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刚刚走进野战医院
在留存至今的南丁格尔的资料文件中，有一个小小的黑皮笔记本，内有三封信件。这就是南丁格尔当年奔赴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时随身携带的全部私人文件。
这三封信，一封是母亲樊妮的，里面写有南丁格尔盼望已久而求之不得的母亲的祝福；第二封是曼宁神父的，信中对她护卫、崇拜、效法耶稣圣心的虔诚、笃行的精神赞扬备至；第三封信是理查德·蒙克顿的，信中写道：“听说你就要去近东了，……你完全可以没有我，但你却不能舍弃你的事业。”
当南丁格尔步入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时，她意识到——这难以舍弃的事业是多么艰难。
奇怪！
赫伯特曾提起的几公吨的医疗用品都送到哪儿去了呢？
由于出货与收货双方都没有取得密切的联络，使得这些医疗用品随着枪和子弹，经由斯卡特里转达克里米亚半岛后，又被送回英国，或是存放在土耳其海关仓库，然后竟然不见了！
医院对这些急需用品的运送行程也居然毫不知情。
当救护队抵达斯卡特里后，同行的《泰晤士报》记者马可立刻前去拜访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利多克里夫，请教他如何支配这远道带来的《泰晤士报》募得的金额，但利多克里夫的回答是：“这里不需要后方的任何支援或救济。”
“您的意思是说这里一切齐全，不缺乏任何物资吗？”
大使又冷冷地回答说：“是的，你们来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
“不是……”
“如果你一定要把这笔钱留在斯卡特里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可以把钱拿到洋人街去，捐给英国新教教会作为慈善基金好了。”
马可感到非常失望，不知何以为对，只好默然退去，并决定把全部捐款交给南丁格尔处理。
这件事使马可想不通。面对斯卡特里的凄惨情形，利多克里夫大使竟然如此冷淡。或许是属下蒙蔽实情，使他无法得知真相，又或许是大使知道事实的真相，而认为是政府施政的错误，不应由民众负责并用民众捐助的钱来补偿；可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的态度却都是不可原谅的。
医院的设备既然如此缺乏，就更谈不上厨房或洗衣室的设备了，到处呈现出杂乱和污秽。南丁格尔还曾发现病床下躺着78是一条腐臭的狗尸，像这种情形，怎能不使赤痢、霍乱猖獗呢？一旦这些传染病发生后，蔓延的速度常叫人措手不及，只能听天由命，伤病员的性命真是朝不保夕！
1855年2月，伤病士兵死亡率高达50％。这便意味着，每送来十个伤病士兵，便要在医院里死去四至五个。
死神，萦绕在医院上空。
可悲的是人手不足！
医院里繁重的工作做也做不完，能帮忙的人少之又少，堆积如山的工作永远也做不完。这些事情常使人筋疲力竭，心烦气躁，几乎天天都在昏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
无论男女，能在医院中安然过日子的，如果不是天使便是畜牲，这里拥有四位
天使，两个畜牲，他们可不像医疗部长官那么悠闲呀！
助理人员简直丧尽天良，竟可以为了吃饭而丢下临终的病人！（摘自南丁格尔14日的信函）
在这里负责办理购买医疗用品的官员，全都是冥顽不灵、墨守成规、庸碌无能的人，没一个是在尽责任、果决力行或当仁不让的。
几名年轻的医生虽有满腔热情，而且很努力地从事救护工作，但人手依然不足，对于整个医院仍旧无济于事。
任何一位威武勇猛的将军或仁慈善良、不畏邪恶的牧师，只要一踏进这个医院，都会不寒而栗。
这就是南丁格尔所向往的地方，她称之为“家”。只有这里才能使她得到满足，使她满怀的心愿和才华得以适当的发挥。如今，她终于来到这个地方，然而她在这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别人眼中，她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病人们都因她的到来感到欣慰，有一个伤兵曾流着泪对她说：“当我看见你们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流出喜悦的泪水，为了照顾我们，伟大的英国妇女不辞辛劳，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使我们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但是，将官和医疗部的长官却持着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男人都难以立足的战地，女人们又能做什么呢？
怀疑，渗入他们的目光。
女人，真是自不量力，且看她们如何行动？
2. 重重阻碍
负责英军健康方面的管理组织有三个部门，即补给站、调配处和军医站。这三个部门因为遭受40年来的军用节约政策约束，而紧缩经费，至今已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这三个部门，早已因为人事的现况失去了原有的立场，连陆军卫生部长史密斯都曾向罗巴古调查委员会（调查前线补给实情与政府各部局责任的组织）表示：“如果我向最高司令官提出几个有关士兵健康的提案，或许会因为多管闲事而弹劾我。”
三个部门之间，不但不互相协调援助，反而彼此轻视，受害的却是战场上的士兵。
补给站是管理军需品的单位，将买进的食品不论是执勤者或是住院者，一律配以士兵固定的分量。但对于病情严重的、不能吃一般食物的士兵，就不配给食物，由调配处插手管理这些人食物的配给。他们根本无视价格与品质是否对病人合适。调配处也无人作主，只要收到的东西能吃，就必须照单全收，不能有异议。
医生与调配处的关系更为恶劣，医生虽然可以开出为患病者特制的调理食物，调配处却往往不能配合。纵然医生下达了命令，也无力促使其实行。
基本上，这三个部门的物资供应就已受到了限制，自然造成军需的严重缺乏。
从克里米亚送来的伤兵没有食具，也没有换洗衣物，那是因为他们在卡拉米达湾或阿尔玛高原作战时，因行军艰难，部队指挥官命令将背包丢弃，以减轻负担。但是，伤兵被送到斯卡特里的医院后，调配部竟拒绝补充这些必需品。
卫生兵在医院中也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不被准许以自己的判断处理临时状况。大小事都一定要由军医长决定，就连伤病员的饮食，也非得要军医长躬亲不可，使得门伊斯军医长根本没有时间来督导医院中所有统筹性的事务，导致制度的混乱。
在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被送达之后，陆军野战医院早已不胜负荷。
门伊斯受命将土耳其军营改成医院，但改建的准备工作却要由调配处负责。而调配处就以清扫人手不易召集、经费不足等理由作藉口，向补给站申请补给，却由于补给站的不理不睬，终于使得改建工程不了了之。
当然，随后送来的伤兵就这么住进这所一无所有、毫无准备的临时医院了。他们一批又一批地到达了，一下子睡满了破陋不堪的兵营的里里外外，而且许多人没有衣裳可穿，就这样赤身露体躺在泥巴地上。
可以这样说，正是军官们对待普通士兵的野蛮态度促成了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军官与士兵都经历并忍受了极大的艰苦与牺牲，而且，军官们也可谓是勇敢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部下、自己的士兵视为粪土，极不当人看待。照他们的说法是：“别把这些畜牲惯坏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当斯卡特里的军医们得知南丁格尔被任命为护士队的队长后，并不觉得高兴。在他们因人数不足及过度劳作而十分疲惫的同时，又听到一名年轻的上流妇女将率领一队护士来，人人都不以为然，纷纷在心里猜测。
“南丁格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受过良好教育吗？”
“她一定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说不定她是政府派来的眼线！”
纵然在心中有不满的疑惑，他们却也会作样子，在护士队到达的时候，还不时表现出殷勤地欢迎和感谢的模样。就在护士们耳边依旧响着“欢迎辞”的时候，她们一看见自己要住的地方，对医院的看法立即改变了。
