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登极时，内务大臣兰斯基曾向各首席贵族散发通令，说新皇上敕令该部“坚决保护历代先皇赐给贵族的权利”。
可是在就缔结巴黎和约发表的1856年3月19日宣言里却出现了这样一些模糊但给人以希望的词句：“在对所有人都公正、对所有人都同样加以保护的法律的荫庇下，每个人都将在和平环境中享受诚实劳动的成果。”
在这一宣言发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同沃罗涅日和梁赞两地的首席贵族谈话时说：“传说我想赐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对的。
你们可以把这点告诉所有的人。但是，不幸，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敌对感情是存在的，因此已发生几起不服从地主的事件。我深信我们迟早应当走这一步。我想，你们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从上边开始比从下边开始要好得多。”
皇上的这次讲话没有公布，但迅速在全国传开了。解放农奴的问题，以前只是先进人士考虑的问题，现在广泛讨论起来了。
托尔斯泰萌生了解放农奴的想法。1847年离开喀山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回家乡改善农奴的景况，结果因为农奴理解不了他的良好愿望而一事无成。1855年在克里米亚构思《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时，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农奴制并存”。皇上的演说，使他重新想起了这个问题。他在1856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对农权制的态度使我不安。”
可是如何解放，他并不清楚，当时他还在彼得堡，第二天他就去请教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卡韦林，从他那里拿回大量关于农奴制的材料。4月24日，托尔斯泰根据卡韦林的主张，制订了一个方案。4月25日，又去找后来成为著名农民问题改革活动家的米柳京。在米柳京那里又打听到许多有关情况，并得到了一份解放农奴方案。就农奴解放的一些具体问题，他当天便写信给内务大臣助理列夫申。5月6日，托尔斯泰再访米柳京，米柳京答应设法使列夫申接见他。5月10日，托尔斯泰写好给列夫申的报告，陈述了其解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奴方案的要点。主要内容：
免除农奴的一切徭役贡赋，将土地分给农奴，每户约可分4.5俄亩，其中0.5俄亩不收费，其余4俄亩则每俄亩由农奴支付150卢布，30年付清，以后土地就完全归农奴所有。村社负责收款，如有拖欠，地主可收回若干土地，也可由农奴做工补偿。农奴只要在合同上签字，即可立刻获得自由。
5月12日，托尔斯泰又去找列夫申，列夫申告诉他已把他的报告向大臣报告过了，大臣说：如托尔斯泰能提出详细方案，他将尽量予以批准。托尔斯泰决定继续研究方案。
托尔斯泰带着这个方案兴冲冲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家当天就召集村民大会，要宣布这个方案。可是临时他不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没有宣布方案，而只是建议全村社由劳役制改为租金制，每户租金为26卢布。据托尔斯泰说，这个数目只是邻近地主要的租金的二分之一。托尔斯泰觉得农奴们是有兴趣的。
第二天，5月29日，托尔斯泰召开第二次村民大会，这次他看到农奴情绪不高，跟昨天不同。
很快，托尔斯泰就确信农奴对他的提议是根本不信任的。6月3日，他跟自己乳母的丈夫贾布列夫谈的时候，贾布列夫用聪明人的有克制的微笑回答他，那意思是说他已看透人家在骗他，他决不肯上当。还有一个农奴，托尔斯泰同他谈到租金时，他脸上流露出替托尔斯泰害臊的神色，认为托尔斯泰在设法骗人。
当天，村长就对托尔斯泰解释说，农奴们深信，新皇上加冕的时候“大家都会获得自由”，说托尔斯泰知道此事，因此想用合同束缚他们。
6月5日，又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会上，农奴宣布不同意托尔斯泰提出的条件。
6月6日，托尔斯泰又起草了一份新的合同草案。在这份新合同里，他迎合农奴的要求，提议要农奴选择：或者转为租金制，或者转为劳役制。在新的合同里，托尔斯泰承诺：
1）农奴当时使用的土地永远归农奴所有。
2）24年抵押期满，上述土地完全归农奴所有，农奴将成为自由土地耕种者。
这样，按新方案规定，赎买土地的期限由30年缩短为24年，农奴根据新的方案，在24年内，如采用劳役制，每星期为地主劳动三天；如采用租金制，每户交26卢布租金，而采用租金制的农奴必须单独组成村社，由全村社对每户交纳租金负责。
6月7日，托尔斯泰吩咐村长召集老人开会，讨论新方案。会开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们的顽梗不化，使我要发火，我好不容易忍住了。”
