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夫妇吵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夫人的脾气越来越坏，往往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吵得寻死觅活的。可能是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积怨太深”，另外也可能跟夫人处在更年期有些关系——她那时51岁。
由于切尔特科夫的请求，托尔斯泰跟自己的朋友和媒介出版社编辑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戈尔布诺夫等人一起在莫斯科一家最好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托尔斯泰夫人知道后，大发雷霆。透过紧闭着的房门，传出了夫人的不顾体面的、声嘶力竭的狂叫和托尔斯泰的低沉痛苦的声音。她把照片、底片都撕毁了，才平静下来。
另一次更可怕的争吵是《主人和雇工》引起的。
托尔斯泰写好了一篇小说，叫做《主人和雇工》，答应给《北方导报》发表，因为托尔斯泰曾在那儿发表过童话《卡马尔》。
托尔斯泰夫人对此事是很不满的。写出了这么一篇好小说竟不交给自己的妻子放进她主编的全集里使她挣点钱，而白白地（因为这时托尔斯泰已放弃了版权）送给一个犹太女人古列维奇——《北方导报》主编，真是岂有此理。夫人越想越气，想到古列维奇是个女人，更是怒不可遏。
于是便失去自制，一早从房间里冲到街上，沿着大街跑起来。托尔斯泰在后面追。她穿着长睡衣，托尔斯泰穿着长绒裤，没穿上衣，只穿坎肩。
托尔斯泰劝她回家，她执意不肯，喊着让人把她抓走，把她送进疯人院去。托尔斯泰拖她，她就躺到雪地上，她赤脚穿一双便鞋，长睡衣下面只穿衬衣，浑身湿透了，心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切都模糊了……
第二天，她想到丈夫从来没有给她做过什么好事，她付出了那多么的爱，而得到的回报却很少，于是又发起火来，把校样往桌子上一扔，披上一件小皮袄，穿上套鞋，戴上皮帽就从家里跑出去，向女修道院的方向跑去，想去麻雀山的树林里冻死——《主人和雇工》里的舍己救人的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就是冻死的，她也要学他的样子去冻死。幸好她的女儿玛莎看她脸色不对，从家里跟了出来……
第三天，她仍然不肯罢休，凌晨在街上雇了一辆马车，往库尔斯克车站奔去。谢尔盖和玛莎追上，把她拦住，带回了家……
面对这种情况，家里人和医生都束手无策。
托尔斯泰能有什么办法使她平静下来呢？惟一的办法就是用爱情去感化她。托尔斯泰夫人在《往事》里是这么记载的：“当我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他便走进房间，向我跪下，头碰到地板上，对我发誓，并恳求我原谅他。”
2月15日，托尔斯泰同意满足妻子的要求，把《主人和雇工》寄给《北方导报》的同时，也允许夫人编进第十三卷里去，同时也寄给媒介出版社出版。
1895年2月对托尔斯泰一家来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个月，上半月托尔斯泰夫妇剧烈的争吵刚刚平息，全家都喜欢的伊万在2月23又得病死了。对托尔斯泰夫妇来说，真不啻是晴天霹雳，雪上加霜。
伊万是托尔斯泰夫妇第9个儿子，才7岁，非常乖巧：
当听到妈妈哭声时，他知道去安慰妈妈。
当妈妈指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四周的田地对他说这全都属于他时，他说：“不要，妈妈，一切都是大家的。”
当妈妈训斥听差或女仆时，他责问妈妈：“你为什么要骂他们？”
当米沙打萨沙时，他冲着米沙喊：“不许打人！”
他还知道遵循爸爸的原则不吃羊肉，不杀动物……
他……他乖巧可爱的地方说不完！
他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是爸爸心目中的事业接班人。
他的夭折对托尔斯泰夫妇是个无比沉痛的打击。
托尔斯泰夫人甚至用头撞墙哭喊着：“这不是真的，他没有死！”
托尔斯泰一下子变老了，背完全驼了。
但是小儿子的死也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夫妻之间的关系。托尔斯泰在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说：“他（指伊万——引者）活着是为了增加自身的爱感，而且在爱中长大，因为这是打发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上帝所需要的；同时也是为了在他离开人世到上帝那儿去的时候，把在他身上所增长起来的爱都留给我们，并用这种爱把我们都团结在一起。我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亲密无间过。无论索菲娅（托尔斯泰夫人——引者）还是我自己，都从来也未曾感到过如此需要爱，以及如此厌恶各种各样的隔阂和恶行。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索菲娅。”
早春时节，托尔斯泰没有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留在莫斯科陪伴夫人。他拼命地写作，借以摆脱痛苦的思念。
