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年8月10日，即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未来统治者查理签订合同一年零五个月之后，五艘船只终于离开了塞维利亚停泊场，沿河顺流而下，前往瓜达尔基维尔河入海口的圣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在那里，船队将进行最后一次试验，装上最后一批食品。但送别仪式实际上已经结束：在维多利亚圣玛利娅教堂里，麦哲伦当着全体船员，敬慕地观看出席这一仪式的众人，跪着进行了宣誓，然后从总督圣马丁涅斯·德·莱瓦手里接过了王国的国旗。也许，此刻他想起了他第一次启航去印度之前也双膝跪在教堂里，同样进行了宣誓。但他那次宣誓效忠的是另一面旗——葡萄牙旗，他那次宣誓要为之流血的不是西班牙的查理，而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那次，当海军上将阿尔梅达把旗帜展开，伸到跪着的人头顶上面的时候，年轻的Sobre-saliente曾经怀着敬慕的心情望着他：现在，265名船员怀着同样敬慕的心情望着自己命运的支配者和主宰者麦哲伦。
在这里，在麦丁—西多尼亚公爵官邸对面的圣卢卡尔港湾里，麦哲伦对船只进行启航去神秘远方之前的最后检查。他像一个为自己的乐器调弦定音的乐师，爱护而忐忑不安地一遍又一遍检查自己的船队，虽然他对那五条船的了解并不亚于自己的身体。他第一次看见这几条匆忙买来的船破旧和损坏不堪的可怜样子，他的心情是多么痛苦！但从那时起做了不少工作，破旧的大帆船全都修理完好，腐烂的方梁长木都换上了新的，从龙骨到桅杆梢头，涂了焦油并打了蜡，填补了缝隙，洗刷得干干净净，全都焕然一新。每一根长木、每一块木板，麦哲伦都亲手敲敲，看有没有腐烂，有没有蛀孔；每一根缆绳，每一个螺栓，每一枚钉子，他都进行了检查。用新染的结实的粗麻布做的风帆，上面印着西班牙的保护神圣地亚哥的十字架。锚链和缆绳全是新的，非常结实，金属部分擦得闪闪发光，每一个小部件都配制得很精巧，一丝不苟。现在，任何密探，任何忌妒者都再不敢嘲笑这些焕然一新、恢复青春的船只了。诚然，这些大腹便便、胖得发圆的帆船航速不快，恐怕不适宜于竞赛，但它们船体宽阔，吃水量大，因而容量很大，安全可靠；即使遇上世界上所能预见的大风浪，它们也能经得住风暴的猛烈袭击。船队中最大的船是“圣安东尼奥号”，载重量120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麦哲伦把它交给胡安·德·卡尔塔海纳指挥，而自己选择“特立尼达号”为旗舰，虽然其载重量较前者少10吨。然后依次是：90吨的“康塞普西翁号”，船长是加斯帕尔·凯塞达；“维多利亚号”（它将为自己的名字带来荣誉①）载重量为85吨，船长是路易斯·德·缅多萨；“圣地亚哥号”载重量为75吨，船长是若奥·谢兰。麦哲伦极力使自己的船队由不同类型的船组成。较小的船由于吃水量小，他设想用来进行先头侦察。但另一方面，率领由不同类型船只组成的船队在大海上以密集的队形前进，要求航海者具有高超的艺术。
① 维多利亚在西班牙文中意为胜利。
麦哲伦从一条船走到另一条船上，首先检查船上的物资。他多少次沿着每个舷梯爬上爬下，多少次一遍又一遍编制物品的详细清单：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我们可以断定，他对历史上这一最神奇的创举思考和准备得多么用心和仔细，一切最细小的事情都考虑到了。在这些厚厚的登记本里一个马拉维第不漏地标出了每把小锤头、每根缆绳、每一袋食盐、每一令纸的价值。登记人冷漠的手写下的这些枯燥、整齐的数字的栏目也许比任何动人的话语更能够雄辩地说明这个人真正卓绝的耐心。麦哲伦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海员，懂得到无人知晓的国度进行探险的全部责任。他知道，由于考虑不周和轻率而忘掉的每个小物件，在整个航行期间将会一忘而不可复得。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任何疏忽和错误都无法弥补、纠正和赎回。一个钉子、一束麻絮、一块铅或者一滴油、一张纸，在他们准备出发前往的陌生国度里，都是用金钱，甚至用自己的鲜血所得不到的珍贵东西。任何一个忘掉的备件都可能使船只无法运行，任何一个错误打算都会毁掉整个事业。
