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来到纽约
托洛茨基来到了纽约。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动化的神奇而又平凡的城市，它的街道是立体化美学原则的成就，而它的道德哲学则是金元哲学。纽约给托洛茨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充分地表现了现代精神。
关于托洛茨基在美国的生活，传说极多。托洛茨基不过只在挪威路过一下，善于创造发明的当地新闻界就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洗鳕鱼的工人，而今托洛茨基在纽约度过了两个月，故而新闻界又迫使托洛茨基干了许多职业，而且一行比一行离奇。如果把报纸为托洛茨基描述的各种奇遇写成一本书，也许会成为比托洛茨基此刻所写的这本更为引人入胜的传记。
可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使他的美国读者失望。他在美国的职业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职业。他写文章，办报纸，在工人集会上讲演。他还用很多时间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战备期间的出口增长数字使他很吃惊，也是对他的极好的启示。事实上，正是它们不仅决定了美国的参战，而且决定了美国在战后的和平中的决定性作用。托洛茨基当时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作过许多报告。从这时起“美国和欧洲”问题就一直是托洛茨基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现在，托洛茨基仍在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并希望能就此写一本书。
到纽约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就在俄文报纸《新世界》上发表文章说：“我是怀着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强信心离开腥风血雨的欧洲的。我跨上这个古老的新大陆，并没有抱任何 ‘民主’的幻想。” 10天以后，托洛茨基在“国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道：“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欧洲的经济正从根本上崩溃，而美国正在大发其财。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欧洲人，我羡慕地望着纽约，并且不安地问自己：欧洲能支持得住吗？它不会变成一个基地？世界经济和文化中心会不会移到这里，移到美国来？”
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工人住宅区租了一套房子，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一些家具。每月租金18美元的这套房子配备有欧洲人闻所未闻的舒适的设备：除了电灯，还有煤气灶、浴缸、电话、物品升降机和垃圾滑道等。这一切立刻使孩子们对纽约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他们一度简直对电话着了迷，因为这个神奇的玩意儿，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没有过。这幢房子的看门人是个黑人。托洛茨基妻子把3个月的房租预付给了他，但并未拿到收据，因为房东前一天刚把收据拿去查账了。两天以后他们搬来公寓，却听说那个黑人带了好几户人家的房租跑了。除了房租以外，他们还托他保管他们的一些东西呢，他们急得不知怎么好。这是个不好的开端。后来发现东西没有丢。
当他们打开装器皿的木箱子时，发现他们的房租钱被用纸端端正正的包着放在里面，这真使他们太感意外了。原来那看门人只拿走了开了收据的房客的钱，他掠夺的对象是房东，不愿意房客遭受损失。说实在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人。托洛茨基和妻子深深为他的关心所感动，一直感激地回忆着他。这件小奇遇托洛茨基觉得具有很大的代表意义，它仿佛在托洛茨基面前掀开了美国“黑人”问题的一角。
德国人宣布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造成了美国东部的许多车站、码头上各种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铁路也被堵塞了。消费品的价格顿时飞涨。托洛茨基曾看见这个最富有的城市的几千名妇女和母亲走上街头，愤怒地掀翻货摊，捣毁消费品商店。战后全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托洛茨基问别人，也问自己。
2月3日，终于宣布了人们等待已久的与德国断交。沙文主义的乐曲日益响亮。和平主义者的高音和社会主义者的假声并没有破坏整个乐曲的协调。不过，这一切托洛茨基在欧洲都见过，美国的护国主义运动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是旧影重现。托洛茨基在俄文报纸上指出了它的发展过程，思考着人类在吸取教训方面的愚钝。
