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巴黎知识界最引起轰动的事之一是萨特——加缪之争。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大量选载两位作家的公开书信，而有名的周刊《周末文艺》因专门开辟了三栏登载了名为“萨特—加缪之决裂是彻底的”而销量猛增。知识界的头面人物也都纷纷对这一公开的决裂发表评论。一时间，巴黎人不断重复着这场争辩中最刻薄的言辞：加缪说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萨特则针锋相对地说，不论加缪走到哪里，总是“带着一个便携式台座”，以供人瞻仰。
当代法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的相识要追溯到1943年6月，萨特的戏剧《苍蝇》在首都剧院彩排的时候。那天，萨特正站在票房旁的休息厅里，突然有一个高高瘦瘦、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叫阿尔贝·加缪。”尽管这是第一次谋面，他们对彼此并非毫不熟识。早在1939年，当萨特还只是文坛上一位新人时，加缪就发表了一篇赞扬萨特的短篇小说《墙》的文章，萨特在1942年9月则回敬了一篇《论〈局外人〉》的文章，而此时加缪也只是文坛上一个不知名的小卒。他们相互赏识，完全因为发现了彼此作品中某些不谋而合的地方。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普通工人之家。加缪从小就自强自立，中学毕业以后，靠校方信用贷款和打各种各样的零工来谋求学业，他先后就读于高级师范预备学校和阿尔及尔大学，只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才没能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通过统考获得哲学教师资格，而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大学毕业后，加缪参与创办了具有明显激进倾向的《阿尔及尔共和报》，而他以记者身份所写的文章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因为其中充满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同情。不久，《阿尔及尔共和报》因其左倾政治立场而被殖民当局查封，身为主编的加缪被驱逐出境。1940年，加缪来到巴黎，在《巴黎晚报》任编辑。1942～1943年，小说《局外人》和哲学论文《西绪福斯的神话》相继出版，立刻评论蜂起，使加缪一举成名。
几次接触以后，萨特发现生活中的加缪非常可爱，他后来回忆说，1943年时的加缪是“一个有点阿尔及利亚歹徒味道的快乐的小伙子”。他单纯、和气、真诚，一心向往成功，希望成名，并对此毫不掩饰。他常常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但在某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下，他会开点有些过分但十分巧妙的玩笑。最让萨特和波伏娃欣赏的一点是：生活使他忙得团团转，但他总能从所接触的人和事中得到快乐。萨特感到加缪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阵新鲜空气和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此外，两个人都发现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不依附于任何学派的孤独者，他们也不属于任何派别和任何阶层。和萨特一样，加缪也正经历着从个人主义到“介入主义”的转变，在抵抗运动中担当了重要职务。还有一个共同点最为重要：他们都同样迷恋戏剧，正是这种共同的爱好使加缪在与萨特初识之后，很快打入了萨特生活的圈子。
加缪在大学时就开始了编演戏剧的活动，在戏剧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当1944年，萨特写完了他的新剧本《禁闭》时，他看着眼前这位才华横溢的小伙子，不假思索地说：“你来演主角吧，这出戏也由你来导！”
加缪一开始还犹犹豫豫，但经不住萨特再三坚持和这个提议对他的诱惑，很快同意了。此后，加缪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表演和导演中。他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干练敏捷、热情奔放使得他与萨特、波伏娃及其朋友之间的友谊日益加深。他常常参与萨特他们的聚会，品尝波伏娃并不太高明的厨艺。有时，他们会去利普餐厅吃饭，然后去皇桥酒吧继续交谈。他们有那么多话要说，以致到酒吧关门时还谈兴未尽，于是他们买了一瓶香槟，带回波伏娃在旅馆里的住处，在那儿一直谈到凌晨以后。尽管由加缪出演《禁闭》男主角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但萨特和加缪已经成为了一对无所不谈的好友。不久，他俩又一起参加了由加利玛尔出版社主办的《百科全书》工作，共同负责编写其中的伦理学篇章。由于朝夕相处，志趣相投，两人的友谊不断开出绚丽的花朵。
巴黎解放战斗前夕，抵抗组织实行合并，加缪担任了秘密报纸《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的代表。这份报纸致力于搜集有关德军实力的资料，并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1943年夏，加缪带来一对自称为海狸和米罗的自愿者，参加《战斗报》的秘密会议，后来当萨特和波伏娃成为存在主义浪潮中的名人时，与会者才发现海狸和米罗正是波伏娃和萨特。在抵抗运动中，萨特大力协助加缪，使《战斗报》成为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巴黎解放战斗打响后，加缪特别请萨特和波伏娃负责报道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数月后，他又委派萨特代表《战斗报》前往美国，萨特总是把随意写下的印象记、笔记等寄给《费加罗报》，而把费尽心机采访到的文章留给《战斗报》。战后，萨特创办《现代》杂志，由于工作繁忙，加缪没有成为编委之一，但他为《现代》杂志的撰稿人在《战斗报》上开辟专栏，由于《战斗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20多万册，这一举措是对《现代》的大力支持。当存在主义风靡法国时，人们总是把萨特和加缪的名字连在一起，称他们为存在主义的领袖。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哲学中确实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也因为人们常常看到他们在一起的亲密身影。