因此，对食品的最后检查进行得最认真最仔细。在这次甚至无法大致确定期限的旅行中，需要为265人储备多少食品？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算题，因为因数之一——旅途的时间——是个未知数。只有麦哲伦独自一人预测（出于谨慎，他没有告诉船员们），过许多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才有可能补充所带的储备。因此带的食品宁可多些，而不能勉强够用。如果考虑到船的容量不大，他进行的食品储备确实够可观的了。主要的食品是面包干；麦哲伦共储备面包干达21380英磅，连同口袋一起共计价值372510马拉维第；预计这么大的数量可够两年之用。总之，在阅读麦哲伦的食品清单时，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总载重量五六百吨（当时的十吨等于现在十一吨）的五条捕鱼的帆船，而是一艘载重2万吨的现代远洋轮船。在拥挤、不通风的船舱里，什么东西没有装呵！在一袋袋白面、大米、菜豆、小扁豆旁边，贮存着5700英磅腌肉，200木桶沙丁鱼，984块圆形干酪，450捆葱和蒜；此外，还储备有各种美味的食品，例如：1520英磅蜂蜜，3200英磅葡萄干、无核小黑葡萄干和扁桃干，大量的食糖、醋和芥末。最后，船上又牵来了七头奶牛（虽然这些可怜的四条腿的牲畜活不了多久了）；这样，最初一段时间可以保证喝到新鲜牛奶，而后可以吃到鲜牛肉。但酒对这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比牛奶更重要。为了保持船员们的良好情绪，麦哲伦吩咐在赫雷斯买了好酒，最上等的好酒整整417皮囊和253木桶；这从理论上是打算供两年之用的：每个水手每餐午饭和晚饭可以喝到一茶缸酒。
麦哲伦手里拿着清单，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从一样东西跟前走到另一样东西跟前。他回想，为了筹措、检查、计算、付款，为了这一切他花费了多少劳动！白天他同官吏和商人们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夜间他又感到怎样的恐惧：万一有什么东西忘了，万一有什么东西统计错了！而现在，这次265人的航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看来终于准备齐全了。人们——海员们——的一切需要都有了保障。但要知道，船也是会损坏的有生命的东西，每一只船在同自然力进行斗争中，会消耗自己不少的反抗力。暴风雨会撕裂篷帆，扯乱、弄坏缆绳，海水会腐蚀木头和铁，太阳会晒褪油漆的色彩，夜的黑暗会耗掉灯油和蜡烛。这就是说，每一件索具装备——锚和木头，铁和铅，换桅杆用的粗大木杆，做新风帆的粗麻布——都必须准备双份，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船上装了不下40大车木材，以便迅速修复每一处损坏，更换每一块木板和板条；还有一桶桶焦油、树脂、蜡和麻絮，供弥补缝隙之用。当然也没有遗忘各种必要的工具：钳子、锯、钻、螺丝钉、铁锹、锤子、钉子和镐头。船上还堆着几十把大鱼叉、几千个鱼钩和鱼网，供途中捕鱼之用、除了携带的面包干之外，鱼将是船员们的主要食品。照明用品也作了长期准备：船上有89盏小灯笼和14000英磅蜡烛，还没有算上做礼拜用的又粗又大的蜡烛，必要的航海用具同样也作了长期打算：罗盘、罗盘针、沙漏计时器、星盘、扇形齿轮、星座一览图，为官员们预备了15本新的簿记本（因为除了中国，在旅行途中不可能弄到一张纸）。不愉快的偶然事件也估计到了：有装满药品的药箱，理发师的拔火罐，给反叛者预备的镣铐和锁链。对娱乐也同样关心：船上有5面大鼓和20面铃鼓，大概还能找到几把小提琴、笛子和风笛。
