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驻日盟军总司令
1945年9月8日，麦克阿瑟及哈尔西、艾克尔伯格一行乘车前去东京美国大使馆。横滨到东京35公里，一路上他们再次目睹了战争给日本造成的巨大破坏，昔日繁荣的城区如今已变成瓦砾废墟，田野一片荒芜，一路上很少见到行人，偶尔见到几个行人，也是面容憔悴、麻木不仁的样子。
美国大使馆位于东京繁华地段，占地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前后有三幢豪华的大楼，中间还有一个大花园。除办公楼稍有损坏外，其他建筑物都在大轰炸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了。
当麦克阿瑟的车队驶进使馆院内时，第11空降师的仪仗队已排成检阅队形在那恭候。下车后走到台阶上时，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说：“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在东京的阳光下光荣地飘扬吧！”随着国旗的升起，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国歌，在那一大群军人中，许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麦克阿瑟注视着慢慢升起的国旗，眼中闪着泪花。通往东京的漫长道路终于走到头了。
麦克阿瑟选中大使馆作为他的私人官邸。战争期间虽然那里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许多房间里积满了污水。麦克阿瑟无意中在地上拾到一张完好的乔治·华盛顿画像，后来他写道：“它使我激动得难以言表，它竟能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美国武装力量的到来。”
麦克阿瑟的家人一行于9月19日乘飞机到达厚木，他们当中有琼、阿瑟、阿珠和一个新成员——阿瑟的家庭教师英国人菲利斯·吉本斯夫人。麦克阿瑟由一名助手陪同到飞机场去接他们。在去东京的路上，琼看见路旁有日本士兵，就问丈夫：“安全没有问题吧？”麦克阿瑟回答说：“绝对安全。”
麦克阿瑟选中“一号大楼”作为总司令部办公楼，那里原是一家日本大保险公司的办公楼。考虑到他所处的地位，他的私人办公室是很简朴的。这间胡桃木镶壁，带空调的小房间位于6楼，据说那里以前是间储藏室。屋中的摆设有一套“皱皱巴巴、垫得又软又厚的皮面沙发”，以及一张普通的桌子，上面盖着绿尼台布，还有一个玻璃门书橱。屋里没有电话。墙上挂的是华盛顿和林肯的画像。在林肯的画像下面挂着一张字幅：“如果要我去解释所有对我的攻击，那还不如不干了，随便去作点别的什么事。我要尽全力去干我知道怎样干和我能干的事情。我打算就这样一直干到底。如果结局是圆满的，别人攻击我的话就一钱不值。如果结局是悲惨的，即使有十个天使替我辩解那也无济于事。”
把家和办公室安顿好之后，麦克阿瑟就开始过起非常有规律的生活。他的小天地就是家和办公室。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从不过节假日，甚至连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不例外。他从不参加晚会和招待会，也从未到日本各地旅游过。在近5年里，他只有两次离开过日本：1946年7月4日，他飞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日的庆祝活动；1948年8月15日飞往汉城，参加“大韩民国”宣告成立的仪式。这两次出访都是一天的日程。
麦克阿瑟一家，一般早上7点左右起床。然后全家用早餐，饭前麦克阿瑟要作20分钟健身操。他的家里养了4条狗，一条名叫“布莱基”的长耳狗，特别得宠。一早起来，几条狗到处跑来跑去，家里显得十分热闹。说到他家养的狗，还有个趣事：有一次，日本首相吉田茂去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发现他情绪不好。一问才知道，原来他特别喜欢的“布莱基”突然死掉了。过后，吉田茂不声不响地设法弄来那只狗的照片，让农业大臣去找一只一模一样的来。那位大臣还真找到一只。当吉田茂亲自把狗送到麦克阿瑟府上时，他和儿子都高兴得不得了。
约9点钟，一天的工作开始了。麦克阿瑟先看报纸，然后处理邮件。在这期间，惠特尼会从“一号大楼”打来电话，向将军简要报告新闻通讯社的重要新闻。在足球比赛季节，还要报告每一场主要比赛的结果。麦克阿瑟是一个足球迷。大约在10点30分或11点，他离开家到办公室去。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的后排座位上。起初有两名士兵乘一辆吉普车做他的警卫。麦克阿瑟不喜欢警卫，后来便撤掉了。后来有一次，他的车在路上出了毛病，不得不搭乘一辆吉普车去上班，这使车上的士兵大为惊奇。以后，警卫又恢复了。
从大使馆到“一号大楼”车子只要开5分钟。一路上都是绿灯，使他可以畅通无阻。抵达“一号大楼”后，麦克阿瑟走下车来，向仪表堂堂的值勤卫兵敬礼，大步走向供他专用的电梯，升到六楼。
几年来，他的这一路线一直没有改，以致成了吸引游客的一景。常常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大使馆和“一号大楼”两处，想亲眼看看盟军总司令。要是有个刺客混在人群中刺杀麦克阿瑟，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总司令部对这一危险一直表示担心，但麦克阿瑟并不在意。他是一个宿命论者，认为该他死的时候，躲也躲不掉。
麦克阿瑟在办公室里处理完公文之后，开始接待预约的客人。他是个健谈的人，常常一个人谈起来就没个完。一旦他同来访者交谈起来，就开始在灰色地毯上踱来踱去，并点燃他的烟斗，很难让他停下来。
麦克阿瑟通常于下午两点离开“一号大楼”，按原路线乘车回家用午餐，那是他同琼和孩子一起放松的时间。如果有客人来访，麦克阿瑟一进屋，琼就会抬起头来，故作惊奇的样子，说道：“噢，将军回来了！”麦克阿瑟走过去吻一吻她。她会笑着说：“哈啰，老板先生”，或“哈啰，将军。”（她当众从来不称他道格拉斯或道格。）午餐前一般不上鸡尾酒。麦克阿瑟夫妇不拘“礼节”，即不让客人按军衔或外交头衔入座，有些讲究礼仪的人，就感到很不习惯。
除了特殊情况，麦克阿瑟在日本生活的5年时间里，日复一日，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一种简朴的，近乎苦行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麦克阿瑟强加给自己的，这样就能集中精力去解决战后日本面临的那些空前艰巨复杂的急迫问题。
2. 在废墟上建设新日本
1945年9月，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来到东京，这位65岁的美国将军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成了日本7000多万人民的统治者。面对战争废墟和全面崩溃的日本，除了要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还要把专制独裁、军国主义的旧日本改造成为民主法治的新日本，任务的艰巨性是难以想像的。
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麦克阿瑟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还是感到现在是我一生中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权力是一回事，而如何使用权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要把日本变成为“世界上一所大实验室，在那进行从极权军事统治下解放人民和从内部使政府自由化的实验”。在进驻东京之初，麦克阿瑟就宣布：“我的职责并不是压制日本，而是使它能重新站起来。”并确定了“占领军当局的所有政策，都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贯彻”的原则。
对天皇如何处理，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裕仁天皇同东条英机一样是战犯，应把他作为普通战犯送交法庭审判后处决，斯大林、蒋介石和英国首相艾德礼都持这样的观点。但麦克阿瑟认为这样对待天皇是不公正的，况且日本人崇敬天皇，如果处决天皇，势必“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天皇的名字从战犯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对天皇的待遇“不应有任何降低之处，凡是一位君主所应得到的礼遇都要给他”，以求得到天皇的支持，通过他对日本人民的影响，来实现重建这个国家的宏伟理想。
刚到东京后不久，麦克阿瑟的一些参谋人员坚持说，为了显示一下权威，他应该把44岁的天皇传到盟军总司令部来。麦克阿瑟远比他的参谋人员更了解日本人，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解释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贬低天皇的身份。
9月27日，天皇和他的一名助手去拜会麦克阿瑟。天皇身穿燕尾服和带条纹的裤子，头戴大礼帽。麦克阿瑟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他，并陪同他穿过长长的客厅，走到客厅另一端的火炉旁就座。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天皇的译员奥村胜藏在场。麦克阿瑟觉得裕仁有些紧张。为了缓和气氛，麦克阿瑟愉快地回忆起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老天皇接见他的情景。他还递给裕仁一支美国香烟，裕仁犹豫了一下，接过了香烟，但又慢慢地放下了，他不抽烟，此刻又不好拒绝麦克阿瑟的敬烟。当麦克阿瑟递烟时，他注意到天皇的手在颤抖。
面对着他救下来的这个人，麦克阿瑟有些担心，裕仁也许要为自己辩解，对控告他是一名战犯提出异议（当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已从战犯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但恰恰相反，他承担了全部战争责任。天皇出乎意料地对麦克阿瑟说道：“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听了这些话，麦克阿瑟对天皇“如此勇敢地承担一种意味着将被判处死刑的责任”的言行深为感动，并心怀敬意，“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一位由于出身血统而成为君主的人，但在那个时刻，我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其个人品质来说，是一位日本高尚的绅士。”这次会见时间很短，临别前他和天皇在一起照了相。第二天，当日本国民从报纸上看到穿军装的麦克阿瑟和穿燕尾服的天皇站在一起的照片时，都感到很惊讶。
为了能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首先要解除它的武装。当战争结束时，日本还有近700万军人。其中约半数在日本本土，另一半及300多万日本平民在海外。遣散军人和使那些在海外的日本人返回祖国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麦克阿瑟很清楚，“遣散这些老兵，要比在战场上消灭他们困难得多”，如果激怒了这些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特别是他们有几百万之众，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麦克阿瑟把日本原陆军部和海军部改名为军事人员遣散局，让他们负责这项棘手的工作，占领军当局只负责监督和协调。这样遣散军人变成日本人自己的事了，巧妙的避免了日本军人同占领军当局对抗。日本人办事效率很高，在极端缺乏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300多万军人和数量相当的平民撤回到国内。大多数人都找到了工作，能吃上饭。占领军当局还发出通告，被遣返的军人如遇到困难，可以要求帮助，各地占领军当局将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除上面所说的工作外，遣散局还释放了被日本人抓来当劳工的150万中国人和朝鲜人，并把其中约100多万愿意回国的人送回国。
战争结束时，在日本全国及诸如台湾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事装备和补给品。例如在日本，有1200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其中4000架可以使用，还有无数的坦克、步枪及其他武器装备。艾克尔伯格的部队用几个月时间搜遍日本，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飞机，或把武器扔进大海。生产作战物资的军工厂被关闭，海军基地和造船厂被摧毁，机场被犁掉，销毁的这些作战物资的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日本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那样迅速重振军备。
为了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麦克阿瑟还下令解散日本的大财阀。
多年来，日本约80%的工业和金融财富被诸如三菱和三井这样少数大财阀紧紧控制着。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它是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化身，他们左右国家政治和平民的生活，靠战争牟取暴利，解散财阀是日本非军事化必由之路。由于日本方面认为，国家的繁荣要依靠这些财阀，因此对解散财阀工作持消极态度，美国也不想承担日本复苏经济所需的费用，最后这项工作草草收场。到1951年7月，宣布这项工作结束时，应该解散的财阀有1200家，实际解散的只有9家。虽然如此，财阀的权势还是受到了一些削弱。
1946年1月，盟军总司令部开始实施一项所谓“清洗”的计划，目的是禁止一切军国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担任公职或在工业生产部门中担任关键性职务。“清洗”的设想是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首先提出来的。麦克阿瑟“对这一想法是否明智曾感到怀疑”，在实行中“尽量地宽容”。根据“清洗”计划要求，任何在军队中当过军官，在某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或在被占领国或在军工企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都在清洗之列。全国总共约有20万人被禁止担任公职（包括1800名财阀家族成员），约1300个带有政治性的组织被解散了。“清洗”打破了保守的行政人员和政客们对权力中心的控制，使新的没有政治污点的领导人得以上台。虽然被清洗的人没有被关入监狱，但他们就业遇到了困难。后来有人认为，清洗并不完全成功，有时是不公正的。占领结束后，给一些人“恢复了名誉”。
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审判的目的是惩办那些负有发动战争责任、准许进行或亲自犯下暴行的人，通过审判还可以使日本人明白发动战争或犯下暴行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战犯被分成甲、乙、丙三级。甲级战犯是像东条那样的大人物。这样的战犯有25名，在东京受到由11国法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6名将军和1名文职官员被处以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2人被判处较轻的徒刑。乙级战犯是20多名高级将领，他们的部队犯下暴行而受到盟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的审判。在菲律宾与麦克阿瑟直接交战，并迫使他丢下在巴丹的部队，连夜逃到澳大利亚的保间和山下两个日本将军，因指挥“死亡行军”造成几千名“巴丹”战俘死亡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保间的妻子曾向麦克阿瑟求情，也没能得到赦免。4200名丙级战犯是那些被指控犯有较小暴行或虐待战俘的人。他们受到了各级盟国军事法庭的审判。700人被判处死刑，400人被宣判无罪，其余的被关进监狱服刑。
早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把神道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手段。神教的主要特征是推崇天皇和自我牺牲。神教后来逐渐变成了正式的国教（神道教），在战争期间对军队起了很大作用。神教宣称，一个人在战斗中死去就可以成神。
盟军总司令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灭神道教的措施。1945年12月15日，神道教作为国教被废除了。约8000座神教纪念碑被推倒，天皇的画像被从学校摘走了。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以新年诏书的方式发表了“凡人宣言”：“朕站在人民一边，总是希望能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朕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互相爱护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并非简单地依靠神话和传说。不要因为把天皇奉为神明，而产生大和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并注定要统治世界的错误观念。”
为了使他本人“更像一个凡人”，麦克阿瑟鼓励天皇像欧洲君主那样巡视日本，观看体育运动会，出席音乐会及其他公众集会。就这样，天皇成了一名较为普通的君主。
日本的警察部队是一个全国性组织，由东京的官僚们控制。战争期间，它变得酷似纳粹的盖世太保。它被用来镇压人民，煽动战争情绪。在占领初期，麦克阿瑟下令将警察部队分散，每个超过5000人口的城镇都有权保留其当地警察部队，这些警察部队仅向当地政府负责。这一措施有效地摧毁了令人憎恨的全国统一指挥的警察部队，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有些地方没有足够的警察维持治安，而且职业警察的素质也急剧下降，以致普遍发生警察腐败现象。占领结束后，日本人重建了全国警察部队，实施了更为有效的控制。
在实施日本非军事化的同时，麦克阿瑟还积极地推行他制订的日本民主化计划。日本的民主化思潮在战前就已产生，许多日本人对民主制度持欢迎态度。盟军总司令部利用了人民的民主化倾向，加快了日本的民主化进程。
修改宪法工作是从1945年10月开始的，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提出了修改宪法的三个原则：1.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天皇根据宪法行使职能。2.日本要废止运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放弃以战争手段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日本不得拥有军队。3.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
这部宪法经日本临时议会审议通过，于1946年11月3日颁布，于1947年5月3日起施行。这部宪法保障了日本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平稳过渡，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起了重大作用。宪法的改革精神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麦克阿瑟后来得意地谈到：“这部宪法也许是占领军当局惟一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权利。”
1946年4月10日，就在新宪法草案出台不久，根据新的选举法，1300多万妇女首次获得了选举权。在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有466人当选为议员，其中有39名女议员。公布选举结果后的第二天，有位日本立法界人士去见麦克阿瑟，心神不安地对他说：“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选举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麦克阿瑟有点奇怪，忙问是什么事。那个人说：“有一个妓女被选进了众议院。”麦克阿瑟又问：“她得了多少选票？”那人叹口气说：“25.6万张。”麦克阿瑟郑重地对那个人说：“我可以说，这么多选票恐怕不全是靠她那不光彩的职业得来的吧。”