美国社会党在思想方面甚至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社会爱国主义。但是，当时还持“中立”立场的美国报界对“发疯”的欧洲的高傲态度仍然在美国社会党的舆论中反映了出来，像希尔奎特①这样的人并不反对扮演社会党的美国大叔的角色，关键时到欧洲去调停第二国际各党彼此的嫉恨。现在，托洛茨基一想起美国社会党的那些领袖们就觉得好笑。他们都是移民，年轻时在欧洲发挥过某种作用，而现在，在争取成功的混乱斗争中，早把从欧洲带来的那些理论前提丢失殆尽。
① 莫里斯·希尔奎特 （1869—1933）：美国社会党领导人，律师，初期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期成为机会主义者。
托洛茨基来纽约不几天就参加了俄文日报《新世界》编辑部的工作。这份报纸成了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宣传中心。在社会党属下的各个民族联合会中都有一些懂得俄语的工作人员，俄罗斯联合会中也有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在这种情况下， 《新世界》思想就逐步传播到美国工人群众中去。社会党里的 达官显贵们为此大为恐慌。于是他们在各小组密谋策划反对欧洲移民的活动，说他们昨天才来到美国的土地上，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就企图把自己的荒诞的方法强加于美国工人。斗争相当激烈地开展起来。在俄罗斯联合会里，那些“久经考验”和“功勋卓著”的市侩们很快就靠边站；在德国联合会中， 《人民日报》总编辑、老施留特尔，希尔奎特的战友，渐渐失去影 响，让位给赞同托洛茨基伙伴们观点的年轻编辑劳勒；拉脱维亚人完全同托洛茨基伙伴们站在一起；芬兰联合会倾向于托洛茨基伙伴们。此外，托洛茨基伙伴们还越来越成功地打入势力很大的犹太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占有一幢14层大楼，出版一份发行量为20万份的《前进报》，不过这是一份充满多愁善感的小市民报纸。整个社会党，包括托洛茨基这些革命派在内，与美国工人的联系少，影响也不大，而党的英文报纸《呼声报》又以空泛的和平中立态度作为宗旨，于是托洛茨基伙伴们决定办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周刊。筹备工作全力以赴地开展起来，但是，正在这时——俄国革命爆发了。
新闻电讯突然神秘地中断了两三天，这使大家迷惑不解，接着，传来了彼得堡发生动乱的消息，虽然是些模糊不清和十分混乱的消息。纽约的各族工人都为之兴奋不已。人们期待着，但又不敢希望着什么。美国的报界不知所措。新闻记者、采访人员、报刊新闻栏编辑和常驻记者等等从四面八方涌向《新世界》编辑部探听消息。托洛茨基伙伴们的报纸一度成为纽约新闻界的中心。从社会党各报纸编辑部和组织打来的电话一直未中断过。
“电讯说，彼得堡组织了古契科夫①——米留科夫内阁，这意味着什么？”
① 古契科夫 （1862—1936）：十月党人领袖，1917 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
“意味着明天将有一个米留科夫——克伦斯基内阁。”
“这样！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由我们组阁。”
“啊！”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不下数十次。几乎所有同托洛茨基谈话的人都把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开玩笑。在一次有“最值得尊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托洛茨基宣读了一篇报告，论证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个报告产生的效果，就如同一次石头砸进了挤满自负和迟钝的青蛙的水塘里。
在纽约各区先后召开了空前规模和热烈的群众大会。冬宫上空飘扬着红旗的消息到处都引起一阵兴奋的欢呼。不单是俄国移民，连他们的大多不懂俄语的孩子也来参加大会，分享革命带来的欢乐。
托洛茨基在家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是家里的生活仍然十分丰富多彩。
妻子负责安排好这个小巢。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新朋友。M医生的司机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医生太太常带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们乘车去兜风，对他们很亲切。可是她是一个凡人，而司机却是个魔术师，是个超人。他一挥手，汽车就听从他的摆布。跟他坐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当他们来到糖果点心店时，孩子们会扯着母亲的衣角，抱怨地问：
“为什么司机不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在维也纳大部分时间住在工人住宅区内，所以孩子们除了俄语和德语外，也能说一口地道的维也纳的方言。
