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亮的都市，
冠以紫罗兰之冠，
受诗人之钟爱，
汝为希腊之保障，
雅典啊，你的声名万世流芳！
以上是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罗斯（公元前518—公元前438年）的残诗中的几句诗。由此足见雅典当时的地位：明朗、敞亮，戴着紫罗兰的花冠，诗人对之无限钟爱，它是希腊的保障，它的声名将万世留芳。先哲苏格拉底就出生在这个城市里，他出生的时代处于盛世。与苏格拉底同样出生在雅典，几乎是同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71—公元前401年）曾说：
“在人性的范畴里，历史可能不断地重演，如果能使后人在回顾过去时，有所依据，能认清历史的价值，那我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了。”
从他上面的话语中可以得知历史的重要性，也由此知悉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及当时各方的背景，即苏格拉底是什么时期、什么历史背景及什么环境下出生的、成长的……
1. 伯里克勒斯时期
通常说“伯里克勒斯时期”指公元前461—429年，共32年。这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时期，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巅峰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伯里克勒斯主要任雅典的执政官。
古代希腊都市雅典在阿提卡区域内。这个区域多山，土地贫瘠，因此农作物的收成不好。但这种不好的条件却有好的一面，就是在这里极少发生内乱，因此这里的居民安贫守素，在这里生养、繁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提卡这一区域逐渐繁荣起来了。原因在于外面有不少难民涌到阿提卡进入雅典。这些难民大多是因为内乱或战争被他们国家所驱逐的，其中以上层人士，如王侯、贵族等居多。他们纷纷涌入，需要雅典人保护，随后成为这座城市的市民。于是雅典这一城邦就逐渐壮大起来。这样，阿提卡和它的都市雅典就容纳不下这些新来的人，不得不向海外殖民。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区域是个半岛，在希腊的中部。在其东面是紧依海岸的长岛优卑亚，掩护着通向东北爱琴海的航路。在其西面有法勒伦和派里厄斯的良好的港湾，由此出发并从萨洛尼卡湾出去，便可到爱琴海上的各群岛了。由于雅典居民增多，就向海外的伊奥尼亚群岛殖民，时限是公元前770—公元前550年间。当时，苏格拉底尚未出生。这个时期，雅典的民风是对任何事都不加以深究，不注意实事求是，而只喜欢道听途说，而且对“最小的错误可能换来最大的幸福”深信不疑。他们缺少冒险精神，只是守成。由于波斯侵略伊奥尼亚并进军希腊本土，攻占了雅典，于是抗击波斯侵略的波希战争爆发了。经过奋力激战，以雅典为首的希腊一方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后雅典的民风大变：他们不再保守，而是精力充沛，身体力行进行革新。他们策划时很迅速，凡是决定了的事，必定不遗余力去办，从不畏缩。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对于付出何种代价在所不惜。雅典人特别爱护城邦，反之对于个人却看得很轻。他们的认知能力很强，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以便补救损失。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写道：
“……压制侵略是人类本性的表现。自己虽然拥有权力，但却不滥用它，而用道德的力量影响他人，只有这种人才值得称赞。”
这些话语正好反映了当时雅典的道德风貌。在这种氛围中古希腊的首位哲学家泰勒士从事其自然哲学研究。他虽较苏格拉底早一些，但早不了太多。他的余波必然对苏格拉底有影响。那时在古希腊，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这里的青少年都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及丰富广阔的知识。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年）撰写的悲剧《波斯人》既反映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争，又反映出当时希腊，具体说雅典的实际情况。波斯战败了，波斯军队不得不从雅典的领土上撤走。雅典胜利了，首先将转移在外的妇孺及财产迎接回来，甚至连胜利都顾不得庆祝了。雅典城内的房屋除波斯军人的驻地外大多被战火摧毁。雅典人踊跃地出钱出力重建自己的城邦。这一切都就绪并告一段落时大约是公元前457年。苏格拉底是公元前469年出生在雅典的，这时他正好13岁。他的童年就是在上述的历史真实中度过的。这些必然对苏格拉底有相当的影响。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大将军、雄辩家伯里克勒斯（约公元前495—429年）较苏格拉底长26岁，苏格拉底是在伯里克勒斯极盛时期成长起来的。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签订五年和平条约时，苏格拉底正好20岁，已成年。当时，在雅典的所有政治家中伯里克勒斯的声誉极高，握有的权力最大。他制定政策的方针是向恶势力斗争，决不妥协，一旦爆发战争，他知道如何动员雅典人民并鼓舞他们的士气去投入战斗。伯里克勒斯口才极好，说话极有鼓动性，他才华出众，言必行，行必果，没有人能超过他。雅典人都把伯里克勒斯尊为最高的统帅，无不钦佩他的政治手腕及自信心。以下举出他的一段演讲词，由此可知他的确是一位伟大卓越的政治家：
