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夫人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年轻时，她的妹妹曾讥笑过她的性格——顾影自怜，确信自己是个不幸的受害者。现在这种性格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随便一件小事都会惹得她掉泪，歇斯底里大发作。
1909年7月初，托尔斯泰接到邀请，要他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第18届世界和平大会。托尔斯泰想去。他觉得，只有他才肯直言不讳地说出制止战争和普遍裁军的真理，人们肯听的也只有他的发言。他认为出席会议是自己的责任，但是他把出席大会的想法告诉夫人以后，夫人却大哭大叫，闹着要自杀，坚决不放他去。托尔斯泰只好放弃了这次旅行。
托尔斯泰夫人想要对出版托尔斯泰著作的出版商起诉，但心里没有把握。恰好这年夏天托尔斯泰妹妹的小女儿列娜带着丈夫杰尼先科和两个孩子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作客。杰尼先科是新切尔卡斯克法院院长，托尔斯泰夫人便问他托尔斯泰过去那份出版和销售他的著作的旧委托书是否有效，杰尼先科回答说无效。托尔斯泰夫人便对托尔斯泰大发雷霆，喊道：“一家人都要讨饭去了，你却满不在乎。你想把一切著作的版权都交给切尔特科夫，让子孙挨饿！”托尔斯泰夫人一再要求把全部著作的版权都给她，托尔斯泰坚决不同意。托尔斯泰把手稿和日记复本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夫人很生气。她焦虑不安，生怕得不到1881年以后写的那些还没有出版的著作的版权。她哭泣，喊叫，半夜闯进托尔斯泰的房间哭闹。她已失去理智，没有意识到她在扯断她跟丈夫的联系的最后一根线，没有想到她这是加速托尔斯泰的死亡。托尔斯泰在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假如她（指妻子——引者）能知道并明白就是她一个人在扼杀我生命的屈指可数的最后几小时、几天、几个月就好了……”他于8月2日给切尔特科夫写信说：“整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很糟，心绪不好。没有爱，就没有快乐，没有生活，没有上帝。……我这个人很糟，越来越想死，以前是每天晚上想，现在每天早晨也想，而且这使我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被家里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和众多的来访者弄得疲惫不堪，想找个清静地方休息一下。于是就决定去看看切尔特科夫。切尔特科夫一家这时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克列克希诺庄园里。在这里，托尔斯泰写了一份遗嘱，写明他放弃1881年以后所写著作的全部版权，谁愿意出版都可以，但出版的东西事先必须经过切尔特科夫审订。托尔斯泰和三个证人都在上面签了字。副本给了切尔特科夫，原本由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保管。切尔特科夫建议萨莎顺便到莫斯科找穆拉维约夫律师，了解一下这份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归途，路过莫斯科的时候，萨莎去找了穆拉维约夫律师，穆拉维约夫律师认为这份遗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答应起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
1909年11月1日，托尔斯泰在穆拉维约夫律师起草的新遗嘱上签了字，写明把全部版权交给长子谢尔盖、长女塔尼娅和小女儿萨莎，由他们转交社会共同享用。后来托尔斯泰决定写一份新遗嘱，把版权交由萨莎一人处理。1901年7月22日，在离家几俄里远的一个树林里，托尔斯泰坐在小树墩上亲手把遗嘱写好，跟三个证人一起在上面签了字。
后来他还对小女儿萨莎说：“假如出版第一版著作剩下什么钱的话，最好能从你妈妈和哥哥那里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买回来交还给农民。”