一共是六个房间，包括厨房和一间10英尺见方的小屋。这就是为她们40个人准备的生活条件。这里原是三位军医的宿舍，而在军医院的另一角，同样大小的一片住房，却由一位少校军官居住着。她们这些房间肮脏、潮湿，一无陈设。对此种种，南丁格尔一句话也没有说，陪同的军官们也一个个悄悄地溜了。他的行为仿佛在警告她们，不要听信史特拉大使的花言巧语。
史特拉已历任三届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的容貌英俊，可生活却极度的奢靡，根据南丁格尔的描述，他心地不好，薄情专横，又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史特拉对于士兵们的伤病情况从不关心，也从未询问过野战医院的卫生状况。两年之中，一共只来过医院一次，还是南丁格尔强拉他来的，并且匆匆来去，一刻也不愿多停留。甚至可以说，两年来，他事不关己地在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豪华宅邸中，眼睁睁地透过窗户，看着一幕幕英军惨烈牺牲的情景！
南丁格尔决定，第一个房间住14名护士，第二个房间安置10名，南丁格尔自己同佛洛斯·布里基太太合住那间小屋，佛洛斯·布里基先生和那位信使兼译员合住办公室。担任厨师的克拉克太太和她的帮工，夜间只好在厨房下榻。此外还有一个房间在楼上，安排给八名塞伦教友会的护士。这些护士跑上楼去查看房间，马上又大惊失色地跑下楼来，因为房间里还停放着一具俄国将军的尸体。佛洛斯·布里基先生只好喊来两名士兵，趁护士等候时，把尸体搬走。房间未经打扫就住进去了，因为根本也没有打扫的工具。这里没有床铺、被褥，没有食物，更没有打扫的工具。南丁格尔独自出去，到医院找来了几个镀锡铁盆，盛茶水用。大家安排停当坐下喝茶时，她讲起了刚刚打听明白的事：
在这个所谓的“医院”里，几乎任何设备都没有。不要说家具，就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没有。这些铁面盆便成了“万用盆”。而且每天的用水量有限，每人每天一品脱①，包括洗漱和饮用。
① 品脱，英美干量或液量名，一品脱等于0.57升。
没有床铺，护士们只能睡在屋子四周墙上的长凳上。这天夜晚，护士们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歇息而感到满足。因为她们想到伤员们的痛苦更要大得多。跳蚤使屋子里面“充满活力”，老鼠整夜在长椅下窜行。最初几天，军医们根本不理睬南丁格尔小姐，有意冷落她、孤立她。只有一位军医接受了她提供的护士和医疗器材。南丁格尔见此局面，决定暂且“按兵不动”，等军医们自己找上门来寻求帮助。她想让军医们充分意识到她和护士们都是完全准备听众军医们的调遣和使用的。
于是，护士们被南丁格尔安排做其他一些准备活动，像缝补衬衫、清理带来的物资……以此来分散她们不能投入救护活动的注意力。
每当护士们和南丁格尔站在伤兵病榻旁边，眼看他们痛苦的情形，却因为没有军医的指示，而不敢贸然行事。她们感到隐隐的痛心。
但也因为如此，不少护士对南丁格尔渐渐有了不谅解的微词。
所有的事情，全被南丁格尔看在眼里，她何尝不是在压抑自己？但是，她的肩上负有更重大的使命，大家初到野战医院，如果得不到军医的好感和认同，根本别想有立足之地！为了日后护士工作的推展，今天的忍耐，只不过是百步之始。
但是，其他护士不理解她的想法。每当她们工作的时候，常听到那些伤兵的呻吟着而无人理睬的时候，就会抱怨说：“我们大老远地从英国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就为了做这些细微琐事吗？”
11月6日那天，由帕拉库拉玛被带来的伤兵在斯卡特里下船。和以前几次一样，伤兵人数如潮涌般地增多，而医院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日渐恶劣。
然而，南丁格尔还是坚持不准护士们擅自妄动。她只将护士们略作调度，一部分人留在临时医院，一部分人被派往相距400公尺远的陆军医院，并严格规定：夜晚，所有在外的护士一定要回到临时医院就寝。
南丁格尔交待所有的护士，要忍耐、要静静等待，没有医生的指示，不得进入病房，即使伤兵看起来再痛苦，也要静待医生的命令！
就这样，整整一周内，护士们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缝补衣服、作枕头、护垫、缠绷带……时间对她们而言，可真是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藉由在厨房的表现，让南丁格尔在医院中总算站得一席之地。
临时医院的伙食很差，厨房的设备和用具也很缺乏，在护士队来以前，没有一餐食物是像样的。
这么多人的大医院，却只有一间简陋的厨房。要茶壶没有茶壶，要锅子没锅子，烧水煮食全靠几个土耳其式的大铜锅，甚至供燃的柴薪，也只有一些湿木头。
病人们所吃的配给肉，其煮食的过程更是教人触目惊心。配给各病房的肉均由看护兵负责领取，为了丢入大锅里捞起之后仍能辨认，看护兵各自在肉上绑着一些用过的绷带、纱布作为记号，一起丢进锅里煮。
粗放的煮食过程，再加上捞起后大费周章的领配手续，等到伤兵们拿到这些属于自己的肉时，早已冰凉地令人难以下咽了。
至于那些只能进流质食物的人，就只能被分到一些剩余的肉汤和豆子，别无其他！
这种种恶劣的情况，直到南丁格尔开设了“小灶”才有所改观。
在马赛短暂停留时，她就购置了便携炉灶、牛肉精、葛粉、红酒等等。当帕拉库拉玛战役的伤病员到达斯卡特里时，南丁格尔征得军医同意，把滚热的葛粉粥、红酒等等，成桶地抬出来，慰劳那些幸存的伤员。于是，不出一个星期，南丁格尔小姐的小屋，立即成了闻名的小灶厨房。以后的五个多月里，这个小厨房便是惟一能够为伤病员提供合格的病号饭的地方。
南丁格尔本人严格遵守着管理规定，除医院的军医签字以外，从不自作主张发放任何食品。
11月9日，到达斯卡特里的第五天，又来了一大批伤病员。南丁格尔除了作饭以外，其余别的都顾不上了。在紧张、奔忙、忘我的工作中，偏见和不愉快的事都被暂且忘掉了。
但越来越多的伤病员，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正在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3. 满身虱子的伤兵走过身旁
这些只不过是一场灾难的序幕。英国军队的崩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紧接着第一批赤痢、坏血病患者到来之后，各种疾患的病员，在饥寒交迫下，源源不断地涌向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中断。
在克里米亚战区，英国军队被围困在俯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高地上。离高地七英里是英军基地帕拉库拉玛。帕拉库拉玛原是个小小的渔村，由于村庄环境未经任何卫生处理，进驻的英军全部染上了霍乱。村里惟一的一条小街，臭气熏天，泥泞难行。帕拉库拉玛战役时，在战伤临时处理中被截掉的胳膊、腿，连着衣袖、裤腿一起，成堆地丢弃在港湾里，在海水中时隐时现。整个儿村子弥漫着尸体腐臭的气味。
11月5日，俄国军队强攻居高临下的英克尔曼，以拔除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威胁。经过激战，英军借着弥漫浓雾的掩护，总算打赢了这一仗。但却没有趁势巩固胜利。英军疲惫不堪，俄国人的勇敢顽强使军官们受到很大震惊，当时的情势已很明显，英军不可能在开春之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要塞，便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高地据守过冬。但是既无给养，又无输送给养的办法，帕拉库拉玛连接高地营区的惟一通道已被重炮的铁轮碾轧得无法通行了。
寒风凛冽，无遮无盖，也没有燃料，任凭没完没了的雨雪浸透军衣……
英国军队就这样据守在高地上。所有的灌木，所有的树桩，都被掘来燃烧取暖了。士兵们开始挖树根，草根、燃起一星星小火。他们睡在泥地上，吃的是干豌豆和生咸肉。病员的比率不断上升、上升。……
