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2年7月，卢梭带着他的乐谱方案来到了巴黎。这时他已经30岁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虽然动荡不安，却也充满甘甜，而从现在起，他就要进入另一种生活了。卢梭途经里昂时，拜访了几位老朋友，通过他们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好几位朋友都给他写了到巴黎可能用得上的介绍信，其中包括给博茨先生的信，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到巴黎后，卢梭首先拜访博茨先生，受到热情接待。在那里，经介绍又认识了雷奥米尔先生，他和学士院关系密切。卢梭向他谈了自己的方案，雷奥米尔先生写了建议书交给了学士院，并约定了进行答辩的日期。
1742年8月22日，由雷奥米尔先生带引，卢梭到学士院宣读了他关于新记谱法的论文。但被指定审查新乐谱方案的委员梅朗、埃洛、富希三位先生都不是专门研究音乐的，至少可以说他们懂音乐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这个方案。而他们有的还很固执，不知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的办法。因此断定卢梭的记谱法不是新发明。卢梭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他申辩道，即使有人设想过用数字表示音阶，也决没有像他那样用数字把音乐里可以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且他的方法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变调时可以十分简单就能完成。但几个委员认为他的移调法并无价值。最后做出决议，说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不适合演奏。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卢梭发了一张措词夸张备至的奖状就完事了。
卢梭对这些门外汉们的简单断语很不服气，后经拉摩先生的分析他才心服口服。他说卢梭那些记谱符号很有价值，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是普通的记谱法办不到的。但它的坏处在于不直观，必须用脑子去想一个一个数字的音值，不像普通记谱法那样一眼就能看出音的高低和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而脑子想的速度总跟不上演奏的速度。卢梭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立刻就接受了。
为了他的记谱法，卢梭多次拜访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从而结识了巴黎文坛一些杰出的人物。不过他现在还顾不上别的，一心要修改好他的记谱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把他论文式的记谱法改写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又托人找到了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出版了。但书的销路很差，他一文未得，还事先拿出了出版税。卢梭耗尽心血，指望名利双收的梦想破灭了。
受到这个打击，卢梭好像并不悲观失望，反而放松了自己，呈现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他手里的生活费要花光了，仍把那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适和愉快。每天散步、背诗、唱歌、读一些名人的集子，还常到咖啡馆里下棋，甚至想在这一行里显显身手。
他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只是偶尔去文学家马里沃或马布利神父家看看，在那里他认识了狄德罗。狄德罗和卢梭年龄相仿、爱好音乐，也懂得乐理，音乐是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有时狄德罗还谈自己的写作计划。他们就这样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维持了15年。
在卢梭处于困境仍无动于衷时，一位名叫卡斯太尔的神父提醒了他。他对卢梭说：“既然音乐家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信去看看她。她是一位好心人，我想她见到你时会很高兴的，而且你在她家里还会见到她的女儿布洛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她会热情地欢迎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的男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进线……”
这些肺腑之言，使卢梭鼓起了勇气去拜访伯藏瓦尔夫人。她对卢梭很热情，她女儿布洛伊夫人夸奖了他的记谱法，还邀请他共进午餐。同桌进餐的还有拉穆瓦尼翁先生。他们都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卢梭不敢卖弄聪明，只好一言不发。饭后，他想趁机露一手，便把放在口袋里的一首诗，拿出来高声朗诵给他们听。这首诗本来就不乏热情，他朗诵时更加热情洋溢，结果使他们都感动得流了泪。卢梭感受到了他们赞赏自己才华的目光，心中非常痛快。为了指导卢梭的社交活动，布洛伊夫人还送给他一本新近出版的书，告诉他可以将这本书当作良师益友，将来在社交场合中就会举止自如了。自此，卢梭和他们一家结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卢梭还拜访了杜宾夫人。他去拜访这位名门闺秀时，她正在梳妆，胳膊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上。见到这般情景，她又是当时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难怪让卢梭一见钟情。杜宾夫人翻阅他的乐谱后，就和他一起弹琴唱歌，饭后告别时还答应让他再来看她。而他后来差不多天天往她家跑，感到有一肚子话要向她倾诉，又怕冒犯了她而失去她的欢心，最后壮着胆子写了一封抒发倾慕之情的信。她把这封信压了几天后又退给了他，还以冷若冰霜的语气责备了几句，卢梭从此再也不敢做杜宾夫人的美梦了。