雅典的人们！我想说的与平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能与伯罗奔尼撒（以斯巴达为盟主的同盟）妥协，当人们支持战争时，会被某种情绪左右；对于事态的发展，也会有好与坏不同的判断，这些你们都是懂得的。现在，我要和以往一样，再次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们。你们一旦听从我的意见，那就必须彻底地，即使遇到挫折，也决不可以半途而废，应该戮力同心；否则在取得胜利时，我们就无法将之当成智慧与劳力的结晶，而由此引以为荣。战场上的胜败，事先是无法预卜的，如同人们的想法一样，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对于无法预料的事，我们就得将它归之于命运了。
苏格拉底成长在这样的时代里，伯里克勒斯自信心及实践力方面所做的表率，无疑启迪了苏格拉底，他并对此身体力行。从后来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中，人们完全可以窥见伯里克勒斯自信的实践的缩影。后来，苏格拉底在行动上即决心要做的事一定要做，绝不轻易放弃。当然实在不可能的事，不得已才作罢。当时有一首歌词，就曾形容苏格拉底像伯里克勒斯一样，是一位实践主义者。总而言之，追随当时著名领导人、伟大人物，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由此可以探悉得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本质。
一个人如因循守旧，对前人亦步亦趋，那么他的经历就十分平淡，生命中闪光的东西就太少了。反之，他不重蹈别人的覆辙，走自己的路，并有所创新，那么他给后世人们的印象就较为深刻，色彩也较为鲜明。在当时就有这样一个人，名字叫忒弥斯托克勒斯（约殁于公元前462年）的军事首领。他与苏格拉底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但在精神与思想方面却对苏格拉底有较大的影响。忒弥斯托克勒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28年，殁于公元前462年。公元前480年9月雅典与波斯作战，在萨拉米湾战胜波斯王薛西斯的大军，当时的军事统帅就是忒弥斯托克勒斯。此人与生俱来就颇具独创力，而且往往将这种独创力超常发挥，别人是难以企及的，也是无法学到的。忒弥斯托克勒斯的观察力异常敏锐，这并非是依靠学识或经验训练出来的。在极紧要的关头，他当机立断从不出错；对于未来，他具有深远的眼光，预测的准确性极高。他记忆力惊人，凡他经历过的事都铭刻不忘，讲述出来条理性极强。即使遇到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都能做出较为合理、可信的判断。他对不管多么棘手的问题的处理，都能迎刃而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忒弥斯托克勒斯的悟性及学习能力都极强，凭藉他所学来的知识及办事的能力，他所做的决策大都切实可行。还有，他临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强，遇事不惊。关于上面所说的这些，在《回忆苏格拉底》及《欧绪德谟篇》中都有所叙述。雅典大多数的市民认为忒弥斯托克勒斯所具备的特殊才能不是受到过特殊的教导与训练，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当时，凡是遇到重要的事需要解决时，人们都将此寄托在忒弥斯托克勒斯身上，期望他能予以完满解决，取得预期的效果。
关于忒弥斯托克勒斯的出众才华，苏格拉底虽然没有直接与他发生过联系，但对这位军事首领这样评价：
“……要想学到好的技术，就必须找好的师傅。国家的领导者掌握了国家中最重要的事，他是一个灵魂人物。要是有人认为他天生就具有某种能力的话，那的确是十分愚蠢的想法。”
由此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甚为推崇忒弥斯托克勒斯，并且也肯定了教育的作用。不幸的是忒弥斯托克勒斯由于犯了谋叛罪，被处死了。他一生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具有辉煌的历史意义。因为他是谋叛罪被处死的，所以不能在故国将其安葬。以后，忒弥斯托克勒斯的亲友偷偷地将他葬在阿提卡地域内。苏格拉底在和某一个人的谈话中提及忒弥斯托克勒斯受人尊敬与爱戴，是因为做了某些有益的事。这些在色诺芬所写的《回忆苏格拉底》中均有记录。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识不少都是受到忒弥斯托克勒斯的影响和启示而获得的。
