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维也纳八月会议
1907年10月托洛茨基到了维也纳，不久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他们在城郊希特尔道夫住下，静待新的革新高潮的到来。托洛茨基的工作集中在总结1905年革命经验和为第二次革命在理论上铺平道路。
来到国外不久，托洛茨基就在俄国侨民和大学生中做了两次巡回演说，题目分别是： 《俄国革命的命运》（谈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 （论述社会革命的前景）。
1908年10月，托洛茨基开始在维也纳出版一份面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报纸 《真理报》，通过加里西亚国境线或是通过黑海偷运到国内。报纸每月两 期，一共出了3年半，出版这份报纸花去他大量精力，同俄国秘密联络也用去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同黑海水兵的地下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给他们的报纸以帮助。
当时与托洛茨基同办《真理报》的合作者是后来成为苏维埃著名外交家的越飞。越飞①才华横溢，性格温和，对事业无限忠诚。他为《真理报》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和钱财。托洛茨基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他后来成为克伦斯基政权的劳工部长，1917年他们相见时彼此成了敌人。曾做过《真理报》秘书的维克多·科普，现在任苏维埃驻瑞典大使。
① 越飞 （1883—1927）：十月革命参加者，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和谈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驻德国全权代表，1922—1924 年驻中国全权代表，1924—1925 年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 年因身患重病自杀身亡。
1912年，当新的政治高潮已经确定无疑地呈现时，托洛茨基试图召开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两派代表的联席会议。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此时和解的要求也很强烈，因此托洛茨基曾希望这种情况能促使列宁参加代表会议。但是列宁坚决反对这种统一。后来的全部事态发展表明列宁是正确的。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布尔什维克没有代表参加，托洛茨基发觉自己在形式上成了孟什维克和几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互不联系的小组的“联盟”的成员了。这个联盟并没有政治基础。托洛茨基在所有的根本问题上都跟孟什维克有分歧。大会的第二天斗争就展开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深刻对立的倾向，每日每时都在引起激烈的冲突。
《基辅思想报》建议托洛茨基以军事记者身份去巴尔干。此时8月会议已经证明失败，对他来说，这个建议显得十分及时。他感到自己必须脱离俄国流亡者的影响，哪怕短时间的脱离一下也好。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度过的几个月正是战争进行的那几个月，这段时间的经历使他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他已经提到，他们一家来到维也纳后便立即在城郊找了一间小房子住下。他的妻子写道：
我很喜欢希特尔道夫。这房子比我们想像的好得多。这里的别墅通常在春天出租，而我们是在秋天和冬天租用它，所以房租要便宜一半。从窗口可以看见山峦和蒙上一层暗红色的秋天的景物。出了扉门，绕过街道，就可以走到开阔的田野。4月，在我们因为房租要加倍而准备离开的时候，花园内外紫罗兰盛开，香气从敞开的窗口飘进，弥漫整个房间。谢廖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不得不搬到更平民化的西维森去居住。
孩子们既会说俄语，又会说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说德语，在家里玩儿的时候也在说德语，可是一旦跟我或他们的爸爸谈话的时候便立刻改口说俄语。要是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好意思。后几年他们又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相当地道。
廖维克上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宗教课的问题。当时奥地利法律规定，孩子年满 14岁必须根据父亲的信仰接受宗教教育。我们的证件里没填任何宗教，我最后只好给他选了个路德教，我觉得它加在孩子们身心上的负担可能相对轻些。宗教课是放学以后留在学校里上的，讲课的是一位女教师。廖维克很喜欢这门课，这从他的小脸上可以看出来，只不过他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罢了。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嘴里似乎在叨咕着什么。
我问他，他回答说：“您知道，我在作祷告，这祷文很美，像诗一样。”
从托洛茨基第一次流亡国外起，他的父亲就经常出国来看他。起先他们来巴黎，后来是带着跟他们一起住在乡下的他的大女儿来维也纳。1910年他们又来到柏林。在此之前，他们总算最终把托洛茨基的命运付之天意了。托洛茨基的母亲生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放线菌病。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她一直遭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仍然操持着家务。她在柏林动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肾脏，当时她已年届花甲。手术以后最初几个月恢复得出奇的快，一度在医务界传为佳谈。但是不久她的病又复发，不几个月就夺去了她的生命。
