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前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欧洲，准备入侵苏联。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酝酿着远东危机，加紧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用三个手段来对付中国，迅速实现消灭中国的武装力量，占领整个中国广大土地的目的，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与德国法西斯遥相配合，打击苏联。这三个手段，首先是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其二，加紧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诱降，并利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与日寇的军事进攻配合，消灭真正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三，扶持汉奸傀儡政权，1940年11月，东京宣布承认汪精卫的伪政权为“中国真正的政府”。为了称霸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支持中国的抗战，让中国牵制日本，是阻止日本扩张的最佳途径。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到，一旦中国发生内战，日本军队就会迅速打败中国，同时向东南亚大举进犯。他们急于想办法弥合中国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在此以前，斯大林认为把战略援助物资交给国民党军队更能达到牵制日本军事力量的目的，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游击队有点不屑一顾的味道；蒋介石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对进攻抗日根据地有所顾忌，更不敢触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延安。美国政府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以后，给了中国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贷款一到手，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虽然罗斯福政府里很少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值得给予援助，但既然要向美国公民宣传中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弥合，就须要修饰共产党人的形象，因此也就需要一批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又不是美国共产党员的权威人士出来向美国人客观地介绍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在美国，能够起这样的作用的人并不多，新闻记者中被蒋介石冠以
“外国反蒋集团”美誉的只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还有一位在史沫特莱之后到中国去一边当英语教师，一边当专栏记者，争取成为“艾格尼丝第二”的30多岁的女记者佩蒂·格雷厄姆；军人方面，只有埃文斯·卡尔逊、约瑟夫·史迪威和弗兰克·多恩，总数不过20多人，而其中最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有过切身体验的当然是史沫特莱了。因此，史沫特莱这个时候回到美国，应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莱回到了洛杉矶。从她1920年底离开纽约去德国柏林算起，除了1934年短暂回国以外，她离开美国已经21年了。其中的12年，是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的，现在除了对中国革命的深切了解和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的体验大大地丰富了她的内心世界以外，她依然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她回到美国，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基本生活问题。健康问题更使她感到困扰，在中国解放区的长期军旅生活，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胆囊病虽然经过了治疗，但严重的胃病，未愈的背伤和损坏得差不多了的牙齿仍然使她苦恼。但是，在史沫特莱身上却看不出病人的孱弱的样子。49岁的饱经艰苦磨练的她，个子高高的，身架子很粗壮，脸庞线条清晰，双眼皮下大大的蓝灰色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眼光既柔和又亲切，笑的时候，眼角显出细密的皱纹。脸部线条体现出坚强的意志，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环境与意志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人的性格，对史沫特莱来说，确实是这样。
在中国的时候，史沫特莱曾经和她的前夫厄恩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太太埃莉诺通信，请他们给找个住的地方。他们同意她到家里暂住。史沫特莱一到洛杉矶，就径直到市郊蒙塔别罗镇的布伦丁家。