1909年9月底，托尔斯泰收到印度民族主义领袖、20世纪非暴力抗暴主义倡导者甘地来信。甘地在信里除了表示仰慕之情以外并介绍了印度消极抵抗者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的情况。他请托尔斯泰写一篇《致印度教徒》，谈谈不以暴力抗恶的问题。托尔斯泰欣然照办了。
托尔斯泰夫人已精神错乱，据说这是一种妇女精神病的谵妄症状，越闹越凶。她坚决要求托尔斯泰把日记从切尔特科夫手里要回来，否则她就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别人。
夜里，她又到托尔斯泰房间里大闹，托尔斯泰被折腾得一夜没睡，7月14日凌晨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尽管人近在咫尺）。这封信对理解托尔斯泰对妻子的态度和评价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要多引一些：
“一，现在的日记不给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管。
“二，过去的日记我要从切尔特科夫那里取回来，由自己保存，大概要放到银行里。
“假如你担心在我的日记里会有些地方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写到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而这些地方又会被将来敌视你的传记作者所利用，那么在我的日记里以及在你的日记里所表现的那种暂时的感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我们的真正关系提供确切的概念。这些就姑且不去说它，假如你害怕这一点，那么有机会我可以很高兴地在日记或者书信里表明我对你的态度和对你一生的评价。我对你的态度和对你一生的评价是这样的：像年轻时一样爱你，这样的爱一直没有终止。尽管有各种冷淡的原因，可是我过去爱你，现在也还是爱你。我们停止了夫妻生活，这只能揭去真正爱情的伪装，这一点我就不谈了；使我们冷淡的原因是：
第一，我对上流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感到厌烦，而你却不愿意也不能够抛弃这一切，因为你内心没有产生我的这些信念的基础。这是很自然的，我不为此怪罪你。
“……如果我说的话使你感到不愉快，那就请你原谅。不过我们之间现在发生的事极其重要，所以必须不惧怕讲出全部真情，并且听完全部真情。第二，你的性格最近几年来变得越来越急躁、专断和任性，这些性格特征的出现不能不使感情的表现冷淡下来，但冷淡的不是感情本身。这是第二点。
“第三，是一种主要的也是不幸的原因，你我在这方面都是同样没有过错的，那就是我们在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上完全是相反的，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是直接对立的：例如生活方式、对人的态度、对生活资料、对财产的态度等等，我认为财产是一种罪恶，而你却认为是必需的生活条件。我在生活方式上希望和你不要有分歧，就屈从于使我感到痛苦的生活条件，而你却认为是我对你的观点的让步，于是我们之间的误会就越来越大了。还有其他冷淡的原因。过错，我们俩都有，但我不去讲它们了，因为这于事无补。主要的问题在于，尽管过去存在一些争吵，我仍然爱你，珍惜你。我对你和我的共同生活作如下评价：
“我是一个放荡的在性生活方面非常堕落的人，我娶你这个纯洁、美丽、聪慧的18岁的姑娘时已经不年轻了。尽管我过去是肮脏的、不道德的，但你却和我一起差不多生活了50年，你爱我，过着勤劳艰苦的生活，为我生育、抚养、教育和照管孩子，照管我，没有屈服于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充满活力、健康美丽的女人很容易被征服的那些诱惑，纯洁地生活过来了，我不敢对你有任何责备。至于你没有在我的特殊的精神活动中追随我，那我不能责备你，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他自己和上帝的秘密，别人不能对他有任何要求；假使过去我这样要求过你，那是我的错，我的过失。