这只是麦哲伦庞大清单中开列的船上物资的一小部分，只是船员们和船只在无法预计的航行途中需要的成千种物品中最主要的东西。但要知道，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未来主宰者派遣这支连同装备价值8000万马拉维第的船队前往无人知道的远方，并非纯粹出于求知的欲望。麦哲伦的五艘船远航归来时不仅必须带回自然地理方面的观察结果，而且必须带回钱来，给实业家财团带回尽量多的钱来。这就是说，必须仔细考虑挑选什么货物，携带足够数量的产品，以交换梦寐以求的异国商品。那有什么，麦哲伦从远航印度时期起就了解大自然的子孙的喜好。他知道，有两种东西到处都大受欢迎：一是镜子，它使黑色、黝黑色和黄色皮肤的土著人头一次惊奇地看清了自己的面容；二是铃铛和能发出响声的玩具，它们永远使孩子们感到高兴。探险船队带了至少2万个这种能够发出响声的小玩具，还有900面小镜子和十面大镜子（可惜，大部分将在途中被撞碎），4000把德国造的刀子，清单上这样写着：4000把德国刀子（最便宜的一种刀），五十打剪刀，此外，不言而喻，还有必不可少的花头巾和红帽子、铜手镯、假珠宝和五光十色的串珠。为特别重要的机会准备了一些华美的土耳其服装和各式各样传统的鲜艳的女人衣裳，有天鹅绒的，有毛料的，总而言之，这些毫无用处的废物在西班牙价格之低就如同香料在马鲁古群岛一样，但却最符合交易的需要。交易时双方虽然付出高于交换物品十倍的价钱，仍然能赚许多利润。
然而，只有在当地人愿意进行和平交换的顺利条件下，这些梳子和帽子，镜子和能发响声的玩具才有用处。但也预计到另一种动武的情况。58门大炮，七门长筒鹰炮，三门巨大的臼炮从船舷上的炮孔里威严地伸出炮筒；船底下藏着大量铁炮弹和石头炮弹，以及许多桶铅，以便储备的子弹用完之后铸造新的子弹。1000枝标枪，200杆长矛和200块盾牌表明了他们自卫的决心；此外，一多半船员装备了头盔和胸甲。为海军上将本人在毕尔巴鄂做了两身能把他从头到脚防护起来的铁铠甲。他将穿着这身服装，像无法伤害的神人，出现在异国人面前。这样一来，虽然麦哲伦按其设想和性格愿意避免武装冲突，他的探险船队武装得并不亚于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的探险船队，同一年，即1519年夏天，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率领一支为数不多的士兵在世界的另一端占领了一个100万人口的国家。西班牙的英雄年开始了。
麦哲伦以其特有的警惕和孜孜不倦的耐心，怀着满腔热忱再一次——最后一次！——对五条船逐一进行检查，检查他们的索具装备、物资和稳定性。现在该仔细了解船员了！建立这支船员队伍很不容易，花了好多星期的时间才在港口的偏僻街巷和小酒馆里把他们招募起来。他们初到船上的时候，衣服破烂，肮脏，不守纪律，直到现在他们相互之间仍然操着极不相同的语言说话：一个人说西班牙语，另一个说意大利语，第三个说法语，还有人说葡萄牙语、希腊语和德语。要把这群乌合之众变成一支可靠的、紧密团结的船员队伍，还需要不少时间。然而，在船上再过几个星期，他便能够牢牢地支配他们了。这个当过七年普通海员和战士的人了解，海员们需要什么，可以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船员的问题并不使海军上将担心。
可是，当他望着被任命在各条船上担任指挥员的三名西班牙船长的时候，心中便涌起一种不愉快的紧张心情。他的肌肉就如同拳击手在比赛即将开始之前那样紧紧地绷起来。这并不奇怪：这个国王派来的监察员胡安·德·卡尔塔海纳不理会他，样子那样冷漠、傲慢，没能掩饰（也许是故意如此）对他的轻蔑的神情，而他必须委任他代替法利罗指挥“圣安东尼奥号”。当然，胡安·德·卡尔塔海纳是个经验丰富的、有功绩的海员，他的正派和他的虚荣心一样，是无可怀疑的。但这个世袭名门贵族出身的卡斯蒂利亚人能否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呢？他是布尔戈斯主教的堂兄弟，国王授予他先前曾赐给法利罗的“权利平等”封号。这个人是否会履行誓言，服从麦哲伦的指挥呢？麦哲伦一看见他，便想起了阿尔瓦列什暗中对他说过的话：除了海军上将本人，还有别的人也被授予了特别的权力，他得知这一切的时候，“挽救荣誉就为时已晚了”。“维多利亚号”的船长路易斯·德·缅多萨也同样敌视麦哲伦。还在塞维利亚的时候，他有一次竟粗鲁无礼地拒绝服从，但当时麦哲伦没敢开除皇帝强加给他当司库的这个暗藏的敌人。显然，这些西班牙军官在维多利亚圣玛利娅教堂里，在展开的旗帜下面宣读的效忠和服从的誓言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在内心里仍然是敌人和忌妒者。必须注意这些贵族出身的西班牙人，对他们保持警惕。
