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萨特与波伏娃从不倦怠的度假方式。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俩最钟情罗马。这一年，他俩决定：以后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的国家旅馆住上两个月。罗马真称得上是一座理想城市。这儿既没有丝毫外省气息，但你能感受到乡村的粗犷和静寂：这儿没有工厂、没有烟尘，因此你能呼吸到在一尘不染的天空下浮动着的清爽空气，看到在墙壁之间遗留着的土壤的色彩。每当傍晚来临，罗马就更美得让人心醉：黄昏的天空如一幅天鹅绒，屋顶上均匀地铺着一层已逝阳光的余辉，又依傍着犹如一坛坛鲜花的繁星，灯光将一束束喷泉化成枝状形的宝石在轻轻波动，倒影点点的水底中，石块也变成了微动涟漪的晶体。罗马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世上最最平凡的一切都称得上美。
今年夏天的罗马格外让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眼见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期望在法国实现的愿望：左派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面对如此友好、自由的气氛，萨特的旅游心情格外好。
生活是一条链，而不幸和烦恼是这条链上的链节。10月24日，萨特、波伏娃正与意大利共产党员画家古图索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让他们惊呆了：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陆军和空军进攻叛乱者。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他们三人弄不清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道。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是人民对于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和自身无比严酷的生活条件的反抗情绪的一个大爆发。可苏联为什么这样急于干涉呢？它这样做不是公然违背了二十大上所允诺的不干涉原则吗？它不是会在世人的眼中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变成一个压迫者吗？想到几百万人正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萨特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激动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机会，而它却背叛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既不能赞同这一干涉，也不能谴责苏联。”古图索接过话头，泪水从他眼中夺眶而出。为了抵制绝望情绪，萨特拼命说话，并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呛得眼泪直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滴血：难道过去将近4年时间里自己为设法与共产主义保持一致而作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为了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经用了那么久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尽管不愿整个地怀疑自己从1952年以来为接近共产党而与反共势力作斗争的种种努力，萨特仍然毫不犹豫地对苏联的入侵进行了谴责，于是，还没从意大利回到巴黎，他已经受到了法共报纸的批评。法共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事件的真相老是闪烁其词。他们用“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动”来称这次匈牙利发生的动乱，并称布达佩斯工人为
“堕落阶级的残渣”，“凡尔赛分子”。他们仍然无保留地与苏联保持一致。
11月4日，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感到必须立刻向世人表明他愤怒的谴责，当《快报》记者就此对他进行采访时，他十分激动地说：
“我坚决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非常遗憾地，但又是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们断绝关系。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友谊是不可能的。统治就是恐怖。”
萨特还以同样坚决的口吻谴责了对苏联部队的血腥干预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这次谈话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而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国外电台、报刊也纷纷进行引用。
不论他人作何理解，萨特继续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会同其他几位作家，联名写了一份反对俄国干涉的抗议书，然后发表在具有广泛影响的《观察家》周刊上。他们还在全国作家委员会上集会，悼念被判死刑的匈牙利记者，萨特还辞去了法苏友协副主席的职务，并为一本匈牙利流亡者所著的书作序。一时间，苏联作家纷纷写信给他，对他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惋惜。
如何从这一沉痛的事变中吸取教训？1957年1月号的《现代》杂志是一份讨论匈牙利问题的专号，内容几乎包括了从苏联“二十大”到匈牙利事变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长达20页的社论《斯大林的幽灵》中，萨特指出了这份杂志未来的新方向——“真正的政治行动必须包含对其本身的道德估价”。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萨特批判了苏联对待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态度。在文章的最后，他不无沉痛地谈到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与共产党人相互讨论已经几年了，最初双方唇枪舌剑，后来转而友好相处……今天，我们重又回到了对立的状态：原因仅仅是没有别的办法。与现在这样的，并试图这样继续下去的共产党联盟，其结果只会给实现惟一的阵线的最后一些希望带来危害。”
对萨特而言，与共产党的决裂是个几乎不堪承受的打击，这也使一直追随他的波伏娃和其他朋友陷入了迷惘。这意味着加缪和梅隆-庞蒂是真理的预见者，而萨特不久前才写出来的《共产党人与和平》只是一种虚幻。毫无疑问，右派将更加理直气壮。萨特细细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苏联领导人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行不通，它仍然是当今人类的惟一希望——虽然它在苏联所形成的现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已经不那么纯粹了。萨特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构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呢？为此，他与反对他的共产党人进行频繁的讨论，与流亡到法国来的波兰知识分子一起探讨。如何从内涵上复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表面上加以修改，这成为以后几年中萨特思考的核心问题。