2. 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五世纪，在希腊世界曾发生两次战争，即波斯与希腊间的战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前者发生在公元前492年，断断续续地打了43年，到公元前449年结束。后者是希腊世界内部的战争，即以雅典为首的一方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爆发至公元前404年结束，历时27年。先哲苏格拉底生逢这两次战争。波希战争发生时（公元前492年），苏氏尚未出世。这场战争结束时（公元前449年）苏氏刚成年。作为他本人自身并未直接参与这场战争，他受到的主要是雅典人及希腊人爱国和爱希腊世界的挚诚的熏陶，英勇抗击敌人的气概的启示。这些对苏氏的成长都起了极好影响。苏氏在20岁时，特别是30岁以后，即他成年后，雅典当时在大政治家伯里克勒斯的领导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政通人和的景象，及后才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勒斯在战争时有必胜的信心，不擅专、不恣意扩展自己的统治圈，也不大意、不鲁莽，以免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伯里克勒斯曾对士兵说过：
“……我们并非畏惧与敌人作战，而是必须对自己所能犯的错误有所警觉。”
斯巴达的使节曾晋见伯里克勒斯，伯里克勒斯代表雅典人作了以下的答复：
1.斯巴达曾对雅典市民及同盟国的市民颁布撤退的命令。我们要求，如果斯巴达能废除这道命令，我们能让麦加拉的市民利用阿喀拉港。
2.你们这些拥有自治权的国家，若参加同盟，订立和约，不但同样给你们自治的权利，并可享有最惠国待遇。
3.条约上规定，若自己的国家没有和别人作战的意思，可是他国却对自己进行侵略，此时仍须应战。
雅典一直深信伯里克勒斯的决策，因为上面的答复，使斯巴达的使节返回以后就没有再次访问雅典了。
雅典一直是在战争中成长茁壮的。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28年间，雅典与斯巴达同盟形成对峙。苏格拉底在这段期间里正是39岁至42岁的年纪。当时伯罗奔尼撒群岛诸国以斯巴达为首组成同盟，此外，还有麦加拉人、拉克利斯人、普契斯人、安普拉琪亚人、留卡斯人以及安那库都利亚人等都加入了这一同盟。另一方面是以雅典为首的同盟，其中有巧斯人、来斯佛人、普拉第亚人、麦沙尼亚人、阿卡陆拉尼亚人、肯陆卡拉人、萨肯托斯人以及卡利亚人、多利斯人的殖民地，伊奥尼亚人的主要城市，赫拉斯奔多斯的城市，色雷斯城、伯罗奔尼撒至克里特为直线的东方海洋上各岛屿。在两者对峙期间，斯巴达一方，其王阿契戴摩斯训示各城市的指挥官，该如何对付以雅典为首的同盟国，斯巴达王说道：
“我们攻击的目标是雅典的城市，他们一向自豪地说，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备战。因此，若能让雅典人看到，我们将他们的树砍断、房屋烧毁，他们是会应战的。因为，他们一旦遭受攻击，一定会愤怒异常，以致会不计后果或成败，失去理智，任由情绪支配，而卷进战争的漩涡里。雅典人喜欢支配别人，自己的领土不幸被蹂躏，他们自己是不能坐视不救的。”
在雅典一方呢，它的领导人，政治家伯里克勒斯抱有胜利的信心。他下了命令，要雅典人把自己家里所有的东西从城外搬到城内，至于那些如家畜、马或驴等可载重的牲畜，则移到近海的岛上。
雅典人过惯了田园生活，深深爱着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对那种集体移居的生活很不能适应和忍受。经历了波希战争，雅典人好不容易才恢复了自己家园的旧貌，而面对着新的战乱，这是更大的打击。但是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一个个都遵守法令搬迁到城里去了。但是雅典城内有家或者可以投亲靠友的人，的确是少数。所以多数的人暂时借居在街上、神庙或各英雄（神）的圣地处，只有阿库拉普利斯及亚库雅（市场）东南的亚利乌西尼旺等处所，是严格禁止大家暂时借居的。
在雅典一方的阿库拉普利斯的西北方的山崖下，有一块名叫“培拉路易肯”的土地，在那里有一则这样的传说：培拉路易肯必须任其荒废，凡是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是会被鬼神诅咒的。但因情况的变化，也就是现实的需要，也就不能顾及那么多了，在这里也住上了人。也有一些人不顾一切地住在城墙的塔里或仓库里。
以上是雅典人对内所作的准备。至于对外，则是让本同盟内各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增长。为了抵御伯罗奔尼撒沿海岸敌军的攻击，他们都已准备好了战船。雅典上上下下各个方面都为备战而忙碌。雅典的领导人、政治家伯里克勒斯本人对势在必行的战略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曾对雅典人说：
“……有形的战场有两个：陆地和海上。其中之一你们是占完全的优势……你们的海军实力使你们的舰队高兴驶到何处就驶到何处。”
关于斯巴达，他也有评述：
