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各种各样的感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著作。灵感或感激之情会使我们去写书。同样地，苦恼、愤怒和忧伤也能燃起精神上的激情。有时，好奇心在写作过程中让自己弄清楚人们和事件的心理需要，也可成为推动力。还有性质可疑的动机：虚荣、贪欲、自我欣赏——无时无刻不在刺激我们去进行创作。因此，说实在的，作者每一次都应当清醒地想一想，出于什么感情，由于什么爱好，他选择了自己的题材。我非常清楚产生本书的内在原因，它出自一种多少有点不平常而又萦绕不断的感情——羞愧心。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我第一次获得了久已盼望的去南美洲旅行的机会。我知道，在巴西等着我的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而在阿根廷将会有与精神上的弟兄们交往对的无比愉快。仅仅这种预感就使这次旅行变得非常诱人，而一路上又都事事让人感到愉快：平静的大海，快速宽敞的轮船上充分的休憩，摆脱了种种负担和日常事务的轻松心情。我尽情地享受着旅途上天堂似的日子。但突然，在第七天或第八天，我发现自己产生了某种烦恼和焦躁不安的心情。老是湛蓝的天空，老是湛蓝、安静的海面！在心头突然涌起焦躁的时刻里，旅途的时间就显得特别漫长。我一心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我感到高兴的是，表上的指针每天不断地在前进。一种慵懒、无精打采的无谓享受突然使我感到压抑。同是那一些人的同样的脸庞一下显得萎靡不振，轮船上的单调生活以其均匀平稳的节奏刺激着我的神经。但愿前进，快一点前进，尽可能快地前进！刹那间，这条美丽、安逸和舒适的快轮使我觉得前进得太慢了。
也许，只过了一瞬间，我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焦躁从而感到惭愧。“你要知道”——我气愤地对自己说，——“你乘着一条最安全的轮船在完成一次最美好的旅行，凡能设想的一切豪华设施都在为你效劳。如果晚间你房间里太凉爽，你只要用两个手指扭一下调节器——空气就变得暖和了。你觉得正午的赤道太阳热不可耐，那有什么关系，离你两步之外就是装有电风扇的房间，稍远一些还有游泳池等着你。在这个最豪华的餐厅里你可订到任何菜肴、任何饮料。一切都会在转瞬之间出现在你面前，好像长着轻盈双翅的安琪儿们送来的，而且特别丰盛。你可找个幽静的地方读书，也可尽情从事娱乐活动，欣赏音乐或和人交际。这儿向你提供了一切方便和一切安全保障。你知道去哪里，准确地知道自己到达的时问，你还知道，等待着你的是友好的会见。同样，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和纽约也每小时都知道，你乘的船位于宇宙的哪一点上。你只要沿着小梯子向上爬几级，无线电报的火花立即乖乖地离开电报机，把你的问题、你的问候送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一小时之后，你就会得到来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回音。你这个没有耐心和不知足的人，你想想从前是什么样子？请你把你的旅行和从前时代的漂流，首先是与第一次为我们发现了这些浩淼海洋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勇士们最初航海的情景稍稍加以比较，想想他们吧，你能不自愧吗！你试想一下，他们怎样乘着打鱼的小帆船出发到神秘莫测的远方，根本不知道任何道路，出没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里，听任狂风暴雨摆布，经受艰难困苦的折磨，时刻受到死亡的威胁。夜里，漆黑一片，他们惟一的饮料就是装在木桶里的温吞发臭的淡水或路上接存的雨水，除了发硬的面包干和哈喇了的熏制油脂之外，就没有其他食品了，有时，一连许多天连这样可怜的东西都没有。没有床铺，没有供休息的地方，有时热得要死，有对又冷得要命，而且还得加上身处无边汪洋里的孤独感，那是绝对的孤独无依：祖国的亲人们一连几个月、几个年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正在往哪里漂流；灾难伴随着他们。死神以一千副面孔从水上和陆上包围着他们，人们和自然灾害威胁着他们，令人心悸的孤独成年累月地永远笼罩着这些可怜的破烂小舟。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赶来帮助他们；他们知道在这些没有一条龙骨划过的水域里，在常年的航行中不会遇见一条帆船，没有人能拯救他们脱离困苦和危险，没有人会把他们死亡遇难的消息带回去。我一想起这些海洋征服者们的最初航行，就立即为自己的焦躁心情而深深地感到内疚。
这种内疚一旦涌上我心头，一路上就再也没有消失。有关这些无名英雄们的念头使我片刻也不得安宁。我渴望更详细了解最早勇敢地站出来同自然力搏斗的人们，读读曾在少年时代激动过我的有关在未经考察过的海洋上最初航行的书籍。我走进轮船上的图书馆，顺便借了几本。在描写有关人和航行的书海里，有一个人的功绩最使我钦佩不已。我深信，这一功绩在认识我们居住的星球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指的是费尔南·麦哲伦，这个人率领五艘小小的渔船，离开塞维利亚港去环行全球。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奥德赛式的漂流——这是265个勇敢的人航行，其中只有80人乘着残破不堪，但桅杆上挂着高高飘扬的胜利旗帜的船只回到了家乡。关于这个人，我从那些书籍中得到的东西不多，对我说来，无论如何是太少了。这样，我回家之后，就进一步阅读和翻寻书籍。使我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英雄业绩的材料却是那么稀少，又那么不可靠。像以前许多次一样，我又一次懂得了，向自己说明不可理解的事情的最好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并向别人解释清楚。于是，就产生了这本书——说真的，这使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因为当我根据接触到的一切材料，尽可能遵守客观事实写作第二个奥德赛漂流记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我叙述的是某种虚构的东西：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梦幻和神圣的传奇。因为没有比似乎不真实的真实更完美的事物了！在人类的伟大功业中，正因为它们远远高出于普通的俗事之上，就包含着某种不可理解的因素。但也仅仅由于完成了不可想象的壮举，人类又获得了对自己的信心。