这样的梦可以不做，但生活还得进行。一天，卢梭去看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萌生了自己创作歌剧的念头。他本是一个推崇别人本领、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的人，可他听了这部歌剧后，却认为它缺乏热情，毫无创意，甚至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创作出比它好的作品。
他也想到，一些艺术家把歌剧创作说得神乎其神，自己也曾有过两次尝试都付之一炬了。但这次，适值他生病躺在床上，想着想着就产生了创作冲动，在发烧情况下就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还有一些即兴之作。他决定独立创作一部歌剧，连词带曲一起写。
动笔之前，他构思出了全剧的提纲。计划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分别写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以性质不同的音乐；每个题材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他给这部歌剧命名为《风流诗神》。
第一幕乐曲刚劲，演塔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作者）；第二幕乐曲缠绵，演奥维德（拉丁诗人，《变形记》的作者）；第三幕乐曲欢快，演阿那克瑞翁（希腊诗人，作品多歌颂醇酒和爱情）。卢梭满怀激情投入了第一幕的创作，也第一次尝到了作曲的快乐。
那天晚上，他本想在歌剧院度过，刚走到大门口，突然间一股创作激情似潮水般涌上心头，他赶紧把买票的钱装进口袋，跑回住处关紧房门，拉上窗帘，躺到了床上。他的整个身心已沉醉于诗情乐兴之中，七八个小时就把第一幕的绝大部分构思出来了。创作中，他仿佛自己就是主人公塔索。对塔索和斐拉拉公主的爱情描写，使他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他自己真正在公主怀中度过还要幸福。
可惜，这种幸福没有持续多久，更没有个结果就半途而废了。
布洛伊夫人有一个朋友的弟弟蒙太居先生，被委派到法国驻威尼斯的大使。他正在物色一个秘书，夫人便介绍了卢梭。经过几番周折，卢梭于1743年7月到达了威尼斯。一到使馆，就有一大堆公文等着他处理。卢梭乍一看，以为是多么困难呢，可他很快就发现，那都是些很简单的事儿，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密函全部译出来了。卢梭来之前，蒙太居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也写不通顺。卢梭一来便成为大使得力的助手，得到赏识，不久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头衔——威尼斯法国大使馆秘书。卢梭意识到责任的重要，就尽量以无私的精神去做好一切事情。他很细心，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把属于他基本职责范围内的事，自始至终都办得很有条理，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出现过几个错误。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他的工作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漏之处。这对卢梭来说，干得这么出色还是头一次。
有一次，法国国王聘请当对已十分叫座的女演员科拉丽娜姐妹及其父维罗奈斯去巴黎演出，可他们收到2000法郎的旅费后，却跑到威尼斯圣吕克剧院来演出。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找他们父女。卢梭看信后，托人去找圣吕克剧院老板、贵族徐斯提涅尼，要他解雇维罗奈斯，没有办到。卢梭很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他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坐着挂有大使徽号的平底轻舟，赶到了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在门口叫人通报说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来求见，他一被人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和身份。那位贵族顿时面色惨白，不知所措。卢梭以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先生，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剧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是没有结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他说完刚一转身，徐斯提涅尼就跑去把情况报告了承审官员，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只好匆匆赶往巴黎演出。