“……伯罗奔尼撒人及其同盟军，在某个单独战役上，可能有压倒整个希腊之势，但它却不能对一个在性质上与它不相同的强国进行战争。……他们会感到熟悉大海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由于雅典是一个只有少量陆军的海上强国，就不得不避免陆地上大规模的战役，并且不得不选择某些战区，出动海军到斯巴达的某些盟邦那里下手，用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手段，最有效地损害斯巴达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雅典到希腊西海岸以外的海面上并且到西西里去作战的原因。另一方面，斯巴达是个陆上强国，海军的力量很弱，不得不在陆地上与雅典周旋，尽量在陆地上打击雅典。因此，斯巴达的军队侵入阿提卡，并一直到雅典城池下的耕地里去破坏庄稼。这成了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战役。这样双方在各个不同区域发起攻势，战斗连年不息，但彼此间却难分胜负。
在这连年不断的互相争斗中，老百姓深受其害。先哲苏格拉底当然也不能例外。据说，苏格拉底有以下的话语：
“如果有人正为无知而困扰着，我们就毫不吝惜将智慧给他；如果有人遇到的困难是出自贫困，那么众人就应同心协力地周济他。”
苏格拉底还对阿里斯达路克斯说过：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不妨把心里装着的事说出来，让众人为你分担，这样或许减轻你的压力。”
阿里斯达路斯回答说：
“啊，苏格拉底！我感到非常困惑，自从内乱开始以后，很多人跑到比里斯夫，剩下的亲戚都是妇孺及老人，却全都逃到我这里来了。”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已经侵入阿提卡了，而且已经攻到了距雅典10.6公里的地方，雅典人眼看自己的家园就要遭到对方蹂躏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继波希战争后的又一次战争。对于青年来说，他们尚未经历过战争，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对此毫无经验，他们的心灵可能因此受到强烈的震撼。尽管大多数的人都想起来奋战，却都被伯里克勒斯阻止了。他不让这些人开火，原因是怕雅典的市民们感情用事。作战是要求严格的纪律的，要不就难以取胜。这样，伯里克勒斯要大家暂时忍耐，当心平气和后再全力反击。如此的心理分析及所作出的战略部署，华夏古代军事家曹刿有过相似的论述与运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关于“曹刿论战”在我国典籍《左传》中有记述。
3. 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勒斯在雅典执政期间，即从公元前461—公元前429年间，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最富强的时期，也是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巅峰的时期。在此之前，先是梭伦的政治改革，然后经过克里斯梯尼斯到厄菲亚尔特，及至伯里克勒斯，雅典的民主制度臻于完善，嗣后达到巅峰。在伯里克勒斯执政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巩固发展前人的成就，使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并使之成为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制。
2.扩大民主的基础，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广大的下层公民能参与政治活动。
执政官伯里克勒斯十分重视提高所有雅典公民的素质，充分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对学术与文化艺术的发展予以大力扶持，以便雅典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伯里克勒斯之所以如此运作，因为意识到，如果公民的素质差、旧观念重，就容易被贵族首领所愚弄。所以，他不仅有上述的举措让更多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大力兴办雅典的文化事业，实行观剧津贴，并促使外邦人到雅典办学和传授知识，为此他还创造了不少条件，而且还有保障。当时的学者名流如阿那克萨戈拉斯、德谟克里忒斯、普罗泰戈拉斯等哲学家和悲剧、喜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在雅典的文化领域中都十分活跃。于是雅典人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为此雅典在政治、经济、科学及文化诸方面，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对此，柏拉图在其《申辩篇》中有过叙述：
“……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城邦，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