最初是为了香料而远航。自从罗马人在旅行和征战中首先尝到了辣、麻、酸涩和醉人的东方调味品的时候起，西方的厨房和饭馆已离不开、也不愿意舍开印度的佐料和香料了。因为直到中世纪晚期，北方的食物还是难以想象的淡而无味。如今变得非常普遍的农产品——土豆、玉米和西红柿——很久以后才在欧洲落户；而当时还很少有人用柠檬和食糖来调味；茶和咖啡的精雅和滋补属性尚未发现；甚至君王和显贵们餐桌上的食品也一样乏味。他们除了饕餮大嚼之外，无法使自己的胃口得到更好地满足。但令人惊异的是，只要在最简单的菜肴里放上一丁点儿印度的佐料——一小撮辣椒和干豆蔻种衣，不多点儿的姜或桂皮——嘴里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独特和愉快的刺激。在鲜明的酸甜麻辣咸淡的长短调中开始颤动起烹调艺术诱人的泛音和过渡的和音。过不多久，中世纪人不太精细的、粗野的味觉神经便越来越贪婪地要求享受这些新的刺激性物质了。只有放满胡椒、辛辣刺鼻到极点的菜肴才算是上乘之作；甚至啤酒里也放姜，葡萄酒里也放辣椒粉，喝到嘴里烧得喉咙火辣辣的。但是，西方之所以需要这么大量的佐料和香料并不仅仅是为了调味。
妇女的虚荣也越来越需要阿拉伯的芳香物质，而且越新奇越好：刺激感官的麝香、芬芳馥郁的龙涎香和玫瑰油；纺织工人和染色工人为她们生产中国丝绸和印度花布，首饰匠为她们弄来了锡兰的雪白珍珠和纳辛格加尔①的天蓝色钻石。天主教教会对舶来品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因为欧洲大陆成千上万个教堂里，下级教士徐徐摇晃着的香炉里，终日烟雾缭绕，而制造神香的数以10亿计的微粒中，没有一颗产自欧洲本土，每一粒都得通过无比漫长的海路或陆路从阿拉伯运来。与此同时，药剂师们也是众口称誉的印度药材——鸦片、樟脑、贵重树胶的主顾。经验告诉他们，任何镇痛剂、任何药物，只要盛放它们的小瓷瓶上没有用蓝颜色写着“阿拉伯的”或“印度的”这些有魔力的字样，病人就会觉得它毫无效用。一切东方的东西，由于它们的遥远、稀少、奇异，也许还加上昂贵，便对欧洲产生了无法抗拒的、迷人的诱惑力。“阿拉伯的”、“波斯的”、“印度斯坦的”这些形容词在中世纪（就像“法国的”这个形容词在18世纪一样）与“豪华的”、“精雅的”、“考究的”、“帝王的”、“珍贵的”这些字眼成了同义词。没有一样商品比香料更畅销的了。这些东方花朵散发的芳香，好像用某种看不见的魔法迷住了欧洲人的灵魂。
① 印度地名。
但正是由于拼命追求印度商品成为时尚，它们非但十分昂贵，而且不断涨价。今天，我们几乎已无从准确地考察当年价格暴涨的情形了，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上货币的价值表是十分抽象的。但是，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如今每一家饭店餐桌上都有人们像沙子一样随意撒在菜肴上的胡椒面，在公元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却是按颗粒计算，贵如白银，我们便可以获得香料价格被哄抬到何等程度的最明确概念。它的价格如此稳定，因而许多城市和国家把它像贵重金属一样当作支付手段。可以用胡椒去换取土地，当作陪嫁或购买公民权。许多国君和城市用胡椒来衡量他们征收的赋税。如果中世纪人想形容某个人富贵莫敌的话，就可以谑称他为“胡椒袋”。姜、肉桂、金鸡纳树皮和樟脑都用珠宝首饰店和药房的戥子称量。同时还要紧紧关起门窗，深恐穿堂风把珍贵的粉状颗粒刮走了。不管用我们今天的目光看起来，这样衡量香料的价格是多么荒唐，但你只要想到运来这些东西的困难和危险性，对此也就不难理解了。那时候，东西方间的距离无比遥远，航船、骆驼队和大车队一路上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危险和困难，每一颗微粒，每一片花瓣从马来群岛的翠绿灌木丛中的采撷到它最后一个“码头”——欧洲商人柜台之前，又经受过多少“奥德赛”式的飘泊和波折！当然，其中每一样植物本身都并不是稀世之宝。在地球的那一边，蒂多雷岛上的肉桂、安汶岛上的鸡舌香、班达岛的肉豆蔻、马拉巴尔沿岸的胡椒，就像我们这里的飞帘，自由自在地大量生长，遍地都是。在马来群岛上一公担香料的价格并不比西方的一撮香料更贵。但这种商品在它经过大海和沙漠落到最后的买主——消费者手里之前却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呀。第一双手得到的报酬照例最可怜。马来亚的奴隶采集刚刚成熟的果实，放进驮在黝黑背脊上的柳条筐里，驮到市场上，他们除了磨破的皮肉和满身大汗，什么也得不到。但他的主人已获得了一定的利润。穆斯林商人从他手上购进商品，然后冒着灼人的炎热用独木小舟从马鲁古群岛经过八到十天或更多的时间运往马六甲（今日新加坡附近）。在那里，第一只吸血蜘蛛已端坐在它编织的蛛网里。港口的主人——实力强大的苏丹向商人课征转运税，只有缴过税，商人才能获准把芬芳货物转换到大一点的帆船上，于是，宽大的船桨或四角的篷帆送木船沿着印度海岸缓缓前进。这样，接连好几个月就在单调无味的航行中，在风平浪静、酷热无云的天空下无穷尽的期待中度过，接着又要拼命躲避台风和海盗。运输这类货物经过两三个热带海洋是无比困难和危险的，在途中，五艘船只中总有一艘成为风暴或海盗的猎获品。当商人顺利经过坎贝，最后到达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的时候，不由向上苍致以感谢的祈祷。