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总统的召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当美国和欧洲欢庆胜利之时，中国局势却令人担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官方政府军和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人民军队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内战。
单从军事观点看，内战对弱小的共产党军队十分不利，国民党军队可以轻易赢得战争。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和同盟国支援武器和金钱的对象一直是国民党。正如杜鲁门所说：“他们都被枪炮压得直不起腰来了。”国民党拥有各种类型的、装备精良的、人数在四五百万的一支大军，而共产党的作战兵力只有几十万人。
但从综合因素看，蒋介石发动内战未必明智，国民党军队很可能输掉战争。在华美军顾问普遍认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尽量少同日军作战，待战争结束后，好用以逸待劳的美援军队去对付劲敌中共。这些专家认为，国民党军队确实消极抗战，避免了同日军的血腥冲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连训练也不搞了。结果，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们长了一身肥油而不是肌肉，他们的尚武精神被贪得无厌的腐败思想所取代，渐渐地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之，共产党尽管缺钱缺枪，几乎没有任何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却在八年抗战期间，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持久的对日游击战争。现在，控制中国的是一个腐败无能、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和一支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坚信，人民军队必将赢得战争。
美国国务院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认为，要使美国的盟友国民党免遭轻举妄动和可能战败的结局，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将共产党视为同日本人一样的敌人，派美国军人去接管那里的军事指挥工作，用美军去给国民党军队撑腰打气，投入更多的物资、金钱和人员，然后一举消灭中共；另一条是劝说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互相协商，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成立一个以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
事实上，第一条路不合时宜，又劳民伤财，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不冒政治风险和牺牲美国人生命这一前提下，找到和平解决蒋介石重重困难的方案。但只要那位好高谈阔论的赫尔利还在当美国驻华大使，就永远别指望促成国共双方和谈，双方都不信任他。他既无斡旋功夫，又缺乏拍板权威。他的同事们认为他的话太多、不谨慎；蒋介石略带愠怒地瞧不起他；共产党认为他缺少诚意，不值得认真对待。
杜鲁门一直想撤他的职，却总是没有机会下手，直到赫尔利那无法改变的信口雌黄积习给了杜鲁门以口实，同时又找到一位卓有威望、足以代替他的人。
1945年12月初，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国向总统述职。他在晋谒白宫后，出席了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他在会上用过激言辞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杜鲁门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议论。
“这些话真让我生气，”总统后来说，“他大放厥词，说我办事无能。因此，我把他撤了。”总统毫不犹豫，不顾他曾许下的诺言，抓起电话找马歇尔讲话。
“将军，”总统说，“上星期我告诉过您，我一定永远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我现在也不愿打扰您，但情况紧急。”他告诉马歇尔，远东的局势正在恶化，一场灾难性的内战正在中国全境蔓延。惟有美国进行坚决干预，才能制止内战和防止可怕的悲剧发生。
“您愿意替我去越中国吗？”总统问道。
此时是马歇尔和凯瑟琳迁入多多纳庄园新居的当天下午。他和夫人正在卧室里打开箱子，整理衣服。
总统提出请求后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他并不知道，马歇尔正手拿话筒看着卧室另一头的妻子。她正盯着窗外片片花圃，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微笑。按照他的本意，他干脆说声“不愿意”，挂断电话了事。然而这是他的国家元首在讲话，他是他的总司令，总统的请求是一种出于信任的、无法抗拒的召唤，而马歇尔是一个信奉“命令就是天职”的职业军人。那么，他又该怎样去向凯瑟琳解释呢？他又看了她一眼，不忍心把总统的事告诉她。
“将军，您还在吗？”总统又问道，“您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
“愿意，总统先生。”马歇尔回答说，然后轻轻放下话筒。
不久，凯瑟琳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特别公报：白宫刚刚宣布，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的特使将前往中国。凯瑟琳转身面对着丈夫，“哦，乔治，”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凯瑟琳来说，这件事不啻是一沉重打击，她原以为已熬到头了，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马歇尔赴任走后，凯瑟琳向麦卡锡将军倾诉了她的郁闷心情（麦卡锡长期担任马歇尔的军事秘书，后为参谋处长，从而取得了马歇尔可靠成员的地位）。凯瑟琳知道麦卡锡由于体力几乎衰竭而辞去了战争结束时受命的助理国务卿之职，正处于治疗康复之中。她在给麦卡锡的信中写道：
您送来的黄玫瑰比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想起了历年度过的圣诞节。您真是心地善良、想得周到。因为我的心情确实不好。这次的中国使命是一次沉重打击。假如马歇尔将军能够有哪怕几个礼拜的休息，能够有你和鲍德尔中士跟他一起去，我就不会这样担心他这次出门了。我知道您是毫不犹豫地准备跟他去的，但是，他决不能冒险答应您。您对他一向忠心，完全无私，所以必须有别人来为您着想。要是您走这趟并在中国过冬，那就是发疯了。
我看到他的飞机起飞，而没有一个他所熟悉和信得过的人在他身边，我就感到不可忍受。新的秘书、新的勤务兵、新的厨师。我也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是我们俩谁都没有。
当人们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爱护和钦佩我丈夫时，我报以苦笑。那最后一个星期，他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出席国会听证会，中间的午餐时间还要同总统和国务卿一起研究如何完成这次使命，晚上回家他要把全部政策写成文字。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星期，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国家是如何表达爱护和钦佩的。
听起来好气愤。是的，我是气愤。总统不应该要求他去做，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至于他无法拒绝。
这些话离黄玫瑰太远了，不过我已经憋了好久，总觉得应该说出来，只有对你说才保险。我现在每天都祈祷他能够从混乱的局势中理出某种统一的东西来。
2. 中国情况错综复杂
1945年12月19日，马歇尔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陆军航空兵的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往太平洋彼岸。
马歇尔在前往中国的长途飞行中，用一定时间阅读了有关中国形势的摘要。
此前，他与中国曾有过多次接触，对中国情况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1914年他在菲律宾服役时，曾用一个月的时间到中国东北观光；1924年至1927年他在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任职；1939年他担任陆军参谋长后，对中国情况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中国是世界上受封建制度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19世纪中叶，由于清朝的腐败无能，日本、俄国和西方列强开始侵入中国，并逐步取得了各种特权。从此，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对封建统治和外来入侵日益不满，引发了无数次反抗斗争；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此后产生了派系纠纷和分裂。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倡议下，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国共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又进行了北伐战争，实现了国共两党首次合作。1925年孙中山去世、蒋介石夺取政权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势力发展越来越感到不安，开始在政府中抑制共产党的影响，并于1927年4月大规模血洗共产党人。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创建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从此恶化。
1927年蒋介石娶上层富豪宋家之女宋美龄为妻，加强了实力，并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共产党则在广大乡村发展势力，并得到农民的支持。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赢得了中国东北的特权，并企图利用北方的混乱局势扩大其势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沈阳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出兵侵占整个东北，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蒋介石执意打共产党而无意抗击入侵的日本人。1931年至1934年，蒋介石对中共军队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军队约10万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年后抵达陕西省的延安。尽管10万人中只有数千人完成了长征，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扩大了影响。