还有一次，卢梭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那位船长是马赛人，叫奥利维。他的船员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动武违法，船被扣留，限令除船长外，任何人不准上下船。这种处分严厉得让人怀疑其真正动机。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不予理睬，他又去找领事，领事推说与商务无关，也不管。船长又找到卢梭，经过交涉，仍无效果。一向正直的卢梭见正规的交涉不行，就采取了非正规或者说“狡猾”的办法：按规定，大使馆的公文不能拆开检查，卢梭发现他们的公文常在威尼斯被拆检，因为几次报上的消息，都是一字不改地照抄法国大使馆的公文。卢梭这次要利用威尼斯官方拆检法国大使馆公文的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他故意把扣船事件这一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让敏感的威尼斯官员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如果等到朝廷复示后再去办交涉，船长可能早就破产了。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卢梭初步显示出他的外交才干，受到使馆同行及了解他的人的夸奖。卢梭希望凭着良好的成绩，获得更好的任用。
一天，卢梭收到一个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发来的重要情报，等大使签署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即办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在紧急转移阵地。情报说，有一个面貌特征如何如何的人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于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卢梭把这份情报直接发给了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洛皮塔尔侯爵。情报转得十分及时，波旁王朝之所以能保住那不勒斯王国，与卢梭这个行动有密切关系。然而，卢梭出色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好报。大使蒙太居是个品质恶劣的人。那一次他不在岗，卢梭及时处理了重要情报受到上面夸奖，大使认为这种夸奖有责备自己的意思，所以对卢梭深为不满。工作越久，卢梭的尽职尽忠就越遭到大使的嫉恨，但他又不能辞退卢梭，因为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能干的秘书。结果只能是既要留他，又要整他。卢梭看到自己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继续在使馆工作只有不快和不平，便愤然离开了使馆。这个行动受到了一些同行的欢迎和尊敬。蒙太居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像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卢梭。卢梭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改变了原定第三天动身的计划，决定再待15天。大家都赞成他的做法并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转告他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行动，在威尼斯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卢梭在友人的帮助下凑足了路费，回到了巴黎。他很决就发现巴黎有许多人对大使的荒唐行为十分不满。但是，尽管威尼斯的公众有几乎一致的呼声，卢梭也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但他却得不到任何公平的处理。惟一的理由是他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到保护。
卢梭的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他的心灵深处撒下了愤慨的种子，无声地声讨着眼前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他感到在这种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在破坏一切秩序，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以官方权力加以认可而已。
卢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和努力，一个个地落了空，难免要为自己坎坷的命运而愤慨，但他并不后悔。他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自己独立生活，发挥自己的才能，再闯出一条生活之路来。
他又搞起了因赴威尼斯任职而中断了的歌剧创作来。为了避免干扰，他住进了地处僻静的圣康坦旅馆。这个旅馆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佣一个同乡的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二十二三岁，良家出身，专做缝缝洗洗的活。戴莱丝的父母没有工作，和她一起来到了巴黎，靠她一人劳动养活。