这里给他们打开了通向幸福的阿拉伯或埃及的道路。但是，由此开始的新的运输方法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并不比从前有所减少。那些转运港里数以千计的驯服的骆驼一字儿排开，形成长长的纵队，只要一看到主人的手势，就温顺地跪在地上，一只接着一只驮起捆得紧紧的、装满胡椒和肉豆蔻种衣的货色，然后“四脚航船”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开始了在沙漠之海的航程。满载印度货物的阿拉伯骆驼队一连几个月在沙漠里走着，经过巴士拉、巴格达、大马士革到贝鲁特和特拉布松，或经过吉达①，前往开罗。——“一千零一夜”在这些名称里复活了。它们沿着古老的、从法老和巴克特里亚人②时代起被商人所熟知的道路穿过沙漠。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道路照样也是贝都英人——沙漠盗匪的出没之所。一次野蛮的袭击常常转眼之间把许多个月的劳动和努力化为乌有，而那些侥幸逃过沙漠旋风和贝都英人的货物又会变成另一些强盗的猎获品。海志①的艾米尔②，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对每一头骆驼和每一只货包都要课征不小的税额。埃及的强盗头子每年从香料运费上征收的税额就达数十万杜卡③。最后，当骆驼队抵达亚历山大港附近尼罗河口的时候，又会遇到一个最后的，但决不是要价不高的征税者——威尼斯舰队。自从背信弃义地消灭了贸易对手拜占庭以后，威尼斯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完全垄断了西方的香料贸易。商品并不直接运往目的地，而是运到里阿利托，拍卖给德国、佛来米和英国的经纪人。只有到了这时候，这些两年前生长并由热带太阳哺育的果实，才被装在大轮子货车上，沿着阿尔卑斯峡谷里冰雪封冻的道路，送给欧洲商人，从而进入消费者的手中。
① 吉达，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红海滨上的城市。
② 巴克特里亚，中亚一个地名的古称，即大夏。
① 海志，昔阿拉伯西部红海沿岸之一国家，今为沙特阿拉伯之一部分。
② 某些东方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名称。
③ 古代威尼斯的一种金币。
马丁·贝格依姆1492年忧郁地在他的地球仪、著名的“地苹果”上写道：印度香料在落到消费者最后这双手里之前，至少得经过12双野兽的手：“还应当知道，印度群岛上生长的香料，在东方也要经过许多道手，才能来到我们这里。”但尽管有12双手瓜分暴利，每双手仍然从印度香料里榨取了相当可观的金汁。尽管要冒那么可怕的危险，但在中世纪，香料贸易素以最为有利著称，因为在这儿，数量最少的商品和最高利润结合在一起。即使五艘船中有四艘（麦哲伦探险队证明这种估计是正确的）连同装载的货物一起葬身海底，即使在265人中有200人不得返回家园，——这仅仅意味着船长和水手同生命分了手，而商人并不因此而受损失。如果三年之后五艘船里只有最小的一艘回来，只要它满载香料，这些货物就能绰绰有余地抵偿全部损失，因为在15世纪，一袋胡椒的价格比人的生命还珍贵。因此，毫不奇怪，在毫无价值的生命供应源源不断和对昂贵的香料需求疯狂增长的情况下，商人的算盘总是不会有错的。威尼斯的官邸，福格尔①家庭和维利泽尔②家族的官邸恐怕完全是用印度香料的利润建立起来的。
① 德国商人的银行家族，国王和教主的债主。
② 德国商人和银行家，他借债给查理五世，从而获得了在委内瑞拉的殖民权。
但是，正像铁必然会生锈一样，巨大的利润也不可避免地招来强烈的嫉妒。任何特权都会被人当作不公正的行为，而在某一部分人大发横财的地方，另一部分没有捞到实惠的人就会自动联合起来。热那亚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早就对巧妙地把黄金的暖流引向大运河的善于经商的威尼斯侧目而视。同时，他们更愤恨地盯着埃及和叙利亚，因为那里的伊斯兰教用坚不可摧的铁链把印度和欧洲分开了。不容许任何基督教船只在红海里航行，不让任何基督教商人穿过红海，所有同印度的贸易只能通过土耳其和阿拉伯商人或中间人进行。但这一情况不仅莫名其妙地提高了欧洲消费者的商品价格，不仅拿走了基督教商人的一部分利润，而且产生了新的危险：大量贵金属可能都会流向东方，因为欧洲商品的交换价值远远低于印度商品的价格。仅仅由于这一非常明显的折本，西方各国要求摆脱使它们感到吃惊和屈辱的控制的愿望变得越来越顽强，它们的力量终于联合起来了。十字军远征决不像罗马化的历史学家经常描绘的那样，只是想从异教徒手里夺回“上帝灵柩”的神秘宗教尝试。这是第一次欧洲基督教联盟，同时也是旨在打碎封锁红海通道的铁链，消除对欧洲，对基督教世界同东方国家进行贸易封锁的第一次经过周密考虑的努力。但是这一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埃及仍然在穆斯林手里，而伊斯兰教仍然挡住了通往印度的道路，于是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探寻另外一条通往印度的自由和独立道路的愿望，促使哥伦布向西航行，巴托洛梅乌·迪亚士①和瓦斯科·达·伽玛②向南航行，卡博特③向北，向拉布拉多半岛方向航行的勇气，首先来自这样一种自觉的意愿：要有一天给西方世界找到一条通向印度的自由的、不用纳税的、畅通无阻的道路，从而打破伊斯兰教的可耻统治。在重大发明和发现的历史上，精神和道德的动机一向是鼓舞的力量，然而，促使人们完成这些发现的则主要是物质的动机。毫无疑问，仅仅因哥伦布和麦哲伦设想的大胆这一点，就足以使国王们和他们的谋臣们跃跃欲试。然而，要不是对神秘国家的探险有可能千百倍补偿耗费的资财的话，这些计划怎么也不会获得所必需的金钱而付诸实施。君主和投机商们也决不会去装备勇敢的海洋征服者的船队。以推动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商人是这个地理大发现世纪的英雄们的支持者，而征服世界的第一次英雄热情却完全出自浊世的动机：最初是为了香料。
① 迪亚士（约1450—1500 年）葡萄牙航海家，于1486—1487 年率领探险队绕过非洲南端，并在返航途中发现了好望角。
