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肩负着一项使命，然而并没有人赋予我这一使命。”
多年来，萨特咀嚼着奥地利伟大作家卡夫卡的这句话。我为什么会写作？究竟是什么支配我写了那么多作品呢？为了彻底弄清自己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早在1953年，萨特就有了写一部自传的打算。1954年是萨特与共产党最接近的时期，他被抛入到行动的环境中，成为另一个新世界的皈依者，这种巨变使萨特突然领悟了他以前一直没有发现的、支配着他的写作生活的某种神经症。于是，他当即开始了自传的写作，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一次严酷无情的精神分析。由于不想以不成熟的面目示人，萨特将这一年写成的初稿束之高阁，直到1962年又一次对此书进行修改推敲，加工润色。1964年1月，以随笔形式写成的童年自传《词语》出版了。
《词语》只写了萨特从出生到1917年共12年间的经历，这么短的一段生涯萨特为什么斟酌再三呢？原来他要在这短短12年中挖掘出他与文学的姻缘，也就是他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萨特不屑于写一些轶事趣闻，而是用日益娴熟的存在主义批评方法对自己进行深刻、精细的剖析。他把自己放到童年生活的特定环境之中，入情入理地指出他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而他的童年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年。
萨特认为自己之所以选择了写作作为终身职业，主要是因为童年时就得了那种过于迷信文学力量的神经官能症。这种神经官能症来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使他养成的强烈表演欲、自命不凡感；而由于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又急于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他终于把文学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相信自己是为写作而生。而今，萨特终于发现这种文学神话不过是一种虚幻，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一样，词语在他眼中渐渐丧失了原有的魅力。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来说，它不如一块面包和一件衣服，它也无回天之力去救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旧的神话破灭了，写作不再是普度众生的英雄行为，剩下的余生又如何安排呢？正是为了不使这部自传的调子过于低沉，萨特没有更早地发表这部作品。他必须有勇气带着童年，背负着社会存在加于他的重荷去面对未来，而不能在悲观颓丧中消沉下去。
“我想在其中指出，一个人是如何能够从被认为是神圣的文学转入行动的，尽管这依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
在答记者问时，萨特说明了自己的创作宗旨，“我想解释，我为什么想继续按照某种现存的美学形式从事写作，而同时又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我是如何爆裂的”。
偶然的人生经历写成文字会变成超时间的必然，《词语》正是这样一个生动例子。一出版，这本篇幅不长、印制粗糙的书立刻被抢购一空，评论界尽管在具体问题的理解上有所争议，但达成了一点共识：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半年之内，这本小小的书一直居所有畅销书的首位。有专家指出《词语》堪与古往今来最经典的自传作品相媲美。而萨特那已经81岁高龄的母亲对这本书作了最有意思的评论，她说：“保尔对他的童年时代什么也不懂。”
1964年萨特引起的第二次轰动是他拒绝了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词语》这部辉煌的著作表现出萨特那种精炼、尖锐的创作风格已经到达了巅峰状态，一般认为，它所获得的成功是萨特获得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性因素。萨特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的第一次暗示，出现在10月15日《费加罗报》的一条消息上，萨特当即写了一个简短声明刊登在10月22日的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不愿意出现在万能的荣誉者的名单上。”
这天，萨特和波伏娃正在“东方酒店”吃饭，萨特面前放着一小碟腌咸肉加扁豆，记者们出现了，告诉他已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为什么瑞典皇家学院不理会他的婉言谢绝？萨特实在是弄不明白，他当即起草了一个声明，表示他拒绝领受此奖，它将被译成瑞典语在斯德哥尔摩宣读，而法新社抢先公布了法文原件。
在声明中，萨特陈述了自己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个人方面的和客观的。从个人来看，他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取决于他对作家这份职业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客观方面的原因则是萨特反对诺贝尔奖已经带上的政治色彩，它事实上已经成了一种颁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的荣誉，所以南美的伟大诗人聂鲁达、法国的共产主义作家阿拉贡都没有获得这项奖，而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项荣誉。如果接受了颁奖，萨特认为并不表示瑞典皇家学院承认他的政治立场，而只是表明萨特自己的政治观点无足轻重，院士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
拒领这样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奖项使萨特再次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记者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他只好躲到波伏娃那里，然而母亲打电话来，抱怨说她一刻也不得安宁，门外等候着一大群记者。不久，西蒙娜·波伏娃公寓的门铃开始没完没了地响——他们已经猜到了萨特的行踪。萨特只好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寓所，成群的摄影记者跟在后面，还有一辆电视摄像车，尽管萨特一言不发，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到寓所。他不得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说完他做了一个表示结束的手势，但记者们毫无去意，当跨进门的时候，他回头对仍然不肯罢休的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一个长年在他公寓旁开着一家肉铺的妇女同情地说：“萨特先生真可怜！前年是秘密军队组织，如今是诺贝尔奖，他们总不让他清静！”
新闻界不满意萨特在声明中所做的解释，人们企图自己猜测出他拒绝的真正原因，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特意安排了这一切；有的暗示说他拒绝领奖是因为加缪先于他得奖（加缪于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说他不去领奖是因为害怕波伏娃妒忌；还有人说心比天高的萨特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的荣誉；更有甚者，萨特早已腰缠万贯，所以根本不把两千六百万法郎放在眼里……而许多素有名望的人也对萨特此举持否定态度，如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认为萨特根本没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评委捧上天的是一位西方掘墓人”，安德烈·布勒东则声称萨特此举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拒绝使东方集团的宣传得了一分”。萨特在苏联的作家朋友们也对他这种姿态表示出不理解——“当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在肖洛霍夫之前拿到诺贝尔奖而感到遗憾时，他就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这是为这些自由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
最让萨特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穷人给他的来信，他们众口一辞地写道：“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他们希望萨特把钱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甚至可以再添上一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保护某个动物或保存某个树种，能买个实业或修个农场；或者去做一次生平梦寐以求的航海。
一般人倾向于把拒领诺贝尔奖理解成由萨特的某些个人原因造成，右翼分子们却对此借题发挥。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赞赏这一气度不凡的举动的。青年学生尤其对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表示支持，他们说如果萨特去领了这个奖，他无疑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如今，萨特是他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散发着魅力与魄力。
数年后，诺贝尔事件又出现余波，有谣言说萨特授意其他人去补领这份奖金，他当即出面否定了这一说法。拒领世界上级别最高的一种荣誉的确是一件颇招物议、令人费解的事，它也成为萨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如果世人了解了萨特的哲学思想、政治态度以及一贯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就会发觉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