占据东北的日本人并不满足，从1933年开始不断向华北地区蚕食。蒋介石仍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荒唐政策，这在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督战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部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他，逼他抗日。在中共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蒋被迫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达成了不稳定的停战协议，实现了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联合抗日的计划尚在商谈之中，日本人故伎重演，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制造事端，从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虽答应抗日，但仍顾虑重重，立场并不坚定。日本军队从满洲冲进关内，同时在上海登陆，年末便占领了国民党首府南京。随后，日本人又推进到华中地区，迫使蒋的部队撤退到西南部，首都也迁到了重庆。共产党则以延安为总部，在全国广大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日游击战争，不屈不挠地抗击侵华日军。
1938年，蒋介石开始请求美国贷款以购买武器和弹药，大力扩充其地面部队，并任命美国退休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指挥中国空军。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要求美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并要求派一位高级军官来华担任顾问兼任他的参谋长。马歇尔和史汀生选中了史迪威少将担任该职。马歇尔要求他保卫滇缅公路并促成中国各派力量一致抗日。史迪威则要求对美、英、中军队的指挥权，马歇尔答应尽可能支持他。
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是职业军人。他在中国学过汉语并任过职，了解中国情况。他直率、正统、粗暴和固执的个性注定他与蒋介石合不来。史迪威主张使用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力量对日作战，这使蒋介石大为不满。此后，俩人在援缅作战问题上冲突得更厉害。
1942年1月，日军第15军团侵入缅甸。英缅军司令胡顿将军致电蒋介石求援。蒋任命杜聿明率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名义上叫史迪威全权指挥，但史迪威无实权，指挥不动，因为杜聿明事事都要请示蒋介石。史迪威对蒋不满，在作战中不与杜聿明合作，甚至不让美国援华飞机参战，只一心掩护英军撤退，置中国军队于不顾。中国入缅军队接连失败，最后为掩护英军撤退竟被日军截断归路，10万之众在仓促撤退中死伤过半，损失极为惨重。蒋对史迪威丢下中国军队独逃印度很气愤，从此俩人隔阂加深。
史迪威并不自责，反向蒋建议成立一支中国新军，蒋介石不予理会。6月，蒋召见史迪威，不客气地要他对缅战引咎自责，并告诉他，他的职责只是个参谋长，应一心一意地根据“租借法案”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美援，不要把精力花在中国军事方面。同时，蒋还威胁说，如果美国不积极地援华，他就和日本单独讲和。三天后，他又给史迪威写信，提出三点要求：（1）调美军三个师来华协助作战。（2）在华建立一支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由陈纳德指挥。（3）美国每月从驼峰（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
美国政府答应了蒋的要求。实际上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中国抗战，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而国民政府又地处西南偏僻地区，情况十分困难。蒋又深知中国战场的关键地位，所以敢于开口要人要物。但在得到美援之后，蒋介石并未全都用于抗战，而是着重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保存实力，准备应付中共。所以，史迪威和美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说，蒋要美援非为抗战，全为加强自己地位。
蒋介石要华盛顿召回史迪威，马歇尔不同意。史迪威说蒋是“小人”，“东方伪君子”，说蒋“不曾有过朋友，只有奴才。”
罗斯福经慎重考虑后，仍决定支持蒋，以便现在用来拖住一百多万日军，将来用于对付苏联和中共。美国人知道中国战场对他们的重要意义，所以罗斯福热情欢迎和接待了宋美龄，并发表文章称赞宋氏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受美国的尊敬和重视。美国还出版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小册子，颂扬宋美龄。于是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升高了。
1943年2月，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清除蒋介石，但罗斯福不同意。蒋对史迪威进行了反击，他故意抬高陈纳德，压低史迪威，以毒攻毒。史迪威也针锋相对，进一步揭露蒋政权腐败不堪。他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接连不断地报告国民党的愚蠢、无能、内耗、偷工减料和各种腐败现象。他的助手戴维斯则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的运动。但罗斯福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对他日益没有好感。马歇尔则对史迪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劝他学乖一点，向蒋介石承认错误。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以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中共军队表示不能理解，劝说蒋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蒋却以苏联不插手东北为条件，因此罗斯福对蒋改变了看法，认为蒋很固执和狭隘，没有民主政治家的胸怀，希望蒋在中国实行民主和开明政治是无望的。于是，罗斯福与史迪威便有了共同语言，并进行了一次轻松愉快的谈话。罗斯福同意史迪威推翻蒋的主张，他说：“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继续下去。如果你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撤换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选派一个言听计从的人去执行吧。”史迪威回重庆后就着手落实这项指示。后因没有得到总统的最后授权，此方案未能实行。
1944年1月，美国拒绝了蒋要求的十亿美元借款。蒋则不让他的新军入缅作战。马歇尔奉总统之命致电蒋介石，表示如蒋不令军队入缅，就停止一切美援。蒋被迫妥协，旋扭转了缅北局势。
1944年3月，侵华日军发动豫湘贵战役，蒋军连连溃败，致使日军迅速攻占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平至长沙的铁路线。蒋的这些大溃败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印象。罗斯福从此深信蒋介石指挥无能，中国军队必须改组。他毫不客气地致电蒋介石，要蒋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在内。”同时，派赫尔利来华协助工作。
史迪威感到志得意满，不亦乐乎。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坚决要求华盛顿召回史迪威，并得到赫尔利的支持。1944年10月，罗斯福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他性格谦和，循规蹈矩，与蒋自然合得来。魏德迈上任不久，便答应给蒋装备36个步兵师，至1945年6月基本武装完毕。这使蒋介石很高兴。
1944年12月25日，蒋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这样，在指挥关系上上有蒋，下有何，魏德迈被架空，蒋牢牢地抓住了军事指挥权。
魏德迈开始向华盛顿报告真实情况——马歇尔曾听到过的怨言：中国没有统一的指挥；蒋介石试图在指挥所有部队，这就取消了任何灵活性；没有协调的作战计划；师一级及师以上指挥官都是庸才；军队的装备和食物都不足；那些中国将领们正被急需去抗击日军进攻时，他们却要求获准到美国和欧洲访问；国民党军队由于“克扣”和“极其无效率”的后勤工作而饥饿。蒋同意魏德迈所坚持的不得远距离指挥军队，但很快就违反了。蒋不肯任用优秀的将领担任要职，却一直重用何应钦。此人为史迪威所厌恶，用魏德迈的话说，他是一个“善献殷勤，谋求私利的人，极其富有和放荡。”
魏德迈早期的报告，证实了史迪威担心的事：在日本的进逼下，中国的局势正日益恶化。他报告了国民党的麻木不仁以及蒋和他的部属“软弱无能、惊慌失措。”“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装备和训练都不适合现代战争。”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动机和品德之不信任，使情况更复杂了。蒋手下的将领不敢报告实情，因为他们害怕会因此暴露自己的愚蠢和不称职；他们在计划作战、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上都是不胜任的。他以“摇摆不定”来形容蒋的政策。魏德迈相信他已得到蒋的信任，但他痛惜蒋
“受其顾问们的影响和欺骗，这些人自私、贪婪，趁我不在场而诱导他采取与原定计划相违背的行动。”
在德黑兰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支持蒋介石和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立场，罗斯福答应苏联对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拥有特权。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有民族利己主义，不希望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大国与之“争雄。”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利在1944年8月来华前先到了莫斯科，在得到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承诺后到达重庆。
同年早些时候，一批美国记者冲破蒋介石对延安的封锁，和中共接触。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辖区内是受民众拥护的，也是坚决抗日的，并正在进行游击战争。蒋介石为此大为惊慌，严令封锁新闻渠道，不许外国记者再去延安。
此后，罗斯福因蒋抗日不力而对其大为不满，并试图促成国共联合，因此，迫蒋同意让美国一个代表团到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这个代表团中有中共的好朋友谢维斯。他在延安可与任何人交谈，上自毛泽东，下至普通一员。据谢维斯了解，延安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同美国合作。”当然也愿意和蒋介石合作，但必须是真诚和公正的合作。
毛泽东对谢维斯说，日本的战败，将使国民党重新走上内战的道路。他还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分裂成许多派系、勾心斗角、乱七八糟的组织，这些派系都是反共反民主的。能否制止内战，要看美国能否约束国民党。毛泽东同时表示，国共和解的主要条件是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从而改组政府，制定新宪法和法律。他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他说：“蒋是顽固的，可是他基本上是个匪徒。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才好跟他打交道。我们根据经验，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威胁和恐吓面前，你们决不能让步。不要让他认为你们害怕了，这样他就会得寸进尺，榨取更多的好处。”毛泽东还表示不指望苏联的帮助，希望同美国合作。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延安访问。他表示希望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提出五项建议，还说这些建议虽然只代表他个人，但他相信蒋介石会接受的。于是，双方签订了协议。毛泽东同意赫尔利的提议，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谈判。赫尔利回重庆后，蒋介石对他的五项建议大为恼火，表示中共不交出军队就不能给予政治代表权。在此后双方的会谈中，赫尔利和魏德迈都认为蒋的主张有积极因素，完全支持蒋。周恩来不为所动，便中止了谈判。