在苏黎世的学校里他们又不得不改学苏黎世方言，因为苏黎世方言在那里是低年级教学语言，而德语是作为外国语来学的。到了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转向法语。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它。看到他们能流利地用法语会话，托洛茨基常常很羡慕。他们在西班牙和那艘西班牙轮船上，总共度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也足以使他们掌握了许多最必需的词汇和成语。最后，他们到了纽约，他们在纽约的小学里上了两个月的课，又大致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后，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学校上了学。但是学校里生活不正常，因而外国语从他们记忆中消失得比他们掌握得还快。可是他们说的俄语带有一股外国腔。托洛茨基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拼凑的俄语句子就像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一样，然而他们已不会用法语来组织这个句子了。他们在国外的漂泊经历如同写在一张羊皮纸上① ，就这样擦擦写写地铭刻在孩子们幼小的脑海中。
① 古代和中世纪常在洗去和刮去原有文字的羊皮纸上反复书写。
当托洛茨基从报社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彼得堡发生革命的消息时，托洛茨基的小儿子正患着白喉，躺在床上。他当时才9岁，但是他已经坚信，革命就是大赦，就是可以回到俄国，就是许多别的好事。他一下子爬了起来，在床上又是蹦又是跳，欢庆革命的到来。看来他似乎是复原了。他们急于想乘第一班船回去。为护照和签证奔走于各个领事馆之间。动身之前，医生准许刚刚康复的孩子出去散散步。妻子同意他出去玩半个钟头，接着就忙于整理行装——她干这样的事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孩子没有回来。当时托洛茨基在编辑部上班。托洛茨基妻子心急如焚地等候了3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电话。先是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接着就是谢廖沙的声音：“我在这儿！”
“这儿”就是指纽约另一端的一个警察局。原来孩子想利用这第一次散步的 机会弄清楚一个久久苦恼着他的问题：纽约到底有没有第一街， （他们当时 好像是住在第一六四街）？他迷了路，就向路人打听，人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幸好他记得他们家的电话号码。妻子和大儿子在一个小时内赶到警察局，那儿的人像等待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谢廖沙满脸通红，正在同一个警察下跳棋。警察们一起看着他，弄得他非常难为情，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和他的新朋友一起拼命地咀嚼暗黑色的美国口香糖。他到现在还记得在纽约住所的电话号码。
要说托洛茨基已了解纽约，这未免过于夸张。托洛茨基一到这里就投入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俄国革命又来得太快，托洛茨基只来得及捕捉这个名叫纽约的怪物的一般生活节律。当托洛茨基启程返回欧洲时，托洛茨基仅仅有朝那个将要煅造全人类命运的工场里瞥了一眼的感觉。他用以后他会有机会再来安慰自己。
2 哈里法克斯集中营
3月25日，托洛茨基来到俄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这里，墙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虽已被取下，但笼罩着俄国旧行政当局的那种阴沉气氛还存在。经过一阵例行的拖延和争执以后，总领事总算命令发给托洛茨基返回俄国的护照。在英国驻纽约领事馆，托洛茨基填好问答或表格以后，他们对他说，英国方面对他的旅行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一切就绪。
3月27日，托洛茨基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其他几位同胞一起登上挪威轮船“赫里斯季安纳峡湾号”。人们用鲜花和祝福欢送他们。他们正在去一个革命的国家，身边又有护照和签证。革命、鲜花和签证，在他们这些流浪者的心里像荡漾着一首和谐悦耳的乐曲。船到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受到了英国海军当局的检查，警官们对持美国、荷兰、丹麦和其他国家护照的旅客的检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对俄国人，则直截了当地问什么信仰和有什么政治计划等等。托洛茨基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有关我个人身份的一切情况，你们可以了解，但是仅止于此，至于俄国的内部政治至少暂时还不是英国海军警察所管辖的范围。”