幸好麦哲伦设法多少绕过了国王的御令和东印度公司的恶意反对，偷偷地招了30个葡萄牙人，包括几位可靠的朋友和很近的亲戚到船上当船员，其中首先是麦哲伦的妻舅杜亚脱·巴尔波查，他虽然很年轻，却是个久经远航考验的海员；其次是阿尔瓦罗·德·麦斯基塔，也是他的近亲，以及艾斯特瓦奥·戈麦斯，他是葡萄牙最优秀的舵手。他们当中还有若奥·谢兰，他虽然在船员名单里登记为西班牙人，并曾跟随毕萨罗和彼得罗·德·阿里亚斯的探险队去过CastiliadelOro①，但作为麦哲伦结义兄弟弗朗西斯科·谢兰的亲属不论如何总是他的同胞。若奥·卡尔瓦洛同样也很有用，他很多年前去过巴西，并且至今把同巴西黑女人姘居生下的儿子带在身边。他们俩因为懂得那里的语言和熟悉当地的情况，在那些国家里可以充当出色的向导。而如果探险船队能够从巴西抵达马来语世界，抵达“香料群岛”和马六甲，麦哲伦的奴隶恩里克可以作为翻译帮很大的忙。总之，在麦哲伦的265个伙伴当中，他可以绝对信赖的只有五到十个人。他们的数量太少了。但是，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人，在即使人数和环境都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也必须敢作敢为。
① 奥罗堡（金堡），位于现在的哥伦比亚。
麦哲伦聚精会神地一边在脑子里考查每一个人，一边从列队的船员面前走过，暗暗地思索和估量，在关键时刻谁会挺身而出保卫他，谁会反对他。他没注意，由于紧张，他的额头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接着皱纹展平了，麦哲伦不由自主地微笑了。我的上帝呀，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就是最后时刻如大雪临头，突如其来出现的那个额外的、多余的人！他是维琴察的安东尼奥·毕加费塔，是古老贵族的后裔。这个安详而又谦逊的十分年轻的意大利人钻到这伙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贪图功名、一心猎取轻易之财的家伙和亡命之徒的行列里来其实纯属偶然。这个嘴上没毛的罗得骑士团的骑士跟随教皇法庭书记官来到巴塞罗那查理五世的皇宫，听到人们谈论这支神秘的探险船队将沿着未经考察的道路前往无人知晓的地方和国度。大概，毕加费塔读过他的故乡维琴察市1057年出版的维斯普奇的书《新发现的国度》，作者在书中叙述了他想周游和亲眼看看世界各大洲及其奇迹的强烈愿望。也许，是他的同胞路多维科·瓦尔特马享有盛名的旅行指南鼓舞了这个意大利青年。“大洋里有许多伟大和可怕的东西”，自己即使亲眼看见一点点也好，这个想法难以言表地吸引着他。他请求查理五世准许他参加这支神秘的探险队，查理五世把他推荐给麦哲伦，于是，职业海员、轻易之财的猎取者和冒险家中间，来了一个古怪的幻想家。他去冒险不是出于功名之心，也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出于对旅行的无私爱好。他作为最好意义上的略知门径者，准备在这一大胆的事业中付出自己的生命，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观察、认识和欣赏的快乐。