毛泽东对赫尔利出尔反尔极为愤慨，表示中共决不靠别人施舍，如不能联合，就单独建立人民政府。此后，赫尔利就完全转向支持蒋介石了。实际上，这正是罗斯福的旨意。罗斯福只想了解中共的情况，以便促成多党联合，从而削弱中共势力。其实质是支持和依靠蒋介石以对付苏联，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也是历史事实。1945年3月，双方谈判破裂后，蒋声言要召开“国民大会”。中共要求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此同时，赫尔利再次表示支持蒋介石，蒋则恭维他拯救了整个亚洲。赫尔利说：“等到对日战争一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此后，蒋介石便在美国顾问的协助下开始精心构想未来的战略了。此时，他的部队半数以上还在大西北边远地区，要调动和重新部署这些部队需要时间；中共力量已今非昔比，但他坚信数月之内即可战而胜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严令日伪军不许向中共投降。与此同时，蒋于8月14日电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朱德总司令则要求授权中共在华北接受日军投降。蒋一边拒绝此要求，一边重复对毛泽东的邀请。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去谈判。蒋介石坚持要毛泽东亲自前往，后得到同意。
重庆谈判于8月27日正式开始。民主党派要求修改现行的选举法，按比例给所有党派以代表权，以便合理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周恩来则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中共在华北有受降权、重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等一揽子建议。蒋介石则坚持实行政令、军令统一，并抱怨中共在华北和华南破坏铁路线，阻挠其军队进入华北和接管东北。
魏德迈很清楚，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始终支持蒋介石，最近得到的指示表明这种支持将继续下去。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规劝魏德迈不要继续支持国民党军队，指责美国军队和物资“正被用来执行中央政府打击中共军队的计划。”魏德迈对他所面临的局势感到难办，于是请求华盛顿就对华政策作出明确的指示。
此时，斯大林通过蒋介石对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国有一个兵被派往中国，东北问题就难解决了。”美国不希望同苏联对抗，而且，鉴于国民党军队在过去的表现，美国国务院也担心中国内战一旦爆发，蒋介石不一定能够打胜。于是，华盛顿更急于促成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以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威胁。
美国国务院认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惟一障碍“在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傲慢无礼和刚愎自用。”一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认为，蒋介石有“满脑子的敏感和过分自负的虚荣心”，该是对他采取某种强硬措施的时候了。即便如此，促成联合也绝非易事，应该选派一位得力特使来完成这项使命。于是，杜鲁门想到了马歇尔。
很显然，在马歇尔出使中国前，中国就走出了通向联合的第一步。马歇尔坐在飞机上，思索着该如何完成这次特殊使命。
3. 使命维艰
马歇尔来中国的前一周，他同总统、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首脑们共同研究了对华政策。国务卿贝尔纳斯重述了他的观点，“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和国民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否则，苏联可能拿走中国东北和华北。”并说马歇尔去中国时，“手里应有足够的武器去诱惑中央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合在一起。”
对这一点，马歇尔要求予以澄清。他说：“假如共产党做出可以接受的让步，而国民党政府却拒绝让步，怎么办？”贝尔纳斯说：“这样，那就应告诉国民党政府，我们本来要给予中国的援助将不再给予，诸如贷款、军事供应品、民用供应品、设立军事顾问团等；并且在华北撤走日本人的问题上，我们将直接与中共打交道。”马歇尔接着问：“如果是共产党不肯让步怎么办？”贝尔纳斯答道：“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我们将按需要把它的部队运到华北和东北。”
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同几位首脑就对华政策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杜鲁门强调，他需要充分了解马歇尔在中国工作的依据是什么。贝尔纳斯说：“已经授权陆军和海军运送蒋介石的军队到中国东北……还命令陆海军秘密安排舰船和飞机运送蒋介石的军队到华北。”贝尔纳斯强调说：“在这两点上必须保密，以利于马歇尔压迫双方达成联合协议。”杜鲁门表示，他将全力支持马歇尔“为取得所希望的结果而作出的任何努力。”马歇尔说他理解了他们的意图。
这是一种运用权术手段对双方施加诱惑和强迫来促成联合的秘密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偏袒蒋介石的不公正的协议。狭隘、贪婪和奸诈狡猾的蒋介石必将从这种政策中获益颇丰。而马歇尔此行，不是作为一个公正的中间人，而是一个用胡萝卜和大棒向谈判双方示意的强硬说客。
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上海，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代办沃尔特·罗伯逊，以及中美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在机场迎接。
当天，马歇尔下榻在上海国泰饭店。他先与魏德迈进行了密谈。马歇尔把压缩到一张纸上的指示纲要递给魏德迈说：“你先看看这个，再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据魏德迈回忆，那份指示可以概括如下：
促使中国的各派对抗力量，即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各派达成和解，实现联合。须说服他们，为了将来治理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定要联合组成统一的政府机关。
魏德迈知道，马歇尔性格和作风中最可敬的一点，就是讨厌别人唯唯诺诺，在征求对方意见时，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讲自己真实想法的人。魏德迈与马歇尔究竟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记录而无法查对。直到马歇尔去世，他对此都一直守口如瓶。魏德迈也很少谈到这次谈话。只有一点可以断定，罗伯逊惊奇地发现，俩人谈话后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他后来说：“他们上楼时还是相互信赖的同事，下楼时却似乎变得满腹猜疑。俩人的关系再也不像从前了。”
次日上午，马歇尔飞往南京，接受蒋介石的正式款待。罗伯逊一同前往，马歇尔出人意外地没有让魏德迈同行。
“你知道吗，他可真伤了我心，”魏德迈后来说，“我躺在床上，老是在想，他一直是我热爱和敬佩的人，自己对他可谓一片忠心。我只好对自己说，‘他老了，又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被搞得精疲力竭了，连感情都给耗尽了。他现在已是个老人了。而且刚刚飞过太平洋，莫非他病了。’你知道，我是千方百计原谅他，只有对最热爱的人才会这样。再说，真正谦虚的人并不多，他却是个谦虚的人。杜鲁门称赞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美国人。他获得的赞誉不计其数，而他却无意中伤了我的心。天哪，真好比朝我的脾脏捅了一刀，而且比捅了一刀更厉害。”
魏德迈对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情况和双方军事动向的了解要比马歇尔清楚得多。蒋介石利用和谈，向华北、东北和上海等地空投、海运其精兵近百万，加紧抢收地区，同时印发“剿匪”材料。仅10月份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蒋军就达八十余万人。10月26日，叶剑英发表抗议书，抗议驻华美军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原以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的指令，放弃军队，而实际上中共坚持不让。这使赫尔利和魏德迈怀疑中苏定有什么秘密协议，否则中共不会如此强硬。美国《纽约日报》谴责中苏勾结，煽动内战。中共《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要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蒋介石自然乐于看到这种混乱局面。
此后，美国政府又开始进一步对蒋介石进行大量军援，1945年8月15日以后，对蒋之军援达8.39亿美元，而一半以上是10月15日以前交付蒋介石的。
9月至10月，魏德迈批准美国海军、陆军在烟台、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直接接收日军占领区，阻止中央军队进驻。
一个美国士兵给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写信，诉说他们在为蒋介石对付中国共产党：
在前来青岛的路上，上边告诉我们是来协助解除日军武装的。但在我们到达之前，蒋介石的部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里的局势，甚至已开始重新武装一些日本人，以加强防范中共的武装力量。……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使共产党受到压抑。
魏德迈于11月8日在上海对记者公开声言，他将派5.3万名陆战队员帮助国民党在华北执行任务。12日，美国新任陆军部长罗伯逊·帕特森也发表了同样性质的声明，这表明美国更加公然地助蒋反共了。
12月23日，马歇尔飞抵重庆起初，中共对马歇尔寄予一线希望。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向马歇尔诚恳地表示，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中共愿意实现和平解决，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则对马歇尔既殷勤而又谨慎。他既答应与马歇尔合作，又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只让中共在政府中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决不让中共分享权力和据有军事、政治实力。
12月25日，杜鲁门就对华政策发表声明，希望停止内战，呼吁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12月27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马歇尔主持下再度和谈。同日，成立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组成的“三人小组”，又叫“马歇尔三人委员会。”谈判前，马歇尔先提出四项方案：