“这就是我对你的评价，我对你的态度的正确描述。至于在日记中可能看到的，我只知道那里没有任何尖锐的东西；跟我现在所写内容相反的东西在那里是找不到的。因此，你对日记不必担心。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四，如果现在我跟切尔特科夫的关系使你苦恼，那我就不跟他见面。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一点与其说使我感到难过，不如说使他感到不愉快。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将是多么痛苦！但是假如你想这样的话，我就这样做。
“现在讲第五点。假使你不接受我这些为建立良好安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的话，那我就收回不撇下你而出走的诺言。我是要走的。多半不是到切尔特科夫那里去，甚至还要提出不要他住在我的附近。但是我一定要走，因为这样生活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假使我能够平静的忍受你的折磨，那我是能够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我无法忍受。
“昨天晚上你离开时很激动，很痛苦。我想睡，我躺下了，但这时我与其说想到你，不如说感觉到你，于是我没睡，我在静心地听，一直到一点，两点，睡醒又听，甚至在睡梦中，或在矇眬中我都看到你。
“亲爱的索菲娅，你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你就会正确地决定一切。至于我，我已作出决定，我别无选择。亲爱的，不要继续折磨自己了，你折磨的不是别人，因为你远比别人痛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塔尼娅和她丈夫帮忙把日记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拿回来，存放到银行里去了。但是家里并没有平静下来。于是决定请著名的精神病专家罗索利莫和托尔斯泰家的朋友尼基京医生一同来看看。罗索利莫断定托尔斯泰夫人是“一种变态的两重性体质，即偏执狂和歇斯底里症，而占优势的是前者”。他建议托尔斯泰夫妇分开住，多沐浴，多散步，要想办法多安慰托尔斯泰夫人。而托尔斯泰夫人则坚决声明她没有病，不听医生的劝告。
三儿子列夫和四儿子安德烈回来了，他们都站在妈妈一边。列夫甚至责骂父亲不可怜妈妈。托尔斯泰甚至觉得儿子要骂他“坏蛋”了，心里非常难受，一连几天都在考虑这件事。
儿子们对托尔斯泰不好，可能因为没有得到钱。托尔斯泰夫人和两个儿子这两天一直追着托尔斯泰和萨莎要遗嘱就是证明。7月27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情况还是老样子，但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安德烈走过来问：‘有遗嘱吗？’我说，我不愿意回答。真叫人难过。我不相信他们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这是很可怕的。”
从托尔斯泰那里没问出来，安德烈和妈妈就找萨莎追问。
这时比留科夫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就跟他谈起遗嘱的事。比留科夫的意见是：应当先召集全家人，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再立遗嘱。托尔斯泰认识到不该秘密写遗嘱。这种做法加深了他和夫人、夫人和切尔特科夫、萨莎和妈妈以及哥哥们之间的矛盾。
作家柯罗连科来访，暂时缓和了托尔斯泰家里的紧张气氛。他很善于讲故事，晚上全家聚在大厅里，听他讲在俄国和美国旅游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柯罗连科了解到托尔斯泰的处境以后，对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说：
“好啦，现在我更加确信，托尔斯泰先生像一棵橡树，经受了一切打击，但没有被摧毁。我原来以为，他生活在非常幸福的环境里，人们怕惊扰他，甚至不敢对他稍有顶撞。我老是听说他容不得别人的反驳，并且害怕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我看到他是很能宽容别人的。”
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尼娅来接托尔斯泰到自己家里去住，目的是遵照医生指示，使父母分开住。但是托尔斯泰夫人不同意，说要去就一起去。