② 伽玛（1469—1524 年），葡萄牙航海家。1497年绕非洲南端航行，次年到达印度。
③ 卡博特（1477—1557 年），先在英国，后在西班牙服务的航海家。他在1498年调查了北美洲的东北海岸，1526—1530 年航行到南美洲的东部海岸。
历史上，一旦个别人物的天才同整个时代的天才结成联盟，每当个别人身上体现了时代的创造欲望，就会出现创造奇迹的时刻。在欧洲国家中有一个尚未完成自己那一份全欧任务的国家，通过长期的英勇斗争摆脱了摩尔人的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葡萄牙。现在，当用武力争得的胜利和独立已经巩固之后，这个年轻和热情奔放的国家的蓬勃精力被迫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之中。葡萄牙的全部大陆边界同友好的兄弟王国西班牙毗连，因此，对这个贫穷的小国来说，只能通过贸易和殖民向海上扩张。不幸的是，同所有其他欧洲的航海国家相比，葡萄牙的条件——至少当时人们觉得是这样——最为不利。因为由西面冲刷着葡萄牙海岸的波涛滚滚的大西洋，根据托勒密（中世纪惟一的权威）地理学说，乃是一个不能航行的无边的水的荒漠。根据托勒密对地球的描绘，沿非洲海岸南去的道路也是无法通行的。他认为从海上绕过这个处处沙漠、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是不可能的。这块大陆似乎一直伸向南极同南极大陆连成一片，其间没有任何海峡。根据古代地理学家的意见，在所有从事航海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由于不濒临惟一通航之海——地中海，而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然而，把臆造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却成了葡萄牙一个亲王的终生任务。他勇敢地根据圣经教义，力求后来居上。如果托勒密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这位绝对正确的自然地理学权威错了呢？如果经常用西来的巨浪把古怪、陌生的树木残枝（要知道它们总是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冲到葡萄牙海岸上的这个海洋根本不是无边无际的呢？要是这个海洋通往新的、未曾听说过的国家呢？如果非洲赤道那一边也有人居住呢？要是这个聪明绝顶的希腊人关于无法绕过未曾考察的大陆、大洋里没有通向印度海域之路的论断纯系胡说呢？要知道，这样一来，位于欧洲最西端的葡萄牙，就会变成一切发现的真正跳板，因为由葡萄牙去印度的航路是最近的道路。这样一来，葡萄牙便不再被海洋封锁，而是相反，它将比欧洲其他国家更负有航海的使命了。这个使衰弱的蕞尔小国葡萄牙变成伟大的海上强国的愿望，使至今一直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大西洋一变而为水上通途的理想innuce①成了恩利克fante②终生不渝的目的，他在历史上被当之无愧同时又是当之有愧地称为航海家亨利③。亨利一次也没上过船，没有撰写过任何有关航海的书籍，也没有画过一张地图。但历史仍然有权授予他这个称号。因为这位葡萄牙亲王把整个一生和全部财产都贡献给了航海事业和航海家们。他是葡萄牙国王的儿子、英国国王的外甥，还在青年时代围攻休达（1412年）的战役中就成绩卓著，他是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本可以担任各种最光彩的职务，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欧洲的各国宫廷争相邀请他，英国想让他担任总司令的职务。但这个奇怪的幻想家放弃了一切，宁肯过他的孤独而富有成果的生活。他躲到一度是神圣（sacrum）的萨克里什半岛这个古老世界的海角上去了。他在那里花了五十来年时间，准备去印度的海上探险，也就是准备着对不可知的海洋的伟大进军。
① 拉丁文：萌发。
② 葡萄牙文：亲王。
③ 恩利克亲王在历史上以“航海家亨利”著称。为了阅读时方便，本书以下凡提恩利克之处，一律都译为亨利。
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孤独而大胆的幻想家敢于违反当时最伟大的宇宙志权威，违反托勒密及其继承人和追随者的学说，捍卫这样一种论断：非洲决不是和南极冻结在一起的大陆，因而可以绕过它，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条通向印度的未发现的海上道路。有一天这个秘密一定会被揭开。当然，那时被希罗多德①和斯特拉波提到过的那种传说尚未消失：似乎在渺茫久远的法老们的年代，腓尼基的一支船队曾驶进红海，过了两年之后，竟令人惊异地通过赫拉克勒斯的两大石柱②（直布罗陀海峡）回到了祖国。也许，亲王从贩卖奴隶的摩尔人那里听说过在荒漠的利比亚——撒哈拉大沙漠——那一边，有一个“富有的国家”——“bilatghana”。事实上，1150年，一个阿拉伯宇宙志学家给诺尔曼国王罗杰尔二世绘制的地图上，在“bilatghana”名称下完全准确地画出了今天的几内亚。这就是说，亨利很可能由于老练的勘察人员的帮助，比那些只把托勒密的著作看作颠扑不破的真理，并最终把马可·波罗和伊本—巴杜塔的描述称为一派胡言的地理学家，更了解非洲的真正概貌。然而，亨利亲王真正的崇高道德意义，在于他不仅意识到这一目的的伟大，同时也意识到达到这个目的的全部困难。高贵而谦恭的本性使他懂得，他本人将看不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因为准备一件这样宏伟的事业需要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长的时间。当时，没有对海洋的知识，没有装备精良的海船，怎么敢从葡萄牙出航去印度？要知道，在亨利着手实现他的设想的时代，欧洲人在地理和航海方面的知识竟是难于想象的幼稚。在罗马帝国衰败之后，出现的宗教黑暗统治的可怕的中世纪里，人们几乎完全忘掉了腓尼基人、罗马人和希腊人在英勇的漫游年代获得的全部知识。