一、一切敌对行动的安排立即停止。
二、中国内部及东北境内所有军队立即停止调动，但为收复东北主权，政府军向东北调动不在此限。为补给行政及维持治安之需要，而且纯属地方部队之调动，亦不在此限。
三、停止在各交通线的破坏和妨害活动，并完全拆除在陆路交通线上的障碍。
四、目前所有部队均留驻原地。
三人小组又对四项方案举行了六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规定两军于13日午夜12时停战。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下达了停战令。13日，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成员由美军代表罗伯森上校、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三人组成，主要负责停战监督，并规定所有有关训令、命令，由三人同意后，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名义，由军调处发布之。1月10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更多地抢占地盘，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于13日午夜零时以前，更快出动，在全国各地抢占地区。
1946年3月27日，东三省才接受《东北停战协定》。但4月1日，蒋介石以对东北行使主权为借口，继续发兵东北，进犯东北民主联军。5月间，杜聿明所部进犯四平街、长春、永吉等众多大中城市。至6月底，进占东北的蒋军精锐之师约达八个军和十几个机械化团。
军调处下属26个执行小组。除广州小组完成了把境内中共军队调往烟台外，其他小组都未能正常活动。如徐州、济南、新乡小组的中共代表竟被扣留；青岛小组的中共代表被殴打；承德小组的中共代表被炸死四人。
如同在五角大楼时一样，马歇尔在中国的每一周都安排得满满的，要同各类人士会谈：共产党人、民主同盟、青年党、国民党政府的各色人员、美国大使馆人员，中国政府雇用的美国人；组织召开接连不断的谈判会议；对各种有害谈判、促成停战、实现联合的事件进行调处……
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内容如下：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增加为40人。经国民政府选举，其中半数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
二、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代表大会定额由现任的1200名增加到2050名。宪法之通过，须由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
三、和平建国纲领之要点为：尊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成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治斗争之工具。
五、组织宪法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核、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各党派的国民政府委员数目的分配未能达成协议。蒋介石要将各党派委员压在14名以下，从而使其他各派绝对控制于国民党之下。对此中共不能同意，并提出中共和民盟的名额共为14名，据有三分之一以上名额，从而具有否决权，以制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此，蒋介石绝对不予让步。
五项提案通过后，蒋发表谈话，表示完全拥护，并说此“乃是全国性”的，要全国各党派“共同遵行。”
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校场口殴打参加庆祝大会成功的各界人士，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60余人，并逮捕许多到会工人；同月21日，北平竟有特务组织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民主联军不容存在”等口号，并捣砸《新华日报》、《民主报》社，打伤工作人员。此后，其他各大城市也接连发生类似事件。
关于军队问题，由于蒋介石一再坚持中共必须交出其军队的立场，因而未能达到协议。以后，在中共的积极努力和马歇尔的压力下，蒋才作出让步。2月25日，在马歇尔主持下，三人小组通过了整军方案，共两项：
一、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之高级军官，应由派在政府中之中共代表所提名之军官替补。
二、陆军之编制，在一年之后，全国军队编为108个师，其中中共军占18个师；一年半之后缩编为60个师，其中中共军占10个师。
军队配置（一年后）：东北6个军，中央军5，中共军1，每军辖3个师；华北方面11个军，中央军7，中共军4；华东方面10个军，中央军9，中共军1；西北5个军，华南4个军，均为中央军。
2月28日，蒋介石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渐增加，然其受共产党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他说：“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
同日，三人小组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等地视察共六天。3月11日，马歇尔应召返回华盛顿述职。
4. 难解残局
马歇尔返美后，蒋介石立即召开二中全会，开始对五项方案进行修改，提出“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对已签订的军队整编方案也不再承认，要扩大其整编的军队员额为347万人。4月1日，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予承认。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的政府是决不承认的。”
从1月10日停战至5月20日，蒋介石命令其军队向关内各解放区进犯共达3630余次之多，投入兵力258万人，强占城镇26座。对此，中共军队在各地予以反击，并接收了东北中、北部主要城市。苏联开始表现出对中共的一定援助。形势对蒋不利。
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出兵东北，一周后，蒋介石即令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蒋之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杜聿明于11月中旬督师进占山海关。12月15日，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赴苏联访问，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对小蒋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们利益的工具。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提出建议：同时宣布美国自华北、苏联自东北的撤军日期。美国人认为当时规定日期太早，因而拒绝了这个提议。苏联当然也不撤军，苏联原定在日本投降后三周内撤军，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但因美国海军陆战队于9月下旬在青岛、天津登陆，而延缓其撤军日期，至年底仍未撤军。后经中苏双方协商，苏联答应于1946年2月1日撤军。
1945年11月24日，苏联方面向中国表明，日本建立的东北工、矿设备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所有，其余154家企业应由中苏共管。12月7日，更严厉地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苏联自东北撤军
日期将不能预测。”1946年2月1日，苏联再度表示坚持中苏经济合作，并不许第三国参加。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联把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作为战利品表示反对，他说：“苏联以东北企业为其战利品，实为逾越国际公法范围之外。”2月9日，美国又照会中国：（1）东北焦ひ涤芍兴展补埽宋シ疵呕Э诺脑颍唬*2）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在此点上英国与美国步调一致。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并无承认苏联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协定。”
3月27日，苏联向中国正式提出《中苏经济合作建议草案》，坚持共同经营东北工业。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予以拒绝。但东北工、矿企业终被苏联掠走70％至80％。3月间，到沈阳、长春访问的美国记者被苏军赶走。此事引起美英的强烈反应。蒋介石说：“丘吉尔在美演说，主张美、英同盟，强调英语民族间合作之力量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即将来临之感矣。”
自美国陆战队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后，苏联人相信美国也想独占中国，便一面延缓撤军，一面把缴获的部分日军武器送给中共，并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对中共给予一定的援助。对此，蒋介石认为，斯大林想在东北建立中共政权，分割东北，于是，便加紧向东北调兵遣将，侵占铁路，进攻城市，抢夺地盘。
马歇尔回到华盛顿后，总统和国务卿对他在华的工作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就连一直坚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魏德迈，也不得不对马歇尔深表钦佩。3月11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参谋长的信中写道：
他干得好极了，很快就赢得了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他顺理成章地处理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实现停火，现在正顺利地执行一项将统编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军队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阴谋、猜疑、自私和东方式的奸诈的背景下完成的。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真地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别人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做那么多的事。然而在我想来，他这些成就能维持多久，要看他本人在不在现场。假如他在以后几个月内不露面，我认为敌对双方很快就会拼个你死我活，重新回到去年10月的形势。马歇尔将军的国际威望以及他本人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局势并能使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代表采取和解的行动。
一些了解实情的好心人，出于对马歇尔将军名誉的爱护，此时却提出建议，希望马歇尔将军见好就收，不要再返回中国，因为他们深信，国共两党水火不容，促成联合几乎没有希望。
4月17日，马歇尔携夫人凯瑟琳从华盛顿飞回北平。马歇尔听了军调处的汇报后，于19日飞抵重庆。
马歇尔向蒋介石表明，双方应继续会谈，停止冲突，促成联合。蒋介石则继续对马歇尔积极游说，劝美国积极支持他尽快占领东北，避免重蹈1931年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旧辙。对此，马歇尔感到不能理解，并表示气愤。
国共双方重开谈判，马歇尔又投入昔日繁忙的事务之中。他写道：