运载首批病员的运输船未经事先通知便抵达斯卡特里。军医们手忙脚乱，在一筹莫展、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开始向南丁格尔小姐求援了。南丁格尔小姐马上组织她的护士队，迅速抢着用干草塞满了一只只口袋，铺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员们躺卧。枕头、毯子自然是没有的。几天后连布口袋也用完了，而病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只好睡在光板上。最后几英里长的走廊上全部密匝匝地躺满了病员。地板无法打扫、无法擦洗，爬满了各种害虫。害虫之多达到让人无法插足的程度。当志愿随军牧师S·G·奥斯本跪在地上俯身为快要死去的士兵记录遗言时，他的笔记本上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
军医们个个都像狮子一样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但毕竟因为伤病员太多了，有的伤员入院两个星期还没见到外科医生。当时，那里既没有手术台，又没有帷幕，截肢手术只好在病房里众目睽睽之下就地进行。南丁格尔的最早几项改革之一，就是从君士坦丁堡买到一幅帘幕，把手术操作遮蔽起来，使伤员们不致目睹这些他们自己迟早逃避不了的种种痛苦。
南丁格尔计算了一下，到此刻为止，医院内至少有一千多患急性腹泻的病人，而医院只有20只便盆。另外还有些大木桶整日整夜放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人小便。值班员不尽职责，不愿清倒，打扫。这些便桶就这样整天地放在那里。南丁格尔小姐记述到：“死亡率……令人胆颤心惊……而这还只不过是开始。”伤员同病员分开管理，治疗的办法已无法继续，因为伤员们都开始感染发烧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不久，克里米亚地区又受到一场飓风毁灭性的袭击。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都成了碎片，惊马随风跑出数英里远。巴拉克拉瓦港湾中所有的船只都摧毁了，最后沉入海底，而其中一艘大船正是刚刚泊岸的，满载着冬衣、被褥和过冬给养，没有一件东西来得及卸下。暴风夹带着霰雪，真正的冬天到了。患赤痢、腹泻、风湿热的病人与日俱增。又有几船病人接连运抵斯卡特里，新运到的病员是如此狼藉不堪，满身虱蚤，连他们自己也都向护士连连摆手，嘱咐护士不要走近他们。有的说：“连我自己的母亲恐怕也不愿意碰我一下。”到11月底，医院的管理系统全部瘫痪，各部门都怕负责任，怕招惹非议，谁也不敢出来负责。
混乱中，逐渐出现一丝光明。一筹莫展的官员们终于认识到，在斯卡特里当前的危难中，只有一个人有能力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就是既有财力又有权力的南丁格尔小姐。
的确，当浑身病虱的伤兵经过南丁格尔的身旁时，她毫无憎厌之色。
随军牧师休姆曾这样写道：“只要军医有所要求，她就立刻把面包、椰子粉、汤汁和其他美味的滋养食品，大盘大盘地送到伤兵的面前，这对医生的治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由衷地感谢上帝，这些可怜的士兵不再饥渴，不再被人们遗弃！”
南丁格尔则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必须客串全能的主妇，除了烧饭、作菜，还要兼任清扫工人、洗衣妇，以及杂货铺的店员和老板。”
当时，南丁格尔可以支配一笔3万英镑的巨款，其中有7000英镑是她个人筹集的，其余是各个基金会捐助的。
在那个时代，君士坦丁堡还是世界有名的大商埠之一。所以，在那样多灾多难的情况下，人们发现不论需要什么东西，无论是手术台、奶油布丁，还是什么别的，只要“去找南丁格尔小姐”，万事可以解决。每天，她都要仔细了解军需部门缺乏哪些必需物品，然后派人从君士坦丁堡买来，再由她依据军医签字的领物单分发下去。所以没有多久，军医们的怀疑便彻底消除了。
但是官僚习气依然阻碍着救护伤病员的工作。
虽然南丁格尔有权向政府申请生活及医疗用品，但每逢急需时，却都因形式或规则而阻碍难行，她经常感到厌恶而以解开私囊解决了许多问题。
当南丁格尔在寒冷的夜里起来巡视时，她发现壁炉里只剩下星星之火，病人们冷得发抖，紧缩成一团，但现在是三更半夜，官员们绝不会冒着严寒为医院去拿柴火的。于是，她只好把自己房中仅存的柴火搬来。
第二天，主治医师向官方提出正式申请，希望上级能拨下更多的燃料。但监督官却很不高兴地说：“你应该知道，每一座壁炉能供应多少燃料，是有一定数量的。”
“这个我知道，但对于特别寒冷的气候，是否应该酌量增加燃料？”
站在南丁格尔一旁的主治医师也尽力为病人争取。
“你的意思我了解，但是否能通过，还要经过会议后才能解决。”
“那就请你们赶快开会决定吧，最好能及时赶上今晚的需要。”
“这怎么可能？会议得先订好一个日期，再通知与会官员，才能正式召开。何况现在那些重要官员有的出差去了，有的到外地度假去了，也有的生病请假了，在最近两天内，绝不可能召开的。”
“那能不能请你先拨下一些薪柴，至于会议的召开或问题的裁定，你们可以等到春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再慢慢讨论。”
监督官看着言语带有戏谑性的医生，觉得有点难为情，于是拨了一部分薪柴给他们。但是，政府官阶层次繁多，而且一层比一层盛气凌人，每一个部门的监督官又都有自己的陋规，不像这位这么好商量，因此有许多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且相当复杂。
由于医院物资短缺，病人大多光着上身，没有衣服可穿。于是南丁格尔向政府申请两万七千件的衬衫，这一项要求很快就得到许可，并且分发下来。当士兵们看见一大包的衣服寄来时，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取得自己的一份。
但是，经手的官员说要把衣服打开，必须经过会议同意后才行，不可随便决定，任凭南丁格尔费尽口舌，仍然不得要领。直到两个星期后才通过这项议案，但是这时候冻死的士兵，已是无可数计了！
军务大臣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来信给补给官（在后方为前线士兵补给必需品的长官）说：“现在一切正处于战时，一切行事无须过分拘于形式，应当随机应变，缓急有序，不可耽误公事！”
尽管军务大臣一再强调，但根植已久的陋习和作风，一时却无法改变。
南丁格尔看到病人的惨状，心焦如焚。对于那些官僚习气，她内心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形，南丁格尔只得采取强硬的态度，不再理会什么会议不会议，径自解开包裹。
官员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为了病人的生命，这种措施是无可厚非的。
伤兵们都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且都因作战而破损或沾满血迹，或因流汗以及尘埃而结成厚重的污垢，到处可见跳蚤和小虫子。
“士兵的衣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可有任何遗损。”这是军中的规定，军医方面就是以此为理由，不肯分发所需的衣物。
因为在战役中，士兵们遵照命令丢弃了背包，所以他们在伤病后送到医院时，已无替换衣服。
南丁格尔在与官吏们争执一番后，官员们不理睬她争取替换衣服的建议。
于是，在官员们冷漠的态度面前，南丁格尔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衣服、鞋袜及其他必需品，还做了很多的裤子和睡衣……
她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我，就像是给赤裸的、可怜的士兵穿衣服的保姆。”
在她购进的第一批物资中，包括200把洗衣刷和拖地板的墩布。她坚决让值班员按时把病房和走廊里的便桶倒掉。紧接着，她又组织地下室那些妇女们为所有的伤病员洗衣服。
到12月底，整个医院的给养实际上已经由南丁格尔小姐负责了。两个月以来，她按军医们的要求，已向伤病员提供了6000件衬衣、2000双袜子、500条内裤。“我倒成了个杂货商”，1月里，她写信给西德尼·赫伯特说：“从餐刀、餐叉、汤匙、木勺、浴盆、卷心菜、胡萝卜、手术台、肥皂、毛巾、牙刷，到杀虫粉、剪刀、便盆、残肢软垫等等，一应俱全。”