萨莎很生气，托尔斯泰劝她说：“妈妈有病，我们应该怜悯她。我觉得我已做好准备去满足她的任何愿望。我情愿不到塔尼娅那儿去，留下做她的护士，直到她生命结束。”
结果是全家一起到塔尼娅家里去了。在塔尼娅家里日子过得轻松愉快。托尔斯泰夫人喜欢孩子，跟孩子们在一起，她很开心……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政府已允许切尔特科夫住在图拉省。于是托尔斯泰夫人又闹起来，又哭又喊地说，要打死切尔特科夫。谁也劝不住她。
塔尼娅夫妇竭尽全力来缓解托尔斯泰的困境，托尔斯泰深受感动，便把秘密写遗嘱的事告诉了塔尼娅。
托尔斯泰虽然受到夫人的折磨，但他心里仍然可怜夫人，爱着她。
9月1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索·安（托尔斯泰夫人名和父称的缩写——引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现在该吃午饭了，我去请她吃饭。整个晚上的情景将是很可怕的。”
9月24日，他的日记里还写着：“她有病，我从心底里可怜她。”
其实，夫人心里何尝不爱托尔斯泰呢。她有她的想法。我们只有了解了双方的想法之后，才能看清眼前这对夫妻之间所发生的这出催人泪下的悲剧的实质。因此，我们把她离开女儿家之前写给丈夫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廖沃奇卡（托尔斯泰名字的爱称——引者），我本想在我们分别之前对你说几句话，但你跟我谈话时好生气，我不忍心破坏你的情绪。
“我恳求你，希望你要懂得，我对你的期望（而不是你所说的要求）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我对你的爱，我希望尽可能少跟你分离。我最痛心的就是局外人以一种对我不友好的态度来干涉我们，影响了我们长期以来无疑是恩爱夫妻的亲密生活。
“这次干涉已经被排除了，虽然很遗憾，你对此感到后悔，可是我却无限感激你，因为你的这种巨大的牺牲还给了我幸福和生命。我向你发誓，我要竭尽全力和气地亲切地愉快地关心你的精神生活和其他生活。
“要知道确有不少妻子对丈夫提出这么一些要求：‘咱们到巴黎去买时装吧；或者去玩轮盘赌吧；请接待我的情人吧；不许到俱乐部去；给我买一颗钻石；让不知跟谁生的孩子合法化。’等等。
“上帝使我拒绝了这种诱惑，也没有产生这类需要。我曾经这么幸福，所以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感谢上帝。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提出要求，而是由于你的冷淡和切尔特科夫闯入我们的生活而感到非常痛苦。同时也是第一次怀着一颗饱受折磨的心希望恢复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也许这已不可能了。
“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当然是恶劣的，笨拙的，不友善的。这对你来说是痛苦的，但对我来说更加痛苦，我对这一点感到很难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我的任性，我想不是。我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意志、精神、心灵甚至整个身体都衰弱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你偶尔流露的往日的爱情使我感到非常幸福。可是我对你的爱却从来没有削弱过，这是我的一切行动，甚至是我嫉妒和疯狂的根源，我将带着它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宽恕我吧，亲爱的，不要为了这封信而生气。
“对你来说，你的妻子永远是索菲娅。”
9月23日，萨莎从姐姐塔尼娅家里回来，发现父亲书房墙上挂的切尔特科夫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被摘下来了。肯定是妈妈摘下来的。萨莎不满，埋怨爸爸，说：“照片是你挂的，不是我挂的。现在妈妈摘下来，你却不敢再挂上。”
第二天照片又挂到了原来的地方。
托尔斯泰夫人看到照片又挂出来，就拿了一把玩具手枪，对着切尔特科夫的照片射击了一阵，然后就把这张照片摘下来撕成了碎片。