史沫特莱和厄恩斯特离婚25年了，但一直保持着友谊。史沫特莱这次要在厄恩斯特和埃莉诺面前当个好客人，她干家务活，给主人和孩子们讲中国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她为人坦率，笑声爽朗，说话抑扬顿挫，毫不矫饰，更不装腔作势，但有时候也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任性，发脾气，使埃莉诺觉得难受。
史沫特莱在美国成了一位为中国奋斗的宣传者，她自信自己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力量，代表着延安和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那样的领导人。她认为自己对中国的形势是有分析的，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而不是像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那样成为一名指定的发言人。她要促进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位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史沫特莱回国只有一个星期，就被邀请到波莫纳大学教师俱乐部去作演讲。那天下午，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开车送她去。在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她热情洋溢地讲了三个多钟头，她的演说内容客观，措词尖锐，充满感染力。她说：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民主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战，他们认为任何（与日本的）和谈均属卖国。但是他们并非中国惟一的进步力量，他们的军队也并非惟一的战斗部队。而我以前确曾认为如此，我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纲领——将封建的中国变为初步民主的中国。
她预言美国不久将被迫和日本直接交锋。她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最后，她激动地呼吁美国政府给予正在英勇战斗的中国人民以更大的支持和援助。
听众热烈鼓掌，情绪激昂。史沫特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史沫特莱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演讲经历，但对美国的学术界演讲，这还是第一次。演讲之前，她一直很紧张，害怕自己讲不好，现在获得了成功，史沫特莱兴奋得有点忘形了。
由于紧张，她不让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听她的演讲，只是请他们在汽车里等着。他们开车送她回家。深夜，在一条偏僻的路上汽车因为缺油抛了锚。史沫特莱的情绪依然在极度兴奋中，她发火了，说厄恩斯特是笨蛋，居然让汽车没了油。她要他马上想办法去叫一部出租汽车来，以免破坏她今晚的胜利情绪。厄恩斯特没有理会她的颐指气使，走下汽车，和埃莉诺一起步行去找汽油。埃莉诺一直不明白厄恩斯特为什么当初要离开史沫特莱而又长期跟她保持这么亲密的朋友关系，现在她明白了，艾格尼丝的性格使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朋友的水平上。艾格尼丝个性太突出，她的热情会使她身边的人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的魅力却能够使了解她的人都成为她的好朋友，包括埃莉诺自己，这个豁达大度温顺善良的女人。
史沫特莱越来越热衷于演说，在远离中国战场以后，她对中国的眷恋也越来越深切了，她要把所有的讲坛都变成宣传中国，呼吁美国政府人民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阵地，甚至包括教会的圣坛。史沫特莱是个无神论者，从未皈依过任何宗教，但一旦受到邀请，她也会站到牧师布道的圣坛上，讲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事迹，讲述他们怎样同时对日寇和蒋介石军队两个敌人艰苦作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她穿上黑色的法衣，站在高高的圣坛上，以关于八路军的话题代替牧师的说教。她有点害羞地对她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穿上法衣一定很滑稽，但是我讲得非常认真。”
还有一次更精彩的演讲是在1943年，当时史沫特莱已经离开洛杉矶来到纽约，会见了长期旅居美国的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曾让她救护过的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的五名日本战俘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位反战刊物的女编辑，她就是石垣绫子。现在这两位国籍不同、肤色相异的妇女见了面，发现彼此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石垣绫子为史沫特莱的热情、才华和坚强的意志所倾倒，是她的演说最热心的听众。她在一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的一次辩论的过程：
我常去听艾格尼丝的演讲……第二次是在城市大厅的讨论会上，对手是著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1934年以来林博士一直住在美国。事隔多年，他重返中国，成了一名站在蒋帮一边的反共人士，最近刚刚回到美国。继优秀作品《吾土与吾民》之后，他陆续地写了一些畅销书……