伯里克勒斯这位雅典的执政官、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既推行帝国的经济政策，又将雅典的政治完善化；二是他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潮流，对公民的精神生活及人的培养予以了最大的关心，而且采取了有力的举措。
伯里克勒斯在军事上，不仅指挥作战沉着勇敢，在内政上，也卓有见地。现以他的一篇演说为例。大家推举他在国葬典礼中致辞，当时他已60岁，而苏格拉底那时才36岁。在致辞中，伯里克勒斯首先感谢列祖列宗，其次赞美创造雅典的神，然后再谈到雅典人如何追求理想，以及在政治上的理想领导人物应该具备何种条件。苏格拉底所认同的法治及自由则是本于伯里克勒斯的政治精神的，伯里克勒斯说道：
“我们的政体并非学自他国的制度，更非追随他人的理想，而是要让别人以我们为楷模，效法我们。民主政治非为少数人所独占，而是为多数人所共有。在我国，依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但是，若其一个人的才能超出众人之上，那么，我们则必须超越一般人所谓平等观念，而要特别任用他，给予他很高的地位。假若有某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他出身贫寒，也不能因此阻塞他的仕途。
“不要害怕别人用怀疑或怨恨的眼光看你自己，只要你的生活并没有侵犯他人或妨害他人，那么，你天天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否则只有用法律来约束。因此，要唤醒众人知廉耻之心，虽然是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但大家仍必须遵守。”
以自由的理念为基础是贯穿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的。但自由并非是按次序的，而且是有法律为其保障的，所以要享受自由就必须守法。在当时，雅典的民主主义虽是反映民众的意志，但也是富裕阶级的政治。这一政治有其特色，就是由民众来选择政治领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政权，这是一种限制。但是伯里克勒斯所谈的民主政治，即雅典民主主义的理念，即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苏格拉底就是在伯里克勒斯所倡导的民主政治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他对克里同向他提出的逃走计划不予赞同。这是因为苏格拉底认同伯里克勒斯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理念。所以他没有听从克里同的劝说逃走，而甘愿饮鸩就刑，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述了苏格拉底有关王道及假民主主义的看法。苏氏认为王道是用国法来治理，使人人顺从；假的民主政治是不顺从民众的意见，是一种没有法治的独裁政治；贵族政体是依照传统选出执政者；富者的政体是依照财产额来授官；民主政体是从所有人中选出贤能者委以重任。柏拉图在《克里同》中论述过。雅典的审判官曾就此告诉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啊！现在你心中打算要做的事，是不正当的，我们生你、养你、教育你，又把好的分给你，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理想中的雅典人，更何况你曾对雅典发过誓。现在你已经成人，已经了解国家的情况，及我们的法律，如果我们的处理、我们的判决，不能使你感到满意，那么，你可以带走你的财产，到你所愿意去的地方去。其他的人若是有这种想法，也可投奔到其他殖民地或别的国家去，我们是决不妨碍和禁止的；要是你们没有离去，仍留在我们这里，即在我们国家里，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判决，了解我们如何处理国政；也就是愿意遵守我们的法律，接受我们的约束，否则等于犯了以下三重罪；
1.我赐给你们一切，但你们没尽到义务，也没有服从我的命令。
2.不顺从生你、养你、教育你的雅典。
3.你愿意顺从我们，但未能切实做到。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错误的话，你应立即提出改革的建议及具体措施，以便使法律知道其错误；而这两者之间，你却不做任何选择。”
要明确指出的是苏格拉底一心要遵守雅典所制定的法律，而雅典法律对他也有极大的影响。他之所以不离开雅典，这是其中理由之一。虽然，苏格拉底对伯里克勒斯的政治思想，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苏格拉底热爱自己的祖国，即雅典。当然，这并非单纯的感情，而是包含着对雅典自由、平等的挚爱。
4. 热情洋溢有说服力的演讲