在那个自囿于狭小空间的时代，某个亚历山大曾经到达过阿富汗的边境，进入过印度的心脏地区的事实，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捏造。罗马人绘制的出色地图和所写的地理描述都丢失了。他们的军用道路荒芜了，标志着通往不列颠和比提尼亚①内地的里程碑不见了，罗马那套极好的系统化的政治和地理资料已全无影踪；人们放弃了漫游的习惯，渴望新发现的热情已经泯灭，领航艺术已完全衰落。破旧的船只，既无远大的勇敢目标，也没有精确的罗盘和准确的地图，提心吊胆地沿着海岸，从一个港湾驶往另一个港湾，时刻担心暴风雨和跟暴风雨一样可怕的海盗的袭击。在宇宙志如此残缺，航船又如此可怜的情况下，驯服海洋和征服海外王国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弥补几世纪冬眠状态中失去的东西需要漫长的岁月。而亨利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未来的勋业，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①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家中被称为“历史之父”。
② 古代传说：在地中海西头直布罗陀海峡两岸上的两座山是赫拉克勒斯建立的两大石柱，表示那地方是陆地的尽头。
① 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古国
亨利亲王当年在萨克里什海角上修建的城堡，后来受到他的知识的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弗兰西斯·德雷克①的抢劫和破坏，现在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了。今天透过传说的帷幕和烟雾，几乎无从弄清楚，亨利亲王是如何制定让葡萄牙去争夺世界的计划的。根据葡萄牙编年史的、可能是浪漫主义的描述，他曾要求别人向他提供有关世界各大洲的书籍和地图，招来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委托他们制造更精确的航海仪器和图表。他把航海回来的每个水手、每个船长叫来详细询问。所有这些材料他都小心地放在秘密档案里，同时他又装备了许多探险队。亨利亲王不倦地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在不多的几年里，过去的barcas——一种有18个船员的无篷小渔船——变成了真正的naos——排水量达80～100吨的坚固的巨大船只，即使有暴风雨也可以在大海里航行。这种适宜于远航的新型船只，产生了新型的水手。“占星术家”成了掌舵人的得力助手。这些“占星术家”是善于阅读13～16世纪的罗盘航海图，确定罗盘的偏差和在地图上标出子午线的专家。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探险中渐渐成长起了一代新的航海家和考察人员，他们的事业将在未来实现。如同马其顿的腓力②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留下了用以征服世界的不可战胜的步兵方阵一样，亨利亲王则给他的葡萄牙留下了用以征服海洋的、当时装备最完善的船只和最优秀的水手。
① 弗兰西斯·德雷克（1540左右—1596年），英国航海家，海军上将，1588年曾参加击溃西班牙舰队。
② 指腓力二世。
但先驱者的悲剧在于，他们往往没有亲眼看到乐土，就在乐土门槛前倒下了。亨利没能活到看见任何一个使他的祖国在认识宇宙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伟大发现。他临终的时候（1460年），国外在地理方面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轰动一时的发现，实际上只是重新找到了它们而已（早在1351年，这些岛屿就已标明在劳伦斯罗盘航海图上了）。亲王的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的时候，甚至连赤道也没有达到，仅仅进行了不太重要和不甚体面的白色象牙的交易和更多的“黑色”象牙交易。换句话说，在塞内加尔海岸上大规模地绑架黑人，然后到里斯本奴隶市场上去出卖，此外，还在一些地方找到了不多一点砂金。亨利从他梦寐以求的事业中，亲眼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可怜的、不太光荣的开端。但事实上，决定性的胜利已经获得。因为葡萄牙海员的最初胜利不在于他们航行过的地域的广阔性，而在于他们在精神领域里完成的功勋：发展了进取性，消除了有害的迷信。几个世纪来水手们忧心忡忡地相互传说，似乎在诺恩（诺恩就是“前面无路可通”的意思）海角之后不能继续航行。因为海角后面就是“黑暗的绿海”，胆敢闯进这个致命水域的船只的命运是悲惨的。由于太阳的烤炙，那些地方的海洋就像开水一样沸腾、翻滚。船只板壁和帆篷会燃烧起来，任何一个胆敢走进这个像火山口附近的土地一样荒芜的“撒旦王国”的基督徒，立即会变成黑人。由于这种对在南方海洋里航行不可遏止的恐惧，产生了这些无稽的传说，以致教皇为了设法给亨利亲王找来水手，不得不答应每个参加探险的成员彻底宽恕他们的罪孽。只有这样才招募了几个同意到神秘莫测的区域去的勇士。希尔·卡涅什在1834年绕过迄今为止被认为不能通过的诺恩角，并从几内亚报告说，无上光荣的托勒密原来是个非同寻常的撒谎家，“因为在这儿扬帆航行，就像在我们家乡一样容易，而这个国家很富，各种物产十分丰富。”葡萄牙人听到这个消息，是多么欢欣鼓舞。现在僵局已被打破，葡萄牙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水手了——冒险去干一切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随着每一次新航程的顺利完成，航海家们的勇气不断增加，突然出现了整整一代把冒险看得高于生命的青年人：“航海是必要的，保存生命并不那么必要。”这一古老的海员的谚语重新主宰起人们的灵魂。