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总是能帮助萨特跨越生命中一切可怕的阶梯，也只有在投入新书的写作时，他才能避开现实中无止境的苦恼。阿尔及利亚战争使萨特精神高度紧张、情绪极为低落。1958年夏，萨特急不可耐地来到罗马，开始撰写生平最后一部戏剧。
正如《苍蝇》、《魔鬼与上帝》等戏剧都是萨特对时局进行思考的产物，触动他创作新戏剧的灵感是几乎占据了他思考内容全部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他想讲述一个从阿尔及利亚服役回来的年轻人，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事情，也许还参与了这些事，但他对此保持沉默。题材不用愁，《现代》上登载的大量有关那些参与了酷刑实施的应征入伍者的叙述和他们的审讯证词给萨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就在动笔前，荒诞剧剧作家亚瑟·阿达莫提醒萨特千万不要描写法国家庭，那样的话太敏感了，剧院一定会因害怕冒政治风险而拒绝上演。萨特又一次把故事搬到了德国。
新剧本的写作状况和写《辩证理性批判》时一样，让波伏娃和其他朋友们心惊胆战。夏日的罗马室外温度高达一百华氏度，萨特却用空调机把室温调到接近华氏零度。在仿佛冰库似的房内，萨特身披一条毛毯奋笔疾书。看起来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进行赌博——常常24个小时连续不断地写作，无节制地服用兴奋剂和镇静药。前者是为了保持精力旺盛，后者则是为了抑制内心骤起的紧张，因为不断有让人沮丧的消息传来，诸如戴高乐重新掌权、左派再次失败……
这次，萨特没能把作品一气呵成。过度的劳累和紧张终于把他击垮了：他越来越感到头晕目眩，丧失了平衡感，说话结结巴巴，而字迹简直让人辨认不清——他的手失去了自控力。一天，当他与一位朋友一起吃午饭时，他竟小心翼翼地把杯子从离桌边还有一英寸多远的地方放下来。这位朋友立即抓起电话，为他请来一位医生。医生开出的药方是：休息，不要喝酒、抽烟。但一回到房间，萨特又禁不住拿起笔，又开始高强度的工作。
不知从何时起，那个生气勃勃、咄咄逼人、果断敏捷的萨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上去有些痴呆的老人：他僵直着脖子，垂着双手，面庞肿胀而死板，言谈举止都有些傻乎乎，而最像老人的一点是：会在你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勃然大怒。现在，每当波伏娃走进房间，就看到他目光呆滞地坐在桌前，笔在纸上乱勾乱画。“休息一会吧。”波伏娃忍不住拿掉他手上的笔。有时，萨特会以前所未有的粗暴态度和波伏娃争吵；有时，他会显出顺从、可怜的模样：“好吧，五分钟。”随后，他就躺下来，睡上两三个小时。看到萨特信手涂鸦留下的笔迹，波伏娃决定自己去见医生。
医生的话简直令波伏娃难以置信：“萨特离心脏病发作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他这么干下去，我不能保证他有6个月的时间。”波伏娃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她找到了新剧本上演的资助者，请求把这出戏的上演日期推迟到来年秋天。背着萨特这么干，波伏娃预料萨特又会狂怒了，但他只是带着冷漠的笑容听说了这一消息。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每天只工作很短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去户外散心，症状慢慢地消失了。“我从未担忧自己的身体，尽管我看出自己的身体垮了。”18年之后，他这样回忆道：“我记得有两个月我什么也不干，然后，我重新开始，不过这使《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晚一年脱稿。”
五幕多场剧《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刻画了一个普通德国人——弗朗兹的形象。弗朗兹曾在二战中参与了非人道的行径，为了保护他家人把他幽禁了起来。弗朗兹确信自己是清白的，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仅是一个战败者，而且是一个牺牲品。由于与外界隔绝，他的脑海中一直保留着刚刚战败的凋敝、荒凉、殉难的德国。10多年来，他陷于自己的过去无法自拔，既为自己辩护又否认自己，既有着清澈的洞察力又迷失在幻觉和谎语症中。正如萨特自己在1935年患上幻觉精神不安症一样，弗朗兹总是觉得房间里四处隐藏着可怕的怨恨。最后他终于走出了幽禁室，发现了真相：德国早已比任何时候都更繁荣。为了承担起自己的和祖国的罪孽，他自杀了。
首演式在戴高乐提出自决方案后一星期举行，人们对它的欢迎程度超过了萨特以往的任何一部戏剧。评论家认为：如果它不是萨特最出色的剧本，也是他的重要的剧本之一。公众都对它毫无保留地加以赞赏，认为它“宏伟绚丽、跌宕壮观”。《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在安托尼剧院连续上演了10个月之久，6年后，它又在雅典娜剧院演出了更长的时间。
《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仅在于此时的萨特在戏剧手法的运用上已经炉火纯青，而且在于他把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戏剧化了——现代人如何承担会有损于自己的历史责任？避免了一切道德说教，萨特揭示了军事英雄主义的真相，指出法国人那时面对德国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及利亚人现在面对法国人的情况，在一个正转变为暴力社会的历史时期，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他人的危险。弗朗兹就类似于许多刚从阿尔及利亚前线复员的士兵，所有的法国人都既不应蔑视他们，也不应对他们一笑置之。在这场过于狂热的种族战争中，弗朗兹的悲剧警告人们要三思而后行。强烈的现实性、深刻的思想性、严谨而巧妙的结构赢得了从观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也许是因为萨特写这出戏时的环境不佳，也许是这出戏并没有起到他所期望的现实效果，萨特从没有对这出戏表现出任何偏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