城市大厅讨论会是通过全美广播网播放的大规模讨论会，总是以“时事问题”为题，由持不同主张的“时事人物”进行面对面的大辩论，所以非常受欢迎。站在宽敞的舞台上的艾格尼丝把手背在身后，在话筒周围走来走去，挺着胸膛，挥舞着双手，拿着话筒好像是要倾到听众中去一样热烈讲演。当她抨击封锁解放区、不打日军而专打共产党军队的蒋介石一伙时，她的语言像炮弹似地射向林博士。
我们坐得比较靠前，以有点担心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她那激烈的表情，好像毛发都一根根地倒竖起来。她全身热血沸腾，怒斥林博士。他想以拿手的幽默诙谐来抵挡艾格尼丝刺向他的尖刀，但他的语言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仅能听到声音而已。他这个小个子，脸色苍白，呆立不动，而艾格尼丝却变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几乎要把对手烧死。当林将孤立的共产党和得到美国优良武器支援的重庆加以比较时，她跳起来喊道：
“请吧，请你们随便去捞武器援助吧，哪怕多一辆坦克我也表示欢迎。共产党军队就是在夺取了重庆军队的现代化装备以后，同日军和重庆军队两个敌人作战的，共产党方面已经有言在先，那就是今后也将从敌人手里取得武器供应。”
听众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声援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与林语堂的这次辩论，把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的蒋介石的政权的镀金层剥落了，美国人开始知道蒋介石脱离人民，处于黑暗和危机之中。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不宣而战，突然进攻苏联。战争在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条件下开始。德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占领了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包括顿巴斯矿业中心在内的乌克兰的大部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全部，围困列宁格勒，威胁首都莫斯科。在亚洲，日本法西斯急忙配合，1941年11月29日，日本总理声称英美必须从亚洲退出去。12月日本时间8日凌晨3时25分，美国东部时间7日下午1点，日本同样是不宣而战，袭击了珍珠港一带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好几艘美国的主力舰。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和日本正式直接交战，史沫特莱在波莫纳大学演讲时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仅仅几个小时，美国政府和人民已经融合成一股巨大的迎战的洪流，这股洪流把美国人心中那种战争可能不会在美日之间发生的侥幸心理冲刷得干干净净。城市里原有的宁静气氛无影无踪，完全被一种极度兴奋的情绪所代替。街道上一下子装上了无数的扩音器，反复播放着号召士兵们迅速归队的通知：“休假的士兵们立即归队，休假的士兵们立即归队！”
1941年9月，史沫特莱组织了一个由政界、宗教界、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参加的洛杉矶援华委员会，经常在委员会的赞助下到各处演讲。这段时间她的生活来源，靠的是演讲所得的微薄报酬和出版商为《中国的战歌》预付的稿酬。她打算暂时结束演讲，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写完《中国的战歌》和构思新的作品，她离开布伦丁家以后一直住在斯坦梅茨为她找的好莱坞瑟尔玛街的临时住处。她的一位朋友格拉迪斯·考德威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加衣紧靠圣巴巴拉东边的丛山中有一间夏季度假小屋，她愿意把这间小屋提供给史沫特莱住下来安心写书。史沫特莱高兴极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太平洋战争发生了，突然改变了史沫特莱的生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史沫特莱在她的日记中简单而潦草地记下了她的行动：
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全国为之震惊。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我参加了街道巡逻。谣言说有人看见50架日本飞机飞经旧金山市上空。
12月8日，在洛杉矶市政厅集会上发言，讲解中国的形势。
12月10日，在当地外贸协会上发言两小时斥责商人们给日本提供了武器装备。提到日本人已袭击香港和在菲律宾登陆。
12月16日，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前来接洽把《中国的战歌》拍成电影的事。
12月29日，代表“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在广播电台讲话。
大半生不平凡的经历使史沫特莱思维敏锐，洞察力极强，其基础是对亚洲被压迫人民的深刻的了解和对西方国家政治的深入研究。为什么日本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东南亚发展自己的势力？史沫特莱有自己精辟的见解，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文明的核心里有一个正在露出来的溃疡。这个溃疡就是我们自认为白种人优越，命定要统治有色人种。日本人正将这一信念打得粉碎，并将它淹没在我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呼吁所征服的亚洲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把白种人赶出去。