9月29日，托尔斯泰写道：“有件事我是很感动的。由于我对她亲热，她就对我表示感谢。她虽然可怕，但是我想她也是可以用善来战胜的。”
托尔斯泰的长子谢尔盖和长女塔尼娅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坚决向母亲声明，假如她再不断折磨父亲，他们就将作为她的监护人把她送进疗养院去。
10月3日晚，托尔斯泰昏迷不醒，由于脚抽筋而全身发抖。早晨一切都过去了，神智已清醒。
塔尼娅和谢尔盖跟妈妈谈心，萨莎参加交谈，当着姐姐和哥哥的面直截了当地对妈妈讲了爸爸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她警告说，妈妈如果不走或不改变态度，爸爸忍受不了，会死掉……
第二天，托尔斯泰夫人找小女儿萨莎，请她宽恕，说：“请宽恕我，宽恕我！我对你说句真心话，我永远也不再侮辱你了。”她反复划着十字，吻着萨莎。
“不侮辱我，也不侮辱父亲。”萨莎说着，泪如雨下。“不应该让他难过，我不忍心看他那种痛苦不堪的样子！”
“我绝不再，绝不再，我向你发誓，”托尔斯泰夫人反复划着十字说。“我不再折磨他了。你不会相信这一夜我多么痛苦！我知道他生病是由于我的关系。假使他死了，我将永远也不会宽恕自己……”
10月12日又谈起遗嘱问题。托尔斯泰夫人说，假使托尔斯泰写了遗嘱，她可以否定它，并且证明托尔斯泰患了痴呆症。她为了这件事不时跑进托尔斯泰的房间，跪下来责备他，威吓他，恳求他取消这份遗嘱。
10月19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有这样记载：“夜里索·安来了。‘又是一个反对我的阴谋。’‘怎么回事？什么阴谋？’‘日记给了切尔特科夫，它不见了。’‘在萨莎那里。’我非常痛苦，好久睡不着……”
10月21日，农民诺维科夫从外地来访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很早就认识他，见过面，通过信，他是个聪明、成熟、赞成托尔斯泰观点的人。
托尔斯泰跟他提到自己处境的时候，说过要到他那里去。
10月24日，托尔斯泰口授由萨莎执笔给诺维科夫写信，询问可否在他的村里租一座独门独院的温暖的小农舍。
10月25日，托尔斯泰考虑并跟萨莎商量出走的路线。
10月27日晚上11点，托尔斯泰上床睡了，半夜三点醒了。像前几天夜里一样，他听到了开门声和脚步声，从门缝里看到夫人在书房里找什么，可能在找遗嘱。不知为什么这引起了他难以忍受的厌恶和愤慨。
他想入睡，但睡不着，翻来覆去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于是他就点上蜡烛坐起来。夫人进来问了问他的健康情况，这使他更加厌恶和愤慨。
这样，他就下了出走的决心。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去唤醒医生杜尚、夫人的秘书瓦利娅和女儿萨莎，告诉他们要出走，请他们替他打点行装……
终于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行李搬到了马车上。
萨莎跳到马车踏板上吻了一下父亲，说：
“一路平安！”
“再见了，亲爱的，”托尔斯泰说。“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托尔斯泰夫人差不多整夜没睡，11点才起床。她觉察到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不见托尔斯泰，便问萨莎：
“爸爸在什么地方？”
“走了。”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萨莎说着，把爸爸留下的信给了她。
信上写道：
“我的出走将使你伤心。对于这一点，我是很遗憾的，但是请你理解并且相信：我不能不这样做。我在家里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
除去其他原因外，现在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奢侈豪华的生活；我的做法跟我这种年龄的老人通常所做的一样，就是离开世俗生活，离群索居，在僻静的地方度过残年。
