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也就是萨特年满70的这一年，他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尽。从1972年秋开始，他就全力以赴地创立一份能实际参与民主政治的“人民的”日报。这份报纸应该能有勇气对人民的厌倦、愤怒和抗议表示真正的关注，它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充分地胜任人民的需要。
萨特为这项冒险性事业投入了20万法郎的基础基金。而在1973～1974年的创始阶段，《解放》由于新政府的干扰而立足不稳，摇摇晃晃，这又迫使萨特断断续续地为它投下了更多的金钱。此外，萨特还为这份“革命的报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还亲自担任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当一家电台的主持人问萨特：他放弃文学和哲学而去提倡新闻业是否觉得可惜时，萨特回答说，在他寄予希望的《解放》足够坚强之后，他就小心翼翼地躲到一边去。但在两年之内，《解放》一直是萨特最感兴趣的话题，直到1974年5月，即《解放》创刊1年之后，新的高血压、并发症才迫使他放弃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但他对《解放》的支持并不曾中断。《解放》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大多数年轻人必读的报纸之一，它所开辟的作为读者论坛的4页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份16页的日报也是萨特本人用笔战斗的阵地，他在其上发表了各种各样声张正义的讲话、回答攻击的辩驳，登载了数不清的由他起草或带头签名的呼吁书、起诉书、抗议书等等。
70岁这年，萨特不仅要第一次开始担心如何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也不得不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健康“已经被消耗完了”的事实。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作出诊断。从70年代初起，也就是萨特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定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地逐个实施它们。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兴奋剂还能消除抑制，使他能克服各种原因的胆怯心理，直接面对他想要表达的主题，走上通向“真实”的心理之路。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大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不过，萨特对此并不后悔：“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一部大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与一般人相比，病魔给萨特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更不堪承受，因为他一生最不愿意做的事便是依赖别人，尽管对别人提供帮助时他从不吝啬。现在因病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以前他十分爱整洁，并在涉及自己的心理功能时总是很内向，现在他却屡屡出现小便失禁的症状。最让萨特难以忍受的是视力正在一点点的丧失，实际上他已处于半瞎的状态——右眼在3岁那年就基本上看不见了，而左眼正越来越模糊，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阅读和写作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异于解除了他的所有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打击夺走了我的存在理由：你不妨说我曾经存在过，现在我不再存在。”直到很久以后，萨特才来坦然接受不能再看书写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与病魔的抗争是萨特晚年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次次病情的发作使萨特陷入沮丧之中，而死亡的阴影也一点点地袭上他的心头。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替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整个晚上，这个过程一再地重复着。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这对我倒真合适。”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这句话他却嗫嚅了好几遍，令听者不寒而栗。有时，萨特会突然变得暴怒起来，例如他很讨厌长期以来一天一次的打针。“他们打算就这样一直打到我死吗？”忽然他会大发一顿脾气。但当医生认为他的状况有所好转，在处方上所开的药略有减少时，萨特会不满地说：“他对我不感兴趣了！”此外，萨特对自己年迈体衰的形象十分敏感，每当波伏娃陪他迈着小步散步时，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当别人主动扶住他的胳臂帮助他上下车时，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事后他这样不满地问波伏娃。一天，一位朋友在向他告别时拥抱了他，“你在拥抱一具死尸”，萨特嘟噜了这样一句。这一类明显带着沮丧的话，不时给萨特和朋友们的共同生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不过更多的时候，萨特是以克制、达观、坚强的态度来对待命运给他的最后一次考验。他尽可能地掩藏起他的焦虑和不安。每当一次病情的发作结束时，他总是从那看来会永远吞没他的疾病的深渊中迅速挣扎上来，又像往日一样活泼愉快，似乎丝毫未受损伤。人们常常惊讶于他那依然如故的幽默感和良好的心绪，为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地打动。