事实上，缅甸人正在积极地帮助日本人，为的是要从白人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他们被白种人统治得够了，因此对肤色相同的日本存在幻想，认为他们有可能比白种人要好一些，多次被英国人监禁过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钱德拉·博斯也打算求助于日本人，因此孟加拉必将是继缅甸之后倒下去的另一张多米诺骨牌。当然，大多数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懂得，要是把英国的枷锁换成日本的枷锁，他们必将一无所获。
在美国与日本正式开战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国看作一个平等的盟友，给予全力的支援。她的演说越来越受欢迎，她名声大振，充满信心地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直到1942年2月，局势稍稍平静下来，史沫特莱才到奥加衣的山间小屋里住下来，安心地继续从事写作。
奥加衣位于洛杉矶以东的一片丘陵之上，是一个由疏疏落落的、各具特色的夏季小屋组成的小镇。史沫特莱的小屋非常雅致，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山谷地的西面，屋后是长着密密的塔松的不高的群山，屋前是一片广阔的坡地。坡地的坡度平缓地逐渐向东倾斜，在坡地的最低处，是一条不很宽的乡间公路，公路以东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过了小河，再往东走，地势又逐渐升高，又可以登上东面的群山了。沿着公路往南，群山逐渐收拢，坡地越来越狭窄，公路在山间蜿蜒，小河的流水也变得湍急了。到了这里就可以看到山间的小盆地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葡萄园。山里阳光充足，成熟的葡萄散发着清新气味。史沫特莱站在小屋前的台阶上，遥望着铺满绿油油的青草、点缀着各种颜色的烂漫山花的谷地，体验到一种激战之后获得休息时的轻松和舒畅。她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景色和她少年时代生活的中西部作比较，这里没有中西部那种贫瘠粗犷、黄土弥漫的景象，这里太平洋柔润的风轻轻吹拂，一切都使人感到宁静安适。
邻居泰勒一家很快就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这一家的主人是约翰·泰勒和他的妻子艾诺，还有个小女儿，艾诺的母亲埃尔维拉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埃尔维拉是个按摩师，史沫特莱在伏案写作之余，经常来找埃尔维拉按摩，以消除背部的疼痛。约翰是个教师，夫妻俩都只有20多岁，他们像孩子似的好奇地听史沫特莱讲中国游击队的故事。艾诺后来回忆说，她和艾格尼丝的友谊是她有生以来最富于激情的友谊。艾诺是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史沫特莱劝她每天读读《国会记录》，关心国家的事情，不要“一头扎进尿布盆子里”，变得生活枯燥，语言无味。她还跟艾诺谈起自己的两次婚姻经历和曾经有过的不止一位情人。过去的婚姻生活使她感到困扰，使她产生了“婚姻是一切罪恶之源”的过激的观点，她认为造成妇女种种不幸的根源是现存的婚姻制度。她是不能在一种固有的秩序中生活的，这种固有的秩序使她感到自己是受到压迫。但是现在她明白了，性放纵只是一种很消极的办法。在延安的时候，她认为延安的女干部过的是极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于是她用自己的办法对这种生活进行冲击，而现在，她反对的是另一种极端。她预言，在未来的更加合理的社会里，一定会有一种健康的婚姻制度，以保障建立在真正的爱情的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
年轻的约翰和艾诺对史沫特莱的观点持保留态度。直到史沫特莱离开了奥加衣，他们的讨论仍在继续。1943年1月27日史沫特莱在纽约给艾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年轻时过着的是怎样令人憎恶的生活啊！我怎么就没有遇见过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可以让我宣称‘我和他睡过觉’的男人！我只能爬到某个角落里，独自羞愧地去沉思这些事。萧伯纳说得对，性生活是人类感情之中最短暂、最不可靠的了，只有当它和最深沉的友谊、热情联系在一起，才能使人容忍。
泰勒夫妇认为史沫特莱很像卡桑德拉，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中的那位女先知。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她，给了她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她拒绝了他的爱，阿波罗一怒之下，让世人不相信她的预言，作为对她的惩罚，于是她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永远能预知即将来临的灾难，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史沫特莱就是像卡桑德拉这样的预言家。
在奥加衣，许多老朋友都来看望史沫特莱，最使她激动的是索伯格·布伦丁的来访。史沫特莱只是1934年回纽约的时候见过索伯格一面，以后就再没有相聚过。索伯格已经和哈伯曼离了婚，嫁给了一位东欧的知识分子，住在纽约州的一个农场里。现在她坐火车到加州来探望弟弟厄恩斯特，和厄恩斯特全家开车到奥加衣来看望她过去的弟媳妇艾格尼丝。
奥加衣的和谐的气氛非常有利于史沫特莱的写作。《中国的战歌》一章一节地从她的打字机下缓缓地流出。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的一位导演看了初稿，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把它改编为电影。纽约的克诺夫出版公司已经答应出版这本书，只要作最后的润色，书就可以面世。史沫特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满意。1942年10月上旬，她离开奥加衣，皮箱里装着即将完成的手稿和仅有的400元钱，前往纽约。