公元前492—公元前449年间的波希战争结束之后，雅典进入鼎盛时期。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间是希腊，特别是雅典奴隶制城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其间，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散文在演讲辞、哲学及历史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为什么演讲辞在当时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呢？这是因为演讲那时在古希腊，特别是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演讲辞则是古希腊散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希腊世界上，演讲是随着古希腊城邦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共进的，同时，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确立，尤其是在雅典这一城邦，为演讲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在希腊世界的各城邦中，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最为完善，因此，演讲在那里也最为发达。当时，政界人士在公民大会、在城邦的主要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都需要直接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政见和主张，说服听众，赢得听众的拥护和支持，因为，演讲的效果直接关系演讲人的政治活动的成败。为此，要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先要使自己成为演讲家，而演讲辞的质量又是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政治家本人首先要有演讲的才能，其次训练自己的演讲技巧，还有一项最主要的，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演讲辞。雅典最繁华时期的执政官，民主派的领袖伯里克勒斯就是一位很杰出的、威望极高的演讲家。在当时，演讲分为三类：政治演讲、诉讼演讲及典礼演讲。政治演讲系指在公民大会、议事会议或其他重要的会议上的演说而言。诉讼演说系指在法庭上的控告辞和辩护辞而言。由于当时诉讼频繁，因此有大量的诉讼演讲辞流传下来。典礼演讲通常系指在重大节庆或葬礼时发表颂辞或悼辞而言。
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时期，古希腊文化艺术鼎盛，但文化或思想并非一天就可以形成。这是在风土、人情加时间和血汗浇灌的基础上慢慢孕育出来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在这一期间出生、成长起来的。当时，他在雅典，那里思想、道德观念纷繁，有时几至崩裂，战乱也很频繁，而他却能保持着崇高的哲学素养和精神，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在那段时期里，雅典城邦有一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崇尚自由的风气特别浓。这是因为雅典人深信，如果人们都崇尚自由，表扬有德行的精英，国家就会因此而繁荣的。希腊人追求的是“波利斯”，即指城邦，含雅典、斯巴达……等，并使这种理想能够显现。有了“波利斯”，市民的活动就更为广泛了，生活也将自由自在。这一方面要培养自由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则是企盼认知性与思想的成熟。因崇尚自由而孕育出自由的思想，崭新的文化也随之而出现。这种新的文化的内涵是：勇敢、正义、德行、认知性等。苏格拉底则正是这种新精神、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执政官伯里克勒斯的统治下，雅典出现了盛世。伯里克勒斯是盛世的政治代表，而思想、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当首推苏格拉底。当时，虽然战争与灾难也十分频繁，但由于伯里克勒斯的文治武功，文明的种子依然萌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文化繁荣的局面依然呈现。伯里克勒斯其功是不可没的。