而每到《现代》编辑部开会时，他的到会和他在会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使每一个人吃惊，他对于文章和调查工作都能提出很好的意见。在平时，人们在他身上能感受到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克制和坚强：他不愿意因自己而过多地麻烦别人；他不再对未来多做指望，而他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非常坦然。他明智地认识到：“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作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无所行动的懒散决不是萨特的性格。尽管行走不便、视力衰退，在许多方面无法自理，他仍然过着一种简单却充实而有规律的生活。早晨8点半起床，然后离开他所住宿的波伏娃的公寓，在路上一家咖啡馆吃过早饭后就回到蒙巴纳斯区他自己的家。大约10点半或11点钟，他在自己家里跟一些工作上有合作关系的人见面，商讨、制订、实施各种工作计划。他们一直工作到一点半或两点。然后，萨特到附近一家啤酒店吃午饭，四点半回家，此后就会有波伏娃或其他亲密的朋友陪他说话，为他读书或读报，这样一直呆到8点半或9点。这时，通常就该回到波伏娃的单间公寓去。大部分的夜晚他俩是在听音乐，偶尔听波伏娃朗读，萨特总是在大约12点半的时候上床睡觉。
在这种深居简出、十分有规律的生活中，萨特圆满地为他作为一个为真理、正义不断奔走、呼吁的文化斗士画上了最后一笔。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包括：为法国电视二台拟作20世纪历史讲座、去西德图加斯特探视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的赤军领导人巴迪尔、在勃列日涅夫访法期间，会见流亡法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与雷蒙·阿隆一同去爱丽舍宫向共和国总统为越南难民请愿、在欧洲一台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历史的责任感使萨特分外珍惜生命的最后几年，面对阻碍人类实现解放、获得自由的一切障碍，他毫不迟疑地发出挑战性的“我控诉”。晚年的萨特在思想上也还在不断变化，他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哲学体系中的“失望”、“苦闷”等成分，认为“希望是人的组成部分”，主张用集体的力量来改造社会。谈到他自己，他说：“我不相信我个人和我自己的思想能改变世界；但我看到了努力向前的社会力量，我觉得自己是在他们之间的。”
世上没有长明的智慧灯。1980年3月20日，因肺气肿和尿毒症急剧恶化，萨特住进了医院。尽管这不是致命之症，但由于衰弱的萨特经受不了所必须的手术，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边缘。对此，朋友们和医生都对萨特守口如瓶。
萨特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已到，但除了为他的葬礼的花销而担忧以外，他并不惊慌，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不久就将永远地离开人世的事实。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时会谈到死亡，但从未露出恐惧之色。住院期间的萨特经常昏睡过去，但每当神志清楚时，他的安宁、紧张，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爱，无不令旁人动容。“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总是这样满意地说。
4月15日，萨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4天后，蒙巴那斯区出现了自上一世纪的伟人雨果逝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人、盛大的送葬场面。送葬的人从2万增加到5万，人们在灵柩旁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一道道人墙，灵车后，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队伍井然有序而又群情激动。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与场景，各界知名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心情。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说，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美国《华盛顿邮报》盛赞“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而许多曾经受到萨特生前激烈无情的批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对手们都相继发表悼文，承认萨特伟大的哲学、文学贡献和历史功绩。
法国评论家部阿罗·德尔贝斯动情地说道：“对于过去的三代人来说，他伛偻的身躯、老学究的态度、斜视的眼睛、刺耳的声音，与他的真理与错误一起，一直占据着历史的舞台，现在帷幕突然降落，我们又怎能忍得住眼泪？”然而，萨特的存在不仅仅止于过去的那三代人。
今天，当人们来到离蒙巴那斯公墓大门不远处灰色墙根下的萨特墓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个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也没有一句颂词，它朴素得就像那淡然开放的蔷薇和傲世不驯的荆棘，与周围那些高大气派、装饰豪华的墓碑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人们往往在这里停驻，将淡雅的鲜花放在他们心目中大师的墓前，同时默默与这位先驱者进行心的交流。恍惚间，萨特那熟悉而有力的话语又在他们耳边一遍一遍地响起：
“人是自由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人有自由和责任去把过去的行为引向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