和往常一样，现实斗争的失败再次使萨特回到他的哲学思考上来。怎样才能从内部激活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哲学更具启发性和可调节性，而不至于变成一种僵化的教条？这一问题事实上与萨特自从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以来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相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从50年代初起，萨特开始重读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不断探索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试图在哲学上把自己那种从主观性出发的方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综合起来。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萨特第二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
萨特一直感到自己的思考还不成熟，因而不曾动笔，这时外部的助力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这一年，萨特的戏在华沙上演，他与波伏娃应邀访问波兰，波兰杂志《克拉科夫》的负责人利索威斯基约请萨特写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使萨特一发而不可收，他感到只有写一本书，才可能较为清楚地阐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1957年底开始，萨特忘情地撰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次，萨特的创作状态使波伏娃大吃一惊。平时写作时，萨特总是写写停停，写完一部分后总要回头看看，思考后再作修改，有时会把不满意的那页纸撕碎，从头再写。这一次，他的写作速度快得吓人，他总是一连几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就翻过去，从来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已完成的内容。然而即使他的笔迅捷无比，还是跟不上思考的进程。为了保持这种速度，萨特常常一边写作，一边嘎吱嘎吱地嚼兴奋剂胶丸。开始他只嚼少量几粒，接着用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每天的剂量竟达到20粒——整整一瓶！
“安非他明使我思维和写作十分快捷，至少达到我正常速度的3倍，而我正需要加快速度。”20年后他这样说道。
每到傍晚，已经连续伏案工作了10个小时的萨特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他不得不停下笔来。由于全部的注意力松弛了下来，萨特看上去有些迷迷糊糊，说起话来含混不清，颠三倒四。晚上，萨特无法继续工作，总是呆在波伏娃所住的公寓里消磨时光。当喝完第一杯威士忌时，他就开始语无伦次了。“就喝这么多吧。”波伏娃这时总会从他手中拿过酒瓶。“不行，再喝一杯，我得放松放松。”已经涨红了脸的萨特十分固执，波伏娃只得违心地替他倒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第四杯……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波伏娃试图与他争论，然而无济于事，而且吵架只会增加萨特的疲惫。可是，也不能眼看着他自我毁灭呀！波伏娃心如刀割，却又实在无计可施。有两三次，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把酒杯在厨房里的瓷砖地板上摔得粉碎，泪如泉涌。好在《辩证理性批判》很快便完成了。
不同于一般哲学家的作品，引经据典，旁采博收，前有概要，后有结论，这部著作在体裁和文字上可谓随心所欲、不拘形式。它的段落都很长很长，句子多是长句，有时一个长句竟占去半页之多，另外，萨特还在其中插入了许多自己创造的新术语、新概念，因此比起《存在与虚无》来，《辩证理性批判》更让普通读者难以卒读。
《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通过“批判”，把存在主义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一种尝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由于受到“偶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了教条主义。萨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迟钝性”与“先验性”，提出惟有“人类的创造性”和“个人的主观性”才能作为客观性的两个因素的中介物，才能理解社会和历史。最后他建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一方面接受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应用精神分析学分析作为整体的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人的创造性，为其辩证法提供坚实的依据。
《辩证理性批判》代表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一个阶段。他自己在晚年对这部书作出评价说：“《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变质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晚年的萨特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赞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中的主要方面，如阶级斗争论、剩余价值论等是站得住脚的。只是当时的苏联过多地吸收了其中的权力哲学，因此让他困惑不已。从青年时期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到中年的批判性地接近马克思主义，到晚年的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它，萨特走过了一条日益向共产主义靠拢的道路，这同时也是萨特自己的哲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存在与虚无》主要是借助于对行为的分析，从心理和道德两方面考察人类的异化；而《辩证理性批判》则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补充了这种异化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从而使存在主义理论更完整、更合理地说明了被异化了的自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