而当新的一代团结一致，决心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世界就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因此，亨利的死仅仅标志着决定性飞跃之前的最后的短暂间歇。若奥一世——很有活动能力的国王刚刚登基，立即出现了超出任何意料的高潮。急跑和狮跃代替了乌龟的爬行。如果昨天还认为用12年的时间航行到没有多少海里的博哈多尔角，又用12年的时间，海船以缓慢的速度平安抵达佛得角就算是巨大成就的话，那么今天向前跃进100或500海里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也许，只有体验过征服天空的我们这一代人，只有曾为飞机在法国练兵场上空飞了3000米、5000米和1万米而感到欢呼雀跃，而十年之后已经见到飞机飞越大陆和海洋的我们——只有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当年整个欧洲对葡萄牙突然迅速地深入前所未知的远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兴趣和疯狂的欣喜情绪。1471年到达了赤道，1484年迪耶奇·卡姆在刚果河上登陆，而1486年，亨利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葡萄牙水手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由于他在那里遇到了迎击他们的可怕风暴，因而起初将其称之为“风暴之角”。然而，尽管飓风撕碎船帆和折断了桅杆，这个大胆的征服者仍勇敢地继续前进。他已经到达非洲的东海岸，那里的穆斯林领港员本来是很容易把他带往印度的，可是海员突然发起暴动，他们声称：这一次足够了。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只好痛心地掉转船头，他没能成为从海上到达印度的第一个欧洲人，他没有获得这样的荣誉，但这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另一个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玛，由于完成了这一英雄的功勋而成了卡蒙斯①的不朽长诗歌颂的对象。通常，这是一条惯例，发起人和悲剧式奠基人总是因为有了更为幸运的完成者而被人们遗忘。然而，决定性的事情毕竟已经完成，非洲的地理轮廓业已准确地查明，与托勒密的论断相反，第一次表明和证实：通向印度的自由道路是存在的。亨利死后许多年，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实现了他的理想。
① 路易斯·德·卡蒙斯（1524？—1580年），16世纪葡萄牙大诗人。
现在，全世界都以充满惊异和忌妒的目光注视着不显眼的、住在欧洲大陆边疆的这个航海民族。正当伟大的强国——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进行毫无意义的互相残杀之际，欧洲的灰姑娘——葡萄牙已经成千倍地扩大了自己的领地，任何势力都赶不上它的赫赫成就了。转眼之间，葡萄牙成了世界上第一海上大国。它的海员们的成就不仅使它获得了一些新省份，而且获得了整块整块的大陆。再过十年，欧洲一个最小的民族将谋求统治和管理面积超过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版图的土地了。
不言而喻，实现这种过分的意图必然会很快耗尽葡萄牙的国力。连小孩子也会想到，一个居民不超过150万的蕞尔小国不可能长久地把整个非洲、印度和巴西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之殖民化和统治它们，即使仅仅垄断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很少可能，更不必说永远保护它们免受其他民族的侵犯了。一滴油不可能使汹涌的大海平静下来；一个芝麻大的小国不可能永远让一些大于它几十万倍的国家俯首贴耳，臣服不二。因此，根据理智的观点，葡萄牙进行的无止境的扩张是荒谬的，是唐吉·诃德精神最危险的表现。但英雄行为总是不合理和违反理性的。当个别人和个别民族敢于承担超过他们力量的任务时，这种力量就会闻所未闻地增长起来。大概没有一个民族能像15世纪末的葡萄牙那样辉煌地把自己的力量集中为短暂的、所向无敌的力量。葡萄牙不仅突然产生了自己的亚历山大和寻找金羊毛的勇士——阿尔布克尔克、瓦斯科·达·伽玛和麦哲伦，而且还产生了自己的荷马——卡蒙斯，自己的梯特·李维①——巴罗斯②。转眼之间出现了大批学者、建筑师和富于进取心的商人，就像伯里克利③时期的希腊，伊丽莎白④统治时期的英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那样，这里的整个民族在所有领域里都实现着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并在全世界面前把它变为有目共睹的功勋。在世界历史某个不可忘怀的时刻，葡萄牙曾是欧洲的第一民族和人类的领袖。
①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② 巴罗斯·若奥·德——葡萄牙历史学家。
③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年），古雅典奴隶主民主派政治家。
④ 指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年），英国都铎王朝的末代女皇，大力发展航海事业。