卢梭很喜欢戴莱丝的淳朴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她也和女主人一样和他们同桌吃饭。旅馆里还有几个教士之类的房客，这些人中，只有卢梭一人举止言谈比较文明，别人逗那个姑娘时他就护着她，结果招来了不少讽刺，戴莱丝眼里也流露出明显的感激之情。他们不久就变得心心相印了。她觉得从卢梭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而卢梭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卢梭向她表示永远不会抛弃她，但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她表示理解和同意。戴莱丝担心卢梭在她身上找不到女人的童贞会生气，所以在以身相许之前总是心神不宁，欲言又止；卢梭却因此产生了误解，以为她有性病。最后她向他哭诉了她刚成年时因无知和诱奸者的狡猾所犯下的惟一的一次错误。卢梭一听便高兴得叫起来：“啊！我的戴莱丝，我不想找我根本找不到的东西，却占有了诚实而健康的你，我太幸福了。”
从戴莱丝那里，卢梭感到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在失去华伦夫人之后他重新得到了家庭的温暖。他觉得戴莱丝的爱，是上天给他的因诸多幻想的破灭而造成的空虚心灵的慰藉。他也发现了戴莱丝最大的缺点。她不会阅读、不会数钱、不会算账，说话有时词不达意。他有时想补救一下，帮她增长知识，但无济于事。可是，这样一个迟钝的人，在卢梭困难时期，却又是个很不错的参谋。卢梭后来在瑞士、英国和法国所遭遇的大灾大难中，她表现出了令人佩服的先见之明，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把他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和操守，使卢梭为此骄傲。
卢梭深爱戴莱丝，他感到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身边，心灵和智慧得到了充实，增强了生命的活力。这种幸福感使他把任何消遣都看作是多余的，除了戴莱丝的家以外，他哪里也不去。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大大有利于他的工作，不到几个月的工夫，他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全部完成了。
不过，要把这部歌剧推向社会，并不那么容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乐手和演唱人，请当时的“权威”拉摩先生来鉴赏。这位权威认定不是科班出身的卢梭不可能作出好曲子，即使歌剧中有精彩的部分，也是抄袭别人的。尽管权威定了调，还是有人十分欣赏卢梭创作的音乐，鼓励他继续修改其中的一幕，修改好之后准备推荐到皇宫里去演奏。但卢梭还没有整理完自己的剧本，又被另一项工作拉过去了，就是参加修改他过去十分崇拜的大作家伏尔泰创作的歌剧《纳瓦尔公主》，准备在凡尔赛宫开音乐会时演出。歌剧《纳瓦尔公主》是伏尔泰和拉摩合作的产物，宫廷急于修改后在庆祝会上演出，而当时原作者因正在投入新剧创作都不在巴黎，听过卢梭歌剧试演的黎塞留公爵赏识卢梭的才华，就举荐卢梭去担当修改重任。卢梭接受后，为了取得原作者的认可，首先以恭敬的口吻写信给伏尔泰求其指点，伏尔泰知道有公爵推荐便很快回了信：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两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卢梭收到复信后（这大概是卢梭第一次直接和伏尔泰打交道，也是伏尔泰和卢梭打交道中最客气的一次了。），就大胆而又谨慎地进行修改创作。他那尽心尽力，决不能辱没两位高手的心情和努力是可想而知了。可是，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又有人从中作梗，说他的曲子还须修改，而且要请教先前和他过不去的那位权威。受到如此对待，卢梭气得七窍生烟，一下子病倒了，整整6个星期出不了门。当歌剧演出时，音乐爱好者们都很满意卢梭谱写的部分。后来。卢梭得知他之所以遭到那位权威和他的保护人的憎恨，是因为那个音乐圈子排斥外人，尤其卢梭还是日内瓦人，就更不容他和那位权威竞争了。在艰难处境中的卢梭，这时又得到一个消息：他父亲去世了。以前，卢梭把母亲遗产的一部分留给父亲享用，算是尽了一点孝心。现在，用不着再为父亲担忧了。他决定接受那笔遗产。他把一部分钱寄给华伦夫人，从她的来信中知道她生活越来越窘迫，其余的钱和戴莱丝共享。只是为人狡诈的戴莱丝母亲知道有这笔钱，就把全家七八口人都找来住在一起，很快就使卢梭的生活又拮据起来。
为了摆脱困境，卢梭想出售剧本，但无人购买；他又设法排演，但又没有演出机会。卢梭只好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转而给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做秘书，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这时，戴莱丝有了身孕，卢梭想到养育婴儿会增加很大困难，又觉得这种境况有了孩子也会很尴尬，所以说服戴莱丝，按照巴黎当时盛行的风气，孩子出生后就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又送了一次。后来，此事遭到许多非议，但卢梭觉得当时只能如此。
在这一段平淡的生活中，卢梭又结识了一些后来影响他的命运的人。有一位埃皮奈夫人和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即以后的乌德托伯爵夫人），后者对卢梭进入文坛起了很大作用。他还和狄德罗和孔狄亚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人每星期都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商定出一个期刊，定名为《笑骂者》，由卢梭和狄德罗执笔。为此他又认识了达朗贝，他们都在着手编《百科全书》，卢梭应约撰写音乐部分。后来《百科全书》工作因狄德罗被捕入狱而中断。卢梭同情狄德罗的不幸遭遇，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