“请理解我这一点；如果你打听到我的去向，也不要来找我。你来只会使你我的处境变得更糟，而且也决不能改变我的决定。感谢你跟我忠实地生活了四十八年。请宽恕我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过错；我同样也真诚地原谅你在我面前可能有过的一切过错。我劝你要安于我出走给你造成的新处境，并且不要对我抱有恶感。假使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那就请你告诉萨莎，她会知道我的地址的，并且会把必要的事转告我。我的地址，她是不会讲的，因为她答应过我不告诉任何人。
列夫·托尔斯泰
“又及：我已经委托萨莎收拾我的东西和手稿，并且转寄给我。”
托尔斯泰夫人没有读完信，把信扔在地板上，喊道：
“已经走了，确实走了，再见吧，萨莎，我要投河了。”说着就向外跑去。
萨莎大声呼唤布尔加科夫，要他去追母亲。母亲只穿一件连衣裙就跑出去了。她跑到院子里，沿着花园向中间的池塘方向跑去。眼看布尔加科夫落在她后面了，萨莎拼命飞跑，横截过去。但还是没能追上她。
当萨莎跑到人们常在那里洗衣服的小桥时，夫人在又湿又滑的木板上滑倒，摔到水里去了。幸好那儿水不深，她被很快救了上来。
萨莎给哥哥姐姐发了电报，哥哥姐姐都回来了。除了老大谢尔盖，亲人们都不赞成托尔斯泰的行动。除了老四米哈伊尔，大家都写信劝托尔斯泰回来。
夫人的信最扣人心弦。她写道：
“廖沃奇卡，亲爱的，回家来吧。你救救我，别让我第二次自杀吧。
廖沃奇卡，我终生的朋友，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做什么，我将抛弃一切奢侈，我们一起友好地对待你的朋友们，我将去治病，我会温顺的……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但是他们那种过于自信的武断是帮助不了我的。我需要的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我一定要见到你。我的朋友，请允许我哪怕向你告别也行，哪怕让我最后一次对你说我是多么爱你也好。你唤我去吧，或者你自己回来吧。请饶恕我，廖沃奇卡，我一直在寻找你，呼唤你。我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家里人都猜到托尔斯泰是到妹妹的修道院去了。夫人让老三安德烈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劝父亲回来。
托尔斯泰的确由医生杜尚陪同在谢基诺车站乘上午8点火车，在戈尔巴切沃转车，经过一天颠簸，晚上8点到了奥普季纳修道院旅馆，住了一宿。在这里，托尔斯泰口授了最后一篇论文——《有效的手段》，然后乘马车到妹妹所在的沙莫尔金诺女修道院，下午6点到达。外甥女丽莎恰巧也在那里作客，她们母女俩都理解并同情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感到欣慰和愉快。托尔斯泰已在附近农村租了一个住所，准备住下来。
10月29日，谢尔盖延科送来切尔特科夫给托尔斯泰的信，切尔特科夫在信里对托尔斯泰的出走表示肯定和支持。
10月30日，萨莎赶来，带来妈妈、哥哥、姐姐的信。得知夫人曾企图跳水，托尔斯泰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但他没有别的选择。考虑到妻子儿女随时都可能追来，托尔斯泰便决定离开这里，乘火车到南方去。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劝她好自为之，不要再找他。信里说：“见面尤其是回去，目前是不可能的。正如大家所说，这对你极其有害，对我则十分可怕。……我劝你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适应一时还不习惯的新处境，而主要的是就医。……不要以为我出走是因为不爱你，我爱你，而且真诚地怜悯你，但我不能有别的选择……”
10月31日，凌晨4点，托尔斯泰给妹妹写了一封告别信，就匆匆出发了。他甚至没等找到第二辆马车，自己跟杜尚坐上找到的车先到科泽尔斯克车站去了。萨莎和瓦利娅找到另一辆马车后，坐车赶到车站。买好票，上了车，车就开了。托尔斯泰决定先到新切尔卡斯克找杰尼先科先生（外甥女丽莎的丈夫）；如果能弄到护照，就从那儿上保加利亚托尔斯泰侨民区去；要是弄不到护照，就到高加索去。
车厢里的人认出了托尔斯泰，转眼之间消息传遍了全列车。许多好奇的人赶来看他。列车员招待十分殷勤，他们把托尔斯泰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里，帮助萨莎给托尔斯泰煮燕麦粥，赶走那些好奇的人。
三点多，托尔斯泰浑身发冷，喊萨莎。萨莎来给他盖得暖和些，试了体温，发烧。