但是，个别民族的任何伟大事业都是为全人类完成的。他们全都感到首次闯进前所未知的世界的同时，也推翻了迄今公认的尺度和关于天涯海角的理解和概念。于是所有的王宫和大学，都狂热地、急不可待地注视着来自里斯本的新消息。由于某种奇妙的洞察力，欧洲懂得了葡萄牙人扩大世界范围的功勋所包含的创造可能性，懂得了航海术和新国家的发现很快会比一切战争和攻城大炮更能决定性地改变世界，懂得了漫长的中世纪已经结束，新的世纪——“将在另一些地域范围内进行思维和创造的新时代”正在开始。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和平科学思想的代表波利切阿诺，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伟大意义。他讴歌葡萄牙，他的热情洋溢的话语里响彻着整个文明欧洲对葡萄牙的谢忱：“它不仅远远跨过了赫拉克勒斯的两大石柱和驯服了浪涛滚滚的海洋；它还恢复了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迄今为止被破坏了的统一。这向我们预示了多少新的可能和多少经济利益！它向我们预示知识将如何被提高，曾被怀疑和否定的古代科学论断又将如何被证实，从许多世纪漫长的混沌黑暗中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海洋、新的世界。从此以后，葡萄牙成了新世界的保卫者和守护人”。
惊人的事件中断了葡萄牙向东方的宏伟推进。初略看来，似乎“另一个世界”已经到达，似乎印度的王冠和全部宝藏已归若奥国王所有，因为自从葡萄牙水手绕过好望角之后，再没有谁能超过葡萄牙，也没有任何欧洲强国敢于沿着这条归葡萄牙所有的航道并步其后尘了。航海家亨利生前早就颇有预见地从教皇那里谋得了训谕：把将在波亚多尔角（博哈多尔角）后发现的全部土地、海洋和岛屿，统统只交给葡萄牙，完全归葡萄牙所有。从那时起，随后的三个教皇都肯定了这一独特的“礼单”，大笔一挥，认定拥有亿万居民的整个尚不了解的东方是维茹王朝的合法领地。总之，所有新的世界都属于葡萄牙，也只能属于葡萄牙了。手里掌握了这种可靠保证的人，通常是不会再热衷于冒险事业的。因此，如果幸运的拥有者——若奥二世对一个热那亚的无名小卒为了从西面前去印度，慷慨激昂地要求一个船队的荒唐计划，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也就决不像大多数历史学家们事后认为的那样是缺乏远见和令人奇怪了。诚然，里斯本宫廷殷勤而仔细地听取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先生的要求，而没有断然拒绝他。但里斯本清楚记得，所有对似乎位于欧洲和印度之间偏西的传奇性岛屿安蒂利亚和巴西的探险都是以可悲的失败告终的。而且又干吗要冒着牺牲分量十足的葡萄牙金币的危险去寻找通往印度的十分没有把握的道路呢？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可靠的道路业已发现，而工人们已在特茹河岸的造船厂里日夜赶造能够绕过风暴之角直通印度的大船队了。
因此，当那个吹牛的热那亚冒险家真的乘坐挂着西班牙国旗的船只，越过“未知的海洋”，经过五个来星期的向西航行，遇到陆地的消息传到里斯本王宫的时候，就像一块投进窗子的石块那样使人大吃一惊。奇迹出现了！多少年来一直激动着航海家的头脑的塞涅卡悲剧《美提亚》中的神秘预言竟突然实现了。
真的，这样的日子终会来到，经过许多世纪，海洋将摧毁事物的枷锁，辽阔无边的大陆将呈现在眼前，提费斯①将发现新的海洋，而舒里②也不再是“大地的尽头③”。事实上，“寻找金羊毛的好舵手”哥伦布并没有料想到他发现了新大陆。直到临终，这个固执的幻想家还坚信，他到达的是亚洲大陆，只要从他的“伊斯帕尼奥拉”①向西航行，几天之后就能在恒河口登陆了。而这正是葡萄牙所十分害怕的事。如果西班牙在更近的西路上在最后一分钟超过葡萄牙并占领印度的话，尽管有教皇把在东面发现的全部土地交给葡萄牙的训谕，这也帮不了葡萄牙的忙。那时，亨利50年劳动的成果和他的追随者们的40年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葡萄牙将由于该死的热那亚人的狂妄和勇敢举动而失去印度。如果葡萄牙想保持自己对印度的统治，保持对印度的优先权，就只能拿起武器对付突然出现的敌人。
① 古希腊传说中寻找金羊毛的船上的舵手。
② 古代传说的一个岛屿名，是世界北部的边界。
③ 引自塞涅卡的悲剧。
① 即今日海地岛，1492年哥伦布在该岛登陆。
幸而教皇消除了行将降临的危险。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教皇最心爱的孩子，惟独这两个民族的国王从来不敢起来反对他的精神权威。他们同摩尔人作战，赶走了异教徒；他用剑与火在自己的国家里根除了一切异端；教皇的宗教裁判在迫害摩尔人、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和一般犹太人方面，哪里也找不到如此卖力的帮手。不，教皇不允许他的两个宠儿之间产生敌意。
因此，他决定把世界上尚未发现的国家干脆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且不是作为现代虚伪的外交语言即所谓的“势力范围”来划分。不，教皇并不故弄玄虚，他以基督全权代理人的权力，把还不知道的民族、国家、岛屿和海洋都赐给了这两个国家。他把地球当作苹果，只是不用刀，而是用1493年5月4日的训谕，将它平分两半。分界线位于佛得角群岛100里格（古代衡量海上距离的单位）的地方。
凡位于该线以西的尚未发现的国家，从此将归教皇的宠儿西班牙所有；位于东边的则属于另一个宠儿葡萄牙。开始，两个宠儿都表示同意，并为这份慷慨的赠品感激不已。
但不久，葡萄牙流露出某种不安，并请求把分界线往西移一些。葡萄牙人的这一要求由1494年6月7日在托尔德西拉斯签订的条约而得到满足。根据这一条约，分界线向西移了270里格（正因为这样，葡萄牙后来获得了当时尚未发现的巴西）。
不考虑所有其他民族，大笔一挥就把几乎整个世界分给两个国家，不管这种慷慨大方初看起来是多么可笑，但是这种不是以武力，而是通过自愿协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仍然应当被认为是历史上罕见的明智行动之一。
虽然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仅仅是暂时的，但在托尔德西拉斯签订的条约在许多年间，甚至在几十年间防止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爆发殖民战争的任何可能性。要知道，当用刀切苹果的时候，界线必定会透到看不见的背面部分。然而，长期寻找的生产珍贵香料的岛屿在哪一半上呢？位于背面的半球上界线以东还是以西？是在划归葡萄牙的那一部分，还是在西班牙未来的领地上？当时，无论是教皇、国王和学者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谁也没有测量过地球的方圆，而教会根本不承认大地是球形的。然而，在彻底解决争执之前，两个民族还都面临着不少麻烦，以对付命运赐予的巨大赠物：小小的西班牙获得了辽阔无边的美洲，而小小的葡萄牙获得了整个印度和非洲。