妇女解放，常常是麦克阿瑟最津津乐道的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日本完成的一切改革事业中，我感到最满意的无过于妇女的地位提高了。”
1946年年初，由于日本全国粮食短缺，引起政局动荡。日本全国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6%，粮食不能自给，主要靠进口。战争期间可以到国外掠夺，战败后既无资金进口粮食，也没有物资同外国交易，更没有运输货物的船队。供应居民的粮食每天只有200克，时常还不能保证，一些人只好靠野菜充饥。
当时麦克阿瑟公开表示：“只要我当盟军总司令，就不会让一个日本人饿死。”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向华盛顿要求调运美军的库存粮食到日本来救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不同意用军粮援助不久以前的敌国。麦克阿瑟再次申诉了自己的理由，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情况就是这样，给我面包或是给我子弹！”最后他终于得到了面包（从美国运进350万吨食品），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同时也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佩和信任。
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战前，日本的耕地有一半掌握在地主手中，这些地主靠收取佃农的高额地租生活。这种制度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生活极为困苦。麦克阿瑟制订了解放农民的方针，1946年6月提出了土改方案，政府征购了约3000万亩农田，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卖给佃农。到1950年，日本85%的可耕土地到了自耕农手中。麦克阿瑟后来称这一改革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是占领军当局所取得的最有深远意义的成就之一”。
麦克阿瑟所推行的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51年4月他离职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广播讲话中动情地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衰落境地中拯救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3. 反共急先锋
多年来，麦克阿瑟一直是个强硬的反共份子。早在1932年7月，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就把为要求补发退休金而集合起来的退伍军人，说成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暴乱分子，说这些饥肠辘辘的退伍军人举行的集会，很可能酿成一场推翻政府的革命。于是由他亲自率领军队，使用催泪瓦斯，把昔日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兵驱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苏联要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要遏制“共产主义威胁”。在美苏的较量中，麦克阿瑟扮演了一个反共急先锋的角色。
战后，苏联占领了库页岛、南萨哈林，向南直到三八线的朝鲜北半部，以及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苏联还想扩大他们在日本的影响。苏联驻日本联络官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曾提出要求，由苏军占领日本的北海道，这些部队将不受麦克阿瑟指挥。这个要求被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
在1945年12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迫于苏、英两国的压力，同意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理事会。远东委员会由曾与日本交战的11国代表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制订对日政策，在必要时有权重新审查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是盟国有关日本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因美、中、苏、英四大国均有否决权，所以很难做出一致的决定，就是做出了决定，也得麦克阿瑟去执行，主动权仍在美国人手中。盟国对日理事会只是个咨询机构，并没有什么实权。麦克阿瑟认为设立这两个机构是想监督他，是美国政府在苏联的压力下做出的让步，他感到十分气愤。在东京，麦克阿瑟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对莫斯科会议“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关于他不反对这一计划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虽然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理事会这两个机构徒具虚名，但是苏联还是经常在远东委员会上批评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而美国方面一般不反驳。麦克阿瑟认为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非常不满。后来惠特尼写道：“在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看来，在日本发生的每一次同共产党人的交锋中，华盛顿都不支持我们，这似乎反映出他们的冷漠态度。我们不断接到报告说，有人在暗中反对麦克阿瑟和他的占领政策，而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似乎都集中在国务院，他对华盛顿有人阴谋反对他感到难以置信。”
1945年秋，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向共产党的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遭到共产党军队的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于12月发表了对华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参加的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派乔治·马歇尔到中国去“调停内战”。麦克阿瑟对美国这一种面对现实的立场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在蒋介石得势的时候，美国政府“不但不帮助蒋委员长去夺取胜利，反倒安排一次内战调停”。当蒋介石于1946年6月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国内战后，麦克阿瑟又抱怨美国政府未能及时大力援助蒋介石，并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在日本，1947年初，全国工会会员已达500万人。为谋求生存权利，工会向政府提出了以提高工资为主的一些要求。日本政府持强硬态度，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影射工会领袖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工会方面对政府的敌视态度十分气愤，宣布2月1日举行全国总罢工，直到达到提高工资和打倒吉田内阁等目的为止。
在形势一触即发之际，麦克阿瑟向吉田茂保证：如果发生总罢工，盟军总司令部将进行镇压。后来他写道：“我不愿做那些妨碍工人维护自己权利的事，但我也决不允许少数共产党领导人，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武器来破坏经济发展。”因此，他在1月31日发布命令，禁止举行总罢工。
日本工会领导人在占领军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屈服了。
在这期间，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总统咨文，系统地阐述了向“抵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援助的意义和具体安排，后来人们称之为“杜鲁门主义”。这个咨文发表后，国际反共势力气焰更加嚣张起来。
1948年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在旧金山发表了1“要使日本成为抵挡共产主义洪流的堤坝”的著名演说，主张“不仅要使日本独立，而且面对远东存在的新的极权主义战争威胁，日本应以强大而稳定的民主政治为基础去完成防御任务”。罗雅尔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美国要开始利用日本的军事潜力为其亚洲战略方针服务了。
1948年4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视察日本后，向马歇尔报告说：“如果确实不能取得盟国的赞同召开媾和会议，我国应在日本单独采取行动，要把日本经济重建到能够自立的程度，这样就能防止共产主义的入侵。这一点，我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鉴于美苏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恶化，把日本作为亚洲防共堤坝，在军事上更具有重要意义。”从1948年6月起，美国向日本提供了总额多达2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麦克阿瑟是美国“防共堤坝”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到了1948年，麦克阿瑟早已剥下了天皇的神圣外衣，但他现在却取代天皇成了日本的绝对统治者，摆出了他自己似乎就是上帝一样的架势。他深居简出，不参加社交活动，过着修道院一般的生活。除了惠特尼之外，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他拒绝举行记者招待会，常常诘难那些批评盟军总司令部某项政策的美国或外国记者，或把他们从日本驱逐出去。助手们对麦克阿瑟充满敬畏，对他们来说，麦克阿瑟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麦克阿瑟自己也说过：“我现在只看得起两个人——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
在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下，再加上一些热心的助手和国内支持者的鼓动，麦克阿瑟决定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这次他不再扭扭捏捏了。他以东京“一号大楼”简朴的办公室为基地，在不超过现役军官必须遵守的法律界限内，公开进行寻求得到提名的活动。
麦克阿瑟之所以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日本的成功实践及得到的普遍赞誉，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其次，他对华盛顿的当权派不满，希望“有朝一日把国务院搅个天翻地覆”；他还想利用他的声望捞取一些政治资本。
在威斯康星州，麦克阿瑟的威望很高，而且拥护他的人大都是有钱的人，有足够的竞选经费。因此，人们预料他会大获全胜。在竞选中，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乔·麦卡锡支持候选人哈罗德·史塔生。因此，他对麦克阿瑟发起了无情的攻击，将他同两名“体力虚弱的总统”威尔逊和罗斯福相提并论，并不断提到他的离婚。麦克阿瑟的反对者们还提出了对密尔沃基的英雄比利·米切尔的军事法庭审判一事，指责麦克阿瑟对他的定罪投了赞成票。
好像命运在故意捉弄人一样，预选结果史塔生获19票，麦克阿瑟只得了8票。本来在威斯康星州预选失败就意味着麦克阿瑟竞选结束了，可是到了6月下旬，共和党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有人又把麦克阿瑟列在提名人选之中。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麦克阿瑟获得了1094票中的11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得了7票，在第三轮投票时就一票都没有了。汤姆·杜威在第三轮投票中以全票当选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最后的结局，对爱面子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惠特尼向麦克阿瑟报告这一消息时，将军“心情十分沉重地垂下了头”。这使琼也感到十分失望，本来她对这次竞选抱有很大的希望，她还指望丈夫当选后，他们一家人能回到美国去，年已10岁的儿子小阿瑟还未见过美国是什么样呢。
1948年美国总统竞选，最后以杜鲁门击败汤姆·杜威告终。麦克阿瑟事后说，他的支持者的一些言行激怒了杜鲁门。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里以自我解嘲的口吻写道：“我一点儿也没有要当国家元首的愿望，因为在治理日本期间，我已干够了这种事情。我所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更坚决地拒绝置身于政治舞台，像事先预料到的那样，这一企图没成功，而惟一可以看见的效果就是那个执政的民主党对我进行了大量的政治诽谤……，从那时起，报复何时落到我的头上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48年10月，日本芦田内阁垮台了，麦克阿瑟再次把保守的反共份子吉田茂扶上台。此时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冻结了工资，许多中小企业破产，失业者激增，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工人运动再次蓬勃开展起来，共产党的影响也再次扩大。在1949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的得票增加了近200万张，在议会中的议席由4个增加到35个。
面对共产党的势力日益扩大，吉田茂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开始对共产党采取镇压的政策，把左翼团体列为取缔对象，利用行政整顿和定员法，驱逐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会会员。7月4日发生国铁总裁下山定则死亡的“下山事件”。7月12日发生电车冲出轨道的“三鹰事件”；8月17日发生列车颠覆的“松川事件”。对这一系列事件，吉田茂都说是共产党和工会干的，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并判处重刑。直到15年后人们才知道，那几起事件根本不是共产党干的，这时人们才想到，说不定那几起事件是有人为镇压共产党人找借口而故意在背后捣的鬼。
到1950年6月，麦克阿瑟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更加强硬，6月6日，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下令解散日共。6月7日他又下令禁止发行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示威。从7月份起，在机关、厂矿、学校全面清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有2万多人被开除。
在“清共”的同对，麦克阿瑟积极推动与日本单独媾和。1951年，在中、苏等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对日和约在旧金山签署，确立了日本独立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从属关系。到1948年底，尽管美国已给了蒋介石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同等数额的经济援助，蒋介石还是连连败北，他的军队土崩瓦解。1949年1月7日，蒋介石辞去中华民国总统，把这一职务交给李宗仁，便逃到台湾去了。他早已把中国的外汇和金融储备转移到了那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它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无可奈何地写道：“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了能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因为“丢掉了中国”，对杜鲁门不友好的共和党人对总统和艾奇逊大加指责。共和党人早就想把民主党人从白宫赶出去，于是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他们说艾奇逊是屡犯错误的白痴，是共产党的同盟者，有的甚至说他是叛徒。
麦克阿瑟明智地对待蒋介石的失败，拒不公开发表评论，但他是同情蒋介石的。后来他写道：“只经过一击，海约翰①时期以来苦心经营的一切就都丧失了。这是我们的力量在亚洲大陆崩溃的开始，也是那个遭人奚落的‘纸老虎’的诞生之日。”
①海约翰1898～1905年间任美国国务卿，主张各国在华享有平等贸易权。
4. 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原是个统一的国家，1905年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灾难深重的朝鲜人民才得到解放。不幸的是，朝鲜人民的命运没有引起大国的重视，只是原则同意，战后朝鲜将成为美、俄、英、中四国共同控制的托管国，时间约为25年左右。
随着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和苏军参战，美国和苏联仓促达成协议，对朝鲜实施联合占领。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陆军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武断地选中了北纬38度线作为分界线。这不是一条自然疆界，而是博尼斯蒂尔从地图上找到的。这条线似乎很合理地将这一国家划成两部分。苏联从未正式接受这条界线，但在实际上他们是遵守这条分界线的。就这样，大国用人为的、漫不经心的方式，把统一的朝鲜分割了，从此产生了无休止的冲突，造成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
1945年9月4日，约翰·霍奇中将指挥的美军第24军的一支先遣队乘飞机到达汉城的金浦机场。9月8日，第24军的主力部队乘船抵达汉城的小海港仁川。到这时，苏军已用武力解放了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并封锁了边界。南北之间很少有接触，美军同苏联红军在欧洲易北河胜利会师那样的感人场面没有了。
1945年12月，美苏协商后达成协议，在对朝鲜托管5年后，举行决定这个国家前途的自由选举。
1948年5月10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南朝鲜首先开始行动，他们选出一个新的国民议会。5月31日议会开会，选举美国人抬出来的李承晚博士为议会主席。李承晚那年73岁，曾在国外流亡多年。议会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并选举李承晚当“大韩民国”的总统。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宣誓就职时，麦克阿瑟还专程由日本飞到汉城出席了李的就职仪式。麦克阿瑟在讲话中谈到：“隔绝南北朝鲜的人为障碍（指三八线）必将予以撤除。”李承晚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北进统一”的口号。
对于南朝鲜的分裂活动，北朝鲜针锋相对。1948年8月25日，北朝鲜经选举成立了最高人民议会，月99日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到了这年年底，美苏军队先后撤出了朝鲜半岛，只留下了人数不多的军事顾问团。就这样，朝鲜作为一个民族是获得了独立，但作为原来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却彻底分裂了。
