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5月运动被称为是一场“萨特式的”革命，这不仅因为这次运动的主体——青年学生们几乎全都读过萨特的书，把他奉为精神领袖，而且因为在整个运动期间，萨特的态度始终是支持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对学生予以尽可能的帮助。
事情的开端并不引人注目，谁也没料到“一次骚乱何以能在一个短暂的春季突然遍地开花”？3月27日晚，又一批塑性炸药爆炸了，4名公立中等学校的男孩被捕：他们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委员会。4天后，一位名叫科恩·邦迪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领袖组织同学们占领了南特大学（巴黎大学的文学和人文科学院）的行政大楼，以示抗议。随后几天，他们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秩序，要求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自己被迫服从的压迫。
对付这伙愣头青，南特大学校长不假思索地采取了关闭学校的办法，可学生们把“闹事地点”转移到索本大学。索本大学校长干脆叫来了警察，警察粗暴地驱赶学生，还逮捕了其中几名强硬分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践踏神圣的学府，它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巴黎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决定在5月6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5月6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如期举行。很快，学生与警察冲突起来。拉丁区第一次施放了催泪瓦斯，圣·日耳曼林荫道上最先筑起了路障。学生们推倒路障，并将石块扔向警察以迫使他们后退，而警察则用高压水笼头和棍棒对付他们，在警察局内他们把逮捕到的学生毒打一顿后，扔进监狱。
暴力镇压使矛盾进一步激化。5月8日，5万学生示威者挥动着红旗和象征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高唱着国际歌从丹费尔特—罗歇路走向星形广场。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开放巴黎大学、撤回驻留在校的警察、释放被捕学生。而在同一天里，萨特、波伏娃、米歇尔·莱里、科莱特、奥德里、雅克·拉冈等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对这次学生示威活动表示支持，申明中还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或物质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介入的斗争运动”。
也许因为曾经做过老师，萨特十分喜爱并理解青年学生。很久以来，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学生世界里所出现的问题。早在1964年2月，当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克拉韦兹在《现代》上撰文呼吁取消灌输式教学，改善教师和学生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从而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议时，萨特就赞成学生们的请求，呼吁教育界加快改革，尽快采用新的方法来教授知识。眼下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又使萨特感到难以做一个无动于衷的袖手旁观者。面对青年的大胆反抗和要求，萨特赞叹不已。
年轻的时候，萨特是那样渴求自由，那样憎恶一切强制性的要求，等级森严的制度。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他，眼见这些可以做孙儿孙女的学生们接受了他许多年前写在纸上的东西，并满腔热情地将其付诸行动时，萨特感慨万千。年轻人指责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兰西仍然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民族，一个还在实行着殖民主义的国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沉溺于艺术世界而成为无用之辈……这不是实情吗？虽然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们把一切都简单化了，理想化了，狂热化了，可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们？萨特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寻找可能帮助学生的机会和办法。
5月10日是一个给人们留下可怕记忆的日子：令人震惊的盖卢莎克街事件发生了！当警方拒绝释放被捕的学生，而教师和学生联合会决定在拉丁区筑起街垒以作为回答时，巴黎警察局局长用扩音器宣布：他将奉命清除街垒。不一会儿，警察向学生和群众发起了猛攻，他们用警棍肆无忌惮地殴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即使他们躲进街道两旁的公寓大楼，警察们还穷追不舍。愤怒的人们开始用焚烧汽车作为反抗，冲突进一步升级。许多试图来帮助学生的无辜的过路人也遭到了暴力。一时间，居民们惊恐万状，社会舆论倒向学生一边，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感到义愤填膺。
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天，人们就从卢森堡广播电台听到了萨特那坚定有力的声音：
“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意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
萨特认为，在萎靡不振的西方国家里，惟一的不满现状的左派力量只存在于所有的青年人的身上，因此，大学生们不应气馁，应该把这种斗争不屈不挠地进行下去。人们很快把萨特的讲话复制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在整个拉丁区散发。萨特感到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这次风暴，他无意退缩，并有些兴奋：他希望这场运动将震撼当局的统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学生、左翼党派的领袖、工人代表团汇成50万示威大军从共和国广场浩浩荡荡走向丹费尔特—罗歇路广场。人们高呼“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要受欢迎的政府”……拥有大学教师头衔的蓬皮杜总理赶紧下令打开索邦大学的校门，立刻，标语、传单、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校园。在10天之内成功地把工人动员了起来是大学生们的一次伟大的胜利，这样，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了，他们的力量陡然壮大。很明显，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当局不可能轻易作出让步。
5月20日晚，9位作家被邀请到索邦大学和学生们一起座谈，萨特和波伏娃一齐被邀，这无疑是学生们注意的焦点。“萨特要来了！”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只能容纳4000人的阶梯教室里挤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看到听众们处于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紊乱的场面潜藏着闹事的危险，波伏娃不禁为被学生们拥走的萨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担心是多余的，当教室里响起萨特的声音时，闹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萨特首先毫无保留地赞成学生的行动，随后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学生们应坚守“你们创造的这种将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接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向萨特提问题，萨特一直回答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萨特以激励人心的话语作结：“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将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人们发自内心地使劲鼓掌，掌声持久不衰，此情此景让同来的几位作家发起了牢骚，因为他们来这儿似乎没什么可干的。“我对明星制度厌倦极了。”两年后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情人》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小声地嘀咕着。
此后，萨特一直和学生们保持着来往。他曾以《新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次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试图为这些小左派分子在《现代》上找一块发表意见的讲坛。学生们也常常来征询这位久负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见。
然而，事与愿违，5月运动不久就开始落潮了。当6月初，又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后，公众舆论开始转而反对学生。以蓬皮杜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以在工资上进行大幅度让步来换取公众的同情，而巴黎大学内部呈现出一派“颓废”——到处是流里流气的嬉皮士；毒品贩子在那儿兜售毒品；一些戴着头盔、手持铁棍的“敢死队员”则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最初，全国上下都同情学生，至少对他们抱有好感；现在，人们对他们不无失望，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事件使他们感到恐怖，他们开始渴望正常秩序的恢复。靠着这股反冲力，6月底，戴高乐主义者在公民投票中大获成功，5月革命流产了。
尽管是在意料之中，萨特仍感到殊可惋惜。当《新观察家》的记者就此采访他时，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事实上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失败了，但它只是对那些有以下看法的人才是失败了，这些人认为，革命可以马到成功，工人会始终跟随学生，在南特与巴黎大学爆发的运动还将导致社会与经济的崩溃，而且这不仅将引起制度的衰败，还将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这是一种幻想……”
正如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任何事情的意义也不能从一种表面的、肤浅的层面作出评价。萨特对记者说，五月运动中许多崭新的侧面，历史将让人们看到它的重大意义。
今天，我们看到“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人民对于民主、自主权等观念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在1969年4月27日的下台。它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因而在法兰西民族意识中回荡了很多年。同时，五月风暴使法国的革命青年的斗争和工人的斗争在汲取了宝贵的经验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萨特而言，从这次运动中他意识到自己继续与学生、工人并肩作战的责任感，再次认识到个人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从此时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活动，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继续那些已经着手并即将完工的著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