她死在她度过勤劳一生并把孩子一个个抚养成人的扬诺夫卡。
托洛茨基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俄国各民主报刊撰稿，其中在 《基辅思想报》上的撰文数量最多。托洛茨基从《基辅思想报》 所得到的稿酬能完全应付他们的简朴生活。但是在托洛茨基为《真理报》工作的那段时间，总没有时间去写更多的有报酬的文章，这对家庭生活就产生了危机。他妻子时不时跑当铺，而他也不得不把一些生活宽裕时买来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还甚至把他们的有限财物拿去抵押房租。他们有两个孩子，没有保姆，这就双倍地加重了他妻子的负担，但她还常常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托洛茨基从事革命工作。
1914年9月托洛茨基在一封寄往国内的信中写道：
动员和宣战看来已经彻底扫除了国内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延期。支票上的延期是延长了，但迟早是要支付的。
这些话是在准备接受书刊检查情况下写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当然不仅仅是指的奥匈帝国，还有俄国，而且首先是俄国。
8月2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在这之前，大批俄国人已经开始陆续离开维也纳。8月3日上午，托洛茨基前往维恩柴勒去同那儿的几位社会党议员商量俄国侨民怎么办问题。老阿德勒建议托洛茨基立即同他一起直接去主管当局，也就是去见政治警察首脑盖耶。在他们乘汽车前往警察局途中，托洛茨基提请阿德勒注意战争引起的那种节日般的欢乐情绪。老头子立即回答道：
“兴高采烈的都是可以不上前线的人。除此而外，此时上街的全是神经失常的人，都是一些疯子，这是他们的好时光……战争为各种本能和一切形式的疯狂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阿德勒原先是一位精神病医生，所以他常常以精神病学的观点来看待政治事件——“尤其是奥地利的政治事件。”他总是以讽刺的口吻加上一句。
但是这时他绝不会想到，正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①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政治谋杀。
①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16 年10 月21 日击毙奥匈帝国首相司徒尔格伯爵，被判死刑，后改监禁。1918 年革命后被释放出狱。
盖耶谨慎地暗示明天清晨可能对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进行大逮捕。
“因此，您主张我走？”
“而且越快越好！”
“那好，明天我就全家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动身。”
这次谈话是下午三点多钟，晚上6点10分托洛茨基已经带着家眷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七年来的关系、书籍、资料和尚未完成的手稿都弃之不顾了。
托洛茨基的战时避难所瑞士使他想起了他在芬兰住过的“劳哈”旅馆，1905年秋他就在那里迎得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当然，此刻瑞士军队也已动员起来，甚至在巴塞尔也听见了炮声。可是托洛茨基所居住的希尔凡丁旅馆却像一个世外桃源。他心里盘算，也许离开这瑞士的“劳哈”旅馆重新回到那理工学院大礼堂去会见彼得堡工人的日子已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刻足足过了33个月才到来。
2 战争开始·出版 《战争与“国际”》
在这期间，托洛茨基除了积极参加瑞士社会党的活动，与表现出巨大的国际主义热情的基层工人接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战争和第二国际的书。这本名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像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先在瑞士，接着在德国、法国，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不同的命运。
负责这本书的德文译文编辑工作的是苏黎世教授拉加茨，这使托洛茨基有机会认识并熟悉这位有独特见解的人。拉加茨笃信基督教，而且就所受的教育和职业来说，就是一位神学专家。然而，拉加茨又是一个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分子，赞成用最极端的方法进行反战斗争，拥护无产阶级革命。
他和他夫人对于一系列政治问题的态度与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的缺乏头脑的社会党官僚大相径庭，这种认真而严肃的精神使托洛茨基十分敬佩。据托洛茨基所知，后来拉加茨因自己的观点而牺牲了大学教研室的位置，这在他所处的环境是不多见的。
正是在拉加茨的帮助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才得以流畅的德语问世。后来这本书历经曲折从瑞士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在这当中瑞士左派人士普拉登等人出了很大的力。这本书首先是针对作为第二国际领导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记得，在沙文主义乐队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记者海尔曼把这本书称为疯人呓语，但又承认在呓语中也还不乏逻辑。这对托洛茨基已是很高的赞语了。