首先介绍一下雅典当时的现实情况，即是看战争给雅典带来的影响：公元前430年的5月初，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再度侵扰阿提卡，不久雅典流行瘟疫，不少人相继死亡，这时苏格拉底将近40岁。这场瘟疫是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入侵时发生的，两相紧迫，雅典人感到惴惴不安。这是因为雅典人内有瘟疫的威胁；对外，他们开垦的土地及庄稼遭到敌人的蹂躏。这双重的灾难使雅典人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在这种祸不单行的境地里，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勒斯的政治生涯受到挑战。伯里克勒斯的同僚军事指挥官哈陆隆所率领的4000名雅典的重甲兵，因患上瘟疫，一下子就减员1500名，无法，只得返回雅典。由于雅典人面临两重威胁，即内部的瘟疫和外来的侵扰，使家园遭到破坏，于是开始责难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伯里克勒斯。他们就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追溯根源，认为是伯里克勒斯的专断独行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为此提出了与斯巴达媾和的建议。虽然派出了媾和的代表，但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样，雅典人对伯里克勒斯更加不满，伯里克勒斯为了要挽回雅典人对他的信任与尊敬，首先必须使他们平静下来，然后使他们有自信心，并鼓舞他们的士气，他召开民众议会，站立在台上对所有的雅典人讲话。伯里克勒斯说道：
“诸位！你们已经被目前恶劣形势压倒了吗？你们若是因此而责备我，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是否为你们对我的责备找到适当的理由了呢？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城邦的安危，这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假如你个人拥有财富、幸福，而你的城邦，即祖国，却危在旦夕，那么，你的幸福也是不会存在长久的，终究是会消失的。假如，你现在遇到了困难，而国家很强盛，那样，你迟早会得到解救的。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你们应该下决心为城邦牺牲奉献；而且决不可以为个人利益而背叛城邦。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同心协力守护住我们的城邦。
“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城邦，我与它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金钱是无法引诱我背叛它的，利益也无法使我动心。一个人如果对事情有良好的判断力，但却不能具体去实践，这就犹如纸上谈兵。一个人既能正确判断，而且又能付诸实践，这当然很好。但是这种人要是反对其城邦的话，就会给他们的城邦带来更大的祸害。今天，有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呼崇尚道义，但背地里却收受贿赂，只这一点就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
“今天，要是任何事都未曾发生，我们自然有权利选择和平与幸福。要相信，谁都是不愿打仗的，但是，目前只有两种途径可选择：其一是屈服并归属他国而成为奴隶；其二是即使是要冒最大的危险也要去争取胜利。你们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一种选择。依我看，与其逃避危险，不如面对危险；数十年来，我一直抱着这种想法，并且付诸于行动，至今，我也不改变。
“现在，你们的意志已经动摇，你们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了。未开战之前，你们都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但战争开始以后，你们却又后悔了。这是受你们自己薄弱意志的影响，于是怀疑起我的立论来了。
“战争的残酷清晰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它引起的苦恼，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但是战争的成果谁也料想不到。无法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会使人心惶惶。现在各位正面临着这种情形，瘟疫的蔓延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伟大的城邦当成自己的家，并以城邦而自豪，以此激励自己的勇气。
“诸位！财富才是真正的力量，而地上的财富却好像果树园一样，失去了仍能长出来。所以，不要感到难过，只要保有真正的力量，确守我们的自由，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要相信，失去的一切，不久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回来。
“各位的列祖列宗，并非平白地得来一切，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才拥有的，要守住城邦，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带来的耻辱比抢不到带来的耻辱，更使人难以忍受。