实际上，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多余的人将成为麦哲伦探险队的最重要的参加者。因为功绩如果不用语言铭记下来，便没有什么意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往往不是在其完成的时刻，而是当它变成后代财富的时候才算完毕。我们所说的历史绝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重大事件的总和：世界史，世界的编年史只包括了被诗文或科学的描绘所偶然阐明的现实的一小部分。如果没有荷马，阿喀琉斯就等于零，如果不变成历史学家笔下的花岗石，如果艺术家不将其再现为优美的形象，任何个人就不会被人注意，任何事业只能像转瞬即逝的波浪那样湮没在事件的无边海洋里。因此，假如只有彼得·安吉耶尔斯基①的一《旬》、马克西米利昂·特朗西尔瓦努斯的一封短信和舵手们枯燥无味的笔记和航行记录，我们对麦哲伦和他的功绩就会了解得很少。只是由于罗得骑士团的谦逊骑士，这个超额的多余的人记录了麦哲伦的功绩，才使之得以永远流传后世。不言而喻，我们忠厚的毕加费塔既不是塔西坨②，也不是李维。同在航海方面一样，在文学方面他不过是个略识门径者。他丝毫不善于了解人，对于海军上将及其船长们之间的心理冲突，显然他完全忽略了。但正因为毕加费塔不注意因果关系，他才仔细观察各种细节，并像小学生描写星期日旅行一样，兴致勃勃和勤奋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不过，对他的记录，并非永远可以信赖：有时，他由于天真，听信立即看透这个新手的老舵手们告诉他的种种荒诞无稽的话；但他对每一细节追根究底的描写绰绰有余地弥补了微不足道的谎言和错误；而他按照别尔利茨的方法，不厌其烦地询问巴塔哥尼亚人的结果，使其貌不扬的罗得骑士意外地博得了第一部美洲词典作者的历史声誉。他还获得了更大的光荣：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暴风雨》里采用了毕加费塔的旅行记中的一个情节。从他存在一时的作品中，一位天才为自己的不朽著作吸取了一点东西，展开雄鹰的翅膀扶摇直上，把他默默无闻的名字带进永恒的领域——对于一个平凡的作家，最高的幸运也莫过于此了。
① 彼得·安吉耶尔斯基写过一部由八《旬》构成的描述旅行和发现的著作。
② 塔西坨（约46—约127年），古希腊历史家、散文家。
麦哲伦结束了自己的巡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凡人能估计和预料的一切，他都估计和周密考虑过了。然而，海洋征服者的大胆航行向上苍的力量提出了挑战，这种力量是凡人无法计算和估量的。一个竭力预先准确判断一切成功可能性的人，同时也必须考虑这种漂泊的十分可能的结局：一去就回不来了。因此，麦哲伦把自己的意志化为尘世的事业之后，在启航前两天也写下了一份遗嘱。
这篇遗嘱使人读来无法不感到激动不已。通常，立遗嘱人了解，至少大体了解自己财产的数量。但麦哲伦怎能估量和计算他将留下什么遗产和留下多少遗产呢？暂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一年之后他将成为一个乞丐，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要知道，他的全部财富都包括在同国王签订的合同之中。如果计划的事业成功，如果他能发现神话般的海峡，登上马鲁吉群岛，运回贵重货物，那末，他走的时候是贫穷的冒险家，回到塞维利亚将是一个大财主。如果他在途中发现新的岛屿，除了一切财富，他的子孙还将得到总督的封号。而如果走错了路，如果船只沉没，他的妻子和孩子为了不至饿死，将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伸手向教徒们乞求施舍。结局操在那些驾驭风和浪的上苍力量手里。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哲伦预先恭顺地服从上帝不可预知的意志。这篇十分动人的遗嘱首先是给“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权力无边的主宰”的，然后才给人们和政府。麦哲伦首先作为信仰虔诚的天主教徒，其次作为贵族，最后才作为丈夫和父亲来陈述自己的最后意愿。