后来在法国，托洛茨基偶然读到一条从瑞士来的电讯，声称一个德国法庭为他的小册子已缺席判他徒刑。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他的书正中敌人要害！协约国的诽谤者和密探曾力图证实他是德国参谋部的代理人，这回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所做出的判决正好替他帮了大忙，给他们的这种努力当头一棒。
十月革命后，纽约的一位机智的出版商把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印成精装本在美国发行。据出版商本人说，威尔逊总统曾从白宫打电话来要求把该书的清样送给他一份。总统当时正在草拟 14条纲领。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总统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布尔什维克能先于他想到这些主张。两个月内，该书在美国发行了16000册。
在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的这本在苏黎世写的小册子再版多次，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要参考书。直到1924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出笼以后它才从共产国际“市场”上消失。现在这本书像革命前一样成了禁书。
3 巴黎《我们的言论报》
1914年11月19日，托洛茨基作为《基辅思想报》的军事记者来到法国。
他之所以乐意接受他们的聘请，是因为这使他有可能更加接近战争。巴黎显得很忧伤，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一片黑暗。飞机成群地飞临城市上空。德军在马恩受阻后，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正当德军日益向巴黎逼进，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弃城而逃的时候，两个俄国流亡者办起了一份小小的俄文时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任务是向被遗弃在巴黎的俄国人阐释正在发生的事，使国际团结的精神不至泯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报纸的资金总共只有30法郎。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不相信仅凭这一点钱就能出版一份报纸。实际正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都不取分文报酬，报纸仍然经常出现危机。在不断经受负债和报刊检查的打击下，报纸一次次被查封，又一次次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版。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两年，直到1917年2月革命爆发。
托洛茨基的家属直到1915年才迁来巴黎。他们在塞夫勒待了几个月，住在他们的一个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雷纳·帕雷斯暂借给他们的一间房子里。
孩子们也在塞夫勒学校上了学。这里的春天极美，四周一片葱绿，显得妩媚妖娆。但是穿着黑丧服的女人日渐增多，许多小学生成了无父的孤儿。
托洛茨基特地到饶勒斯①被害的克罗桑咖啡馆去了一趟，想看一看有没有他的遗迹。托洛茨基在政治观点上与饶勒斯相距甚远，但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个正直而坚强的人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原则、对备受压迫者的爱和富有诗意的想象力等所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正如倍倍尔具有鲜明的平民特征一样。他们两人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托洛茨基听过饶勒斯在巴黎人民会议、国际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那么令人注目。饶勒斯从不墨守成规，总是能重新显现自己，并挖掘自身的潜在的精神源泉。在他的像瀑布一样奔腾的力量之中，可以发现其中饱含有委婉和谦和，这反映在他的脸上，使人感觉到他的高尚精神和文化修养。饶勒斯和倍倍尔两个极端，同时也是第二国际的两个顶峰。托洛茨基热爱他们俩。倍倍尔是体力衰竭而死，而饶勒斯则殁于壮年。但他们都死逢其时。他们两人的死都标志着第二国际历史使命的结束。
① 饶勒斯 （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改良主义者。1904 年创办《人道报》，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
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中最突出的人物无疑仍然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他是托洛茨基一生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这个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一个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可是没有赋予他作为政治家最必需的意志力。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缺少某种平衡，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时，它就悲剧性地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在1905年、1914年和1917年3个历史重要关口对他进行了观察。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革命的，但是他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就陷于各种疑虑之中。他的丰富、灵活和诸方面的思想缺少意志力的支持。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写给阿克雪里罗德的信中说：“也许我们同列宁比同普列汉诺夫更容易取得谅解，看来列宁正担当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战士的角色。”但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维持多久。托洛茨基到巴黎时发现他萎靡不振。他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中的合作，一开始就伴以不调和的曲调，直至马尔托夫离开编辑部，甚至停止担任报纸的特约撰稿人为止。