塞瓦斯托波尔外围的情况在继续恶化。刚进12月时，战地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宣布，又将有500名伤员启程来斯卡特里，而医院此时实在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惟一的办法就是扩建病房。
在斯卡特里野战医院这座简陋的建筑物里，尚有一间脏乱的房间，这是昆虫和老鼠孳生最繁的地方，布满瘴疠之气，没有人敢进去。
在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南丁格尔只好姑且认为，如果加以整顿的话，或许可以缓冲一下目前的急需。
但是只有一个军医同意，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敢擅作主张。
“改建一个房间，需要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等于重建。稍微整理的话，仍然无法成为人居的地方。”
“如果要重建，那事情可大了，谁敢负责呀！”
提到责任，他们只会设法推却，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
依照政府的规定，重建必须由医院主管向伦敦军医总督提出书面报告，并且还要陆军部官员磋商，然后陆军部再与国防部商量之后，才由国防部正式呈请财政部，得到财政部的同意，陆军部才可请总督批准，按提议进行重建工作。
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一大圈子的公文旅行，才准许总督把命令下达斯卡特里的话，克里米亚的战争不是早已结束，就是伤兵病人早已死光了。
眼看着伤兵就要到了，无论如何总得先想个办法来收容这批可怜的伤兵。
南丁格尔忽生一计，她认为直接与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夫人商量，借着夫人的传达使大使明白事态已刻不容缓，请求他的支援，直接请工兵部部长下达命令，立刻修理病舍，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拖延的时候了吗？
果然如愿以偿。立刻，南丁格尔雇了125位工人进行重建工作。但不知何故，这些工人竟中途罢工，而大使也怕招惹麻烦，于是临阵脱逃，不加理会了。
真没办法，南丁格尔只好再度动用私款，雇佣了200名工人加紧赶工，总算如期完成工作。同时，还引进了不少医疗设备。而这一切，调配处根本不曾过问。
当那500名伤兵从运输船上下来，受到南丁格尔及护士们以清洁的寝具和温暖的食物热切照顾时，人人感动地流下眼泪，其中一位士兵喃喃地说：“我们是不是来到了天国？”
这个情况在医院中引起很大的震撼，南丁格尔的能力首次在斯卡特里获得肯定与尊敬，感激的心情很快地扩散至每个人的内心。
但是，对于南丁格尔自己来说，这个情势的演变完全是偶然的，她只是想借此机会证明，作为一名女性护士是有她存在的价值的，而这也正是她所负的使命。
渐渐地，南丁格尔的业绩耸动了远近视听。这就是斯卡特里战地医院的人所称道的“南丁格尔权威”所创建的第一批重要业绩。尤其当人们得知，她这项建设已被英国皇家陆军部官方正式批准，她所垫付的款项也由国库付还以后，她的声望更高了。
但是就南丁格尔本人来说，这一点点成就微不足道。因为她始终认为，她的使命在于向人们，尤其向当时的英国社会证明，妇女可以在护理工作中起重大作用。
但不幸的是，她恰恰在组织和调动自己率领的这些护士时遇到了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甚至超过她同军医们、军需官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难。
“夫人，我离开英国来到此地原是准备服从一切条件的。但是，现在，这儿有些条件、规定我却无法遵从。就拿这里的白帽子来说吧，有人戴着合适，有人戴着就不合适。我若是早些知道这里工作不戴白帽子不行，我就不会老远地从英国跑到这里来了。”南丁格尔小姐写道，这些就是“我们虽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却又不得不一一解决的各种问题。但要说服这些护士和修女们，使她们认识到并维护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确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护士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伤员病员喊着闹着要吃刺激性食品，而护士们未经军医准许绝对不能擅自给他们吃。为了这类规定，她们抱怨南丁格尔小姐，认为她关心个人的权力胜过关心伤病员的疾苦，因而常常不服从她的指示，有的甚至开始疏远她。
南丁格尔并不动摇，坚持按医疗卫生的规定办事，并毫不放松对护士的要求。12月14日，她满怀欣喜地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经过几番忍耐与等待，我们终于在医院中正常地展开作业了。您一定想不到，我们在短时间内究竟完成什么事！
医院里特别的膳食，正处于我们积极地改善之中；除了合力清扫大病房之外，所有清扫工具都由我们提供；伤兵们的衣物、日用品也由我们供应、清洗；院方允许我们的护士重新替骨折的伤兵包扎绷带；同时，医院中也开始可以留宿，不必夜晚来回奔波；另外，我们还顾及死者未亡人及伤兵的妻子，尽力提供救助；更重要的是，我们出钱出力，整修了一间废弃的兵舍，解决了收容800名伤兵的问题。……”
南丁格尔一一列举她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此后很久，她再也没有写出如此轻松愉快的信了。
当天下午，她突然从丽莎·赫伯特给西格马·布雷斯布里奇的信中得知，又有一支46名的护士队将于第二天抵达斯卡特里，领队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朋友玛丽·斯坦利。
但此事事先并未同南丁格尔商议过，这是直接违背她同赫伯特之间所达成的协定的。尤其严重的是，这支护士队将不由她管理，而指定了一位高级医官库明指挥。此项委任，公然越过了她的正常职权范围。
南丁格尔很气愤。12月15日，她再次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
亲爱的赫伯特先生：
当我受命来此担任护士队队长之时，曾有明文规定，除非我要求，否则就不该增派护士前来，一旦我有需要增加人手，甚至无庸经过军医团的许可。
承蒙您的看重，认为我是担当开展护理工作的第一人，也曾说如果我拒绝担任领导者，一切计划必遭终止。当时的一番恳谈，令原本就有心奉献一己的我，更坚定了信念，愿为提升护士的地位牺牲自己。好不容易整团出发、名为40人的护士队之中，可用之人仅约半数。到达目的地之后，除了要严守军中纪律，还要应付许多不同于平常的情况，真是困难重重。
几经努力，情况逐渐好转，也开始赢得医师们的信赖，不能不说，我们的计划已有了几分的成功。
可是，这一切的成果刚冒出了新芽，却在没有任何人的需求下，因一群新来的40名护士，而终告受挫！
因为，原就不足的粮食与物资，势必因她们的来到而日渐短绌，对前一批好不容易才上轨道的护士而言，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如果因此我们无法达到目的，不如让我辞去队长的职衔，也请您另请高明。当然，在新队长未上之前，我会尽力作好分内的义务。请原谅我由衷直言。
南丁格尔敬上
锡德尼·赫伯特获悉以后，深知这是由于自己的身体欠佳，及事务繁忙造成的失误和遗憾。但是，事已至此，这一行由玛丽·斯坦利带领的护士队，的确给南丁格尔带来很大的挫折感。
4. 谁替代谁
玛丽·斯坦利是半途改变宗教信仰，秘密地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人。在她混杂不清的思绪中，又有宗教狂热，又有对南丁格尔功名业绩的嫉妒，而且她背后还有位大人物曼宁神父支持她。这位曼宁神父此时正处心积虑地妄想贪天之功，把斯卡特里前线护士们含辛茹苦的善德美誉转移给他所属的教派。
这件事情，布雷斯布里奇先生愤怒地称为“天主教的阴谋诡计”，而南丁格尔则感到它荒唐可笑。
她同曼宁神父本人是朋友，而且南丁格尔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曼宁神父对她一向是公正的。
但这次玛丽·斯坦利一行的到来，对南丁格尔的使命的确是个严重打击。她蒙受的损失，几乎是难以挽回的。