友谊的维持必须与思想的一致为基础，1945年是萨特和加缪友谊的黄金时间，从这年底起，他们之间有了分歧。加缪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企图寻找一种能够抵御历史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的人道主义，因而反对共产主义。与此相对照，萨特从二战期间就开始摆脱理想主义，要求自己在历史现实中生活。尽管与共产党有分歧，但从根本上说其政治观点是左倾的。他试图概括出一种能够容纳各种历史形式以及较为剧烈的动乱的人道主义。不过此时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意见依然一致，因而上述政治观点的分歧尚未给两人造成隔阂，不时会有一道阴影折射过来，导致双方关系发生波动。
1947年，冷战的形势迫使萨特和加缪无暇再关心存在主义的命运，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问题上来，他们之间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勉强，关于政治、道德、叛乱、革命等问题的争论一触即发。一天，当加缪大声批评梅隆·庞蒂的新作《瑜珈信奉者与无产阶级》，指责他为莫斯科方面辩护时，萨特忍不住走过来帮梅隆说话。加缪用一种大失所望的眼光看着萨特，“怎么你老是调整自己来顺应时势？”说了这句话后，他拔腿就跑，并把门甩得砰然作响。萨特连忙追出去，但他不肯回头。从这天起，一对好友断绝了往来。
“我总是与自己作对。”萨特曾经这样说。当萨特上下求索的时候，他有时是盲目的，但他总坚持开放自我。当他找到了认定的方向时，就毫不犹豫地否定旧我。而加缪倾向于把自己包裹起来。他总是确信自己早已形成的观点，从而确信自我。当遇上政治形势与他的观念相矛盾时，他就绕着走。这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使两位伟人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当萨特满怀豪情地加入“民主与革命联盟”组织时，加缪甚至不愿意在该组织成立的宣言上签字。数月之后，当加缪积极声援世界公民运动时，萨特则认为该运动是幼稚的、无效的。萨特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干真万确，而加缪日渐坚决地信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于是，两人的交情已经所剩无几了。1951年11月，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的出版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决裂。
《反抗者》采取了完全与萨特对立的思想、哲学及政治立场，它表明加缪顶多是一个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者而非破坏者。为了不使最后的一点友谊丧失殆尽，萨特对此书未置一辞。可是，《反抗者》使《现代》杂志的几乎每一位编委都困惑不解，如果不予以反驳，《现代》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此，萨特决定找一位不会对《反抗者》全盘否定的人来对它进行批评。一年前加入《现代》的弗朗西斯·让松自告奋勇写一篇措词慎重的文章。
加缪对自己的新著抱着很大的希望：它实在算得上是讨论战后改变了的政治和主要道德方向的重要论述呢。可眼下各种评论都让他气馁，因而他寄希望于《现代》上的评论会对他有利。但萨特对他直言相告：
《现代》对此书评论的调子如果说不会太尖刻，起码也是相当冷漠的。加缪听了大吃一惊，十分生气。让松的文章出来了，他意气用事了些，对加缪的非难十分尖锐：他指责加缪“否定历史”，进行说教，批评了他那种无济于事的老好人的态度。他的这篇长达16页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反抗者》，首先是一本失败的大部头书。”
尽管事先受过警告，加缪还是为萨特派对他的彻底否定震惊不已。这种打击几乎令他无法承受，私下里他对一位朋友说，他简直无法继续工作，失去了生活的欲望。最后，他决定给《现代》寄去一封长达17页的答复信，矛头直指萨特。信中称萨特为“社长先生”，说自己不喜欢听那些总是顺应历史方向的人来教训别人。萨特当即回答了加缪的指责，这就是《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他令人信服地让人们注意到了加缪在自辩时流露出来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识，事情就这样公开化了，两位曾经志同道合、共同战斗的朋友彻底地决裂了。
自此，萨特和加缪再没有见过面。1960年1月4日下午两点左右，加缪不幸遭遇车祸身亡。萨特和波伏娃为加缪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萨特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悼念文章，以纪念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他说，加缪政治上的不干预思想有时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他一直保持着对加缪这个人的好感，和对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尊敬：“我跟他吵架了。吵架，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两人永不见面，这不过是生活在一起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彼此并没有从视线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