但是，具有麦哲伦气质的人也不会把含糊不清或混乱带进宗教信仰的事业里，他以同样令人惊奇的预见一切的技巧想到永恒的生命。一切可能性都预计到并尽力安排好了。他写道：“当我在尘世生存结束，我的永恒生命开始之时，我希望葬在塞维利亚的维多利亚圣玛利娅教堂的一座单独的坟墓里。”如果他死在途中，遗体无法运回祖国，“请在离得最近的圣母庙里为我的遗骨安排一个最后安息的处所”。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遵守教规而又准确地分配了用于侍奉上帝事业的金钱。他根据合同应得的二十分之一总利润中的十分之一必须在维多利亚圣玛利娅寺院、圣玛利娅·蒙塞拉寺院和波尔图的圣多明各寺院之间平均分配；1000马拉维第给塞维利亚小教堂，启航之前他在那里享受了圣餐，并且希望在上帝帮助下（顺利返回之后）再在那里享受一次圣餐。他遗嘱把一枚雷亚尔银币用于十字军远征，另一枚用来从异教徒手里赎回基督教徒俘虏，第三枚捐献给麻风病院，第四枚和第五枚献给鼠疫病医院和圣塞巴斯蒂昂孤儿院，让那些得到这笔捐助的人“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上帝”。必须在他的遗体旁边做30场安魂弥撒，而在维多利亚圣玛利娅教堂安葬他30天以后，再做30场超度亡灵的弥撒。然后，他吩咐每年“在我的安葬日给三个贫苦的人分发衣物：每人一件灰呢坎肩，一顶帽子，一件衬衫和一双鞋，让他们为拯救我的心灵祈祷。我希望，这一天不仅管这三个穷人，而且还要管另外12个人吃饱饭，让他们为我的灵魂祈祷，我还要求捐献一个金杜卡特作为施舍，以拯救在炼狱里受苦受难的灵魂”。
他把自己遗产中这么大的一部分分给教堂之后，你不由得会期待，他的最后安排终将涉及他的妻子和孩子了。但结果是，这个十分虔诚的教徒令人感动地为他的奴隶恩里克的命运不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是否有权把一个加入了基督教，因而成为他信仰上的兄弟和灵魂不死的人，如同一块土地或一件坎肩那样，视为自己的财产？无论如何，麦哲伦不愿意心头抱着这个怀疑去见上帝，于是他吩咐：“自我死亡之日起，我的俘虏和奴隶恩里克（马六甲城人，现年26岁），即脱离奴隶或从属地位，可以随他的意愿行动。其次，我愿意从我的遗产中拿出1万马拉维第帮助他。我所以给他这一笔钱，因为他已经成了基督教徒并将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上帝。”
只是安排妥当自己死后的生活和预先指示了要做的“即使对罪孽最深重的人在最后审判时也能充当辩护的善事”之后，麦哲伦才在自己的遗嘱中谈到家庭。但就是在这一部分里，麦哲伦首先关心的也不是生活方面的事务，而是和物质问题无关的安排：保存他的族徽和贵族称号。麦哲伦向第二代和第三代指示，如果他的儿子（有预见性的预感）死于父亲之前，应由谁继承他的族徽。他不仅作为一个基督徒，而且作为一个贵族在追求永生。
只是留下这一切遗嘱之后，麦哲伦才来向妻子和孩子分配尚在风浪中飘浮的遗产；海军上将用刚劲、粗大和同他本人一样率直的笔迹签署了这份文件，署名是：费尔南·麦哲伦奈斯。但是，挥笔签字不能使命运服从，许下誓愿也不能使命运发慈悲之心，命运支配一切的意志比具有最强烈愿望的人更强大有力。麦哲伦的安排一项都不能实现，他的遗嘱将成为一张无用的废纸。他指定为继承者的那些人继承不到任何遗产，他好心向之布施的乞丐得不到任何施舍；他的遗体也不能安葬在他希望的地方，他的族徽将要丢失。只有他建立的功绩将比勇敢的航海家活得更长久，只有人类将感激他留下的遗产。
在祖国的最后义务履行完毕，告别的时候到了。一个女人站在他的面前，激动得全身颤抖。在同她相处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第一次在生活中感到了真正的幸福。她手上抱着给他生的儿子，失声痛哭摇撼着她第二次怀孕的身子。他再一次，最后一次拥抱了她，紧紧握住巴尔波查的手——他把他惟一的儿子——杜亚脱·巴尔波查随身带往无人知道的远方。然后，为了心儿不被即将别离的妻子的眼泪所动摇，他赶快坐上小船顺流而下，前往圣卢卡尔，他的船队正在那里等候他。在圣卢卡尔的小教堂里，麦哲伦进行了预先的忏悔，然后再一次和全体船员一起进了圣餐。1519年9月20日——这个日子将载入世界历史——星期二黎明，船队轰隆隆地起锚，篷帆孕满了海风，炮声——向即将隐去的土地鸣放的告别礼炮声震撼着海空；一次伟大的漫游，一次人类整个历史上最勇敢的航行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