1895年3月1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打算写一些文艺作品，即写完已经开始写的和已经构思好了的作品：一、《科尼的故事》（后来改名为《复活》），二、《谁正确》，三、《谢尔盖神父》，四、《地狱中的恶魔》（后来改名为《地狱的破坏和恢复》）五、《证券》（即《伪造的证券》），六、《母亲的笔记》，七、《亚历山大一世》（《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下的笔记》），八、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九、《移民和巴什基尔人》。”
1895年整个春天，托尔斯泰都在紧张地写《复活》，7月1日完成了初稿。他在7日4日的日记里写道：“《科尼的故事》（《复活》）润色完毕。”
由于妻子目前的状况，托尔斯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考虑离家出走改变生活环境的问题了。而在这个环境里继续生活下去，却是十分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考虑到死的问题。可能正是因此，他在189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起草了遗嘱。他的女儿玛莎当时就抄了一份藏在身边。1901年7月23日，托尔斯泰在这份遗嘱上签了字。这份遗嘱对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很有价值，因此我们把其主要部分摘录下来：
“1)把我葬在我去世的地方价钱最便宜的公墓里，假如我死在城里的话；而且要像人家埋乞丐那样，用一口价钱最便宜的棺材。不要摆鲜花和花圈，也不要致悼词。假如可以的话，不请神父，不举行安魂祈祷。
但是，假如将来料理我的后事的人不愿意这样做的话，那就让他们按照惯例举行安魂祈祷好了，不过要尽量节约、从简。
“2)不在报上发布逝世消息，不写讣告。
“3)我的全部文稿都由我的妻子、切尔特科夫、斯特拉霍夫[以及我的女儿塔尼娅和玛莎]（[]里的词句是我自己勾掉的，女儿们不必做这种事）中间在世的人审阅和处理。我不要儿子们承担这个义务，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感谢上帝，近来我越来越爱他们了），同时我也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我的思想，也没有注意过我的思想进程……我请求把我独身生活时期的日记毁掉，不是我想对人隐瞒自己那段卑劣的生活（我的生活从俗人的观点来看是没有原则的年轻人通常所过的那种糟糕的生活），而是因为在这些日记里我所记载的只是由于意识到有罪而使我痛心的那些事情，因此这些日记会使人产生不正确的、比较片面的印象，而且会造成……
“不过，就让我的那些日记照旧保存下来也可以。从中至少可以看到：尽管我年轻时的行为十分庸俗、十分糟糕，但我终究没有被上帝所抛弃，而且开始理解并且爱上了上帝，虽然是到暮年才开始，而且程度也不够。我请求那些对其余文稿进行审阅处理的人别把所有的东西都发表，而只发表那些可能有益于人们的东西……
“4)关于以前那些著作的版权：我请求我的继承人把十卷集和《识字课本》的版权都交给社会，也就是说，放弃版权。但是，我就此事只是提出请求，决不是非照办不可。做到这一点是好的，而且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桩好事。假如你们不做，这是你们的事。这就是说，你们未能做到。近十年来，我的著作都是被卖出去的，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5)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恳求所有的人，不分亲疏，都别赞扬我（我知道有人会做这种事的，因为我在世时就有人以极其不好的方式这样做过）。假如有人打算研究我的作品，那就应该深入领会作品中上帝的力量通过我来阐述的地方，同时应该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有时，我感到自己是上帝意志的传播者。我经常是那么不纯洁，那么满怀私欲，以致这一真理的光芒由于我的愚昧而变得暗淡了，但是这一真理有时候还是通过我而得到传播的，这是我生活中最为幸福的时刻。上帝保佑，但愿这一真理在通过我传播时不受到玷污，但愿人们能吸收到真理的营养，尽管从我这里得到的真理是渺小的不纯的。
“我的作品的意义仅在于此。因此，为了这些作品，对我只能骂，绝不能赞扬。”
这年8月初，契诃夫初次来访托尔斯泰。契诃夫在给苏沃林①的信里说：“我在托尔斯泰那里度过了一个半昼夜，所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美好的。我感到轻松愉快，就像在家里一样，而且我跟他的交谈也是轻松愉快的……”在下一封信里，他又说：“托尔斯泰的女儿非常讨人喜欢，她们非常热爱自己的父亲，而且对他怀有一种狂热的信仰。这就是说，托尔斯泰确实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因为，要是他不真诚、不完美的话，那女儿们首先就会对他产生怀疑，因为女儿就像麻雀一样，用谷糠是骗不了的……未婚妻和情人是可以任你欺骗的，在爱你的女人眼里，甚至笨驴也会被当作哲学家，但是女儿却是另一回事。”
①苏沃林（1834—1912）俄国政论家、文学家、出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