美军撤走后不久，“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对李承晚的采访谈话，在谈话中，李承晚引用了麦克阿瑟的话：“就我本人而言，我愿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帮助和保卫朝鲜人民。我将像保卫美国或加利福尼亚免遭侵略一样去保卫他们。”这一令人吃惊的表白也许是麦克阿瑟为了恫吓北朝鲜人而发表的，但它与华盛顿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这一言论使杜鲁门、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惊愕。事实上，华盛顿已将麦克阿瑟在朝鲜的责任明确地限定为：在动乱情况下，撤出美国平民和军事人员。
关于国家的前途，北朝鲜曾提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选，以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北朝鲜的建议没有得到韩国的响应，他们坚持要“北进统一”。
为了“北进统一”，韩国积极扩充军备，加紧战争准备。1948年11月底，议会通过了武装部队组织法，设立了国防部。到1949年年中，军队的规模已扩大到10万人，编成8个师，这支军队得到了价值1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剩余装备，并得到了美军顾问的“指导”。
面对韩国的战争威胁，北朝鲜也作了充分的准备，认识到必要时也得通过战争来实现祖国统一。到1950年，朝鲜人民军已拥有13.5万人，编为10个师，它拥有150辆苏制T－34型坦克，大量的重火炮和至少180架飞机。
从1950年起，南北朝鲜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双方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这些冲突随时都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同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会晤时发表的谈话，完全改变了他以往向李承晚做出的，他将“亲自”前去援助南朝鲜的保证。在谈到美国在远东的“防线”时，他说：“这一防线起自菲律宾，一直经过琉球群岛，其中包括主要防御堡垒——冲绳，然后再折返，通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折返”这个词，显然把朝鲜排除在防线之外了。麦克阿瑟这次谈话至少部分地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美国一直认为朝鲜没有什么重要战略意义，对朝鲜问题一直不太重视，当南北朝鲜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时，美国政府才认识到朝鲜形势的严重性，并开始积极加强韩国的军事力量。
1950年年初，美韩两国先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美韩经济援助协定》和《美韩共同防御协定》。5月，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朝鲜分署署长约翰逊向国会作证时说：“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由美军顾问训练的10万南朝鲜军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都能参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6月18日前往韩国视察了三八线。第二天，他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美国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韩国……，只要你们在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历程中继续发挥出色的作用，你们决不会是孤立的。”6月21日杜勒斯从汉城来到东京，他告诉麦克阿瑟，南朝鲜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来对付北朝鲜的威胁。
6月19日，就在杜勒斯发表演说的当天，北朝鲜向韩国提出建议：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愿派协议团去韩国协商，但韩国不予理会。在北朝鲜看来，杜勒斯汉城之行的目的是鼓动韩国开战。
1950年6月25日早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表了第一份有关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方发动了进攻的新闻公报：“南朝鲜政府国防军，于6月25日凌晨3点多，沿三八线全线向北方地区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海州西部、金州方面、铁原方面，已深入三八线以北地区1至2公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击退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北朝鲜军队在受到攻击后，立即进行反击。在用重炮轰击后，坦克和步兵击溃了敌人的进攻，并跨过三八线，摧毁了韩国军队的阵地。在人民军的强大攻势下，除少数韩国军队顽强抵抗之外，大多数都溃逃了，所有的重型武器装备都遗弃了。
战斗开始后6个多小时，南北朝鲜交战的消息才传到东京。那天见到过麦克阿瑟的国务院官员威廉·西博尔德后来写道，将军对此并不“十分在意……相反，麦克阿瑟满怀激情地表示，他相信韩国军队能够振作起来并坚持下去”。当然，朝鲜的事务并未交麦克阿瑟负责，他的责任仅仅是在必要时下达命令撤出在汉城的1500多名美国人，他才能轻松地说这些话。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杜勒斯，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艾奇逊：
“如果韩国人无力阻止这次进攻，即应动用美国军队，哪怕会招致苏联人的反击。”
不断从朝鲜发来的报告表明，这一次形势要严重得多。麦克阿瑟根据自己的职权，下令立即向韩国运送大批弹药，并命令他指挥的美国海空军为运送弹药的船只护航。他向华盛顿报告说：“敌人的兵力使用和战略企图都是令人担心的。”
美国政府得到消息后，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它利用苏联因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于1月份撤回其代表的机会，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操作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军队对韩国发动的武装进攻”；呼吁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国为执行这一决议“提供一切帮助”。次日，杜鲁门总统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会后向麦克阿瑟发去了第1号指令：指定麦克阿瑟指挥在朝美军的一切行动，继续向韩国提供弹药；组成军事调查团，去韩国了解事态发展和提供必要的援助；动用包括海军、空军在内的武装力量，确保美国人撤离韩国时的安全。紧接着，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再次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向韩国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随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参战。随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第2号指令：“为了直接支援韩国军队，要以远东海、空军攻击越过三八线的北朝鲜军队。行动的目的是，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
美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决定干涉朝鲜的内战，这正如杜鲁门声称的：他决定介入这场冲突，并不单单为了一个小小的韩国，而是要借此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美国学者韦格利后来指出：“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世界之间的边界上，很难再选到一个比北朝鲜更好的地方，作为利用美国军事力量挫败共产党军事冒险的战场了。”
6月28日，南北双方交战的第四天，朝鲜人民军已攻下汉城。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也感到问题严重了，在接到华盛顿的指令后，这位服役50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70岁老将军，立即行动起来。他下令海军、空军立即出动，并在韩国设立由约翰·查奇领导的前线指挥部，负责指挥美军作战和为韩国军队提供援助。
为了掌握交战情况，麦克阿瑟决定亲临前线视察。6月29日，天气不好，不宜飞行。助手们极力劝麦克阿瑟等天气好些再去，但他认定的事情是没有人能说服他改变的。他直接给专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下命令，要他立即起飞，飞行员只好服从命令。那架著名的“巴丹”号专机载着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等15名随行人员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当斯托里中校驾驶“巴丹”号专机准备在距汉城32公里的水源机场降落时，北朝鲜空军的两架苏制雅克战斗机出现在水源上空，斯托里中校赶紧把飞机拉起来，加速飞离机场。飞机上的人都很紧张，睁大眼睛盯着向他们飞来的雅克战斗机。飞机由一个小点，逐渐变大了，这时有人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请您保佑。”当年日本帝国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是在有6架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被美国飞机击落，而葬身大海的。现在这架孤单单的毫无战斗力的运输机，是否也会有遭到同样毁灭的命运呢？麦克阿瑟平静地半躺在座椅上，吸着那久已不用的玉米芯制的大烟斗，轻轻吐出淡蓝色的烟雾，对战斗机的出现毫不在意。司令官的镇静自若，使得飞机里气氛有了缓和。他知道在空中自己只是一名乘客，一切都要看飞行员如何应付了。也许是上帝发了慈悲，雅克战斗机又转身向水源机场飞去，在那扫射一阵，又投了几颗炸弹，才向北飞去，“巴丹”号没有被发现。专机在上午11点着陆。麦克阿瑟一行下飞机后，立刻赶到设在一所小学校里的美军前线指挥所。李承晚总统、美驻韩国大使穆西欧和美国军事顾问团高级顾问，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斯托里中校担心雅克战斗机再返回来，击毁“巴丹”号专机，在麦克阿瑟等人下飞机后，便立即起飞返回东京去了。
在学校的教室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后，麦克阿瑟对在场的人说：
“让我们到前沿去看看，要想对战争情况作正确判断，惟一的办法就是到前线去看看他们怎样作战。”他们乘3辆破旧的汽车，向北面48公里处的汉江驶去，汉江在北朝鲜控制的汉城以南1.6公里。他们穿过大批逃难的人群和溃退的韩国军队，来到一个小山顶上，从那里可以听见迫击炮的射击声。他们在那里逗留了约一个小时，视察了韩国军队的防线。然后他返回水源机场，“巴丹”号正等候在那里。下午4点，着陆4小时45分钟后，麦克阿瑟一行乘“巴丹”号专机返回日本。
去朝鲜视察后，麦克阿瑟一行亲眼看到了韩国军队不堪一击的现实情况，开战只有4天，10万人的正规部队中，只有1万人还能与总司令部保持联系，其余已不知去向。麦克阿瑟认识到：“韩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耗尽……他们即使得到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也不可能阻止敌人的迅猛攻势。”他在6月30日给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电报中提出建议，要
“守住目前防线并在今后确保夺回失地的惟一办法，就是向朝鲜战场派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我建议立即派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增援上述至关重要的地区，如有可能，再从驻日部队中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及早作好反攻准备。”当华盛顿正犹豫不决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建议促使杜鲁门总统下了决心。
6月30日，华盛顿给麦克阿瑟下达了第3号指令：可以派有限的地面部队到韩国，主要任务是确保通讯联络畅通，保卫釜山港和飞机场；可以用海、空军攻击北朝鲜，但不得接近中国和苏联边境。在随后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又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要求：从驻日美军中抽调两个师的兵力投入朝鲜战场；同时决定，使用海、空军力量封锁北朝鲜海域。
当时，在日本只有11万人的美国占领军，其中大部分属于第8集团军，司令官是沃尔顿·沃克中将。该集团军下辖四个不满编师，即第1骑兵师，第7、第24、第25步兵师和7个防空营。麦克阿瑟接到指令后，立即命令由威廉·迪安少将指挥的第24步兵师出动。迪安在7月1日派出的先遣支队乘飞机到达釜山后，立即向北赶到190公里外的大丘前线；随后第24师主力部队于7月2日、3日两天陆续到达朝鲜，威廉·迪安少将担任所有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这时，韩国“陆军本部”已撤退到水源，并在汉江一线组织防御，等待美国援军到来，朝鲜人民军于6月30日开始，兵分多路同时强渡汉江，于7月4日攻占水源。7月5日在汉城以南50公里外的乌山地区，朝鲜人民军同美军第24师先遣支队交火，并迅速突破美军防线。美军在遭受到重大损失后，被迫仓皇撤退。美军第24师先遣支队指挥官史密斯中校曾经说过：“朝鲜人民军一见到我们，就会狼狈逃窜。”这种看法当时在美军中是普遍存在的。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仗就遭到惨败，这使麦克阿瑟等人大为震惊。麦克阿瑟在向华盛顿报告时承认“北朝鲜军队可以和上次大战中任何优秀的军队相媲美”，他已经感到釜山阵地很难守住，要打赢朝鲜战争光靠第8集团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向华盛顿提出要再派一个拥有4～5个满员步兵师的集团军、1个空降兵团、3个坦克营以及增派飞机、军舰等要求，而且越快越好，以实现他海陆空立体作战和两栖登陆的作战方案。
在麦克阿瑟为争取增加兵力而伤脑筋的时候，华盛顿的一些决策人物都怀疑朝鲜战争可能是苏联“声东击西的一招”妙棋，目的是把美军牵制在亚洲，从而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把过多的军事力量投入朝鲜半岛，那不是上了苏联的圈套吗。美国的战略重点毕竟还是在欧洲，所以对麦克阿瑟的增派兵力的要求未予答复。7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建“联合国军”的决议，7月8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朝鲜人民军于7月7日发起大田战役，直逼锦江。麦克阿瑟又紧急调第25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入朝。这时驻日本占领军只剩下第7师担任守备任务，兵力空虚。麦克阿瑟再次请求华盛顿增援，在信中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使用强硬的措词，说如不给援兵，巴丹的悲剧就会重演……这次华盛顿有了答复，在强调欧洲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后，答应满足他的部分要求，同意增派第2步兵师、第1陆战旅和3个坦克营归他指挥。这时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兵力已得到明显加强。麦克阿瑟任命沃克将军为驻朝美军总司令，统一指挥美军和韩国部队。
大田是朝鲜南方的战略要地，是韩国的临时首都。朝鲜人民军很重视这次战役，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亲临前线指挥。7月13日，人民军利用美军第25师刚到朝鲜还没有展开之际，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避开美国空军飞机的袭击，于夜间强渡锦江成功。同时，兵分三路迂回至大田城的南、西、北侧，7月19日完成了对大田的包围。20日拂晓，人民军开始对大田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美军第24师先用大炮轰击后，然后再用坦克开路，企图夺路突围，但退路已被切断。在白刃格斗中，美军装备优势起不了作用，结果美军遭到惨败，损失大炮200多门，坦克20余辆，有3万多人伤亡或被俘，连师长威廉·迪安少将都成了俘虏。第24步兵师实际上已被全部消灭了。在战斗中，美第25师和第1骑兵师被阻击在外围，未能发挥增援作用。对第24师的覆灭，麦克阿瑟非常心痛，但他不承认失败，而用花言巧语把这场灾难说成是一场卓越的狙击战，打得巧妙而且勇敢。
正在朝鲜人民军同美韩军队激烈交战期间，美国政府得到情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进攻台湾，以消灭逃到那里去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美国政府认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的国共两党交战，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于7月27日，命令麦克阿瑟将他的第7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以阻止那里可能发生的战争。杜鲁门总统也不再提“不干涉中国收复台湾”的立场，公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并推行“台湾中立化”政策。
“台湾中立化”政策受到共和党人的大肆攻击，他们说杜鲁门和艾奇逊先是“丢掉了”中国，现在又来束缚蒋介石的手脚，他们认为只要有了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就能“光复大陆”，重新夺回中国，为什么不放手让蒋介石去干呢！杜鲁门在压力下作出一些让步，同意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向台湾派出军事调查团，允许国民党飞机对大陆进行侦察，但不许空袭。
在这种形势下，麦克阿瑟认为有必要到台湾去同蒋介石磋商一些问题，给蒋介石鼓鼓气。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杜鲁门和艾奇逊都不知道），他于7月31日率一个由16人组成的盟军总司令部代表团前往台湾。他们分乘两架飞机出行，其中一架是“巴丹”。因为天气不好，飞机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蒋介石亲自到台北机场候机厅里恭候。飞机降落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握手时说：“您好，大元帅。感谢您到这来迎接我。”
麦克阿瑟同蒋介石进行了两天会谈，还由宋美龄出面举行了正式国宴招待他们。后来惠特尼写道：“大元帅在这样盛大的社交场合英语讲得十分蹩脚，但他的夫人作为女主人却光彩照人，这才弥补了一些遗憾。”
关于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一事，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大为吃惊地从8月1日的新闻报道中看到麦克阿瑟将军到了台湾，吻了蒋夫人的手，并同她丈夫举行了会谈”，艾奇逊还写道：“大元帅从台湾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我们能再次同老战友密切合作，胜利就得到了保证。”杜鲁门写道：“这一切意味着——许多报刊也这样认为——麦克阿瑟摈弃了我的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他却热衷于一项更冒风险的政策。”