火车进站停车时，萨莎下车打来开水。杜尚说，给病人喝点带酒的茶也许会好些。但是，喝完了，托尔斯泰继续打寒颤，体温又升高了。
萨莎跟杜尚商量，决定不往前走了。晚上八点来钟，火车开到阿斯塔波沃车站，托尔斯泰一行决定下车。下车后，杜尚请站长帮助找个住处。这里没有旅馆，站长劝他们住在他家里。
托尔斯泰穿过候车室时，人们聚拢过来，脱帽向他致敬，他吃力地把手举到帽沿回礼。
托尔斯泰刚被脱掉衣服安顿到床上，就昏迷过去，左半边脸和手脚抽搐起来。车站医生来给他打了强心针，他就睡着了，两个小时后恢复了知觉，决定休息一下，明天再继续往前走。
11月1日，托尔斯泰口授由萨莎执笔给谢尔盖和塔尼娅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希望并且深信你们不会因为我没有叫你们来而责备我。
如果我叫你们来，而不叫妈妈来，她会很伤心的，其他兄弟也如此。你们要好好理解我叫切尔特科夫来的意思……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最后40年所从事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对我个人重要，我认为（不管是对是错）它对一切人，包括你们也都很重要。……
“再见了，你们要尽力劝慰妈妈，我对她怀有最真诚的怜悯和爱。”
11月2日，托尔斯泰从早晨起体温慢慢升高，出现咳嗽现象。痰里有血，是肺炎。
当天下午5点，杜尚收到一封电报，说托尔斯泰夫人带安德烈、米哈伊尔以及医生等将乘特快列车赶来。
11月3日，医生尼基京以及戈尔布诺夫和戈利坚维叶泽尔来了。托尔斯泰跟戈尔布诺夫谈小丛书《生活之路》的出版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同一天，夫人和几个子女赶来了。医生跟大家商定，为了不使托尔斯泰激动，只允许谢尔盖和塔尼娅去看他。托尔斯泰见到两个孩子很高兴，一再询问夫人的情况，他担心他去世后人们会把夫人想得很坏，他含着眼泪说：“我们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
11月4日，托尔斯泰几乎失去了知觉。他一会儿说胡话，想解释什么，一会儿静静地躺着不动。他说胡话，很难听懂他说什么。
“探索，探索。”他忽然很坚定地说。
这天晚上，瓦利娅走进房间时，他忽然在枕头上稍稍抬起头，伸出手来，高兴地喊着：
“玛莎！玛莎！”他以为是二女儿进来了，其实他的二女儿玛莎1906年就去世了。
11月6日，萨莎和塔尼娅坐在他身边。他猛然欠起身来，坐在床上。
萨莎问他：
“要把枕头放好吗？”
“不是，”他的话坚定而明确。“不是，我只是劝你们记住一点：
世界上除了托尔斯泰外，还有许多人，可你们只看到一个托尔斯泰。”
傍晚时分，托尔斯泰病情严重了。给他吸氧气，注射莰酮。他平静了一会儿，对谢尔盖说：“谢尔盖！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11月7日，凌晨5点，托尔斯泰夫人被允许进去看失去知觉的丈夫。
她俯身向丈夫告别，并温存地请他原谅她对不起他的地方，得到的回答只是几声长叹。
六点零五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了。
9日清晨，托尔斯泰的灵柩运抵扎谢克车站。尽管当局百般阻挠，仍有数万群众坐火车赶来为托尔斯泰送葬。当天下午，遵照托尔斯泰遗嘱，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个藏有传说中的小绿棒的地方。
1911年到1913年，托尔斯泰的遗嘱实现了：他没有出版过的著作出版了；兄弟们的土地被买出来，分给了农民；版权献给了人民，由人民共同享用。
1920年，萨莎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同妈妈、姨妈塔季扬娜以及姐姐塔尼娅小住。悲伤使托尔斯泰夫人变得衰老了，全身佝偻，视力很差，懵懵懂懂，神态木然。萨莎要离开的那天，她得了肺炎，萨莎留下来护理她。她很温和，非常有耐心地忍受着痛苦。
“亲爱的萨莎，请宽恕我！我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搞的……我永远爱他，我们俩的全部生活彼此都是忠实的……”
“请你也宽恕我，我在你面前也是有许多过错的。”萨莎流着眼泪说。
托尔斯泰夫人肺部出现了水肿，喘不上气来。她一边忏悔，一边进圣餐，安静地死了。小女儿萨莎给她合上了眼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