在此之前，她在斯卡特里残酷的环境中节节胜利；而在斯坦利一行到来之后，尽管还获得一些个人的成功，但她个人的威信却很受影响，直到此次使命将要结束时才重新完全建立起来；并且，这项使命本来的崇高目的被罩上了一层宗教之争的迷雾。
本来在南丁格尔小姐率领的护士队一行中，天主教和英国国教高教派的人比例就比较高，这件事当时就在英国国内引起一些鼓噪。南丁格尔似乎命中注定要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不得不同时忍受着她称之为“基督教的嚎叫”和“罗马天主教的狂怒”。所以，如果玛丽·斯坦利公开宣布她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锡德尼·赫伯特绝不会同意她前来斯卡特里前线医院服务。她不仅把自己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事秘而不宣，而且她还带来了一位津塞尔的女修道院长弗朗西斯·布里奇曼。
弗朗西斯·布里奇曼是个爱尔兰修女，一个宗教偏执狂。她公开声称她的使命是纯宗教性质的。她属下的15名爱尔兰修女也都声言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领导，惟服从这位布里奇曼院长，而布里奇曼院长则又只承认她所属的主教的权威。
因此，这个护士队的组建状况从根本上违背了南丁格尔小姐原先的规定。
除十余名修女外，还有九名“贵妇人”，22名“雇佣护士”。这些人实际上毫无医护经验，例如其中有位老妇人，名叫琴恩·伊文斯，一直是个饲养猪、牛牲畜的杂役。整个46人当中，倒有20人是来战地医院作“助理教士”，而不是来护理伤病员的。
鉴于这种情况，12月15日，她们的船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刚一靠岸，布雷斯布里奇先生立即登船，劝告她们不要上岸。因为，斯卡特里已经没有插足之地，食品、饮用水、燃料都极其缺乏。
就在此时，与她们同行的迈亚医生向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报到。库明却因医院拒绝雇用护士和有身份的女士，而断然不允许她们进入军医院。
同时，库明博士还拒绝担任她们的医护顾问。
这样，只好从英国大使馆借出一套房间，先供这一行人暂住几天，安排她们尽快返回英国。
当时，南丁格尔在一时盛怒之下，也冷峻地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而且，由于这一行人在来土耳其的一路上不知节俭，将出发时携带的1500英镑费用挥霍个精光，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一文不剩了。南丁格尔只好从她的个人收入中拿出90英镑借给玛丽·斯坦利，玛丽·斯坦利很勉强地接受了。后来南丁格尔又继续借出300英镑。为此，玛丽·斯坦利写信给丽莎·赫伯特说，只是念过去对于“小弗罗的怜爱”，才勉强经受住了这里的如此“官样的”对待。
尽管南丁格尔感到左右为难，但她很快就想到，若将这一行人送返回国，必将出现难以澄清的误解，这对她的事业将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12月24日，她提出一项折衷的办法：准备立即录用一些新来的爱尔兰修女，把前一批成员中的无医护经验的诺伍德修女替换回国。这样可以不增加医院中天主教修女的总人数，也符合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拒绝增加修女的决定。
但妥协没有生效，并立即引起了争吵。诺伍德的修女们一个个哭求着，不愿返回英国。布里奇曼院长则不同意她的修女们脱离她的领导，单独进入战地医院。她说：“这样做将违反教规。”她声言她们必须有自己的耶稣会随军牧师，而拒不参与当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南丁格尔白天在医院各处奔忙，经常亲自跪在地上给伤兵换药、疗伤，一连工作八个小时后，晚间还要同玛丽·斯坦利和布里奇曼院长煞费口舌进行交涉。这位布里奇曼院长口若悬河，嗓门儿又大，南丁格尔称她为“可尊敬的刻薄妇”。
1855年元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丁格尔终于收到了锡德尼·赫伯特的回信，信中向她坦承自己的过失之外，也重新肯定了她的权责，只要求她不要轻言辞职，并保证以后所有有关她权责内的事，一定遵照她的意愿办理。同时，只要南丁格尔同意，他愿自费将新护士队一行人送回国。
南丁格尔被赫伯特的诚意所感动，从此两人尽释前嫌。
丽莎·赫伯特夫人也来信为自己所作所为诚心诚意地表示后悔。
南丁格尔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信是如此诚恳宽让，触到内心深处。”
从此，她再没有提起赫伯特给她造成困难的这段往事。
而此时的玛丽·斯坦利却失望而沮丧。那些未来之前设想得颇为美好的情景并未在她眼前展现。
她对这所污秽不堪、生满毒虫的野战医院早已丧失了兴趣，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上也有了跳蚤。
1月底，当局准备把寇拉里的土耳其骑兵兵营改成军医院，玛丽·斯坦利决定独自承当此事，完全按照她个人的意见来管理这所医院。她未请示库明博士，便率领她的“夫人”们和一部分护士、随行人员，以及十名修女前往寇拉里兵营了。
与此同时，英国前线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提议把护士队迁往新建立的巴拉克拉瓦医院，南丁格尔虽然嫌那里医院太脏，而且护理员的纪律又太差，但她不愿拒绝拉格伦勋爵，只好同意派遣11名志愿者前往巴拉克拉瓦，其中有些人是从斯坦利一行中选出来的。这一行人一律交由塞洛蒂修女会统一管理了。
所以，玛丽·斯坦利一行人基本上是四分五裂了。
玛丽到达寇拉里之后，事情并不如想像中如意，因为那群嚷着要来的人，不过是想藉此远离南丁格尔。那群有身份的女士们，没有人愿意做医院中的事，怕弄脏了她们的手。
当南丁格尔获悉之后，内心又是一阵忧烦，她写信给赫伯特。我在此地，彻底服从军医院的权威，自己也绝不会有逾矩的行为。目的是在护士们面前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尽自己的本分，忠于自己的职守。
在许可的范围内，我竭尽所能地添加医疗设备、器材，也为伤兵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即使偶尔会遭致那些“有身份的女士”的不满，但我确信，这些努力对整个医院是有益的。而她们对于这些实质上的助益没有丝毫兴趣，只想到为伤病员们烹调牛肉汁这一类的事罢了。
医院中的项事情都需要协调办理，尽管大部分经过干部的协调都不能实现，但我也力图克服重重障碍，并坚持各种困难的事情，都一定要通过库明军医长实行。然而，这些一定不是那些有身份的女士们能遵守配合的。
尤其，她们前往寇拉里，只是为了逃开我的视线，根本不是以照顾伤病员为任务的，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
玛丽·斯坦利本人在寇拉里的统治好景不长。她的管理方法完全是贵族式的。凡体力工作都要分派给“杂役女工”去做。她的人员只负责发号施令，而且都未按规定穿统一的制服。丽莎·赫伯特为她们寄来了“白毛皮大衣”，她们接着又写信去向她索要军便服。
玛丽·斯坦利率领人员抵达寇拉里时，医院尚未准备就绪。
第二天，300名伤病员就送来了。既无床位，又无食品，匆匆忙忙用稻草塞进麻袋，当作卧具，“夫人”们还做了些柠檬水。
当天夜里，玛丽·斯坦利巡视了各个病房。初次尝试到这种工作的艰辛，她就感到自己经受不住这样的劳累。后来伤员越来越多，玛丽·斯坦利竟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不久，伤员死亡率不断上升，直到打破克里米亚战区各野战医院的死亡率的最高记录。混乱的形势愈演愈烈，而那群上流社会的女士，只不过是手里捧着笔记本，看似忙碌地在人群里穿梭。
玛丽熬到3月份，再也承受不了了，竟悄悄地回国了。自然，还扔下了寇拉里医院的8200英镑的债务没人负责，最后只好由英军当局来偿付。
然而，同样身处动荡时期的南丁格尔，却由维多利亚女王在给赫伯特的信中得到了赞扬和关切。
“我从陆军总部得到一些战场上的消息，至于伤兵们被照顾的详情，我虽然十分牵挂，却不得而知。偶尔从赫伯特夫人的报告，知道有关于南丁格尔及普里士寄来的报告书，要随时让我知道。因为我及艾伯尔王子都非常关切前线官兵，特别是那些为国舍身受伤的兵士们，请务必转达我由衷的赞佩与关怀之情。”