对于麦克阿瑟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杜鲁门感到十分气愤。当麦克阿瑟了解到对他的一些批评或攻击言论后，他认为有必要“纠正”那些“错误言论”，因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说了许多向政府挑战的话。这些话更气得杜鲁门暴跳如雷。在1945年6月，杜鲁门刚上台不久，他就在考虑，“对那个趾高气扬、权势很大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先生究竟该怎么处理。”杜鲁门还说过：“我们居然不得不派这个自命不凡的老顽固出任要职，真是太令人遗憾了。我真不明白，罗斯福当年为什么不把温赖特调出来，而让麦克阿瑟去为国捐躯。”
在当时，一气之下杜鲁门完全可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也许是顾忌到他有非常高的威信，杜鲁门表现出极大的克制。8月4日，他派出助手艾夫里尔·哈里曼前去东京，向麦克阿瑟解释美国的政策，并征询他对远东问题的看法。杜鲁门还让国防部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为了国家的利益，决不允许美军采取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任何行动。”
哈里曼在东京同麦克阿瑟会晤后，在一份备忘录里向杜鲁门报告说：“麦克阿瑟认为我们对待蒋的态度是粗暴而又轻率的，这样做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国际地位……关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如何对待大元帅问题上，我们仍有意见分歧。他答应按总统指示精神行事，但不是心悦诚服的……作为军人，他服从总统的命令。”对此，杜鲁门很不放心，8月13日，又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指令：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不得在台湾派驻美军。
麦克阿瑟访台风波刚刚平息，半个月后，他又惹出事端。8月17日，麦克阿瑟接到“第51届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邀请，请他到芝加哥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没有去参加会议，却给大会发去了一封供宣读的信。麦克阿瑟在信中谈到：“台湾若落在敌对国家的手中，那它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依靠它，就可以挫败冲绳和菲律宾友军的防御或反攻作战行动……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提出这样乏味的论点。如果我们去保卫台湾，我们就会失去亚洲大陆。没有比这毫无价值的说教更荒谬绝伦的了。说这些话的人不了解东方。东方人尊重和服从富有进取心的，坚定有力的领导人，而最蔑视那些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领导人，这就是东方人的心态，可惜他们不能理解。”
这一信件原准备在8月28日发表，但在8月26日就透露给了新闻界。杜鲁门和艾奇逊得到消息后感到非常吃惊和恼怒。杜鲁门后来写道：
“他从台湾的立场出发，要求实行一项军事侵略政策……我毫不怀疑，全世界读到这封信都会这样理解，而这封信的本意也一定是这样的。”杜鲁门还写到：“我曾认真考虑过解除麦克阿瑟将军远东战区司令官的职务，由布莱德雷将军接替。我将只让麦克阿瑟继续指挥对日本的占领，把朝鲜和台湾从他手中拿过来。但经过仔细斟酌后，我决定不走这一步。这样做势必要把他降级，而我无意伤害麦克阿瑟将军本人。”
经过研究，杜鲁门认为命令麦克阿瑟正式“收回”那一发言，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这样做虽然无法阻止它的传播，但至少可以明确表明华盛顿不同意信件的内容。
8月26日，华盛顿向麦克阿瑟发去了不同寻常的命令：“美国总统指示你撤回致‘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件，因为信中关于台湾的一些提法与美国的政策和在联合国的立场是相对立的。”麦克阿瑟接到命令后“感到极为惊讶”，他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抗议，说：“以这种方式撤回发言是一严重错误，何况信中表达的观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华盛顿没有让步，麦克阿瑟被迫正式收回了那封信。
5. 仁川登陆向北进犯
朝鲜人民军在歼灭美军第24师并占领大田后，乘胜向金泉、大丘方向追击，接连摧毁美韩军队的一道道防线，直向洛东江逼近。美军已成惊弓之鸟，司令官沃克将军在人民军强大的压力下，准备退守洛东江防线，并准备把他司令部由大丘迁往釜山。麦克阿瑟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战区局势极其危险，遂与参谋长阿尔蒙德一起飞往朝鲜，在大丘与沃克将军一起商讨对策。麦克阿瑟强调必须停止撤退，以保证下一步战役计划的实施。沃克根据这一指令，于7月29日赶到第25师师部所在地尚州，在向部队训示时，他说道：“我们现在是为争取时间而斗争。不容许以战场准备或其他任何理由再向后退。我们的后方再也没有可退守的防线了……”尽管沃克下达了死守的命令，但他的部队还是敌不住人民军的进攻而纷纷败退，沃克无奈只得于8月1日下令退守洛东江防线。
洛东江防线是利用洛东江主流河道和倭倌至盈德之间的高地群紧急构筑的工事，在大丘、釜山外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外围防线。在这个面积为1万平方公里的防御圈内，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美韩军队总兵力已近17.6万人，人民军的兵力仅有9.8万人。人民军在8月8日向洛东江防线发起进攻，曾一度强渡洛东江；侧翼部队沿东海岸推进到浦项。由于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防守兵力和武器装备又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双方战场争夺激烈。
人民军的战略目标是，乘美军在釜山一线站稳脚跟之前抢先赶到那里，解放全朝鲜实现祖国统一。虽然与敌人相比兵力相差悬殊，漫长的补给线又受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造成军需品供应极端困难，人民军还是于8月31日发起了釜山战役，并再次强渡洛东江，向美韩军的防线发起冲击。美韩军队占据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进行顽抗，双方多次进行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一些阵地几易其手，胜负难分，双方在战场呈现出胶着状态。
当时美韩军队陷入困境，沃克将军要想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以打破包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何摆脱困境呢？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在敌人大后方实施一次水陆两栖和空降协同的登陆行动，这样就能从背后切断人民军补给线，把人民军围困在两栖登陆部队与守卫釜山阵地的第8集团军之间。当一支强大的美军突然出现在后方时，朝鲜人民军不得不回过来进行反包围战，这样既可以解釜山之危，又可以使人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这一作战计划，不禁使人们想起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莱特岛实施的奥莫克登陆行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计划，但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兵力严重不足。朝鲜战争正赶上美国处于削减军备的时期。陆军、海军和陆战队都只有很少的作战部队。麦克阿瑟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设法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派来了驻加利福尼亚的第1陆战师。此外，麦克阿瑟还命令重建驻日本的第7步兵师，该师已抽调人员去接替釜山的环形防御。这个师补充了从朝鲜运到日本的8000名韩国部队后，便达到了满员。通过这种方式，麦克阿瑟拼凑起一支足以进行两栖登陆的军队。由于参谋长们不同意派出驻在美国的伞兵，这样空降作战计划就取消了。
7月23日，麦克阿瑟首次向华盛顿报告了登陆作战的设想：“计划于9月中旬，在敌军战线后方进行两栖登陆战，拟派两个师的兵力去执行这项任务，目的是同第8集团军在南方发动的反攻相配合，以包围和歼灭敌军。”在报告中未谈到登陆地点和作战计划的细节，他担心，如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得太多，那作战计划就有被否决的危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不久前还公开宣称，两栖登陆作战已经过时，再也不会出现这类行动取得成功的例子了。
当8月6日，杜鲁门派助手哈里曼和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将军，去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时，麦克阿瑟利用这个机会谈到了他的登陆作战计划。后来李奇微写道：麦克阿瑟充分发挥了“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说明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时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麦克阿瑟说：“请告诉总统，只要他答应给我增援，我就趁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
直到这时，华盛顿方面才知道麦克阿瑟想在仁川登陆。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登陆地点选择等许多方面还有问题，对麦克阿瑟不上报作战细节“日益担心起来”，他们还怀疑“麦克阿瑟是否能做好准备，会不会咬下的太多而消化不了”。因此，两位参谋长——海军的福莱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的劳顿·柯林斯上将，于8月19日专程飞往东京了解情况，并同麦克阿瑟研究登陆作战计划有关问题。
8月23日下午，麦克阿瑟、柯林斯和谢尔曼在总司令部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第1陆战师师长奥利佛·史密斯少将，麦克阿瑟的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他的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以及其他重要官员。惠特尼后来说，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美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战略辩论”。海军将领们，还有柯林斯将军和史密斯将军——实际上，除了麦克阿瑟以外的所有人——都强烈反对在仁川登陆。假如两位参谋长回到华盛顿，建议取消仁川登陆的话，无疑他们的建议是会被接受的。因为这一原因，这个会议至关重要，这不禁使人回想起1944年麦克阿瑟与罗斯福在夏威夷的那次会晤。
麦克阿瑟把仁川作为登陆点，还是费了许多心思的。他曾把仁川同元川、群山比较过，最后认为仁川防御薄弱，那里距汉城只有40公里，在那里登陆后很快就可以攻占汉城，控制南北方陆上交通枢纽，切断人民军漫长的补给线，从而使其处于绝境。
海军方面首先发言，他们以事实为根据，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充分论证在仁川登陆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指出，仁川是朝鲜自然条件最差的港口，潮差有10米多，那里航道狭窄，只在涨潮的3小时内船才能进港。落潮时淤泥质海滩宽达3公里，船只搁浅在那里会成为敌方炮火的靶子。在登陆部队上岸后，还要爬过高4米多的海堤，在得不到支援的情况下，部队很容易在滩头阵地被消灭。海军上将谢尔曼说：“如果把一切地理上和海军方面的不利条件都列出来的话，那么可以说仁川是样样具备的。”
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因距釜山战场太远，在仁川登陆不能对那里的敌军构成直接威胁，而且要想登陆作战成功，势必要从已经十分吃紧的第8集团军防线上抽调兵力，其结果是使那里的防线崩溃。另外，即使能攻占汉城，但能否与240公里外的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并形成合围的态势，也是值得怀疑的。最后，他建议放弃仁川，改在仁川以南160公里的群山港登陆，因为“群山距现在的战线很近，在地形和潮汐等方面也没有那么多困难问题。”谢尔曼表示同意柯林斯的意见。看这样子，仁川登陆计划要落空了。
该麦克阿瑟发言了。这时会议的气氛很紧张，阿尔蒙德在坐位上不安地变换着坐姿，他不知道麦克阿瑟将如何回答别人提出的有根有据的问题。麦克阿瑟首先谈到，朝鲜人民军主力正在釜山一线围困第8集团军，他们在仁川必然疏于防范。有关不能在仁川登陆的论点都是正确的，但这“恰恰有助于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出奇制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海军提出的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如在群山登陆，则达不到包围敌军，切断敌人补给线的目的。麦克阿瑟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雄辩地为仁川登陆作战作了说明。他最后说：“如果我的判断不准确，遇到了我们无法攻克的防御力量，那么我将亲自赶到那里去，在我们的部队遭受惨重失败之前就把他们撤下来。那时惟一的损失只是我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荣誉。仁川之战不会失败，它必将取得胜利！”
麦克阿瑟讲完了。谢尔曼站起来讲了一句含义不明确的感慨话：“谢谢您！这真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最强音。”会后，谢尔曼又同麦克阿瑟私下会谈，似乎还是想让他改变主意，但麦克阿瑟坚持己见。谢尔曼后来对乔埃说：“但愿我也能像他那样信心百倍。”
布莱德雷在听取了柯林斯和谢尔曼的汇报后，总觉得这个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太冒险，但考虑到麦克阿瑟的计划周密，他又那么有信心，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于8月27日批准了仁川登陆计划，同对又指示只能“在判明仁川附近的敌军确实没有充分防御准备的情况下”实施。第二天，麦克阿瑟向部队口头下达了实施仁川登陆的作战命令。
这时，由于朝鲜人民军于8月31日发动了釜山战役，多次突破美韩军防线，迫使沃克将军于9月5日将司令部撤到釜山附近。战局的变化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又犹豫起来。登陆时间已定在9月15日，9月5日布莱德雷致电麦克阿瑟：“根据战况，我认为有必要对作战计划加以修改。”这封电报激怒了麦克阿瑟，第二天他回电称：“没有必要改变计划”，当天向登陆部队下达了书面作战命令。9月7日，布莱德雷再次致电麦克阿瑟：“我们要求你重新考虑按原计划登陆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获胜的希望。”当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还提这样的问题，说不定华盛顿哪位大人物慌了手脚，若不然就是他们为自己留后路，一旦登陆失败好推卸责任。麦克阿瑟大发雷霆，回电用强硬的措词为他的作战计划辩解。他指出，如不在仁川登陆，惟一的选择是，在釜山进行持久而代价高昂的防御战，然后是一场浴血的正面进攻，这将夺去成千美国士兵的生命。这一电报达到了目的。9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批准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
在仁川实施两栖登陆的部队是美第10军总兵力为7.5万人，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任军长，下辖美军第一陆战师，第7步兵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两个团。美国远东海军、空军和英国部队也参加了登陆战，动用军舰260艘和500多架飞机。当时，防守仁川的朝鲜人民军兵力不到2000人，防守汉城的兵力约为5000人，不过这是麦克阿瑟后来才知道的。
美军登陆部队按计划从日本的佐世保、神户两地登船出发。发起进攻的前夜，海面显得非常平静，麦克阿瑟却感到紧张和不安，他唤醒了惠特尼，邀请他到自己的船舱里坐一会儿。后来惠特尼写道：那天晚上，麦克阿瑟在船舱里来回踱着步，“显得孤零零的”，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在一片反对声中，他独排众议坚持仁川登陆计划，难道他自己判断错了吗？他最担心保密出问题，假如朝鲜人民军预先知道他们在仁川登陆，有了充分准备的话，那登陆行动就可能一败涂地，就会成为“一场军事大灾难”。惠特尼写道：“是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到了凌晨两点半钟，麦克阿瑟终于筋疲力尽，这才倒在铺上睡了。
9月15日早上5点钟，美军向仁川发起了攻击。军舰和飞机猛烈轰击扼守入港航道的月尾岛要塞。两架人民军的雅克战斗机一露面，立即被击落了。6点30分开始在月尾岛登陆，未遇到激烈抵抗（人民军守军只有400人），很快占领了这个面积只有0.6平方公里的小岛。在当天下午涨潮时，美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用特制的梯子爬过4米高的防护堤，从仁川南、北两翼突击登陆，战斗队未伤亡一人就占领滩头阵地。第二天，美军突破了人民军的防线占领仁川市。麦克阿瑟随第二梯队在仁川登陆后，乘吉普车到前线视察，一切都使他感到非常满意。
在以后的几天里，登陆部队兵分两路，一支部队南下向水源方向推进，以切断人民军的退路，另一支部队直奔金浦机场和汉城。很快美军顺利地攻下金浦机场，并立即利用该机场组织空运，每8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着陆。到9月21日，有5万名美军登陆，有2.5万吨补给品和5000辆军车运到前线。
一支美军部队在金浦东北渡过汉江后，向汉城西侧逼近，另一支美军部队到达永登浦，从南面威胁汉城。釜山的美韩军队已突破人民军的防线，人民军开始后撤，沃克将军的部队在后面追击。9月22日，美军开始进攻汉城，遭到人民军的激烈反击。25日，美军一支部队从西侧攻入汉城市区。26日，南北对进的美军在乌山附近会合，人民军主力撤到三八线以北。28日，美军攻占了汉城，并于29日进抵三八线。
9月29日，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到汉城，在一个简短的庆祝仪式上，麦克阿瑟像救世主一样说道：“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总统先生……”
关于“联合国军”是否要打过三八线的问题，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8月中旬就争论过。赞成打过三八线的人认为，“联合国军”已完成使命，如越过三八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决议，“联合国军”总司令有权实施北进作战，如不打到北边去，人民军还有可能再次向韩国发动进攻……，反对的人则说，打过三八线后，中苏两国就有可能干预，那样战争必然要扩大。