在跟农奴谈话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决定给当时担任国务委员会法制局局长的布卢多夫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他这封信的草稿里，我们可以看到：
1）托尔斯泰认为土地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地主，但农奴则认为土地应属于农奴；
2）不管是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政府应当赶快解放农奴，否则会酿成大祸；他说：“如果六个月之内不解放农奴，那就会出现燎原大火。”
3）托尔斯泰虽然认为带土地解放农奴是公正的，但他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奴，因为这样解放的速度会快些。
6月10日，托尔斯泰召开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让农奴表态是否赞同他的提议。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得到的是坚决拒绝。
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把自己的方案放一放，等到秋天再说，因此把出国日期推迟了。
不知是托尔斯泰劝说的结果，还是农奴自己决定的，反正夏末，有20个农奴表示愿意接受租金制。
10月1日，托尔斯泰在给塞瓦斯托波尔时期的朋友科瓦列夫斯基写信时又谈到了农奴问题，他说，如果政府不明确地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我们会被宰掉的”。他指责政府千方百计地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话保密，而这个讲话却已经传遍了全国。他在信里说：“既然说了需要考虑自由问题，那么忘掉是不行的。”主张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解放农奴。
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科瓦列夫斯基能运用其在政界的影响促进农奴问题的解决。
农奴对他的良好愿望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当四十多年后他写《复活》里聂赫留道夫宣布把土地交给农奴、提议农奴把土地使用建立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的基础上这一场面时，他把农奴1856年对他的答复全部写了进去。
1856年5月30日，托尔斯泰骑马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探望妹妹，第二天到附近的斯帕斯科耶去拜访屠格涅夫。聊得很愉快，第二天，6月1日，他又把屠格涅夫带到妹妹的庄园。路上以及在妹妹庄园里聊得都很愉快。屠格涅夫记住了一次闲聊的内容，多年以后曾讲给几个人听过。
他1881年对克里文科说：
“有一次夏天我跟他（指托尔斯泰——引者）在农村相聚，傍晚在离宅院不远的牧场散步。我们看到一匹老马，疲惫不堪，非常可怜：四条腿弯曲着，骨瘦如柴，老迈和劳累已把它彻底压垮了。它连青草也不吃，只是站在那里甩着尾巴赶糊到身上的苍蝇。我们走到这匹不幸的骟马跟前，托尔斯泰开始抚摩它，嘴里并念叨着一些话，他认为这马有感情并且能思考。我简直听得入神了。他不仅自己体会到这匹老马的不幸，而且也使我触景生情。我忍不住说：‘喂，托尔斯泰先生，您一定什么时候也曾经是一匹马。’”
托尔斯泰5月31日在日记里写道：“想写一篇马的故事。”上面讲的可能是托尔斯泰1863年开始写的《霍尔斯托密尔》的最初想法。
1856年整个夏天，托尔斯泰都是在农村度过的。除了管理家业以外，就是读书写作。
他读了普希金作品，然后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后来又读了屠格涅夫刚发表的小说《浮士德》。
外国作品，这年夏天和秋天，他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小杜丽》和《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贵人迷》和《女学者》、萨克雷的《纽克姆一家》以及欧仁·苏的一本什么小说。
6月初，读普希金的作品激起他写文艺作品的愿望。6月4日，他整理以前开始写的一些作品的手稿。第二天，他把1853年写的《逃亡者》手稿拿出来改了一些地方。6月10日，他散步时考虑了未来写作计划，他想以周围的堕落生活为题材写一部喜剧。在他档案里保存着他这个时期写的两部喜剧开头的草稿。
经过一段摸索之后，他终于决定接着改写在塞瓦斯托波尔就已开始写的《青年》。6月末开始，7月、8月和9月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件工作上。8月22日，第二稿结束；8月27日，开始写第三稿。托尔斯泰从早到晚忙着修改。9月12日第三稿写完了，接着是通读润色。9月24日誊清稿寄给了《读者文库》主编德鲁日宁征求意见。托尔斯泰当时很信任德鲁日宁的判断力。在信里，托尔斯泰说写成的稿子只是他拟写的小说的一半，请他“严厉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假如他认为小说不好，请指出可否修改或者干脆扔掉。同时，托尔斯泰并授权给他划掉不需要的地方——这个权利，迄今为止他没有给过任何人。