“我现在经常是成天泡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中，非常累人，非常棘手。但是，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寓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又回到了昔日每天工作10至14个小时的战时生活了。”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马歇尔夫妇住在南京一所大院子里，除他们的住室外，还有使团工作人员的住宅以及办公场所。二层楼有一间工作人员的大会议室，也可作为娱乐室，晚上常在此放电影。
7月中旬，马歇尔夫人应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之邀前往牧岭（南京以西约250英里）避暑地做客。凯瑟琳住在一所宽大舒适的别墅里，有仆人、小游泳池和花木。马歇尔给一位朋友写信说，蒋夫人对凯瑟琳“非常钦慕和热情。”去牧岭并不容易，坐飞机要一个多小时，然后乘船沿江而下驶行约40分钟，接着要坐30分钟的汽车，最后坐两个小时的轿子，沿着山边凿出来的石阶上山。在夏季谈判期间，马歇尔常去那里。
马歇尔为他先前所做的众多工作受到挫折感到沮丧，但又必须尽力压抑住心中无奈之感。在如此舒适甚至富于魅力的环境中消磨时光，他或许能感到愉快一些。不过这种家常情意也许使蒋介石不再把马歇尔的严厉警告放在心上，他可以稍微放心大胆地去指挥军队了。
5月19日，蒋军攻占四平街；23日占领长春，尔后又侵占了吉林、农安。6月3日，苏军已完全撤出东北。
此时，马歇尔仍一如既往地力主双方停战，不停战就终止援助，蒋迫于美国的压力，被迫答应停战。6月7日，蒋宣布为期15天的全面停战。6月2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反对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
与此同时，蒋介石要中共军队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全线、东北大部、承德以南诸地区，以及山东、山西两省的部分地区。并警告说，如不服从，就付诸武力。中共当然不会受蒋的胁迫。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下令向中原地区中共李先念部发动大规模进攻；7月12日，蒋军55万人向苏皖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马歇尔把中国的危急情况报告给杜鲁门，并建议对蒋采取措施。8月10日，杜鲁门致电蒋介石，表示蒋如不停战，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8月14日，蒋公开表示要军队“国家化”，并要中共退出解放区。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逼迫蒋坚持和谈。蒋对此极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的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
杜鲁门感到马歇尔的使命该结束了，因为他在中国呆的日子越久，对他的国际声誉就越有损害。总统已决定让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并通过艾森豪威尔征求了马歇尔的意见。马歇尔接受了这一任命，同时表示，中国情况虽在恶化，但他不想就此罢休，希望再作进一步的努力。杜鲁门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
8月29日，蒋军攻占了承德。马歇尔尽力调和双方纷争，但不见任何成效。此时，蒋介石已决定彻底摆脱马歇尔的控制。他经常十几天不露面，忙于部署军事战略。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周恩来多次致函马歇尔，指责美国政府已为国民党政府提供总计52亿美元援助，已大大有助于蒋介石进行内战，谴责蒋介石政府不顾一切约束，撕毁停战协定，向关内大举进攻。马歇尔深感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左右为难。
蒋介石决定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并于10月16日发表八项建议，主张按两军现地协商军地的分配。17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历述中共诚意，并呼吁再次会谈，主张恢复1946年1月13日以前双方军事态势，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10月18日，蒋介石召开南京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内打垮共军。”同时，蒋却对外宣布：自11月11日午时起全面停止战斗。
中共与民主同盟反对召开一党包办的、不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并拒不参加这个大会。11月12日蒋介石单独召开“国民大会。”12月26日，陈诚在“国大”代表招待会上宣布“一年内消灭中共。”同时，蒋介石通过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政府要求美军留驻中国大陆。30日，蒋发出了第七十号密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度的进兵计划：为“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满铁路诸线，肃清晋、冀、鲁、豫、陕等地境内股匪。”
1946年12月底，蒋调动了218个旅（占其全部兵力的90％）进攻解放区。大规模内战已经开始。
马歇尔眼看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无可奈何地宣布“调停”失败，于1947年1月8日返回美国。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调处。”
5. 初掌外交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因心脏病提出辞职。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正式任命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早在1946年7月，马歇尔就提名一位老中国通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并得到总统和参议院批准。
任命马歇尔为新国务卿，当时在美国政界和公众中的反应是良好的。人们深知，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中，他指挥若定，组织有方，为国家赢得了胜利。政府官员赞赏他是一位虚心听取内行意见的专家，他得到了多数政治家们的信任。
曾一度当过国务卿、马歇尔的老上司、前任陆军部长史汀生，1947年1月10日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出任国务卿，就使我在国家前途问题上有了一种莫大的安全感。杜鲁门先生作了一项非常明智和独具慧眼的任命。”
对马歇尔的任命公布后，有人认为，他最有可能充当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但马歇尔不想惹此麻烦。他在华盛顿联邦车站的月台上接受记者们的提问时表明了态度：
我认为国务卿的职位，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非政治性的，我本人依此行事。我决不卷入政治活动，因此，我不能被看作是任何政治职务的候选人。
一般的观点是，不管一个人怎么说，他总可以被调去充当某一政治职位的候选人。这样的观点对我是用不上的，我决不会被征调去竞选任何政治职位。
我如此明确和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把我的名字同政治职位联系起来的议论。
上任伊始，他就明智地解除了一些人对他的猜疑，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赞誉。《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发行人劳伦斯评论说：“首先，他一辈子都是一名陆军军官，懂得该脱离政治；其次，他比政府中任何人都清楚，要取得战时在他率领下作出最大牺牲的官兵们的信任，最好的办法就是缔造持久的和平……这是一位伟大人物的无私行为，这简单的举动就使美国和世界都受了益。”
1月21日，他宣誓就任新职后，便开始运用他的组织才能使国务院高效地运作起来。除必要的人事变动外，他最先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以后每谈到这一点，他总是感到很自豪。
他具有长期在高层指挥、决策机构工作的丰富经验，知道如何调动下属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早在1943年指挥工作最繁重的时期，他依靠一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军官创办起有声有色的情况汇报会，这对指挥决策极有助益。
情况汇报会每天上午9点准时开始。各种图表都在五分钟前张挂停当，然后，经核准的人员可以进入马歇尔的会议室，观看有关美军参战的各个战区精确的图示。“我逐渐认识到，”马歇尔后来说，“介绍世界战况对我和主要工作人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在如此众多的不同战区作战，而国内形势又随之风云变幻。我们身边就有各种能工巧匠，而且人数众多，这样我们逐渐形成了早汇报的制度，由经过挑选、口才出众的年轻军官在会上介绍情况。他们清晨4点就起床，整理头天夜里的电报，9点前做好汇报准备。会议就像开场演戏一样，他们变得精于此道，把汇报会搞得有声有色，确实引人入胜，整个战争的最新情况一览无余。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易于了解战况。”
此时他同样认为，应该有几个人专心致志地研究未来的政策，所以要必须搞一个决策咨询班子。他让副国务卿艾奇逊负责这项工作，并尽快选任几位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情况、情报灵通、具有洞察力、善于演说和写作的人承担此任。
1970年，国务院组织了一次内部调查，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说，马歇尔在加强国务院的行政能力方面，比战后的任何一位国务卿做得都多。有关评价如下：
在马歇尔的管理下，政策研究室建立了起来，而且在一个重要时期成为国务院创新思想的中心。“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为应付40年代后期的外交挑战而作出的大胆创新，就是在这个室开创并发展起来的。马歇尔采纳了他的研究室的意见，并把这个研究室当做学术研究机关一样尊重它。
马歇尔在国务院任职内的第一项挑战，是3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该会议先后在莫斯科、伦敦、巴黎和纽约召开过，如今他要同英、法和苏联代表在对德和约、对奥地利和约以及附带政治经济等问题上寻求协议。涉及到的国家不止一个，问题错综复杂，关键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核心是德国问题。
马歇尔了解到的情况是，苏联想在战败后的德国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难以控制的联邦政府。他知道，纳粹曾蹂躏过苏联，因此，苏联对德国不会放过，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对此应持何立场和观点，而与此相关的是英国人对此采取什么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丘吉尔曾强烈要求派军队开进巴尔干地区，抢在苏联人之前到达那里，由于美国反对，使英国人的战略成为泡影。如今，战后英国极度贫困，对维护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利益感到力不从心。在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苏联支持的势力正在扩大，那里的经济已相当困难，人民正在忍饥挨饿，面临内战的威胁和困扰。英国却无能为力，正准备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军。