9月1日，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声称韩国人有权统一祖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帮助韩国行使这个权利；“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将局限在朝鲜半岛，希望中苏两国不要介入。9月11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突破三八线的方针：如果中苏两国没有参战的可能，就可以把地面作战扩大到三八线以北。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15日，向麦克阿瑟传达了上述决定，并令其制订占领北朝鲜的计划。麦克阿瑟提出的作战计划要点是：第8集团军沿西海岸北上进击平壤；第10军在东海岸元山登陆，然后西进与第8集团军东西夹击，攻占平壤；安州、兴远一线以北作战仅限于韩国军队。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向麦克阿瑟发出新的指令：如中苏两国未派大部队入朝作战，即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如可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为达到此目的，授权你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9月30日，麦克阿瑟由汉城回到东京后，收到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一封电报：“我个人认为，你可以根据战略或战术上的需要，不受限制地向三八线以北推进。”随后，华盛顿又发去一封电报，说麦克阿瑟的北进计划“已得到杜鲁门总统批准”。10月1日，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劝降书，同时向第8集团军下达了越过三八线的命令。在这期间，韩国军队沿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元山方向进发。美军的行动意味着战争的升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早在6月28日杜鲁门宣布干涉朝鲜内战的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就谴责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可耻行径。7月6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反对安理会通过的干涉朝鲜内政、支持美国侵略的非法决议。8月20日，周总理再次致电赖伊和安理会主席马立克，要求在朝鲜停火，撤出外国军队。同时，从8月27月起，中国军队开始向东北边境地区集结，以应付突发事件。8月31日，情报部门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报告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东北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估计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情报部门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实际是25.5万人）。
9月28日“联合国军”攻占汉城，并向三八线推进，朝鲜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我国国庆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居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2日，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作出重要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派兵支援朝鲜，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的侵略战争。10月3日，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警告美国政府：“美军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如果他们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决不能坐视不顾，我们一定要管……”
杜鲁门政府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把中国的严正警告说成是“虚张声势”、“政治讹诈”。拒绝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坚持要用武力占领全朝鲜。10月7日，联合国通过“八国议案”，授权“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命令：只要有获胜的可能，就可以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但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劝降的最后通牒，遭到严辞拒绝。麦克阿瑟随即命令第8集团军大举向北方进犯。韩国第1军于10月11日攻占了元山，沃克的部队于10月15日攻克了金川，打开了通往平壤的道路。
这时，杜鲁门认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但对中苏两国是否会派兵干预，他心里没有底，想听听麦克阿瑟的意见。杜鲁门后来写道：
“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从未有过任何私人的接触，我认为他应该了解他的总司令，而我也应该了解在远东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麦克阿瑟已离开祖国多年，同国家和人民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了。他在东方已度过了14年的岁月，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东方了。我曾通过哈里曼和其他人做出努力，想使他能像我们在华盛顿那样了解全世界的形势，但是我感到我们没有取得多少成功。我认为，如果他能直接从我这里了解到世界新的形势，他也许会使自己与之相适应。中共在北京发出威胁，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消息，是我渴望同麦克阿瑟将军会商的另一原因。我想从他掌握的第一手情报和他对战争前景的判断中得到一些启发。”
马歇尔告知麦克阿瑟，总统打算于10月15日在夏威夷或威克岛与他会见。麦克阿瑟在每一件事上都要争个上风，对总统也不例外，麦克阿瑟以不能长时间离开朝鲜战场为由，把会面地点选在距他最近的威克岛，这就迫使美国总统杜鲁门要多飞几千公里。杜鲁门总统将与麦克阿瑟会谈，这是新闻界极关注的事，有几十名记者被批准去威克岛现场采访。杜鲁门总统的随行人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尔马·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助理国务卿杰塞普和迪安·腊斯克、巡回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等12人，他们分乘4架飞机。杜鲁门总统曾邀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行，但艾奇逊拒绝了，他说：“麦克阿瑟将军像任何一个外国君王那样难以对付，我认为承认他外国君王似的地位，似乎是很不明智的。”所以我还是不去为好。
10月14日晚，麦克阿瑟在他的主要助手惠特尼等人的陪同下飞抵威克岛。由于东京与那里时差为3个小时，麦克阿瑟不想睡觉，他像在飞机上一样，又在屋内来回踱着步，思考着与杜鲁门会晤中可能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凌晨2时他才上床，3点30分就起来了。他刮了脸，却没有按惯例穿军礼服，而是像平常一样穿上卡其布军裤，开领衬衫，戴上软帽，只在领子上戴着五星上将的领章。
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从华盛顿起飞，在空中飞行了近20个小时，比预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于10月15日早上6点30分，在威克岛机场降落。载着杜鲁门的助手和新闻记者的3架飞机已先期到达。机场上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准备记录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那场面很像是两个国家的元首在会面。杜鲁门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麦克阿瑟亲切握手并说道：“我很早就期望见到您，将军。”他们握着手，麦克阿瑟说：“我希望不久以后能再见到您。”
总统和麦克阿瑟首先单独会谈了一小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的谈话内容从未完全透露出来。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讨论了日本和朝鲜形势。将军向我保证已在朝鲜赢得了胜利。他还对我说，中共不会进攻，日本准备签订和平条约。我概略地向他谈了加强欧洲的计划，他表示理解，并肯定1951年1月可以从朝鲜调1个师去欧洲。他重申已经赢得了朝鲜战争，中共参战的可能性很小。”随后，其他人员也参加进来，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主要讨论对日和约、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的防务、重建朝鲜等问题。对总统最关心的苏联和中国是否可能介入的问题，麦克阿瑟回答说：“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可能还具有决定意义。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也不必再必恭必敬地对待他们了。中国在满洲（即东北地区）的部队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大概不超过10万到12.5万。能够渡江作战的只有5万—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经有了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他们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在会上布莱德雷将军提问：“到1951年1月份，第2师或第3师是否能抽出调往欧洲？”麦克阿瑟爽快地说了两段以后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我认为，战争在感恩节前就可以结束，在朝鲜北方和南方的正规军抵抗都将终止。”以及“我希望在圣诞节前能将第8集团军调回日本。调哪个师到欧洲，那就看你们的了。”
这时会议上所有的人都活跃起来，兴高采烈地谈论，朝鲜战争就要胜利地结束了，可以抽调兵力加强欧洲的防务，杜鲁门总统更是感到高兴。
为了这次会晤，杜鲁门总统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品——4.5公斤布隆糖果，请将军转送给夫人。为了挑选礼品总统还专门找助手商量，才去买这种在日本买不到，而他们全家又都爱吃的布隆糖果。临别时，总统把一枚服务优异勋章授予麦克阿瑟，这是麦克阿瑟没有预料到的。
这次会晤，双方都感到满意，而且双方的人品、性格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
“将军对能有机会同我交谈似乎感到很满意，我发现他是个精力充沛，非常有趣的人。我们的交谈是很友好的，比我预料的要友好得多。”但是他对麦克阿瑟的装束却很不满意，他说：“当时他戴着那副臭墨镜，衬衣也不系扣子，帽子上挂满了牌牌。我真不懂，都那么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何况还是位五星上将，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打扮得像个19岁的少尉呢？”
6. 中朝人民的胜利
“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进展顺利。1950年10月10日，在东线作战的韩国第1军攻占了元山，17日攻占了咸兴。美军第10军奥立弗·史密斯指挥的陆战师于10月26日在元山登陆，美军第7步兵师在元山以北240公里的利原登陆。在西线，沃克的第8集团军于10月19日攻占了平壤。
10月20日，为切断北朝鲜政府官员和军队主力的退路，麦克阿瑟命令最近刚从美国赶到的第11空降师第187空降团，在平壤以北48公里的石川和顺川实施空降。像7年前在纳德扎布一样，麦克阿瑟在伞兵空降时坐着他的专机在上空飞行。后来麦克阿瑟在平壤机场降落，他向记者们发表谈话说：“我们出其不意地实施了空降作战。估计北朝鲜军队约3万人已被我们包围，这大约占他们总兵力的一半，敌人面临着或投降，或全部被歼灭的命运，别无选择。这次行动，表现出水平高超的军事艺术，敌人已陷入绝境。”事实上，因为伞兵空降时间太晚了，人民军早已撤到了安全地区。
这时，麦克阿瑟认为胜券在握了，为尽快完成“收尾”任务，他于10月24日发布命令，指示沃克和阿尔蒙德“用他们所属的全部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北推进”。这一命令显然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禁止在北部边境省份使用非韩国军队和在东西两线之间要建立一道防线的指示。当得到消息后，华盛顿方面感到震惊，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重申了既定方针外，还委婉地表示了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你发布这些命令无疑有你的理由，由于你的行动为这里所关注，他们希望能了解这些理由。”
麦克阿瑟用他那典型的冗长的信件作了回答，其大意是：他取消在边境地区使用美军的限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他争辩说，韩国人既无经验也无领导才能来完成歼灭北朝鲜军队的任务。他还说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不是“最终的”，此外，马歇尔9月30日的信已向他授了权。麦克阿瑟说，更为重要的是，“整个问题在威克岛会议上已进行了讨论”。（实际上，会上并未涉及此事。）
到了这个时候，对麦克阿瑟违抗命令的言行，美国军界首脑本该站出来说话了，却没有人说什么。正如柯林斯说的：“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战果辉煌，他的威望随之大增，以致军事首脑们对他后来制订的计划和决策，本该提出意见的，而不敢再提了。”马修·李奇微后来写道：
“在五角大楼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不同凡响的军界人物。……有些人认为，要想劝阻他，不但是毫无用处的，反而会使他更加一意孤行，以回敬对他的批评。”当时，眼看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仍未见中苏两国介入，华盛顿也认为迅速造成占领整个朝鲜的既成事实，也许就能消除中苏介入的危险。收到麦克阿瑟的答复后，华盛顿方面并未要求他撤销命令，实际上等于默许了。于是，总追击的命令马上得到贯彻，多路部队纷纷渡过清川江，向鸭绿江挺进。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战区开进。根据敌军兵力分散，东西两路大军之间缺口宽达80多公里的弱点，志愿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围歼冒进之敌的方针。10月25日，志愿军与韩国第2军遭遇，经过几天的战斗，志愿军重创第2军，韩国军队全线溃退，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沃克的右翼。这时，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的大部队已入朝，命令部队继续向北推进。志愿军利用敌人侧翼暴露的有利时机，采用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于11月1～3日，在云山地区重创美军第1骑兵师的一个团，并迫使沃克的第8集团军退到清川江以南。沃克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他遭到“组织有方、训练有素的生力军的伏击，其中有些是中共正规部队”。这一战役，美军伤亡1.5万人，我军伤亡1万余人。
麦克阿瑟一心一意想尽快消灭人民军，攻占全朝鲜，让士兵回家过圣诞节，同时他仍然主观地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大规模介入。在11月4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复电中，仍坚持说中苏全面干涉的事情不会发生。然而，仅仅过了两天，当他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兵力远比他估计数大得多的时候，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公报中说道：“目前的战争形势是，最初与我们交战的北朝鲜军队有的已被歼灭，有的已丧失了战斗力……现在与我们作战的是一支生力军，它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后勤补给。敌人的后方近在咫尺，资源补给垂手可得，但却处在我们目前军事行动的限定范围之外。这些后备部队是否会增援正在作战的部队，它会向前推进到哪里，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待我们根据事态的发展作进一步观察。”
这时，麦克阿瑟在战术上犯了错误，这是他漫长军事生涯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他一方面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空军的阻击能力。他命令他的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动员全部空军力量投入对敌作战。麦克阿瑟命令：“如果必要，作战机组人员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断地飞行……摧毁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和一切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
自从“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后，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一直谨慎地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作战，以免激怒中国人或俄国人。他们不得越过两国的边界，如果遇上敌机，可以在北朝鲜上空对其开火，但不许越过边界“穷追”。他们不能轰炸鸭绿江沿岸的水电站或水坝。
在麦克阿瑟向斯特拉特迈耶下达的其他命令中，有一项是轰炸新义州和丹东之间的鸭绿江大桥，这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是连接中、朝两国的交通要道。麦克阿瑟于11月6日，向华盛顿方面报告了这一计划。
这一消息再一次激怒了华盛顿官府，这是麦克阿瑟又一次抗上行为：违反了不得轰炸距边境8公里以内地区的规定。杜鲁门当即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复电：如部队未受到“严重威胁”，轰炸暂缓进行，并询问为何突然下此命令。当麦克阿瑟收到复电时，离轰炸机起飞时间只有1小时20分了，他气得暴跳，认为这是“在保护敌人”，是“强加给战场司令官毫无道理，糟糕透顶的命令”。他马上打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再谈中国不会干涉的话，而是心情激动地提出抗议：
“敌方大量的人员和物资正通过鸭绿江上的桥梁从满洲（中国东北）源源不断地运来，这一行动不仅对我指挥的部队是个威胁，而且还使其面临被全歼的危险……摧毁这些桥梁和北部地区的军事设施，是制止敌增援的惟一方法……我执行你们的命令，暂停这一攻击，但我提出严重抗议，你们这样限制我的行动，将在物资和精神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这一点，我想无论我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我认为贯彻你们的指示将导致一场大的灾难，我希望能提请总统注意事态的发展，而我对这一点是不能承担责任的。”
面对这一封带有威胁性的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屈服了。11月7日，麦克阿瑟得到指示：“如你认为采取这一行动，对保护部队安全确属必要，你有权按计划轰炸边境地区的目标，包括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朝鲜一侧，但仍不得轰炸鸭绿江上的水坝及发电站。”空军的一位爱开玩笑的人嘲弄地说：“你说说看，半座桥该怎么炸法？”