托尔斯泰同时写信给巴纳耶夫，说他已把小说寄给“一位先生”审阅，如该先生认为可以发表，他将把这部小说交给《现代人》发表。
10月6日，德鲁日宁回信肯定了这部小说，详细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优缺点以后，说它决不会玷污托尔斯泰的名声。
托尔斯泰得到德鲁日宁的肯定意见，十分高兴，立即写信给巴纳耶夫，建议在《现代人》1857年1月号上刊登《青年》。
写作《青年》的同时，托尔斯泰也努力思考过文学的使命和任务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同人之间分裂的导火线。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现代人》编辑部工作。他继承和发展别林斯基的观点，坚持并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原则，引起了德鲁日宁等人的不满。1856年，德鲁日宁离开《现代人》到《读者文库》去了。
1855年安年科夫编辑的新版普希金全集出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发表后，德鲁日宁在《读者文库》上发表文章评介普希金全集时赞扬文学中的普希金方向，反对果戈里方向，认为当代文学被果戈理方向弄得衰弱已极，说普希金如果活到今天，也会反对这个方向的；说普希金的诗歌是反对无节制的模仿果戈里的讽刺方向的最好武器，主张“优美艺术”采用善美爱等永恒主题，反对以醒世为宗旨的“教诲艺术”。
屠格涅夫1855年6月17日给鲍特金写信，说德鲁日宁对果戈里的态度是不对的；在有一些时代里，文学不能只是艺术，有一些利益高于诗歌的利益；自我认识和批判的因素像在个别人的生活里一样在民族生活的发展里也是必需的。
8月6日，鲍特金写信给德鲁日宁更加坚决地反对德鲁日宁对果戈里方向的提法。他说：“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反对果戈里方向，它是为社会造福、为唤醒社会意识所必需的。”
9月16日，涅克拉索夫写信给鲍特金，说德鲁日宁是胡说八道，不值得跟他费口舌。他在信里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种理论是对的，那就是：无私地热烈地去爱真理，甚于爱一切，也甚于爱自己，并且去为它服务，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去为艺术服务吗，那你也会为社会服务；反之，你去为社会服务吗，那你就会为艺术服务。”
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要什么样的文学的问题，为艺术而艺术呢还是为社会而艺术的问题，是文学要不要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问题。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1855年11月至1856年5月在彼得堡期间以及1856年在鲍特金的别墅时肯定见过这种争论，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在昆采沃会见了德鲁日宁和鲍特金以后，1856年5月26日，托尔斯泰在创作笔记里写道：“狄更斯的人物是全世界共同的朋友，他们是美洲人和彼得堡人之间的桥梁；而萨克雷和果戈里是准确的，凶狠的，艺术的，但不是可爱的。”
1856年5月12日，还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就写过：“是的，取得真正生活幸福的最好手段就是不受任何法则的束缚，像蜘蛛一样向四面八方放出有粘力的爱的蛛丝，去捕捉所遇到的一切：老太婆，孩子，女人，警察。”
5月29日，他在创作笔记里写道：“对一切能引起愤怒的事情，最好避开；对生活来说，有了不引起愤怒的事物——爱也就足够了。而我们这里愤怒、讽刺、火气已变成了毛病。”
从上面那些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文学观点是接近德鲁日宁的观点的，主张用“爱”来指导一切。7月2日，他给涅克拉索夫的信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首先说他十分讨厌那篇评论《俄罗斯漫谈》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对《俄罗斯漫谈》上的菲利波夫的文章《不要随心所欲地生活》提出批评。接着他就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攻击转入正题。他说：
“不，您犯了一个错误：把德鲁日宁从您的团体里放走了。他在的时候，还可望从《现代人》中听到评论，而现在呢，只有耻辱和这位臭不可闻的先生（这是格里戈罗维奇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起的浑名——引者），您所听到的就是他的这种尖细的、讨厌的声音。他讲的净是些荒谬绝伦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不善于讲话，由于他的声音很不好听，他也就激动得更厉害。所有这一切都是别林斯基式的！别林斯基总是大声疾呼，而且总是用一种愤慨的语调说话，因为他常常处于愤慨之中，而这位先生以为，要把话讲好，就应讲得粗鲁，而为此就必须愤慨。他在自己角落里独自愤慨不已，直到有人发出‘嗤’声并盯住他的眼睛为止。