女王的信函在各病房由医院牧师读给伤病员听，也在医院各处公布消息。
12月中旬，女王将一批慰问品委托南丁格尔代为分送，并且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于成千上万的伤兵与病员，你献出了爱心和苦心，是我一直深表感佩的！你甚至对病愈回家的伤兵员们，都付出无比的耐心加以照顾，在此我除了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诚意之外，也请你告诉我，需要我配合帮忙的地方……”
在女王的信中，女王还向南丁格尔征询意见：英国女王应“如何表彰她的伤病员所表现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
这时南丁格尔正在敦请锡德尼·赫伯特更改规定。当时的规定是，病员即使因公务患病住院，每日都扣除津贴九便士（约0.36美元），作为住院医疗费，而伤员只扣四个半便士。南丁格尔便复信给女王，请求她批准更改住院费规定，对伤员和病员一视同仁。女王很快便批准了这一要求。
2月1日正式宣布，从阿尔玛战役起，伤病员的津贴规定一律按新规章办理。南丁格尔的威信，由于玛丽·斯坦利所造成的规定，就这样从女王的支持开始，实质上得到了恢复。
1855年1月，塞瓦斯托波尔英军所受的痛苦，可说到达了顶点。救援物资依然送不到前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罗巴古委员会也曾提出质询，那些送出去的大量防寒衣服、食物、医疗品，到底是在何处中断的呢？这个答案至今仍是个谜。
不过，据南丁格尔说，在那段士兵苦撑的时间里，这些物资应该可以收到，只是因为“军方规则”的重重限制，才导致物资的中断。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1855年的1月，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正被坏血病侵袭。
然而，却有满船的高丽菜以运送目标不明而被丢弃在港口。
另外，在港口，还囤积着17.3万人配额的茶叶和咖啡豆，及后来到达的2万磅苏打水，一直到2月份都迟迟不见分配，理由却是——在每天分配食物的单子上并没有茶和苏打水！
前一年的12月底，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可以领到一条毯子过冬，但这些士兵们有的因为在战斗中奉上司命令丢弃掉毯子，有的因为在暴风雨中失落了毯子，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毯子了。正因为如此，依照“以旧换新”的规定，他们失去了换领新毯子的权利！
在这段时期中，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线只有1.1万名兵员，而在各战地医院中的伤病员已高达1.2万人。
“灾难，真是灾难史上空前的灾难。”南丁格尔后来写道。
南丁格尔在这种时刻成为众人所倚靠的人，同时也是供应物资的调配官。
她写信告诉赫伯特。
“照顾病人的工作，反倒是我许多非做不可的工作中最轻松的！”
一个有杰出管理才能的领导者形象，活跃在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里。
南丁格尔遇事沉着冷静、果断，有才干，大家对她抱以“女神”般的尊敬。
士兵们说：“如果由南丁格尔小姐作司令官带领我们的话，下个星期，我们一定会把塞瓦斯托波尔攻下来！”
就连医师们也开始完全地信赖南丁格尔，一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
“南丁格尔小姐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女王！”
权威，除合法意义外，必须诞生在众人的推崇中。
南丁格尔，在自己尽心尽责的工作中，尽量以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和提高医院的医疗护理效率为准则，故而获得了众人的推崇。
一个女性，受到这样的欢迎，实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锡德尼·赫伯特要求南丁格尔除了正式报告的公文之外，一律采取私人信件的形式通信。因此，当她在斯卡特里和克里米亚期间写了超过30封的长信，内容都是如何改善军队及医院的现况，具体入微地举出许多提案，也有许多不能为外人所明了的苦恼和争论……很多类似的长信和亲笔所写的公文，都是在临时医院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及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
有时候，一个晚上，她可以写出如一本手册般的长信，对于广泛的问题，都能有缜密的思考并且不会遗漏任何一项重要的事情。她的精力与善于利用时间，总是令人惊异得难以相信！
她的心里始终盘桓着如何改善医院中的组织和编制，也不断地构想具体的提案，以充实医院内部的一切措施。
提案中，有关于医疗看护部队的创设、士兵食物的调理及分配方式的反思及改善，还有计划在斯卡特里设立医护学校等，同时也强调医学上临床统计的重要性。
南丁格尔的提案，后来被赫伯特及其他内阁成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用来作为改善陆军组织的依据。
斯卡特里的临时医院，经过这些时日的改良，病房比以前清洁，盥洗室可以再度使用，膳食也有了进步。虽然如此，仍有不少恶劣的情况依旧存在，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再加上第二次的不幸汹涌袭来！
12月底，“亚洲霍乱”、“饥馑热”侵袭这个地区，到了次年1月中旬，更加肆虐横行。三周之内，许多外科医生和护士都因此丧生，例如四名军医、三名护士和军需长“可怜的老沃尔德”及其老妻。而那些来视察的将官也都避之惟恐不及，大家陷入束手无策的胶着状态。
当时雨雪不止，气候条件的恶劣令所有的人感到情势困难。
终于，雪停了，英军的野营阵地塞瓦斯托波尔也逐渐暖和起来，送往后方的伤病人数总算不再增加了。
然而，临时医院里的死亡人数却继续增加着。英军士兵们用自己的双手埋葬着同伴。那凄凉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悲伤。
在英国本土正弥漫着民众的愤怒。从1854年至1855年的严冬，经由新闻的报导，大家都知道那些在前线的官兵是如何英勇地奋力战斗，但是这些英雄却即将无力地死去。本土人民的怨怒与屈辱感瞬间在国内沸腾起来。
1855年的1月26日，激进派议员罗巴古提出动议，针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地现况，调查负责补给的政府各部局，为此设立罗巴古委员会专司其职。
这件事显示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锡德尼·赫伯特离开政界。
但是，南丁格尔小姐的地位并未因此削弱。新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是南丁格尔小姐的老朋友。新首相经常将她的提议和报告呈给女王。赫伯特虽然辞去了陆军部的职位，但他告诉南丁格尔，为了英军，他自己的工作将永不停息，这是他的责任，而南丁格尔也如往常一样，写信和赫伯特沟通意见。
赫伯特也不时将南丁格尔的提案转达当局，继续他们之间合作的计划。
潘穆尔勋爵继任陆军大臣，奉命听取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并认真考虑她的要求。
2月份的下旬，潘穆尔勋爵派出一个卫生考察团，调查前方医院和战地营房的卫生状况。正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所记述的：“这个代表团拯救了英国军队。”
他们发现的问题令人发指。代表团报告中描述野战医院卫生条件之差，所用的措辞是“简直是谋杀”。在堂皇的建筑物底下，是最最破败塌陷的阴沟，这些建筑物就处在一片腐朽污物的海洋的包围之中。灰泥脱落、百孔千疮的围墙半载被浸泡在海水中。数不清的露天厕所，一股股腥臭气直扑病房。