斯特拉特迈耶的飞机于11月8日开始轰炸，海军的飞机后来也加入了。这时，志愿军已在大桥附近布置了防空部队，迫使美军飞机在6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刚刚组建的志愿军空军，还出动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在这一地区上空巡逻，对轰炸机进行攻击后就退到边界那一边的安全区去了。结果是，美机轰炸桥梁不仅迟迟不能奏效，而且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了斯特拉特迈耶将桥全部摧毁时，鸭绿江已经封冻了，美国人空忙了一场。
斯特拉特迈耶发动的空中攻势，看起来很壮观，北朝鲜上空成群的美军飞机横冲直闯，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燃烧弹的火光冲天，城镇乡村变成一片废墟。两周的空中攻势结束后，美军在北朝鲜境内未发现志愿军的踪迹，11月6日发动的试探性进攻也没遇到激烈的抵抗，麦克阿瑟以为志愿军被猛烈的空中打击吓跑了，11月9日，他又乐观地向华盛顿报告说，空军完全有能力阻止中国军队渡过鸭绿江，他的部队不会再受到威胁了。同时，他进一步建议于11月15日再次发动攻势，向北推进以彻底消灭敌人，并声称：“这次行动如果顺利的话，将一举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能迅速撤出。”根据这一报告，杜鲁门立即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全朝鲜，除不得轰炸中国东北之外，麦克阿瑟有行使一切军事手段的自由。会议还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试探，以保证中国的利益为诱饵，阻止中国进一步介入（中国政府对此不予理睬）。
可笑的是，在麦克阿瑟对形势作出乐观估计的时候，志愿军的大部队早已带着充足的补给品进入了北朝鲜，美军空中攻势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这些经验丰富的士兵轻装前进，利用夜间行军，白天则小心地隐蔽起来。斯特拉特迈耶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杀死了无数老百姓，但对中国军队没有造成值得一提的损失。他们大多数都躲在冰天雪地的山区，等待北京发出痛击‘联合国军’的命令。”
因为受到重要盟国英国的压力，华盛顿方面对实施进攻计划仍有许多顾虑。那时，英国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香港同中国进行着有利可图的贸易。假如联合国部队（包括英国部队）同中国在北朝鲜发生公开冲突，中国人也许会用夺回香港来进行报复。英国人建议，起码要在边境附近建立一个“缓冲区”。另外，中国军队似乎在全线撤退，其战略意图是很令人怀疑的。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谨慎地告诉麦克阿瑟，消灭北朝鲜军队的任务可能要重新审查，进攻可能要放弃。
麦克阿瑟在答复中又毫不掩饰地放了一炮：“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国家，这是联合国的既定政策，我认为任何偏离这个政策的言行，都是极端错误的。”他坚持发动进攻，“任何不实施进攻的计划都将彻底瓦解部队的士气，它在心理上的消极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这样势必使我们在北朝鲜困难的防线上，长期地保留我们的武装部队，在南朝鲜人民心中将产生反感，以致他们的部队要么垮台，要么可能掉转枪口打我们”。他还用下面的话恶狠狠地痛斥了关于“缓冲区”的提议：“在中国共产党的侵略面前，如放弃北朝鲜的任何部分，都将是自由世界在近代最大的失败。如果我们真的采取这种卑贱的立场，那将破坏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形象并削弱我们的影响，使我们失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他最后说，如果“我们的决心不背弃我们”，彻底的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再一次地，华盛顿没有人敢于同麦克阿瑟较量。尽管有种种忧虑，进攻计划还是被批准了。艾奇逊后来回忆说：“这样，我认为，政府失去了阻止在朝鲜向灾难进军的最后一个机会。总统的顾问，不管是文职的还是军事的，都知道这件事是大错特错了，但是错在什么地方，怎样去认识错误以及采取什么措施去纠正错误，他们也搞不清楚……我遗憾地感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其中特别是我自己，真正地为他（杜鲁门）效了劳。”
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11月24日，感恩节后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同全家人共进感恩节晚餐。在朝鲜的部队，在战场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第二天，麦克阿瑟飞到新义州附近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沃克仍然严重缺乏补给，但是进攻已不能再推迟了。麦克阿瑟随后前往第1军司令部，他兴奋地对米尔伯恩军长说：“如果这一次行动成功的话，我们就有希望在圣诞节把孩子们送回家了。”
部队发起进攻后，麦克阿瑟及其一行登上专机，由几架战斗机护航，飞回东京。当他们升空后，使大家惊愕的是，麦克阿瑟竟命令飞行员飞往鸭绿江口。惠特尼和其他人表示抗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但命令没有更改。麦克阿瑟打算“亲自侦察”一下地形，并寻找敌人行动的迹象。到达鸭绿江后，麦克阿瑟命令飞行员转向东，以1500米的高度一直飞到俄国边境。幸运的是，没有米格飞机向这一编队发起攻击。
回到东京后，他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目的是“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一份给安理会的“特别报告”中，他说：“空军已完全控制了纵深地区，左翼部队向前推进只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右翼部队在海空军和地面部队支援下，可充分发挥其优势。当两翼完全汇合的时候，那就是战争的结束时候。”当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兵力到底有多少时，麦克阿瑟脱口而出：“大约3万正规军，3万志愿军。”他还说，一切都将非常顺利，损失也会非常小。
在同一天，华盛顿给麦克阿瑟发去一封电报，指示他在鸭绿江下游以南数公里外即应停止进攻，立即占领附近的制高点，在东北方面的部队不得越过清津江，以免过分刺激中国。麦克阿瑟对此挖苦说：“我认为，中国人的计划决不会因为我的胆怯而改变。”
在发起进攻时，“联合国军”一线地面部队的兵力为22万人，作战飞机有1200架。他们自以为胜利在望，充满自信地快速向北推进。沃克的第8集团军，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在36个小时内向前推进了20多公里。
美国作家小克莱·布莱尔这样写道：“……11月25日天黑不久，大难临头了。约20万中国人通过沃克的第8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溃败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的美国第9军暴露出来。第9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与在左边的第1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军队攻击了第10军奥利弗·史密斯的第1陆战师，中国军队穿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
“局势很快就明朗了，‘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很快开始全线后撤。”
麦克阿瑟于11月28日，召集他手下的指挥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沃克和阿尔蒙德飞往东京，同麦克阿瑟在美国大使馆商谈到深夜。他们得出结论：中国已派精锐的正规军入朝参战了，兵力估计为20万人（实际已达38万人）；部队必须后撤到平壤至元山一线，或干脆撤到各自的防御阵地，待战局稳定后再说。接着，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说，他的部队现在“必须由进攻转为防御”，他还说“投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任何以志愿或其他名义进行小规模支援的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新的战争”。
收到麦克阿瑟的报告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对朝鲜的战局很担心。他们要求把部队尽快从楚山水库地区解救出来，并建议（没有说命令）将东、西两线的军队会合起来，在横贯半岛中部建立一条新防线（这一建议，麦克阿瑟后来以防线太单薄，补给困难为由拒绝接受）。
随后，麦克阿瑟又提出增派援兵的要求，他说：“我所指挥的小部队……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他还建议与台湾当局联系，把国民党军队“调来划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以增强我们在朝鲜的战斗力”。他还对英国在使用原子弹问题①上从中作梗感到恼怒，说他们胆小怕事。
①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麦克阿瑟从未公开承认，但战后解密的美陆军档案资料证明，1950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曾提交一份“迟滞目标”清单，他估计需要26枝原子弹；其中4枚原子弹用来轰炸“进攻部队”，4枚原子弹用来袭击“敌人空军的重要集结地”。
为研究东、西两线军队后撤问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乔治·马歇尔、霍伊特·范登堡、马修·李奇微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参谋长们再一次向麦克阿瑟屈服了，后来他们给麦克阿瑟回电说：“我们认为当前主要考虑的是保存你的实力，赞成在防御阵地加强部队。”那天散会后，李奇微问霍伊特·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们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该干些什么。范登堡回答说：“那样做有什么用呢？他是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有什么办法？”李奇微大声说道：“你们可以撤掉任何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不是这样吗？”李奇微回忆当时范登堡的反应时说：“范登堡脸上的表情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大张着嘴，以一种既困惑不解又惊奇的表情看着我。”
这时，“联合国军”仍在向南溃退，损失惨重，志愿军大举追击，游击队也不断出击。美军第2师和土耳其旅被歼，美军第1骑兵师和第25师受到重创。中朝军队于12月2日攻到肃川、顺川和成川一线，平壤已近在咫尺，东线美韩军队正在拼死突围。
一般人在打了败仗的时候，都会明智地保持沉默，可这时从东京“一号大楼”却不断发出来玩弄词藻的公报和火气很大的答记者问。话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麦克阿瑟没有冒失地闯进中国军队的伏击圈，他们那一套他早就知道，他只是派出一支“武装侦察部队”，他的部队机智地“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另一个话题是，“联合国军”此时之所以被压缩在一块狭小的地区，是因为华盛顿当局强加给他的“特殊禁令”。在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谈话时，麦克阿瑟公开指责对“穷追”和轰炸中国东北的禁令，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麦克阿瑟说的这些话，显然是冲着杜鲁门政府的，杜鲁门再次被激怒了。杜鲁门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克制力。后来他写道：“我在当时完全可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我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我不愿让人们误以为他是因进攻失利而被撤职的。我从来不愿意在别人倒霉时落井下石……”
12月6日，总统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高级将领，在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对外政策的讲话时，事先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这命令无疑对麦克阿瑟是个警告。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麦克阿瑟好像故意挑战似的，立即傲慢地给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一份谴责华盛顿的公报，要求批准发表。公报主要内容是，他的部队已成功地完成了战术撤退，并正在等待“由于共产党中国参战而需要重新作出的政治决策”，并说“广泛流传的，部队被击退或遭到惨败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还把战争失利的责任归咎于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失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越界飞行的限制。这时华盛顿方面对他已开始失去耐心，表示不同意发表这份公报，并告诉他，以后公开发表言论时，只能谈已完成的军事行动。
12月4日，麦克阿瑟下令放弃平壤，部队向三八线退却。麦克阿瑟的大溃退在国际、国内引起一片哗然。英国等西欧盟国指责美国刺激了中国出兵，它们认为现在约束美国比约束中国更为重要，而这一看法又得到了以印度为首的“亚非集团”的强烈支持。仁川登陆后，曾经把麦克阿瑟捧为军事天才的美国国内舆论，现在却批评他军事上无能。《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次溃退是一次“严重的军事错误”，它表明麦克阿瑟“已不再是军事领域里的最高权威了”。关于麦克阿瑟的问题，李奇微后来写道：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部队之所以不顾后果地在朝鲜全境分散部署，就是因为麦克阿瑟拒不承认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事实……如果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会面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情还坚持自己错误的看法呢？”
12月23日，沃克将军在车祸中丧生。根据麦克阿瑟的推荐，华盛顿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圣诞节后，李奇微飞到东京拜会了麦克阿瑟。在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的一名年轻的体育教官，他们早就认识。他写道：“从那时起我就敬佩他的领导才能。他思维敏捷，能巧妙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并进行通俗易懂的说明，即使反应迟钝的人也能得到要领。尽管他也有一些弱点，但他仍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有魄力的领袖……我为能有机会同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再次共事而感到高兴。”
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广泛的。麦克阿瑟向李奇微抱怨部队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空军没有发挥应有的支援作用，特别是他在战场上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华盛顿方面只想通过外交途径找出路。他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他希望“使敌人遭到严重的失败，保住南朝鲜”。他要求李奇微守住汉城。他还特别提醒李奇微，不要小瞧了中国人，“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他们总是插入我们的纵深部位然后发起攻击，他们步兵手中的武器比我们运用得更要充分一些”。最后，李奇微问道：“如果我觉得战局对我有利，您不会反对我发起进攻吧？”麦克阿瑟似乎对发起攻势失去了信心，他说：“第8集团军归你指挥，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
当天下午，李奇微就飞到朝鲜就职去了。在汉城，他向李承晚保证：
“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在这里的。”在其后的几天里，李奇微视察了部队，他感到：“这是一支惊慌失措的部队，对自己、对上司都失去了信心，不清楚自己来干什么，老是盼着能早日回家。”
这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开始担心起来，特别是得到情报说，中朝军队正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随时可能南下，他们就更加坐立不安了。如果第8集团军被歼灭，那不但朝鲜保不住，连日本都没有力量保卫了。特别是，他们认为美国的重点在欧洲，担心在亚洲陷入一场不能自拔的持久战。
基于上述考虑，美国制定的政策是：把战争局限在朝鲜。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顽强防守，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直至使其筋疲力尽，放弃战斗为止。如果能达到目的，就寻求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前的状况。如果不能奏效，就撤出第8集团军去保卫日本。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华盛顿方面的意图电告麦克阿瑟。接到电报后，麦克阿瑟感到非常沮丧，他认为华盛顿方面已丧失了在朝鲜“取胜的信心”。12月30日深夜，他拟了一份冗长的回电，敦促华盛顿采纳他的下述4点建议：1.强化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同时对中国沿海实施海上封锁；2.用空军摧毁东北和沿海地区的工业中心、交通枢纽、补给基地和部队集结地；3.接受台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4.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1951年元旦前夜，三八线上炮声隆隆，中朝军队发起了全线进攻，迅速突破敌军防线。1月3日，李奇微被迫命令部队向汉江南岸撤退。1月4日中朝军队攻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占领仁川，并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这一仗以中朝军队歼敌1.9万人而胜利结束。
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称正在考虑他的建议，认为目前采纳这4条建议的条件尚不成熟，仍要求他按12月29日电报指示精神办，并重申：“在确保部队安全和能完成保卫日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杀伤敌军。当你认为，只有撤退才能避免惨重损失的时候，可以撤军至日本。”