“现在，你们必须守住代表荣誉的雅典，目前，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如今，你们的义务就是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所以，请你们鼓足士气，振奋起勇猛之心，争取现在与未来！”
雅典人听了伯里克勒斯上述有理有据、出自肺腑的演讲辞终于被说服了，于是雅典人遵从伯里克勒斯的意志投身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去了。可是事隔不久，伯里克勒斯由于劳累与忧愁过度就下世了。人总是要死的，尽管伯里克勒斯如此优秀、卓越、果断、勇敢、无私，但也无法逃过死这一劫数。他是公元前429年12月逝世的，那时他动员雅典人参加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仅仅才开始两年零六个月。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27年，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方结束。伯里克勒斯与世长辞那一年苏格拉底大约41岁。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公元46—120或127年）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并列传记》中说伯里克勒斯是因为染上瘟疫死亡的，他的政治生涯当然也因此结束。普卢塔克说，伯里克勒斯担任雅典执政官十几年，他制定与执行的政策比较保守，但他的作风较为稳健。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伯里克勒斯的统治地位就较为巩固。总而言之，在伯里克勒斯执政期间，他的政治生涯是一帆风顺、平静，他所执行的政策主要放在民主自由方面。
伯里克勒斯的演讲辞及辩论充分反映出他的真知灼见：其一，他对雅典所有的人怀着诚意；其二，他对自己的城邦无限热爱，并将自己与城邦合为一体；其三，他不为金钱所诱，不为权力使自己受到腐蚀。以上是伯里克勒斯所具备的三条优点，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希腊世界中恐怕只有伯里克勒斯才具备这样的条件。伯里克勒斯去世之后雅典就急速地衰弱落后了。当然，在伯里克勒斯未过世之前，雅典的衰落就出现了某些征兆。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有一小撮政治家专门在伯里克勒斯的后面搞小动作，反对他的主张。这些人不顾大局，专门在暗中捣鬼，他们是一群急功近利，只注意蝇头小利没有远见的人。当然，有些本来是小事情，也可能酿成大祸，应防微杜渐。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对此是不能忽视的。此外，政治家必须统揽全局，洞悉未来，拟定计划则是要将国家引向富强。可是，伯里克勒斯去世之后，在雅典所有的政治家都难于望其项背了。这些后来的政治家才能都较为平常。关于伯里克勒斯，与他同时代的某喜剧诗人喜欢讽刺他，称他为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宙斯；又由于伯里克勒斯辩论的技巧极高，演讲辞极有雄辩性和说服力，因此讥讽他为“希腊第一长舌”。从相反视角来审察人们对伯里克勒斯的评论，是敬畏他，其中含有颂扬的成分。
在伯罗奔尼撤战争中，自伯里克勒斯死后，雅典几乎都吃败仗，只有一次打胜仗的记录。雅典过去的光荣与声名一去不复返了；雅典过去灿烂的黄金时代已经不能再现了。但过往的光荣都是在力量和财富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光荣却在另一方面开花、结果，这就表现在文化、艺术、思想及哲学等各个领域内。就哲学领域而言，苏格拉底出现在雅典由极盛转入衰微期，随后又出现了两位哲学家，即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由于这三位学人在哲学方面的建树，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与之相应的是自伯里克勒斯死后是雅典处于日薄西山。伯里克勒斯在文治武功方面的积淀与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是有密切关系的，苏格拉底是亲聆伯里克勒斯教谕的，他是直接受益于伯里克勒斯的学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高足，当然继承其师的衣钵，也可以说直接间接受益于伯里克勒斯及他的那个时期。至于亚里士多德，他是柏拉图的高足，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他当然受到伯里克勒斯的余荫。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所形成的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而言，是得益于前一代的哲学，伯里克勒斯时代，还有雅典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宝贵经验。这些所有的都加起来，才使苏格拉底等学人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