护士们发现，有些铺位出奇地危险，病员一睡到这些铺位上，不久就会死掉。后来才发现，这类铺位都是离厕所最近，空气最污浊的。供水不仅不足，而且污染严重。检查团让人把医院的供水管道打开，发现水蓖子上卧着一具死马的尸骨。检查团立即组织人手清理医院的环境，清除的垃圾竟有556车，还有26具死牲畜。阴沟全部冲洗干净，墙壁重新粉刷以杜绝害虫。固定在墙上的椅、柜都拆下来，以免躲藏老鼠。这些措施立即见效了。死亡率开始下降。
克里米亚半岛的春天来得很猛，塞瓦斯托波尔外面，荒寂的高原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原野上铺满了番红花与风信子。伤病员的口粮改善了。侥幸地度过了1854年这个可怕的冬季的幸存者们，打破了长久的、难堪的沉寂，重又笑骂起来。
危机度过了。随着危机的度过，反对南丁格尔小姐的新浪潮又开始了。而事实是：死亡率一度下降到2.2％。
5. 又逢敌对
南丁格尔在野战医院完成的使命，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1854年至1855年冬天，因为正值英军面临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急于避免及改善悲剧的发生，暂时中止了对她的敌意，也一度使南丁格尔成为重要的人物。
但是就在情势逐渐好转之后，医院当局的人又再度对南丁格尔心存妒嫉。
此时已是1855年春天，到1856年夏天的后期，她回到英国，除了士兵们的感激之外，别无其他赞赏之言，甚至不断地有中伤的流言，因此，这个时期对南丁格尔来说，只有惨淡的回忆和深深的挫折感。
1855年的初春，南丁格尔原本就不太健康的身体，因为过度的操劳、忧心，加上饮食不良，环境不良，体力开始走下坡路。
正当病人大批涌进医院的那段时期，她曾一天24小时站着照顾伤兵，也曾经跪着为伤病员包扎伤口达八小时。
南丁格尔甚至规定自己，在自己仔细照顾的那些伤病员中，绝不可以有因无人照料而死亡的，所以任何一位伤病员，只要是意识清醒，一睁开眼一定可以看见南丁格尔在身旁。
晚上八点以后，是护士们休息的时间，她们不可以再到病房里随便走动。南丁格尔也利用这段时间处理有关的文件或写信，直到夜深人静。
当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刻，她便领着另一位护士，提着油灯在病房的长廊上轻步走动，巡视每一张病床上熟睡的士兵。
一位和南丁格尔一起巡视的护士回忆说：“我们似乎走在一条漫长而永无止境的路上，身旁是孤独和寂寥，偶尔听得见一些重伤员的呻吟。四处都是微弱的灯光，更显得周围一片晦暗死寂……
南丁格尔把手上的油灯轻放在地上，再悄悄地走到伤兵的病床边，弯着身子观察，她的脸上充满着慈光与祥和，教人深受感动……”
有一个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
“只要看她走过，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欣慰，她永远是那么亲切地问候每一张床上的病人。
但医院太大了，伤兵也太多了，她不能在同一张病床前停留太多，于是伤兵们只好望着映在墙上的影子，送一个飞吻，以表示心中无限的感激。”
在记者马可的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她是医院的天使，那绝不是夸张的话。每当她苗条的身影柔静地飘过每一个病房时，士兵们都以感激的眼光目送她渐渐远去。
全国人民以对待女杰的心情，欢送她离开英国。人们对她的期望是正确的，她的才华和爱心及勇气堪称女中之最。”
当时伦敦社交界著名的众议员史达夫从斯卡特里考察回来后，曾发表了下面的谈话：“当我在简陋的医院中看见弗罗伦丝后，我才领悟到历史上所记载古代圣人的威仪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当众向士兵们宣布，刚才天空中出现一道裂缝，南丁格尔小姐登天为神，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惊讶或怀疑，因为这正是隐埋在人们心目中的弗罗伦丝。
士兵们都深信，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会在他们的身边，这也正是弗罗伦丝在这个医院中所造成的力量，人们迫切地需要她！”
南丁格尔的影响十分深远，她不让伤病员再喝酒，鼓励他们多给在故乡的妻子写信。
“她实在很了不起！”一位士兵说：“当我们消沉的时候，她不停地给我们打气。”
外科医生也认为她了不起，因为她会鼓励将被开刀的士兵。
“在手术房那样一个可怕、充满血渍的地方，容易令人望而生怯，失去勇气，南丁格尔却能给伤兵们魔力般的力量。”
有些手脚受伤的士兵，都因害怕切除手术，嚷叫着宁愿死，也不愿挨刀，可是一旦看到南丁格尔站在一旁咬紧嘴唇，一脸为他们分担痛苦的模样，就不再反抗。仿佛只要她在旁边，就能得到无比的力量，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这些士兵都非常尊敬南丁格尔。
“当看到她从身旁走过，就会感到莫大的慰藉。她对每一位伤病员都很和蔼地打招呼，含笑点头。她总是使我们精神一振。”
这些士兵也因为南丁格尔而不再口出秽言，出言不逊，言行方面改善了许多。
战争结束之后，南丁格尔曾这样回忆：
“在野战医院中，交织着可怕的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是每一个人最惨痛的回忆。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你发现士兵们再也不会表现出粗鲁的行为，或再也听不见他们口中嚷出难以入耳的秽言时，就足以叫人热泪盈眶！”
也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一位在大西洋那一端的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听说了南丁格尔的事迹，他写下了一首颂歌。
其中两节是：
于英格兰的浩瀚卷帙之中
穿越她那悠长的演讲和歌唱
来自过往的无数碑坊
应是她闪烁的光芒
在此地的伟大历史之中
矗立着一位提灯的女郎
为英姿飒爽的优秀女性
树立起高贵的美好形象
在简陋的医院西北方有一座塔，塔中有一个大房间，那是医院用品的储藏室。在仓库旁还有一个小房间，这就是南丁格尔的工作室。
经常有很多军官夫人、士兵妻子、修女、护士、伤兵病人等，要求和南丁格尔晤谈。当时，各国联军都杂居在此，土耳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士兵也要求与南丁格尔见面。南丁格尔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来者交谈，给予满意的回答，他们都带着感激、敬佩的心情回去。
因此护士们将南丁格尔所住的塔楼称之为“巴比伦高塔”。
“巴比伦高塔”是基督教旧约创世纪十一章中记载的故事，传说在一次洪水中，诺亚带领着子孙移居到巴比伦，他们在此繁衍后代，建造都市。后来又想建造一座与天齐高的塔，因为天上是神的宫殿，他们希望建一座通达神的宫殿的高塔。
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歌颂神的伟大或赞美神的宫殿，而是怀着傲慢无理的态度要与神比高低，因此引起了神的愤怒。神立刻施展法力，使筑塔的工人语无伦次，含糊混淆，无法沟通，使人类忘记了原始的共同语言，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方言。因此上面和下面的工作人员语言不通，无法取得联络，这项工程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大家只好停止筑塔的工作，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但事情发生之后，工人们带着不同的语言分散各处，于是造成今日这种状况，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使用各不相同的语言。
除了南丁格尔，当时当地再也没有人能把心意传达给其他国家的人，所以护士们就借着这个典故，称这座塔为“巴比伦高塔”。
她的卧床在储藏室里用布帘隔开，白天她就在布帘外的小方桌上和来访者晤谈、记录。如果没有来访者，哪怕是极短的时间，她也一直握着笔。
寒冬接近的时候，她十分畏寒，房间又没有暖炉，室内的空气更是污浊不堪。
她的桌子周围堆积了如山的文件和资料。呼出的空气，因天冷而显得白浊；连墨水瓶中的墨水都几乎冻结，猖獗的老鼠在天花板跑来跑去。