麦克阿瑟认为1月9日的电报是个“圈套”，是否遭到“惨重损失”要由他来判断，这实际上是把责任都推到了他头上。因此，他马上回电，要求华盛顿明确答复，美国在朝鲜究竟要达到什么军事目的，是坚持打到胜利，还是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撤走？他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他这个总司令就无所适从。麦克阿瑟的逻辑是：如不扩大战争，那就只有撤出朝鲜；不撤出朝鲜，就会面临“惨重损失”。艾奇逊说这份电报的用心之一是，一旦形势恶化，能为自己开脱责任，其二是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其采纳他的4点建议。
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了电报，14日，杜鲁门的信件以电报形式发给了麦克阿瑟，电报和信件的中心意思都是：要尽可能在朝鲜坚守，实在无望时才可以考虑撤到日本。得到这些信息后，麦克阿瑟对手下的人说：“先生们，现在关于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不存在撤军的问题了。”
1月25日，李奇微利用中朝军队休整之机发动了攻势。到2月11日，西线“联合国军”推进到汉江南岸一线，并占领了永川和永登浦等地；东线进抵至砥平里和横城。这期间，麦克阿瑟曾两度带着助手和记者团到前线视察，以此炫耀自己的实力。
7. 从巅峰跌落
1951年2月21日和3月7日，“联合国军”连续发动了两次新的攻势。3月15日，“联合国军”攻占了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华盛顿决策者认识到，把中国军队赶出北朝鲜是不可能的，现在面子已保住了，如不利用军事上尚处于有利地位的机会实现停火，以后就再难得有这样的好时机了。因此，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同联合国有关成员国协商后，起草了一份准备由总统发表的声明，呼吁实现停火，为全面解决朝鲜问题开辟道路。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由于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已被赶出去，近日国务院准备请总统出面宣布，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之前，应为和平解决争端作进一步的外交上的努力。”
停战和谈，对于渴望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正如罗斯福在当时对他说的那样：“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我觉得你又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全然不顾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国际形势。认为战争不是胜，就是负，不败不胜的局面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这势必使“一个参加了战争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终将承担同战败一样的后果”。
为了破坏停火和谈，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他决定向杜鲁门政府公开挑战，为了拆杜鲁门总统的台，他已不管自己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了。3月24日（东京时间），麦克阿瑟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与政府观点对立的公开声明。这一声明使华盛顿方面感到吃惊和愤怒。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6日颁布的训令，是公然抗上的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更为恶劣的是，声明的内容和挑衅性的语句，听起来好像是对中国的最后通牒，似乎在暗示战争将会扩大。这声明似乎是为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故意泡制的。因此，声明发表后，华盛顿即收到英、法等许多国家的照会，纷纷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真实意图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改变了政策？”
这时华盛顿的被动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发表和平呼吁的安排。后来杜鲁门写道：“非常不幸，我们细心作的准备，全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的首脑们所作的长期努力，都因3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再无别的选择，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翌日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到白宫去开会研究此事，艾奇逊写道：“我从未见过洛维特那样愤怒过”，他说麦克阿瑟“一定要撤职，而且要立即撤职”。艾奇逊写道，这一声明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艾奇逊写道，杜鲁门“那时处于虽然十分冷静，却又强压着怒火的思想状态之中”。杜鲁门写道：
“我那天惟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对与麦克阿瑟相处会遇到的困难，我从未低估过，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起码能尊重总统的职权……现在我认识到，除了解除这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杜鲁门没有马上这样做。他知道，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麦克阿瑟，解除他的职务只能使自己的政府更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况且，当前朝鲜战局正是进展顺利的时候，如不向人民充分说明麦克阿瑟的主张有多么危险，贸然撤除他的职务，那人民心里会不服的，杜鲁门是以异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的。那一天他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口述了给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文，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鉴于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若发表任何进一步的声明，务必注意不得违反12月6日的总统令。
总统还指示，一旦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以便得到指示。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3月8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位保守派分子约瑟夫·马丁（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在目前关于外交政策和总战略的辩论中，我们当中许多人一直感到很烦恼，因为尽管欧洲地区很受重视，但我们一直不了解作为远东司令部总司令，您本人持怎样的观点。
我认为从国家安全和世界战略观点来看，美国应采取更广泛的战略，这一点十分必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的同时，不要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随信寄去我于2月12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发表的讲话副本，其中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并建议派蒋介石大元帅在台湾的军队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我们的部队在朝鲜受到的压力……
如果能把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不管是以机密的还是别的形式，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帮助。您的崇拜者成千上万，您赢得了人们莫大的尊重。祝您在您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中成功。
麦克阿瑟说过，他认为“有责任坦率地回答每一位国会议员的询问”。于是，他在3月20日给马丁写了回信，他没有在复信上标注“机密”二字。
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众议院的一次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把一位伟大而可靠人士的观点告诉美国人民”。麦克阿瑟在那封复信中写道：
赤色中国在朝鲜与我们交战之后，我已把我对局势的看法和建议详尽地向华盛顿做了报告。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也是能理解的，那就是采用传统的做法，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去对付武力，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观点，是符合逻辑的，与传统做法也无矛盾。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人似乎不能正视这样的现实：共产党阴谋家们已经把亚洲作为他们征服全球活动的地方，我们为粉碎他们的企图，已在战场上同他们进行了较量。我们在这里已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了，可是那里的外交家们仍在进行着舌战。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了共产党，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我们若是赢得了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要赢得胜利。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这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坚持不夺取胜利决不罢休的信件一经披露，杜鲁门推行的政策再次受到冲击。李奇微后来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杜鲁门的台，激怒了盟友，并把中国人置于如果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的境地。”杜鲁门后来写道：
如果说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不符传统的了……麦克阿瑟贬低我们的外交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决不是有意义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他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还要向政府的政策挑战，公然背叛他的总司令。
4月6日，杜鲁门再次召集他的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到白宫开会。他们用一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除他的职务。艾奇逊和布莱德雷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还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意见要一致……如果您免去他的职务，您的政府要准备经历一场恶战。”杜鲁门在会上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些问题，而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的往来文件，以寻找麦克阿瑟犯有过失的记录。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上述人员再次在白宫会晤。马歇尔报告了查阅来往文件的情况，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撤职。”杜鲁门仍未作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4月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4月9日这一天，还是那几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会。除了杜鲁门未表态之外，马歇尔、哈里曼、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这时杜鲁门才说：“当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下决心要撤他的职了。”在会议上还决定，麦克阿瑟原来担任的职务均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会议还决定，让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林·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20时（东京时间12日10时），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为了避免麦克阿瑟难堪，没有使用陆军通讯系统，而是通过加密的通信系统向在朝鲜釜山的穆西欧大使发出命令，让他把指示传达给佩斯。因佩斯和李奇微一起上前线去了，佩斯没能及时得到华盛顿的指示。
10日晚，有人向新闻界泄露了这一消息。奥马尔·布莱德雷急忙赶到白宫报告说，这一消息将于第二天，4月11日上午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这是一家对政府不友好的报纸。杜鲁门担心在接到正式命令之前，麦克阿瑟得到消息，他可能反戈一击，可能主动提出辞职，那就不好办了。杜鲁门现在要把他解职，而不是接受他提出的辞职。这时杜鲁门认为，他“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去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他指示他的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于4月11日凌晨一点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肖特在会上散发了几份文件，第一份文件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总统命令：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第二份文件是杜鲁门发给麦克阿瑟的：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你的指挥权应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此令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到达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在东京，杜鲁门的解职令还未送达麦克阿瑟手中，消息就通过商业无线电广播，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当收到这条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大使馆官邸招待客人进午餐。客人有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的威廉·斯特恩斯。他的副官锡德·赫夫得到消息后来到大使馆，他满脸愁容，眼泪汪汪地出现在餐厅门口。琼看见这情景，就悄悄地走上前去询问，赫夫把听到的消息跟琼说了。琼回到餐桌旁，轻轻拍了拍丈夫的肩膀，然后俯身轻声耳语起来。
在场的人都能听到麦克阿瑟的声音：“琼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午餐继续进行，麦克阿瑟自始至终在外表上保持着镇静。不久，正式命令就通过陆军通信设施发到了，赫夫亲自拿着文件送给他的将军。
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公布后，那些对杜鲁门政府不满的人，借机发泄他们的心中怨气，他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并把国旗倒挂或下半旗。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表示沉痛的悼念。白宫收到成千上万封抗议电报或信件，许多人骂杜鲁门是“白痴”、“猪猡”、“小政客”，要求弹劾他。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集会上骂杜鲁门是“狗崽子”。当晚，杜鲁门在格里菲思体育场向全国发表讲话，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的对朝鲜政策辩护，但被群众喝了倒彩，这是极罕见的。民意测验表明，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69%支持杜鲁门的只有29%。
盟军总司令部也深受震动。虽然许多人都知道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见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但是没有想到麦克阿瑟会因此而受处罚，当然就更未想到会被撤职。那时，许多人都认为华盛顿方面或许会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现在争吵以麦克阿瑟惨败而告终。
那天下午，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局长威廉·西博尔德去“一号大楼”拜会麦克阿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将军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极力控制感情，以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热泪滚滚而下。当我们在常坐的旧沙发上落座后，麦克阿瑟递给我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燃。有好一会儿，是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默，后来我说道：‘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您是一个远比我们出色的战士’……麦克阿瑟对用这种方式送他回家，心情沉重地说了一些嘲弄的话。他阴郁地说：‘在陆军服役52年后，竟受到这样公开的侮辱’。他又补充说，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让他退役的话，哪怕稍作暗示，他也会毫无怨言地这样做。”
麦克阿瑟对这种解职方式表示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官方关于命令未能及时送到的解释，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相信。由于解职令立即生效，他无法举行例行的指挥官交接仪式，无法按常规向部队发表告别演说。后来李奇微谈了他的看法，可能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粗暴的罢免方式，不必要地伤害了将军的自尊心。”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气愤地写道：“在军队里，司令官历来都是经常调换的，有些是出于某种原因，有些只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但没有哪一次比对我所采取的手段更粗暴的了，不许申诉，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的功绩……给我的解职令是那么严厉，连一个司令官被解职时按惯例应有的礼遇都不给了，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即使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勤杂工、一个打杂的女佣或随便什么仆人，也不会被这样绝情、不顾起码体面地打发走。”麦克阿瑟那时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他表面上却显得若无其事，使见到他的人更增添了几分敬意和同情。