您别以为我是为了争吵而提及别林斯基的。平心而论，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是十分可爱的，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正因为他来自平民的行列，他才孳生出一些令人讨厌的模仿者。我们这里不仅在批评界，而且在文学界，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看法，认为做一个愤慨、恼怒凶狠的人是可称道的。而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人们喜欢果戈里胜过普希金；别林斯基的评论被认为完善到极点；您的诗在现在所有诗人中最受欢迎。而我认为这很糟，因为一个恼怒、凶狠的人是不正常的。一个会爱的人则恰恰相反，并且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能行善，才能明察事理。因此，我很喜欢您最近的一些诗，因为诗中有忧郁（即爱），而不是愤怒。一个有益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愤恨，您心中的愤恨要比其他人少。可以故作愤恨之态，也可以佯装成口齿不清的样子，甚至可以使之成为习惯，如果喜欢这样的话。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对愤恨喜欢得不得了。人们称赞您的时候常说：他是一个满怀愤恨的人。人们甚至以赞颂您的愤恨来奉承您，而您也就容忍了这套把戏。虽然我不会不知道那篇评论《俄罗斯漫谈》的文章的作者，但我又想到，您（大概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然而您对它作了补充，并且还十分满意。如果您不同意我的看法，您一定会生我的气，那就悉听尊便吧。”
7月22日，涅克拉索夫给他回信，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您信中提及的问题，我打算在空闲的时间再谈。但是不管怎样，我是不敢苟同的。特别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您竟如此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如果一个人身上有某种优点，那么，鉴于这种优点，就不该因他有不好的地方或似乎是不好的地方而匆忙对他作出判决。同样也不应该忘记，他十分年轻，大概除您而外，他比我们大家都年轻。您现在住在乡间感到很好，因此您不理解为什么要气愤。您说对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可是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出一副愤慨的样子是可憎的，可我要对出于真诚而怒不可遏的人顶礼膜拜——在我们这里，让人愤慨的理由还少吗？而我们越是愤慨，我们的情形就会越好，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越加热爱——不是爱自己，而是爱自己的祖国。日内我还要给您写信。写信讨论这种问题，我是不厌其烦的，只是现在没有时间。”
1856年8月22日，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一封信。从信里可以看出来，托尔斯泰接到上封信之后回了一封信，语气是和解的，涅克拉索夫很高兴，除了表示喜欢他的个性以外，还对他提出了希望。涅克拉索夫说：
“请不要把担任职务的涅克拉索夫（而且又是个不幸的、不善于扮演自己角色的人）同我本人混为一谈，这样您也许会实实在在地爱上我，但要做到这一点，您还需要对我有所了解。不过有一点目前我是毫不怀疑的，那就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将来也决不会成为仇敌。至于我，自从我和您相识以来，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始终对您那真诚而强有力的个性抱有好感。……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喜欢这种性格的。对我来说，那种十分粗野的极端态度，那种极不像话的执拗劲儿（此时此刻），要比淡漠地说声‘随您的便’或者胆怯地说声‘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得多。
不过，此事就谈到这儿吧。我曾经说过我爱您，这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扯谎，——其次：我还爱您身上所体现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对俄罗斯文学，您已做了不少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只要您认识到：在我们祖国，作家首先就应该是教师，并应尽可能地去给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