对此，美国国会展开讨论，杜鲁门主张，美国必须提出4亿美元来援助希腊、土耳其等巴尔干国家，并在世界各地坚决抵抗少数游击武装和外来势力的扩张。这是一种强硬的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由马歇尔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于3月9日到达莫斯科。成员包括驻德美军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马歇尔的老下级、现驻奥地利军事长官马克·克拉克将军，美驻苏大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律师兼政治家墨菲，德国和苏联问题专家奇普·波伦，国务院苏联问题顾问本·科恩，以及共和党指派的两位会议观察员、纽约律师福斯特·杜勒斯。
会议开始后，西方各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很快就看明白了，苏联想要的并不只是对德、奥两国进行报复，而且要求把能从战败国家带走的资产席卷而去，作为对他们的赔偿。马歇尔倾向于同意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一切要求。
但是，在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克拉克就寸步不让了。他诉说了苏联人怎样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奥地利资产运走，然后任凭它们在苏联边境的铁路支线上生锈。他为奥地利人民呼吁，要求允许他们享有重新开办工厂的权利，不要等他们一修复就被苏联人抢走。
然而，最使克拉克感到担忧的是国务院对苏联一味姑息、忍让，指望通过让步来达成协议，只要所有与会国家都在上面签字，不管什么样的协议都行。
“最后，我们谈到了赔款，”克拉克指的是苏联要求从奥地利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苏联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会通情达理，绝不肯让步。”
在开会讨论奥地利问题的那天上午，美国代表团碰了一下头，商议对策。克拉克说，他草拟了一份协议立场书，并说服英、法代表在上面签了字。说完，他把这份文件交给了马歇尔。
“马歇尔将军，”他说，“今天就要讨论赔款问题了，这是美、英、法三国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我们作出让步的最后限度了，绝不能再让了。”
马歇尔把文件给每个人参阅，然后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大家都认为文件措辞过于强硬，苏联人不会同意。克拉克急忙说：“马歇尔将军，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吗？”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看法了，”马歇尔厉声回答。
“那就让我再说一遍好了，”克拉克说，“我本不想到这里来，我在维也纳已经同这些恶棍打了两年交道了。您绝不能再退让，否则，就会把我们为之奋斗、成千上万的人为之献身的东西全部断送。”
马歇尔站起身来说：“过些时候我再作决定。”
“您必须现在就打定主意，”克拉克坚持说，“因为下午两点钟就要开会，我必须根据您的明确意见进行准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最后一次发言，因此措辞必须慎重。您的发言将使这次会议收场了事的。”
大家望着马歇尔，马歇尔望着克拉克。
“克拉克，”马歇尔说，“就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准备吧，写好后送到我房间来。”
下午，马歇尔带着克拉克准备好的意见书出席会议。
“会谈的言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尖锐，”克拉克后来说道，“莫洛托夫（苏联外长）发言时，我、科恩和杜勒斯都忙着给马歇尔递条子。将近7点了，莫洛托夫的发言越来越令人讨厌了。”
克拉克写了最后一张条子：“现在是不是该念咱们的意见书了，也许这样能结束会谈。”
马歇尔找出克拉克起草的文件，念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莫洛托夫站起身，用冷淡、刻薄的语调提议休会。
从此以后，美苏在长达15年时间里再没有举行过会谈。然而，这次会谈却挽救了奥地利。
“如果我们对苏联人的要求让步”，克拉克说：“奥地利就会垮了，苏联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毁坏、肢解和搜刮这个国家。但是，国务卿却因为会谈失败而大失所望。”
马歇尔和克拉克一起乘车返回美国大使馆。国务卿对克拉克说，“我认为你是个出色的将军，但作为一个外交家，我觉得你还不够成熟。”鉴于此次会议期间克拉克的言谈举止欠冷静，回国后又向新闻界发表“出格”的讲话，于是，马歇尔把他调出外交系统。结果，克拉克又回到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麾下。
6. 复兴欧洲
最初几个月，大家发现马歇尔当国务卿是在边摸索边工作，由于不熟悉外交，过于相信政界人士的许诺，有时难免有误。他为此受到一些批评。但正如有人所说，“他对那些指责泰然自若，从不为此伤脑筋。”
杜鲁门对一些政客们指责新任国务卿一概置之不理。“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界要人”，杜鲁门说，“他还将成为今后十年中最重要的国务卿。他品格坚强，善于组织，慧眼识人，而且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深受人们信赖。”他后来又说：“人们不仅认为他敢讲真话，实际上他的确在给他们讲真话。我当总统时，他总是对我推心置腹。”
杜鲁门认为，这些都是马歇尔独具的品德，他非常信任的人不多，马歇尔却是其中之一。“将军，”有一次杜鲁门对马歇尔说，“如果您觉得有必要做某件事，而且需要马上动手的话，您尽管去办就是，不用等我或者国会批准，事后由我去向议员们解释。”
正因如此，“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夏天提出时，总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无不感到意外。
马歇尔上任伊始，就要求助手艾奇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必要时甚至可以不顾情面，不必担心伤害上司的感情。他还说，“除了马歇尔夫人的感情不能伤害外，”别的感情都无所谓。
马歇尔并非没有感情，只是他尽量不让感情外露，不轻易流露激动神色，除非是为取得某种效果。然而，他却是个富有人情味、同情心和通情达理的人。在他任国务卿的第一年里，艾奇逊很快觉察到，马歇尔深为来自欧洲的报告怦然心动。从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国家以及东欧各国那些饱受战祸的城镇，频频传来人们饥寒交迫、受苦受难的消息。如不迅速采取措施，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会再次遭受一场可怕的灾难。
1947年4月28日，马歇尔心情忧郁地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此次会谈不欢而散使他感到沮丧，欧洲面临的可怕前景使他焦虑不安。他深信，在已结束的这场大战中，美国是惟一没有伤元气的交战国，只有美国迅速行动起来，才能扭转欧洲的局面。他细心阅读了一大堆令人头痛的文件，然后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欧洲人民正在受苦受难，迫切需要帮助，需要煤、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提醒美国人民：“医生们不紧不慌，可是病人已生命垂危。”他呼吁全国紧急行动起来，立即对欧洲进行援助。
此前，他已把国务院的官员们组织起来，抓紧制订一项援助欧洲的计划。他让艾奇逊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全权负责此项工作。
4月24日，凯南曾向各类专家征集意见，请他们谈当前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的经济趋势，以及若这些国家在自给自足方面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将需要什么来维持生存。5月15日，政策研究室召开会议，到会人士一致同意必须用美国的经济力量去支援欧洲支离破碎的经济。
凯南的基本观点是“美国援助欧洲的工作不应该是直接同现存的共产主义斗争，而应该是恢复欧洲的经济健康和社会活力。”他使用了“马歇尔计划”演说中的一段几乎同样的语句写道：“正式的倡议必须来自欧洲，计划必须由欧洲形成，欧洲人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美国的作用是在欧洲的请求下友好地协助起草一项复兴计划，然后用财政或其他手段支持此项计划。”
显而易见，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手段上，“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迥然不同。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总统和国会是否能同意这项经济援助计划。一个民主党议员代表团得知政府正在炮制该项计划的风闻，便通过艾奇逊警告国务卿和总统：假如政府打算造成既成事实，他们就拒绝拨款或贷款。
国务院人士认为，这项计划将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但如何在不使总统和国会为难的情况下推行此项计划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先让总统和国会蒙在鼓里，时机一到，便向国会和总统突然亮出计划。
1947年6月5日，哈佛大学要授予马歇尔名誉学位。国务卿征求艾奇逊的意见：在这种场合提出援助欧洲计划是否妥当？艾奇逊摇头表示：人们在授学位典礼上可没心思听演讲。马歇尔不说什么，只是让艾奇逊把计划草案拿来。艾奇逊告诉他，草案还没有写完。马歇尔吩咐他尽管拿来就是。
艾奇逊以为马歇尔跟总统商量过讲演的事，其实，马歇尔对所有的人都守口如瓶。
授学位仪式结束了，马歇尔被誉为“杰出的军人和政治家，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乔治·华盛顿）的才能和品质能与他相比。”马歇尔起身开始讲话了。他先向听众们描述了欧洲面临的困境，然后指出，美国必须挺身而出，把欧洲盟友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接着，他阐了这种援助的性质：
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哪个国家或哪种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目的在于恢复世界范围内的正常经济秩序，从而提供一个自由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社会环境。
我认为，绝不能随着各种危机的产生，零零散散地提供援助。美国提供的援助不应仅仅治标，而且要能治本。
我敢肯定，任何一个愿意加入这一复兴事业的国家，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任何企图阻碍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会得到我们的帮助。此外，任何政府、政党和集团，若想让人类的苦难继续下去，想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捞取好处，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
然后，他简明扼要地谈了计划的要点，即如何缓和欧洲当前的灾难。他毕生尊奉的信念是：人必自助，尔后他助。他说：
显而易见，在美国作出进一步努力以缓解欧洲局势、帮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之前，欧洲各国必须就形势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职责达成一致意见，以使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可能的行动收到适当的效果。如果由美国政府单方面制订欧洲复兴计划，那既不妥当，也不会奏效。
这是欧洲人自己的事。我认为，欧洲必须首先创议。这应当是一次联合行动，应该得到欧洲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的一致赞同。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友好援助、制订援欧计划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欧洲复兴计划。
