险，上百万的人被迫离乡——多数人前往美国，少数人却辗转来到原乡——巴勒斯坦，身无分文，只带了一个梦想，或许手里还有一本《旧约》。

　　百万人的流离失所使许多犹太人开始以新的角度审视一个历史难题：也许和地主国同化不是解决种族宗教歧视的办法，也许，也许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从俄国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些少数人就怀抱着这样一个模糊的梦想，也是最初的所谓“锡安主义者”（Zionist），犹太建国主义者，我称为原乡主义者。他们流浪已久、疲倦已极的脚踏上巴勒斯坦土壤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眼目睹的以巴血海世仇的开始。当拉宾沉重地说：“一百年的战争使我们伤痕累累”，他回首眺望的，正是这些原乡者在海滩上踩出的脚印，痕迹仍旧鲜明，因为淌血不断。

　　痛苦使人团结。1897年，第一届锡安大会在瑞士举行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议论纷纷，探讨民族未来命运。原乡建国论者还属少数；有人主张将巴勒斯坦看作一种抽象的文化祖国，有人认为和寄居国密切合作才能保存犹太文化，有人害怕犹太人建国反而会促使寄居国更加迫害，更有人建议把犹太国建在非洲刚果……奇怪的是，在七嘴八舌的建国讨论中，没有人想到一个问题：

　　犹太人回“原乡”建国，好，那么“原乡”上那几百万耕了一辈子地的阿拉伯人怎么办？

　　锡安主义者喊出一个口号：“巴勒斯坦有国无民，犹太人有民无国！”理所当然，犹太人应该移民巴勒斯坦，皆大欢喜。

　　怎么回事？巴勒斯坦怎么会“有国无民”呢？那手持拐杖赶着羊群，赤足走过砂砾的老夫妻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先祖又算什么呢？

　　他们不算“民”，因为他们不知道何谓“国”。到了19世纪，阿拉伯人还不曾发展出国家观念。在巴勒斯坦埋首种地的老农，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家庭、部落；问他是“哪国人”，他只能瞠目以对。1913年，当阿拉伯联盟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与会者的目的也仅止于向鄂图曼帝国争取多一点政治权利，而不是要求民族自决。一直到一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横加暴虐，才促使阿人与英、法联合，对抗已经分崩离析的土耳其帝国。交换条件是，英国将协助阿拉伯人独立建国。

　　短短两年后，1917年，英国人却又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中，将巴勒斯坦许给犹太人建国——今天的以巴仇恨，竟是如此不可预见的吗？或者说，人的短视使悲剧无可避免！

　　犹太人一拨一拨地涌往原乡。文化中像强力胶似的凝聚力使犹太人组织起来，集体在巴勒斯坦买地。那在地上耕作的，是手掌上长满粗茧的佃农，土地的所有权，却在绅士的口袋里，他们住在遥远的大马士革、贝鲁特。土地换了主人，原来胼手胝足的佃农发觉自己一夕之间失去了生计。

　　“那又不是我们的错！”屯垦区里的简妮，拖着及地长裙，边煎蛋边说，“我们是用钱买的地，巴勒斯坦每一寸地都是我们光明正大买下来的。我知道可怜了那些佃农，可我们有什么办法？”

　　脑子里装着梦想和理想，手里紧握着《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充分发挥他们远租亚伯拉罕的精神，一踏上巴勒斯坦就开始屯垦，用手，用脚，用汗水和智慧。

　　土耳其帝国溃倒之后，巴勒斯坦又来了新的主人——英国人。在英国的统治下，犹太人不断地涌入，阿拉伯人不断地暴动，耶路撒冷不断地流血。1936年，为了抗议英国不阻止流亡人潮涌进，阿拉伯人发起了长达六个月的罢工罢市运动（原来五十年前就有了“因地发打”运动）。三年后，英国人终于承诺将在十年内给予巴勒斯坦人独立，同时将犹太移民数目限制在75000人。

　　但是，这已是1939年，恐怖的1939年，欧洲的犹太人濒临绝境，煤气房和集中营等着他们。英国定下的移民限制，等于给百万的犹太人定下死刑。由于这个悲惨的刺激，十年后当犹太人立国时，同时也立下宪法，以色列将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犹太人来者不拒。

　　为了自救，犹太人组织了地下游击队。在1945～1946年间，游击队调动了64艘船，将73000人载往巴勒斯坦——这是现代的《出埃及记》吧？像摩西以法术使埃及人的长子猝死，游击队也诉诸恐怖暴力：大卫王饭店的爆炸中死了91个英国官兵。

　　沿着大卫王大街走向迦法城门，大卫王饭店就在右手边。进进出出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英国官兵，而是背着录摄器材的各国记者，他们来为今天的耶路撒冷作历史的注脚。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当年炸死英国官兵的犹太恐怖分子，变成了日后以色列的政治领袖。当年暗杀以色列政要和运动员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成为今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英雄。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而当这些由恐怖分子蜕变为政治领袖的人风度翩翩地坐下来开会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新恐怖分子又悄悄从他们身后蹿起，像一个受了诅咒的恶性循环。

　　最诡谲的，莫过于面具的交换。犹太人曾经是欧洲的孤儿，他的流离使世人同情，他的艰苦建国使世人鼓掌。但是，犹太人有了归宿之后，巴勒斯坦人成为新的犹太人——现在轮到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饱受寄居国的歧视，他们没有国家的保护，巴籍作家图肯（FouaxTurki）在《失去继承权的人》中写着：

　　“今天，两个巴勒斯坦人碰在一块儿，马上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胞感，我们渴望团结，团结在一起承担痛苦……以前所分隔我们的阶级身份完全消失了……”

　　“天涯沦落人”曾经是犹太人，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幸福，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上。所以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1993年10月28日，以色列人米拉其离开他那由铁丝网围起来的屯垦区，步行到邻近阿拉伯人的村子里去买鸡蛋；阿拉伯人的鸡蛋比较便宜。

　　没有多久，人们就发现了米拉其焦黑的尸体。反对以巴和谈的回教激进分子“哈玛斯”杀了来买鸡蛋的米拉其。

　　米拉其的朋友们、心情激动的犹太垦民，冲进阿拉伯人的小学，一把火烧掉了教室。

　　犹太人杀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杀犹太人。

　　以色列人杀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杀以色列人。

　　公元1993年。

　　经过长途的旷野跋涉，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的边缘。迦南，神所许给他们的土地。

　　摩西挑选出十二个精英作为侦察，出发前他谆谆告诫：

　　“你们去窥探迦南地；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在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

　　（《民数记》十三，17～20）

　　十二个人潜入迦南地，花了四十天的时间侦察研究。回来时，带来一支葡萄藤，藤上所结的葡萄粒硕大如斗，得由两个人用棍子穿起来抬着走。葡萄，还有鲜艳的石榴和无花果，疲惫的以色列人展开笑颜：是了，迦南是个“流奶与蜜之地”。

　　杀戮开始。

　　（鲁亚摘自《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