哥伦布取得的前所未闻的成功，最初使欧洲惊讶不已，随后便引起了我们古老的世界从未经历过的发现和冒险的狂热。要知道，一个勇敢者的成功，总会激起整整一代人的奋发努力和勇气。欧洲一切不满于自己的地位和没有耐心等待机缘的人——家庭中的非长子①、晋升无门的军官、达官显贵的私生子以及受法律追究的可疑分子——全都对新大陆心向神往。统治者、商人和投机家为了装备更多的船只，也都全力以赴；对于那些手持刀械要求将其送往黄金之国的冒险家和爱发不义之财的人，甚至不得不使用武力加以防范。如果说，亨利亲王当初为着替船只找到哪怕最低数量的水手，还要为自己探险队的全体成员请求教皇宽恕罪过的话，那末，如今则是整个整个村庄的人都向港湾涌来。船长和船主们甚至不知如何应付自愿前来充当水手的人群。探险队一个接着一个，的确好像浓雾的帷幕突然消失了似的，东、西、南、北，处处都出现了新的岛屿，发现了新的国家：有的冰天雪地，有的棕榈丛生；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从各个港湾——从加的斯、帕洛斯、里斯本驶出的数百艘小船所发现的新土地，比人类生存数十万年来发现的还要多。那个地理发现时代的历程是永远难忘和无与伦比的。正如曼努埃尔国王曾骄傲地宣布的那样，“为上帝服务并为葡萄牙国王效力”的瓦斯哥·达·伽玛于1498年到达了印度，在卡利卡特登陆；为英国服务的卡博特船长于同年发现纽芬兰岛，从而发现了北美海岸。时隔一年，宾松②的船挂着西班牙国旗，卡勃拉尔①的船挂着葡萄牙国旗，分别在同一时间发现了巴西（1499年）。加斯帕尔·科尔特—雷阿尔②也在此期间，步古斯堪的那维亚半商半贼的航海家们的后尘，在他们之后500年，进入了拉布拉多半岛。新发现层出不穷。16世纪一开始又有两支葡萄牙探险队，其中之一有亚美利哥·维斯普奇③随行，沿南美洲海岸而下，几乎到达里奥·达·拉普拉塔湾。1506年，葡萄牙人发现马达加斯加，1507年，发现毛里求斯岛，1509年，他们到达马六甲海，而1511年一举攻下了这个港口，于是，打开马来群岛大门的钥匙便掌握在他们手里了。1512年，庞塞·德·莱昂④到达佛洛里达半岛，而1513年，努尼耶斯·德·巴尔波阿⑤已经作为第一个欧洲人，站在达里安湾的高处，看见太平洋的景色了。从这一分钟起，再也不存在人类尚未发现的海洋了。在100年这样一个比较短促的时期内，欧洲船只经过的海域扩大了不是100倍，而是1000倍！如果在1418年亨利亲王时期，关于第一批barcas①到达马德拉群岛的消息，曾引起人们兴奋和惊讶的话，那末，到了1518年，葡萄牙船只（请在地图上比较一下这两段距离），已经在广州和日本靠岸了。前往印度的旅行，比之不久前去博哈多尔角的航行，即将被认为是风险更小的旅行了。由于如此神速的发展，世界便逐月逐日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奥格斯堡的地图制版师只得日夜工作，而宇宙志学家无法应付大量的订货。他印制的图样来不及晒干和着色，便被人取走了。印刷工人为图书市场印刷的描写旅行的书籍和地图集供不应求——人人渴望了解新大陆的情况。但是宇宙志学家刚刚依据最新资料详细而又准确地把世界地图刻制出来，新的资料、新的情报又源源而来。一切又被推翻，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因为，原以为是岛屿的地方，却是大陆的一部分；被当作印度的地方，却是新的大陆。不得不在地图上添加许多新的河流、新的海岸和新的山脉。结果如何呢？制版师们尚未完成新的地图制作任务，又需要制作另一幅经过修改、订正和补充的地图了。
① 在封建社会的欧洲，只有长子有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
② 马丁·阿隆索·宾松（约1440—约1493年），哥伦布首次航海时船长之一。他的弟弟维圣特·亚涅斯（约1460—1524年）也是哥伦布首次航海时的船长之一。他于1500年到达南美洲东端。
① 佩得鲁·阿尔瓦里·卡勃拉尔（约1467—1526年），葡萄牙航海家。
② 加斯帕尔·科尔特—雷阿尔（1450—1501年），葡萄牙航海家。1500年和1501年曾两次到达北美海岸。他发现了北纬50度和60度之间的一部分北美海岸，并称之为拉布拉多（庄稼人的土地）。拉布拉多半岛由此得名。
③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1451—1512年），意大利航海家，曾到过南美洲北部，并称之为新大陆。
④ 庞塞·德·莱昂（约1460—1521年），西班牙征服者。1492—1493年曾随哥伦布远征美洲。1508年他率领队伍征服了波多黎各。1513年发现佛洛里达，1521年被佛洛里达印第安人打败，受伤身亡。
⑤ 努尼耶斯·德·巴尔波阿（1475—1517年），西班牙航海家。1513年越过巴尔马海峡发现太平洋。
① 一种可容18个船员乘坐的无篷小船。
这50年内的发展速度如此疯狂，如此令人陶醉，如此成果累累。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地理学、宇宙志学和地图制图学都从没有遇见过。正是在此期间，地球的形状和大小，自人类开始生存、呼吸和思想以来，第一次被彻底弄清楚了；人类第一次认识了自太古时代起就跟着它在宇宙中转动的这个星球。而这些空前的成就都是一代人取得的：这些航海家替后代人经历了神秘海洋的一切风险，这些征服者开辟了一条又一条航路，这些英雄们解决了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任务。剩下的只有一件功绩——这是最后一件，也是最美好、最困难的一件：乘坐一艘船环绕全球，并一反历代宇宙志学家和神学家的看法，测量和证明我们生活的大地是球形的。这一功绩便成了费尔南·达·麦哲利约什梦寐以求的理想和终生事业。这个人在历史上就叫麦哲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