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的火车上，跟史沫特莱同一个车厢的有士兵、有农民、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是最具有美国风格的普通人。他们一路上无拘无束地谈天、争论、互相取笑，高唱着牛仔歌曲和各自家乡的民歌。史沫特莱也跟他们一起放声歌唱起来，觉得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跟家乡的庄稼汉和矿工在一起。她很久没有过这样愉快的经历了，她觉得正是这些人代表了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乐观精神，他们使史沫特莱有了信心。
一到纽约，史沫特莱面临着的就是她经常遭到的经济窘迫的问题。她在城北公园和河畔路之间找了一所二三流的公寓，每周租金40元，只有一个房间，厨房和淋浴器在房间的一头，床在另一头。她必须把她的一系列文章拿到报刊上去发表，换取稿费维持生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这些文章卖掉。
为了在纽约作为一个作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得到社会的承认，史沫特莱经常参加出版界俱乐部的各种聚会。出版商和业主们穿着讲究，装束入时，而史沫特莱随随便便地穿着一套半旧的灰色西装，白衬衣的领子露在上衣领子外面，披着一件普普通通的雪花呢大衣，谁也不去注意她，不把她当一回事。有一次一个报道远东的记者走过来，问了她一句很不像话的话：“对我说老实话，你和英国驻中国大使克拉克·克尔是情侣么？”史沫特莱好像从教堂的捐款盘子里偷了一便士被人抓住似的，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但她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我想也许我忘记了吧，但是我真的很清楚我确实没有过。”后来克诺夫夫人把史沫特莱介绍给《生活——时代》和《幸福》杂志的出版者业主亨利·卢斯。亨利·卢斯是个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他生活中最大的愿望是要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卢斯赞美蒋介石，认为他是一个传奇的英雄，中国有史以来最能干的统治者，他不允许有人批评蒋介石，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皈依了基督教，是个虔诚的信徒。
亨利·卢斯代表着美国大企业家的观点，这些企业家甚至对日本抱有幻想，史沫特莱在给艾诺的信中这样写道：
很多大企业和军事人员认为应该和日本讲和……（因为）他们说中国可能会变成共产党国家，然后和苏联一起“威胁”世界。他们把日本当做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而且说战争开始前，日本是美国最好的顾客。有一点他们忘记了：决定一切的是日本，而如果日本战胜，美国商人将不得不爬行到日本军靴前面去乞求能得到出售一点值不了多少钱的小商品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世界正处在很糟糕的地步。而美国是最缺乏准备的国家，不会从将出现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前景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史沫特莱当时的观点的核心是认为美国战时政策的关键是必须使政府和美国中产阶级接受中国的统一战线，这就涉及到对美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面的认识的问题。应该说，史沫特莱对罗斯福政府是有信心的；而对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的认识是充分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因为实现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正是国民党的这种反动性和腐朽性；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史沫特莱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衷心地加以赞美。史沫特莱认为这样的观点已经算是保持低姿态的，她不想现在就去宣传关于战后的社会主义世界的问题，虽然她相信这一定会成为现实。可惜这种观点，当时美国仍然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左的方面，也就是美国共产党，认为她对美国资产阶级政府过于宽容，右的势力则认为她批判蒋介石过于激烈，对中国劳苦大众——他们甚至用“黄祸”这个字眼——的抗日力量估计过高。因此史沫特莱的政治处境是为左右两方所拒，处在比较孤立的地位。
卢斯很想弄清楚史沫特莱的政治见解。史沫特莱在给艾诺的信中幽默地形容这些既想了解她又不敢接触她的政治观点的人们的神态。其中一位是亲法西斯的《文摘》杂志的总编辑帕尔默：“他不时让我想起在利比亚的英国士兵。那些士兵不往沙漠里拨动探测地雷的棍子是不往前进发的。所以帕尔默也是手里拿着棍子很小心地到处拨弄着走到我面前来的，否则他怕触雷，怕把他炸掉。”