托洛茨基家早就从塞夫勒迁到巴黎市内，住在欧德烈小街。巴黎变得越来越荒凉，马路上的街钟一个接一个地停了，贝尔福特的狮子，不知什么缘故，嘴里冒出一把龌龊的稻草。
4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
1915年夏天，意大利议员摩加里来到巴黎，他是罗马国会社会党党团书记。他此行的目的是鼓动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参加一个国际代表会议。在一条林阴大道的咖啡馆凉台上，托洛茨基与几位因某种原因自诩为“左派”的社会党议员开了一个会，摩加里也参加了。在高谈和平主义和重复必须恢复国际联系这些老掉牙的问题上，大家谈得很融洽，也很顺利，可是当摩加里为难地低声说进入瑞士需要弄到假护照时，议员先生们的脸立时拉长了。
有一位 （托洛茨基记不清是谁了）匆匆地把侍者叫来付了全部咖啡账。会议 就此结束。托洛茨基同马尔托夫一起回家，一路上谈着这件事，又好气，又好笑。托洛茨基和两位稳健的和平主义者M和B决定前往瑞士去参加会议。
不需要假护照，因为政府还没有彻底摆脱战前的老习惯，发给了他们合法护照。
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伯尔尼社会党领袖格里姆一手包办，他把会议安排在离伯尔尼10公里的高山顶上的一个名叫齐美尔瓦尔德的小村子里。全体代表挤在4辆马车里向山上进发，路上人都好奇地望着这个不寻常的车队。代表们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自第一国际奠基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四辆马车竟然就可以装下全部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谈笑中并没有怀疑主义的色彩。历史的线索常常中断，人们不得不重新把它结上，他们前往齐美尔瓦尔德所做的正是接线的工作。
代表会议期间 （9月5日至8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和占大多数的和平主义者终于勉强地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共同宣言基础上统一起来。最后宣言虽然远远没有说出应当说的话，但终究是一大进步。托洛茨基在形式上虽然不属于列宁为代表的极左派，但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都同他们很接近。在齐美尔瓦尔德，这个瑞士的小山村里，列宁把未来国际运动的发条一下一下地拧紧，为革命的“国际”奠定了基础。
法国代表们在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的言论报》对他们的影响，并说正是这份报纸确定了各国国际运动的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我们的言论报》在促进拟订巴尔干各社会民主党国际立场中起了重要作用。意大利党从巴拉班诺娃的翻译的许多文章中认识了 《我们的言论报》。德国新闻界， 包括官方报刊在内，也常常引述《我们的言论报》。
严格禁止向外报道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消息，以免会议情况过早传到新闻界，给代表们返国通过国境时带来麻烦。可是几天以后，名不见经传的齐美尔瓦尔德的名字还是传遍了全世界。这使旅馆老板大吃一惊。这个勇敢的瑞士人告诉格里姆，他的产业的身价也将因此而大大提高，因此他打算赞助一笔款子作为第三国际的基金。不过，他不久就改变主意了。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大大推动了各国反战运动的发展。在德国，斯巴达克同盟①广泛开展了活动。法国组织了“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巴黎移民区的俄国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帮助它克服了一个个财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开始与托洛茨基合作得很好的马尔托夫，此时离开了《我们的言论报》。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那些实质上并不重要的分歧几个月以后就彻底消除了。
①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领导人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梅林等。
正在此时，一股乌云在他们的头上聚集，到了 1916年已有黑云压顶之势。反动的《自由报》以广告形式连续发表文章，指控他们是亲德派。托洛茨基更经常地收到匿名恐吓信。这些恐吓和指控显然是来自俄国大使馆。他们的印刷厂周围总是有些可疑的人物荡来荡去。主管俄国流亡者事务的一个政府委员会主席杜尔克海姆传出话说，政府里已经有人在谈论查封《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该报编辑的事。不过后来这个行动被拖延了一时期：政府找不到茬儿，因为托洛茨基没有违反法律，甚至连无法律根据的新闻检查托洛茨基也不曾冒犯。但是他们终究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借口终于找到了，确切地说，是制造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