4月16日早上，麦克阿瑟一家离开住了五年多的美国大使馆，前往厚木机场。那车队简直像去参加国葬，成千上万的士兵、警察和市民站在街道两旁为他们送行。群众挥着手，高声呼喊着，有的还流下了眼泪。这情景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后来他写道：“像这样，不久前还在交战的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以前敌国的司令官能表现出这样的崇敬之情，恐怕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显要人物都来到机场为麦克阿瑟送行。7点钟，麦克阿瑟的车队徐徐开来，乐队奏起乐曲，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他走下汽车，首先检阅了仪仗队。然后，他来到高级官员们的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脸上现出微笑，并不时地说一两句寒暄话。告别是令人难过的，许多女士当众掩面而泣，一些身经百战的男人也难以抑制热泪长流。
最后，琼离开了告别人群，在麦克阿瑟的搀扶下登上了飞机舷梯。在机舱口，他们转过身来同告别的人群挥手致意。这时，军乐队奏起了
“美好的往日”，响起了19响礼炮，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列队从空中飞过。他们夫妻俩先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出十分感伤的样子，然后进了机舱。麦克阿瑟的私人座机“巴丹”号起飞了，绕富士山盘旋一周后向东飞去。
“巴丹”号途经檀香山向旧金山飞去。为了避免机场上拥来过多的欢迎群众，麦克阿瑟故意把飞机在旧金山着陆的时间安排在深夜。17日夜，当飞临灯火辉煌的旧金山，透过舷窗向下俯瞰时，满怀激情地对13岁的儿子阿瑟说道：“好了，我的孩子，我们终于回到家了。”飞机着陆后，他们意外地受到沃伦州州长等官员、记者和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站在道路旁向麦克阿瑟欢呼。22公里的路程，他们的车队行驶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他们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周围，人群“挤满了一个街区”。
这次麦克阿瑟回国，许多人都认为他会参加1952年总统竞选，如能击败杜鲁门也算出了口气。第二天在旧金山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麦克阿瑟说：“刚才有人问我，是否打算投身政治活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没有任何政治抱负。我不打算竞选政治职务。我不希望我的名字在政治活动中出现。我能从事的政治活动都包含在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句话中——‘上帝保佑美国’。”
回国之前麦克阿瑟应邀定于4月19日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在4月18日飞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对讲话再次作了删改、润色。“巴丹”号于半夜0点23分抵达华盛顿，又出现了群众欢迎的热烈场面，前去欢迎的群众有1.5万人。建议将他撤职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前往机场迎接，他们是杜鲁门的代表哈里·沃恩、马歇尔、布莱德雷、柯林斯、范登堡、谢尔曼。“麦克阿瑟彬彬有礼地同他们寒暄，但是他已注意到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场面”。见到杜鲁门的代表沃恩时，麦克阿瑟板起了脸，弄得沃恩很难堪。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住在斯塔特勒旅馆，房间里放满了鲜花。
第二天，4月19日，将军身穿人们熟悉的军服偕同家人，像新当选的总统去上任一样，乘汽车前往国会山。成千上万的群众站在人行道上向他欢呼。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出来迎接他，并把他带到众议院大厅。这次破例规定，可以在众议院中使用电视摄像机。电视曾在1948年的政治集会中偶尔使用过，现在却是它拍摄下的第一个发生在华盛顿的重大“事件”。那天的电视观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12点30分，当麦克阿瑟登上讲坛时，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态度严肃而又庄重。当掌声平息下来以后，他开始发表他那著名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回顾了远东形势，介绍了他建议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政策。演说非常出色、动人，在会议厅内和在收音机、电视机旁的听众仔细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演说是以这样一段话结尾的：
我52年的戎马生涯就要结束了。当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参加陆军时，我孩童时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便实现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虔诚的宣誓以来，世界已是几经沧桑，心中已不再有希望和梦想。但我仍然记得那时最流行的一首军营歌曲中的两句，歌中非常自豪地唱道：“老兵们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离去。”
像那首歌曲中唱到的老兵一样，我是一名在上帝指引下尽心尽职的老兵，现在结束了我的军事生涯，悄然离去。再见！
麦克阿瑟的讲话历时34分钟，有30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讲演结束后，议员们全体起立，向他欢呼、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天下午，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喧闹的汽车游行，并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马歇尔和参谋长们都参加了。翌日，纽约市给麦克阿瑟以巨大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彩带飞舞的游行，观看的人有好几百万。抛向空中的彩色纸带、纸屑和飘带有上千吨。
麦克阿瑟作为陆军五星上将，按照美国的法律他将永远保留“现役”，每年享受近1.9万美元的固定津贴和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办事人员等待遇，在五角大楼还专门给他保留一间办公室。对这些待遇他并不看重。他把“巴丹”号专机交还给政府。他的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和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退役后，留在他身边任文职助手。麦克阿瑟一家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亚饭店第37层宽敞豪华的套房里。室内装饰雅致，柜架上摆满了从远东各地收集来的古董和工艺品，这里既是家又是他的办公室。在他回国后的初期，每天都能接到许多次电话，收到难以计数的来信和电报。在这些函电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前总统胡佛写给他的一封信：
您为美国人民所作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您既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又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正是您的军事天才使我们赢得了对日战争。正是您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对我们根深蒂固的敌意。
麦克阿瑟被撤职，这是美国人民和舆论界关注的一件大事。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和一些反对杜鲁门的民主党人士，坚持要对麦克阿瑟被撤职一事进行彻底调查。参议院通过决议，由武装力量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秘密进行调查。但每天调查委员会都向新闻界散发经过审查的公报。
调查工作从1951年5月3日开始，麦克阿瑟作为第一证人出席了听证会，委员们听取了他累计长达22小时的证词。马歇尔、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人员也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26名议员轮番提出问题，其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麦克阿瑟再次宣扬他扩大战争以夺取胜利的主张，攻击政府奉行“失败主义”政策，他还说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会议备忘录能证明参谋长们同意他的主张。参谋长们在会议上花了许多时间否认麦克阿瑟的说法。马歇尔则重点谈了麦克阿瑟被解职的问题，他说政府的政策与麦克阿瑟的主张是有根本分歧的，那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准备冒全面战争的风险，政府方面则恰恰相反”。马歇尔又说，存在这种分歧其实并不新奇，“要说有什么新奇并使我们决定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官，竟然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一直持续到6月25日听证会才结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动感情的宪法危机”。听证会的证词有几百万字，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得到各自党派的支持。为避免引起混乱和党派之争，联合调查委员会只是把调查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国会，而没有做出带倾向性的结论。杜鲁门政府对麦克阿瑟违抗命令的行为没有再进行起诉和审判，认为撤消他一切职务的惩罚已经足够了。后来国会为表达对麦克阿瑟的敬意，特意通过一项决议，授予他一枚金质特殊荣誉勋章，上面刻有：“澳大利亚的保护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听证会后麦克阿瑟全力投到他曾声称自己不感兴趣的政治活动中。他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并开始在全国进行演讲旅行。惠特尼称这次旅行是“一次使国家获得新生的远征，是一次用直言不讳的抨击对政府进行的讨伐”。他像所有共和党人一样把矛头对准杜鲁门政府，攻击他们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对敌人软弱无能，对外政策“胆小怕事”……他在休斯敦讲演时说：“我们对外来的进攻威胁不感到担心，我担心的是那些从内部起破坏作用的阴险势力。”在退伍军人大会上，他声称他3月份发表的声明瓦解了美国政府首脑的“秘密计划”，说他们密谋把台湾拱手交给赤色中国，并想使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以换取朝鲜和平。在麦克阿瑟对政府“讨伐”过程中，杜鲁门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不予应战，但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奋起反击，说麦克阿瑟在说谎。
听证会上历时数月的大辩论和周游全国的“讨伐”，在政治上并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什么好处。“大辩论”结束后，人们最动感情的时期已经过去，没完没了的争吵已使人感到厌倦，许多人对政府的远东政策开始表示理解，人们需要和平，不愿意扩大战争。有些人甚至开始同情杜鲁门无端遭到污蔑和谎言的攻击的可怜处境。麦克阿瑟因违抗命令被撤职的真相和好战态度也开始被人们所了解，他那顶“英雄”的桂冠已渐渐褪色，声望也开始下降。
1952年，是美国总统竞选年。罗伯特·塔夫脱是争取195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共和党中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洛奇为首的自由派认为，塔夫脱是无法取胜的。因此，洛奇劝说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马。不久，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参加竞选活动，于是共和党内一些中坚人物开始为他组织竞选活动。这一行动严重地破坏了塔夫脱的竞选总统计划，他当选的可能性明显减小了。
为了争取支持以便与艾森豪威尔竞争，塔夫脱于1951年底，到麦克阿瑟家里，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麦克阿瑟热情地接待了塔夫脱，并对他说：“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您一直是共和党有力的领导人，大家都称您为‘共和党先生’，我认为，对我们党来说，如果现在不能团结在您的周围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那就像在将军指挥下已作好战斗准备，却在开战之际撤换这位将军一样，是难以想像的背叛行为。”
6月初，艾森豪威尔辞去了北约总司令职务，回国参加竞选，并在许多州击败了塔夫脱。这时塔夫脱又来请麦克阿瑟充当他的竞选伙伴，并许诺如果事成了，就让麦克阿瑟当“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麦克阿瑟同意了。
7月11日，在芝加哥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轮投票中，艾森豪威尔得614票，塔夫脱得500票，麦克阿瑟只得10票。就这样，当选总统的美梦再次成了泡影，而他以前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却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并最终在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总统。
从此以后，麦克阿瑟慢慢地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1952年8月1日，麦克阿瑟听从了老朋友詹姆斯·兰德的劝告，接受了兰德公司的聘请，出任薪俸很高、挂名的董事长职务。一家人住在纽约市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旅馆里，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尼克松副总统应邀去麦克阿瑟家作客，他热情地拉着尼克松的手说：“你能来谈谈真是太好了。”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次交谈只是个开头，此后8年间我们两人进行过许多次有趣的谈话。我们通常谈美国政局和外交问题，说得确切一些，是我当听众听他谈。胡佛同我谈论各种问题时，总是不时地问我有什么看法，而麦克阿瑟从来不征询我的意见。”有一次麦克阿瑟对尼克松说，当年在朝鲜时，如果手里有50万国民党军队的话，我就能把中国一分为二，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还有一次麦克阿瑟谈到，如果让他当国防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将如何削减军费、整顿好五角大楼。但没有人想到这位妄自尊大又争议颇多的人，也没有人向他请教什么问题，他心里常常感到愤愤不平。一次，说到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给他当副官时的往事时，他嘲弄地说：“只要你出题目，他就能作文章，既能宣扬一个主张，也能批驳这个主张，两样都能做得非常好。”也许这些不好听的话传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一次艾森豪威尔捎信给尼克松说：
“最好让这个老家伙立刻滚蛋！”麦克阿瑟对肯尼迪总统也没有好感。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失败后，他大骂肯尼迪有勇无谋，缺乏判断力。
1960年，年届80岁的麦克阿瑟害了一场重病，严重的前列腺炎差点使他丧命。
1961年7月，在隐居近9年之后，麦克阿瑟应菲律宾政府的邀请，携夫人前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15周年纪念活动。他穿着人们熟悉的卡其布军装、戴软帽和墨镜（只是没有再抽那玉米棒芯烟斗），接受成千上万菲律宾人的欢迎。在马尼拉吕内塔公园内举行的庆祝大会有100万人参加，是菲律宾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在大会后他前往国会发表讲演，还凭吊了昔日战场。看到昔日荒凉破败的战场，如今又恢复了生机，他不禁感慨地说：“多么光明美好的景象啊！”
1962年5月，他应邀来到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接受军校的最高奖赏——表彰为国服务优异的西尔韦纳斯·塞耶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感人的演讲。他在演讲将结束时说道：
我现在已到了生命的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往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了。它们带着余辉，随着我往日对事业的憧憬一起消失了。对往日的回忆虽然饱含辛酸的泪水，却又是那么美好，使我感到亲切和宽慰。我徒然侧耳倾听着，渴望听到起床号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大炮在轰鸣，听到步枪在作响，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伤的呻吟。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耳畔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同你们一起进行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最后离去时，心中想到的一定是你们学员队，学员队，还是学员队。我向大家告别了。
1960年到1964年，即80岁到84岁期间，麦克阿瑟的生命力在衰退，然而到了1963年，他还在挣扎着写他那冗长的回忆录（有人说那是一部自吹自擂、“隐恶扬善”的回忆录）。1964年初，他更加力不从心了。3月2日，琼陪着他到首都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看病。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们，见到的麦克阿瑟已是一个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老人，他穿着便衣，戴着灰色毡帽。经过包括摘除胆囊在内的几次手术后，麦克阿瑟于1964年4月5日下午2点30分去世了。
林登·约翰逊政府按着应有的规格为麦克阿瑟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在纽约（第7装甲团大厅）、华盛顿（在国会山大厅）和诺福克供人们瞻仰。他的朋友们在诺福克的市政大厅中，为他建了一座巨大而宏伟的大理石纪念碑。4月11日，星期六，随着吹奏的熄灯号声，这位著名老战士的遗体被放进了墓穴，一个杰出的名字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