就在史沫特莱与出版商们就是否应该批判蒋介石或者批判的程度应该如何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轰动美国的大事：1943年3月，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来到了美国。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游说美国国会增加对华援助。美国官方把宋美龄当作中国抗日力量的代表，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她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议员们全体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美国议会如此厚待一位外国客人是很罕见的。她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呼吁美国向中国提供救援款项。宋美龄的演讲感动了许多普通的美国人，她此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蒋介石很快就将到手的美国救援款项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消灭共产党的抗日军队。普通美国人对此了解得很少，还真的以为美国的救援款项对中国的抗日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宋美龄的穷奢极欲不顾国难当头，疯狂地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在美国却人人皆知。宋美龄回国时，购买了一座山一般的在中国买不到的奢侈品，其中有用最高级的毛皮制造的六件不同款式的大衣，镶宝石的各种手表，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化妆品、香水，穿不完的内衣。为了运送这批物品，美国专门派了一架运输机，经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到重庆。飞越喜马拉雅山是空中的难关，是为了给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专门开辟的一条航线，许多美国飞行员为此献出了生命。宋美龄这批物资到印度转机的时候，从一个碰开的箱子里滚出许多化妆品来。美国飞行员大为惊讶，索性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毛皮大衣、钻石手表，各种精致物品散落一地。士兵们愤怒已极，不停地用脚踩踏这些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运输的奢侈品。当美国中产阶级还在顾虑着要不要批评蒋介石的时候，美国士兵已经用自己朴素的行动狠狠地否定了蒋介石。
史沫特莱知道了这件事，大笑着欢呼道：“痛快！痛快！”随即写文章对宋美龄的美国之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史沫特莱的文章发表在1943年11月3日的《民族》杂志上，是一篇火气很盛的文章。在宋美龄离开美国前，《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位姓崔的作者的文章，对宋美龄吹捧得无以复加，称蒋夫人是“每一名中国伤兵的母亲”，她“从来没有为现代纽约的奢华和表面的光彩所俘虏”，她生活简朴，穿着像“一个单纯、谦虚的中国妻子，与那些跟中国的高贵传统十分不相称的时髦、轻薄的新鲜玩意儿绝缘。”史沫特莱可找到一个靶子了，她针锋相对，用嬉笑怒骂的口吻，幽默的笔调，把宋美龄狠狠地讽刺了一顿。她写道：
崔先生恐怕把那几个宋氏姐妹弄错了，他的描述可以适用于孙中山夫人，但从来不能适用于蒋夫人。翡翠和金刚钻，水獭和黑貂皮大衣，丝绸和缎子并不是简朴和普通的生活，是和中国的士兵及普通人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的。
宋美龄恼羞成怒，通过给她写传记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对史沫特莱发动攻击，说，将永远不允许史沫特莱再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坚决拒绝别人删改她的文章，也不肯迎合出版商的口味不去批判蒋介石，她坚信，必须让读者知道事实的真相。她的文章依然是那样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而且观点尖锐，措词锋利，个性色彩非常浓厚。史沫特莱的文章一篇篇地给退了回来，反复修改，编辑们仍不满意，害怕史沫特莱的文章会使美国读者震惊。有个刊物的编辑干脆叫史沫特莱迎合层次低级读者的口味。
“告诉我们日本人怎样强奸的。我们喜欢听强奸。”那个编辑对史沫特莱说。于是史沫特莱除了写别的之外，也写了强奸。写她在中国战区所知道的：有一次大约15个日本兵结伙去强奸一个妇女，直到那个妇女被折磨致死。还有的妇女在被侮辱以后发了疯，有的日本兵残忍地把被强奸的妇女杀死。史沫特莱没有像有些美国人喜欢的那样把强奸写得很过瘾，她在文章中愤怒地揭露了日军的兽行。这是中国人民的血泪仇，不能让某些庸俗无知的凉血者用来寻开心。
史沫特莱多年来政治上的天真幼稚逐渐减退了，她学会了怎样去认识政治辞令背后的现实，视野越来越开阔了。她的成熟就像一系列同心圆逐渐扩张开来那样，但在那圆心里，她还是原来的她。
在纽约，史沫特莱最尊敬的朋友是J.B.鲍威尔，他乘坐一艘瑞典船从香港回到美国。在香港，他被日本人俘虏过，受到残酷的折磨，双脚残废了。史沫特莱在医院里陪伴他度过1943年元旦，细心地照料他。在香港，他跟史沫特莱一样是新闻记者，他没来得及在香港沦陷之前离开。日本人把他列入了政治敌人名单。这名单里也有史沫特莱，要是她没离开香港，等待着她的命运和鲍威尔的命运是一样的。鲍威尔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要在史沫特莱的协助下写一本书，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
史沫特莱还结识了她仰慕已久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刘易斯·甘尼特。甘尼特了解到史沫特莱对戏剧很感兴趣，建议她以在中国的经历写一个剧本，史沫特莱很高兴地答应了。
史沫特莱在经济条件极其艰苦、精神压力极其沉重的条件下继续完成《中国的战歌》的写作。1943年1月4日，手稿终于完成，她把书交给克诺夫出版社，出版社给了她确切的答复，5月份就可以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