这就是“马歇尔计划。”所有听众起立热烈鼓掌，但与其说是对他的精彩演讲鼓掌，还不如说是为他昔日的赫赫战功和他为人处世之道而鼓掌。
艾奇逊把马歇尔讲话的最后定稿发送通讯社，与此同时，他给三位有影响的英国驻华盛顿记者打了电话，向他们强调了这一讲话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要求他们全文发回国内，并请他们让编辑转送一份给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
艾奇逊后来说：“几年之后，贝文告诉我，当时英国的外交部常任次官威廉·斯特朗看过讲稿后，建议通过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打听一下国务卿的具体想法。贝文先生不同意这一建议。他说他不想再去打听马歇尔将军有什么想法了，因为他的讲话对他来说已是再清楚不过了。”
贝文与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通了电话，随后他们一起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商谈了复兴欧洲计划问题。起初，苏联似乎愿意参加，苏联的保护国捷克斯洛伐克赞同合作。但后来莫洛托夫突然改变了主意。
1947年7月3日，贝文和皮杜尔邀请22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到巴黎共同起草复兴计划的蓝图。其他国家也为讨论复兴计划作了准备，“马歇尔计划”就此起步了。
马歇尔认为，现在最棘手、最难办的事是说服国会为复兴计划拨款。尽管欧洲是美国盟友，全国对复兴计划也是一片赞成之声，但却不知注重金钱的国会是否肯出力。他有同国会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但这次同样必须认真准备。
一天，国务院接到通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要在下周一上午就欧洲复兴计划召开听证会，请马歇尔在会上解释拨款的必要性。“马歇尔把我和奇普叫去，”当时的国务院顾问保罗·尼采说：“告诉我们下星期一开会的事，让我们为他起草一份讲话稿。”这两位专家整整忙碌了一个昼夜，向马歇尔交了差。
马歇尔把讲稿看了一遍，半晌沉默不语。他往椅背上一靠，终于开口说道：“我恐怕不能用这个稿子。”
“奇普和我都吃惊不小，”尼采后来说，“因为我们可是苦干了一场，着实费了大劲。”
马歇尔接着说：“别误会，我认为这个讲稿写得很好。可是你们想想，如果我到国会去照本宣科，他们一定会知道这是你们写的。我想，不带讲稿会好得多。我要在周末研究一下这个讲稿，不管他们问什么，我都可以用你们准备好的论点来回答。这样他们就会感到满意，因为委员会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和理解。”
正如尼采日后所说：“马歇尔的话奇妙地应验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马歇尔计划所需拨款如数得到批准。”他又说：“在这件事上，马歇尔施展了他的战略战术，从而也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马歇尔是以为人正直坦率著称的，但他也会用策略手段让人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不久，马歇尔飞往伦敦参加外长会议，在丘吉尔的肯特郡乡间别墅的晚宴上，他见到了许多战时的同事。他还设法去了趟巴黎，看望现任美国电影制片者协会的欧洲代理人、战时他的老部下麦卡锡。与此同时，
“马歇尔计划”出笼了。
马歇尔更为高兴的是在伦敦与另一位故友重叙旧情。战争期间，他的座机曾多次在飞往欧洲的途中降落百慕大停机加油，每次都成为总督伯利勋爵的上宾。他对伯利夫人和她的女儿怀有好感。1947年初，马歇尔从伯利夫人的来信中得知她已离婚，因为她丈夫要与另一位美人结婚。
在伦敦会议期间，尽管会议和宴请不断，但马歇尔同玛丽伯利夫人至少单独吃了两次午饭和两次晚饭。毫无疑问，马歇尔喜欢同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士交往，和她们在一起，他感到轻松、自在并有助于恢复活力，她们对他当然如痴如迷，也许他们还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伦敦的那段美好日子记忆犹新。
1948年春，马歇尔在伦敦遇到了另一位女士。一次晚宴结束后，一位极其漂亮、谈吐不凡的女士向人们谈论着欧洲形势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办法。她就是29岁的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马歇尔后来承认，她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她讲完话后，马歇尔走上前去，面带微笑地对王后说，她在几分钟里所讲的道理比他担任国务卿以来听到的任何一位政治家讲出的道理都多。她脸红了，向马歇尔道了谢，说任何的称赞都不如他的称赞让她高兴。随后，他们进行了长谈。马歇尔从王后那里得知有关希腊的更多情况。她请求美国为希腊提供食品、经费、武器和技术性建议，指导希腊打赢独立战争。正如马歇尔所说，直到遇到这位王后，他才开始重视希腊和希腊问题。
马歇尔受到了震动，当晚就给她写了一封信，注明“收信人亲启”，派人送到克拉里奇饭店。
陛下：
今晚我们在克拉里奇饭店谈话之后，我已安排范弗里特中将作为美国高级官员在您回雅典之前即赴雅典。这样，希腊政府，特别是希腊军队，便可以得益于我们在大战中提拔起来的这位勇敢、最具魄力的军团司令的建议。在诺曼底登陆时，他还是个团长，打到莱茵河西岸，他已成为率领20万大军的指挥官了，由此可见他才干非凡。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相当朴实、谦逊的作风。我认为他在同游击队的作战中，会给您们以极大帮助。
如果您不把此信内容示人，我将非常感激。我特别希望，您个人对范弗里特的关注会对事情有所帮助。
您的忠实的
乔治·马歇尔
从那时起，直至马歇尔去世，俩人一直通过中央情报局保持着秘密通信联系。
7. 冷静外交
1948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各种可怕事件一触即发。危机之一是巴勒斯坦与犹太人之间正面临难题。
早在1944年马歇尔还是陆军参谋长时，美国国会两院拟就“关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犹太国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深表关切，他认为，这样做将会“严重破坏”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严重破坏”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还可能引起“一场波及整个作战地区并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冲突。”于是，赫尔打电话给马歇尔，希望参谋长同总统谈谈此事，并对国会施加影响，力劝他们不要予以通过。
马歇尔给赫尔回信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任何冲突必将分散用于对德作战的人力物力，甚至严重影响目前作战部队需用的石油供应，由此将对尽快结束战争产生不良影响。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同意马歇尔的主张。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四年过去了，现在已是1948年，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即将期满，英军准备撤出，剩下相互剑拔弩张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此情势下，美国究竟应持何种态度，这回要由马歇尔作出决策了。国务院多数专家们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势必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而在这场冲突中，人力和武器均处劣势的犹太人将被消灭。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巴勒斯坦联邦。
这一时期某些犹太人的材料证实，马歇尔反对成立以色列国，并扬言如果总统承认以色列，他就辞职。
5月12日，正率领代表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负责人莫舍·沙里特请求与马歇尔会谈。他向马歇尔通报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将于5月14日宣布成立，一支犹太武装正被动员起来的消息。“对于这次冒险行动，马歇尔的态度非常强硬、非常严厉并极表怀疑”，沙里特的助手埃本事后说，“后来又来了个出人意料的大转弯……他说，‘我劝你们不要蛮干，但你们军方认为他们能打赢。我的意见是你们别去理睬军方的意见。但归根结蒂这是要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事，如果你们决定要干，而且成功了，那算你们走运。你们也许会得到我们的承认，可是，我们不打算对你们的决定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默认态度。
5月14日，犹太人单方面宣布成立以色列共和国。杜鲁门发表声明立即予以承认。
此时，马歇尔关注的问题不止中东一个，对他来说，欧洲问题仍很棘手。欧洲正被分成两大对立阵营，由四国共管的柏林一时成为焦点之一。苏联人正试图建立“柏林墙”，东德和西德人从此将断绝一切来往；在希腊，由美国取代英国接管后的几个月以来，希腊内战局面未见任何好转，美式装备的希腊军队与苏联装备的阿尔巴尼亚军队正在边境地区激烈厮杀；悲观主义者认为，巴尔干半岛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温床。
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写信给她的新朋友马歇尔，描述了希腊正日益恶化的形势，并提出具体建议：“我丈夫（保罗国王）强烈认为，我们将同美、英两国举行参谋人员会谈，将加速做好应付任何复杂局势的准备……为了免遭我们邻国的突然袭击，我丈夫感到现在就有必要由双方参谋人员共同研究制订一项应付紧急情况的联合作战方案，以免我们措手不及……”
为慎重起见，马歇尔拖了整整三个月才给王后回信，回绝了她的建议。马歇尔在信中写道：“出于我对范弗里特将军的信任，尤于自己远离作战现场，我认为必须慎之又慎才是……至于我们继续通信一事，只要纯属私人的机密信件，我将乐于在您认为需要时与您交换意见。”
1948年6月24日，苏联下令全面封锁柏林。
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的直接反应是对封锁进行试探。“试探的办法是，”克莱后来说，“先往柏林开出一列火车，结果大显其眼，遭到扣压，无法开动。第二步反应是派一支武装护车队进去，我亲自组织，由特鲁多将军指挥。为了执行此项任务，他们派出了一支武装齐全的战斗分队。与此同时我开始实施空运，运多少算多少。”然后，克莱才给华盛顿发报，请求批准“派遣武装护队进入柏林。”
“我考虑要先经批准，”克莱说，“因为万一护送队受阻，就可能开枪动武，一路打进城去，那将打响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而不仅是喊喊而已了……但我的请求被否定了，更确切地说是要我另打主意。”
于是，便代之以实施空运把物资运进城去，结果，东德和苏联人都没有加以阻拦。但气氛一度趋于紧张。只要在柏林上空发生冲突，就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马歇尔急忙与他的老友、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商讨对策。马歇尔认为，苏联人封锁柏林，似乎表明他们准备西进，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才能劝阻他们不要采取这种自杀性的行动呢？“您是知道的，”马歇尔说，“我们有力量摧毁苏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目标……我有是否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
巴鲁克对马歇尔的话大为震惊，他不敢相信马歇尔是在开玩笑，果真如此，他将建议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战争吗？“我告诉他最好先把事情搞清楚，”巴鲁克后来说，“因为苏联人有自卑感……他们对自己或别人的判断都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