而她却不断地埋首写字，医院的职员说，南丁格尔房间中的灯火，从未熄灭过。
她详细记下士兵死亡的情形与遗言，为他们送回故乡，还把丈夫不变的爱情传送给他们的妻子，也让这些士兵的母亲知道，当他们死亡的时候，是紧握她的手去世的，并不孤单。她也常为那些在故乡有孩子的护士写信，给赫伯特陆军长官的信和报告更是从未间断过，也时时反映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因此，她有处理不完的文件，地上、床上、椅子上到处都是。南丁格尔时常因为太疲倦，只好和衣而睡。
曾经有一个隶属于第三十九军的士兵妻子，已有好几个星期不曾收到丈夫的来信，因此她写信向战地医院询问，三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南丁格尔的回信。
斯卡特里医院
三月五日
亲爱的劳伦斯女士：
对于你的来信，我不得不抱着沉重的心情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去年是可怕的一年，在医院里100名伤兵中间，就有42名丧失生命，许多妇人失去了丈夫，我实在难以启齿地要告诉你，你的先生就是这42位中的一位。1855年2月20日，你的先生在此病逝，因为当时赤痢和热病所造成的死亡率达到最高点。这一天，包括你的先生在内，我们一共失去了80位病人。
为了不至于产生错误和避免同名同姓的困扰，我特地写信到你先生以前所属的陆军部队查询，来信证实，你的丈夫确实光荣牺牲。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给你答复，就是为了等候上校的来信，现在我附上他的来函与附件。你先生留下了一英镑二先令四便士的遗产，这些钱当然归你所有。我在1855年9月15日已将这笔款项存入陆军大臣处，你可以前去领取。
因你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光荣牺牲，所以没有收到未亡家属的津贴，希望你快向伦敦西敏寺布雷特乔治街十六A的爱国基金部名誉书记KA陆军中校洛夫办理申请。
现在我附上申请书一份，以及陆军上校所寄来的死亡证明书，以便你申请子女补助金。如果你不知道表格正确的填法，可以请教区牧师，他会乐意为你服务。对于你的遭遇，我内心感到十分的难过与同情。万一你无法在爱国基金部顺利办理申请手续，可以用这封信作证明。
请你节哀！
你真诚的朋友
弗罗伦丝·南丁格尔
就像这样，她对任何分内的事总是高兴而不辞辛劳地去完成。然而这些喜悦，这些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支持，及旺盛的意志和信念，却因为陆军当局的百般掣肘，而逐渐消失了。
南丁格尔在1855年的2月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真令人悲哀！这里的人，有人为医院认真地着想吗？……赫伯特先生，在这儿最令人深恶痛绝、无法忍受的，就是要与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打交道，而这些人既非绅士、亦非尊重工作的人，更不是会体谅他人的人！”
但是，她却必须面对这些人。为了完成使命，她必须接受更大的挑战！
她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譬如，约翰·霍尔博士。
约翰·霍尔博士是英国东方远征军的医务总监。他自1854年秋一直驻在克里米亚，但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也由他管辖。此人对医院的管辖权是从不放手的。
前线流传着他的一桩丑闻：他曾动用酷刑拷打一名士兵，使其致死。在人们印象中，这是一位过分严峻无情的人。他竟然不相信氯仿①，并严令下属的军医一律不准使用。他说：“熟练的外科刀法就是最强的兴奋剂；听着伤员们拼命的哭喊，总比看着他们默默无声地掉进坟坑里好吧？”
① 氯仿，最早的麻醉剂之一，现已被适合的麻醉剂代用。
南丁格尔率领的护士队来到之前，霍尔博士受总司令拉格伦勋爵的重托，察看了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看完后，他曾汇报说：“整个儿医院设备状况完善，无一缺少。”他既然公开作了这样一个该死的声明，就得承担责任不再改口，下属们也随声附和，为他开脱责任。直至锡德尼·赫伯特接到南丁格尔的报告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赫伯特便写信给拉格伦勋爵：“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这位霍尔博士是为了掩饰自己对准备工作的疏忽和不负责任，才嫉恨前去协助他工作的人。”
1855年春，霍尔博士气得发疯，政府派来一个检查团写了一份对他很不利的报告。更严重的是，拉格伦勋爵又对他严加谴责。忖度形势后，他认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关键时刻要来了。他知道怎样使用他所掌握的权利和那一帮朋友。由他新近任命代替孟席司博士的高级医官洛森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洛森博士前不久也由于虐待运输船上的伤病员而刚刚受过拉格伦勋爵的处分，到任后不久即被免职——现在只不过是调到新地点让他照样干。
南丁格尔对任命洛森作野战医院高级医官一事，感到无比憎恶。
她知道，这位洛森博士是当时军医部门腐朽作风的活化身。恰恰霍尔博士又是个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的家伙，做事专断，无论是谁，只要冒犯了他，南丁格尔小姐也罢，锡德尼·赫伯特也罢，都不能为当事人讲情。
因此，洛森博士来到斯卡特里后，战地医院立即笼罩了一层恐怖气氛。医生们慑于洛森的淫威，开始疏远南丁格尔。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精神状态，认为医疗设备、材料器具等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
但是，洛森也未能阻挠卫生调查团，调查工作迅速生效了。医院的伤病员死亡率到4月7日已下降到14.5％，5月19日又降到5.2％。由于南丁格尔小姐的努力，医院里药品充足，器械、设备齐全，还有了洗浴设施，医疗条件大有改善。
医院的膳食在伦敦请来的著名厨师阿列克西斯·索亚的指导下，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这位厨师是3月间到达斯卡特里的，他的样子很像一个法国的喜剧演员。南丁格尔很赏识他的烹调手艺，并成了索亚的朋友。索亚在潘穆尔勋爵授权之下，四处巡查，从一个伙房跑到另一个伙房。
通过索亚的整顿，医院的伙食供应有所改进。当索亚用大盖碗端着他做好的美味汤走进病房时，伤病员们竟向他欢呼起来。
南丁格尔评论道：“善于配膳烹调的技术对别人而言，有的是为了美食，有的是为了向人炫耀自己的功夫；可是索亚却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从有限的食物中，获取最多的营养，并且精心设计，巧妙运用，真是个难得的厨师！”
医院当局在伙食改进过程中，对索亚的态度却偏偏非常冷淡。这可能是因为索亚经常对医院提出批评的缘故。他改变了过去煮肉的方法，还想到用炉子代替烤箱来烤面包……
当伤病员们冲着端着汤的索亚欢呼“万岁”时，南丁格尔才稍感欣慰，总算能够给予病人一些满足的伙食了。
因为除了饮食改善之外，伤兵们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睡在清洁的床上，也都有热水可以沐浴，虽然困难重重，却也造出一点成果来了。
当斯卡特里医院的一切状况稍有改进之后，南丁格尔决定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两所野战医院救援。
一所是霍尔博士亲自管理的陆军总院，另一所是被称为“城堡医院”的医院。
就在此时，她才得知，自己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因为明文规定：她是“驻土耳其英国野战医院妇女护士队”队长，而克里米亚在权限之外，早先前往那儿的护士又因受霍尔博士的怂恿，对她公然反抗，情势更加不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