在涅克拉索夫努力对托尔斯泰施加影响使他去为“不敢讲话和遭受屈辱的人们当辩护人”的时候，德鲁日宁则力图使托尔斯泰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在10月6日给托尔斯泰的信里，除了对《青年》提出一些意见以外，还建议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三人“应当控制《现代人》，并且应当成为它的代表”。他还提出具体工作方法，说：
“请您赶快去熟悉杂志行业的工作过程，去研究别林斯基的理论，因为在这一点上你们将会有巨大的分歧，所以还要赶快做好准备工作，要通过互相协商和尽可能的让步，采纳适合于您的意见。不要莽撞，要暂时忍耐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成体统的行为（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纲领——引者），虽然现在您仍在用某种方式替他受过。但是，在全面审查和作出决定以后，就请您断然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请您在莫斯科同鲍特金谈一谈——他是个可贵的极有教养的人，也是喜欢行善、愿意行善的人。”
托尔斯泰既没有接受德鲁日宁的提示，也没有同意涅克拉索夫的看法。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6月14日，托尔斯泰的好友季亚科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访问。
他向托尔斯泰提了几点如何管理家业的建议，同时也劝他娶邻居阿尔谢尼耶夫家的小姐瓦列里娅为妻。
阿尔谢尼耶夫家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的庄园苏达科沃在去图拉的路旁，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8俄里。这些孩子们的父亲于1854年去世之后，托尔斯泰便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瓦列里娅是家里的老大，1856年已满20岁。
托尔斯泰很认真地看待好友的规劝。此后，他就常常到阿尔谢尼耶夫家去拜访。他认真仔细地观察使他感兴趣的姑娘，并把观察结果记到日记里，从6月15日到8月12日，记了近两个月。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一会儿觉得瓦列里娅淳朴可爱，会儿觉得她轻浮愚蠢，一会儿爱得神魂颠倒，一会儿又觉得没有感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想到了结婚，甚至还同瓦列里娅谈到了婚后的生活问题。
11月13日深夜，他久未收到瓦列里娅的信，开始给瓦列里娅写一封长信。他要跟心爱的姑娘谈谈婚后的生活方式。他给自己起名赫拉波维茨基，给未婚妻起名坚比茨卡娅。他首先给俩人做了性格鉴定。关于自己，他说，是个“精神上的老人”，“年轻时做过许多蠢事”，不过如今“已找到文学作为自己的道路和使命”。他“在心里蔑视上流社会”，因为在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里“一切好的诚实的纯洁的思想会丧失”，“他尊崇宁静的合乎道德要求的家庭生活”。而坚比茨卡娅的理想则迥然不同。“她的幸福是：舞会，袒露的肩膀，四轮轿式马车，钻石，跟宫廷高级侍从和高级副官的交往，等等。”他们的爱好是相反的，但他们相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怎样安排共同生活呢？托尔斯泰提出了问题，并做了回答。他说必须“互相让步”，“谁的爱好道德成分少，谁就该多让步。”赫拉波维茨基准备在乡下度过一生；在乡下，他有三件事要做：爱坚比茨卡娅并为她的幸福操劳，写作，经管庄园。而坚比茨卡娅则希望住在彼得堡，“一冬天参加四十次舞会，在家里接待好朋友，坐着自己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涅瓦大街上游逛。”托尔斯泰认为，必须在两种理想之间采取折衷方案：在乡下住七个月，在彼得堡住五个月，“但不参加舞会，不买四轮轿式马车，不买特殊的化妆品……完全不跟上流社会交往”，在五层楼上租四个房间作住宅。他们的收入只允许做到这些。他的庄园一年能有两千收入（“如果不像所有地主那样对不幸的庄稼人敲骨吸髓的话，”——他保留地说），写作能有1000收入，她有一张20000的期票，年息800。赫拉波维茨基夫妇再没有其他收入了。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婚后生活的理想。
托尔斯泰终于看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12月12日，他给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宣告这段恋爱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