不久，马歇尔邀请巴鲁克参加一个“智囊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欧洲局势；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能否摆脱目前的困境；在苏联的原子弹没有问世之前使用原子弹，是否为上策等。与会者相当认真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但大家都感到使用原子弹“这的确是个很难拍板的决定。”经多次讨论后，马歇尔不再谈打预防性战争问题了。
但是，麻烦事并未因此而中断。1948年秋，联合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一位事先由联合国派出的瑞典人福克·贝尔纳多特特使向大会报告了中东局势。自巴以分界线划定以来，以色列不仅宣布了独立，而且打退了阿拉伯四国军队的进攻，并进而占领了分界线以外的大片领土。贝尔纳多特坚决主张，按照一年前的分界线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把以色列非法侵占的土地划归阿拉伯人。但以色列能否以独立国家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将由此次会议投票表决。
当时，各国对以色列以独立国家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意见不一，即使在美国代表团中也是如此。共和党代表杜勒斯深信犹太人是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子孙，各国都应承认这一事实，对以色列国应以礼相待。马歇尔的态度却谨慎得多，既然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从现在起他们就应当有所克制，不要一味坚持通过联合国得到世界的承认，也不要占住从阿拉伯人手里夺来的土地不放。英国人则坚决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并主张以色列应交出非法占领的土地。
当以色列人忙于四处游说时，巴勒斯坦却传来坏消息，联合国特使贝尔纳多特被暗杀了，几乎可以肯定是以色列恐怖分子干的。于是，马歇尔对以色列代表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淡了。与此同时，贝文则向杜鲁门发起了攻击，他认定是杜鲁门在向马歇尔强压。他用一些侮辱性的语言攻击杜鲁门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治家，甚至对马歇尔说，总统“为了拿到100张选票，情愿去舔随便哪个犹太人的屁股。”马歇尔对此大为气恼。
结果，直到投票的前一天晚上，马歇尔还没有给美国代表团下达明确的指示。他说，他要在当天作出决定，但他却病倒了，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有时还呕吐。医生说他的肾脏出了毛病，虽不必立即手术，但必须避免脑力和体力劳累。
杜鲁门得知马歇尔的病情后，立即下达指示，让杜勒斯接替了他的工作，安慰马歇尔好好休息。
马歇尔决定应希腊国王和王后的邀请偕夫人前往雅典疗养。他们到达雅典后不久，联合国投票表决同意接纳以色列为联合国成员国。
此时，杜鲁门正忙于总统竞选，尽管他赢得了犹太人的选票，但国内政治专家们认为，杜鲁门当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民意测验表明，托马斯·杜威将会获胜。大选结果却出人意料，杜鲁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
马歇尔在希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后，回国途中又在伦敦稍事停留，借机看望了玛丽·伯利，并把凯瑟琳介绍给了她。此时，英国却在盛传马歇尔打算辞去国务卿职务。对此，英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玛丽·伯利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当前，世界有多么古怪。可别松开您那把握世界脉搏的手指，撒手不管，我恳求您。世界的稳定和正常秩序必须有人来维持。就我所知，只有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您就是当世的阿特拉斯啊（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人）！
马歇尔一心盼望着退出官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卸掉责任，自由自在地行事和安享家庭生活，你简直想不出，这对于我将是多么大的乐事。”
与此同时，总统正通过马歇尔的助手洛维特做工作，让国务卿打消辞职的念头。杜鲁门猜想，马歇尔决定辞职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以色列有关。他对洛维特说，他不相信报纸宣传，不要理会那些“该死的政客”和巴勒斯坦问题压力集团的那一套，希望马歇尔先不要作出决定，找个机会谈一谈再说。
马歇尔于12月初回国后不久，随着腰部一阵突发的剧痛他病倒了，被立即送往医院。医生说他的一侧肾脏严重损坏必须切除。
如果手术成功，1948年12月31日他将年满68岁。
8. 难卸重任
马歇尔的病情，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慰问电来自世界各地，发电人的身份各式各样，包括丘吉尔、戴高乐、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铁托、魏茨曼、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几十位参议员、众议员寄来慰问信。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写来的慰问信多如雪片。
马歇尔手下一些人注意到，蒋介石发来的慰问电上没有蒋夫人的签名，而马歇尔肯定更愿得到这位夫人的信息。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国民党的处境每况愈下，她是否把这些惨败归咎于马歇尔？参众两院已有些风言风语，说因马歇尔不主张为国民党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才造成了如此不幸局面，宋美龄是否也这样想呢？
时隔不久，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争取更多的美援，宋美龄再次飞到华盛顿。她听说马歇尔住院手术，便立即前往探望。随后，她应凯瑟琳邀请去多多纳庄园小住，俩人白天在庄园收拾菜地，晚上闲谈马歇尔将军的事。
宋美龄飞回中国之前，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她以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马歇尔在医院里“懒卧于丝绸被中”的同时，自己如何在他家的菜地干苦役，充分流露出这位傲慢的中国第一夫人对他的关爱之情。信是这样结尾的：
因此，紧急请求总司令跳出绸被，火速回家！家庭可爱，断不容如此！本签署人祈求上苍为此种非中国式待遇作证。我的良友恒温器亦五内俱裂，因而忽冷忽热。我竭诚期待国会对我在此自由国度的遭遇予以紧急注意——打倒奴隶劳动！
宋美龄谨言
蒋夫人是否真的认为马歇尔应对她的丈夫和国民党的垮台负责（反对马歇尔的人后来就是这样说的）不得而知。对蒋夫人持否定的人士说，全中国数她最专横、最傲慢，而这封信不像是出自她的手笔。马歇尔读完信，只是笑笑而已。他回信说，决不把她的信给任何人看，以免损害她那中华皇后的形象。
马歇尔渐归康复，但他感到已无力胜任国务院重任。在庆祝68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告诉凯瑟琳，他已决定辞职。凯瑟琳对他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等着这句话呢。1949年1月13日，马歇尔正式向白宫提交了辞呈。四天后，总统写来了回信：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
您1月3日的来信使我深切意识到，由于健康原因，您不得不决定辞退归隐，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我本来一直希望此事能迟迟发生。
我们这些从政日久的人深深懂得，不可或缺的人物为数甚少。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得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是因为不时涌现出才华出众的人，他们由于在某一重要的岗位上获得经验而具备了出类拔萃的素质，能够同时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履行职责。在我心目中，您就是这类人物的典范。
作为美国陆军参谋长，您曾荣任两位总统的向导和顾问。您的素质和品德曾激励盟国军队赢得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问题最多的战争。
当国务卿这一重要职位出缺时，我为由您来担当此任而深感欣慰，尽管当时您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老还乡。事实证明，您的丰富阅历和经验，使您得以愉快地完成指导我国外交政策这一繁重工作——尤其是“马歇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我一直希望，经过治疗、休养和恢复，您能够继续担任国务卿。然而，我决不想使您的健康因此而受损。因此，我同意您辞去国务卿一职，自1949年1月20日起生效。在极其遗憾地作出这个决定的同时，我谨衷心地向您表示友情和敬意。
您最忠诚的
哈里·杜鲁门
马歇尔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他提笔给助手洛维特写了一张便条，让他把便条念给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听，向他们致谢并道别。洛维特回信说已经照办，并写道：
无论何时，如果我能对您有所帮助——无论什么样的帮助，我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我的这一请求出自肺腑，要我效命的范围不限，惟有两点保留：其一，我既无精力，也无勇气帮您用死鱼头为您的西红柿上肥；其二，假如您要我一同去特拉维夫帮犹太人搞复国，我恐怕要三思而行。除此两点，其他一切均可听命。谨致最诚挚的爱慕之情。
永远属于您的
罗伯特·洛维特
以后的三个月，他偕夫人在一些疗养胜地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清闲的时光。他刚能起床走动，请他作报告、讲话、剪彩和发奖的请帖便如雪片般飞来。一些好心人劝他要小心从事，注意保养身体。连希腊王后弗雷德丽卡也来信安慰他，她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无论今天您掌权与否，您都是当今世界上头脑最清楚、最有远见，同时又最富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之一。我们每到一地，都能感受到您在起表率作用，只是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而有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正是这种影响，比迄今贵国慷慨给予我们的一切物质援助还要重要得多。
您对这些来自希腊的话也许会发笑，因为就政治领导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真
正做到以您为表率！
但是，马歇尔还是抗拒不了责任的召唤。新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请他出席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为北大西洋公约作证，他同意了。丘吉尔来华盛顿，特别要求同他见面。“我一连好几天起不了床，”他对艾奇逊说，“说实话，我最害怕可又无法避免的是，只要我一露面，就会有经济合作法、中国问题和其他许许多多问题等着我。我起码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健康，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大致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