但是这并不妨碍宪兵队军官麦琴在几经盘问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向别的旅客打听托洛茨基的情况。后来这两位侦缉军官一口咬定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同其他幸运的不属于英国盟邦的国家的旅客相比，他们受到的检查十分无礼，这显然是对俄国革命者的歧视，因此，一些受到盘问的旅客就警察的这种行为当场向英国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托洛茨基没有这样做，因为这等于向魔鬼控告撒旦。然而，这时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4月3日，几个英国军官在水兵们的簇拥下登上“赫里斯季安纳峡湾号”，他们以当地海军上将的名义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家属以及其他5名旅客立即下船。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是为了把所有问题在哈利法克斯“搞清楚”。他们表示，这个要求是不合法的，拒绝接受。于是全副武装的 水兵向他们扑来，在周围大部分旅客的一片“可耻”的抗议声中，把他们拖上一艘快艇，然后在一艘巡洋舰的护送下开往哈利法克斯。当一个水兵揪着托洛茨基的时候，托洛茨基的大儿子跑到托洛茨基的身边，用他的小拳头不住地捶一个军官，嘴里喊道：“要不要再打，爸爸？”他当时才11岁，但是已经上了英国民主的第一课。
警察把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哈利法克斯，把其他人用火车送到了亚默斯的一个关押德国俘虏的集中营。在集中营办公室里，他们遭到了甚至在彼得·保罗要塞也未经历过的搜查。因为在沙皇的要塞里，宪兵们是在背人处让他们脱光衣服进行搜查，而在盟友这里，却让他们在十几个人的面前蒙受这种耻辱。托洛茨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原籍瑞典的警官奥尔森，这个戴着棕红色刑警帽的家伙就是这次搜查的罪魁祸首。在远处导演着这场罪恶把戏的恶棍们完全知道，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俄国革命者，正准备回到被革命解放了的国家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在他们再三的要求和抗议下，俘虏营指挥官莫里斯上校才来正式陈述逮捕他们的理由。
“你们对俄国现政权来说是危险人物。”说得很简单。看来这位上校不善辞令，而且从一清早脸色就显得令人怀疑的紧张。
“但是在纽约的俄国政府代理人签发了我们去俄国的护照，何况，俄国政府的事最终得让他自己去关心嘛！”
莫里斯上校抽动着自己的下颚，又补充说：“一般来说，你们对盟国也是危险的。”
他们始终没有出示任何逮捕的书面命令。不过，后来上校曾以个人身份解释说：既然是不得不离开自己国家的政治流亡者，对眼前发生的事就不必那么介意了。俄国革命对这个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试图向他解释，那些把俄国革命者变成政治流亡者的俄国大臣们，除掉已逃出国外的以外，现在都成了囚徒。但是这些情况对这位上校先生未免显得太复杂，他是在殖民地和英布战争①中发迹的。因为托洛茨基不同他说话时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他在走出房间时，冲着托洛茨基的脊背嚷道：“要是他在南非海岸落到我手里……”这是他惯用的一句口头禅。
① 又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发生于1899—1902 年，是英国对南非两个布尔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土瓦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结果使两个共和国沦为英殖民地。
托洛茨基的妻子不算是政治流亡者，出国是具有合法护照的，然而她同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9岁）也被捕了。说孩子们也被捕，这并不夸张。
起先加拿大当局打算让孩子们同母亲分开，送到少年收容所去。这种前景使托洛茨基妻子极为不安，她当即声称，决不同孩子分离。由于她的抗议，后来只好把她和孩子们一起安置在一个俄裔英国便衣警察的家里，为了防止“非法”投递信件和拍发电报，禁止孩子们在没有警察监护下外出，母亲不在场时也是一样。一直到11天以后他们才被允许住进一家旅馆，条件是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一次。
亚墨斯集中营设在一家从德国人手中没收的铸铁厂的一幢弃置不用的楼房里。大约800人就住在这个楼房里。每到晚上，这个宿舍里空气之浑浊是不难想象的。人们绝望地聚集在过道里，你推我搡，有的躺下，有的起来，有的打牌，也有的下棋。许多人学做手工艺品，其中有些人做得还相当精巧。
到现在托洛茨基还在莫斯科保存着亚默斯俘虏们做的手工艺品。尽管人们做出惊人的努力来使肉体和精神适应环境，俘虏中仍有5个人精神失常。
在他们关押在集中营的整个期间，当局一直禁止他们同俄国政府联系。
他们拍往彼得格勒的电报被扣留；他们致电英国首相劳哈·乔治，控告这种非法禁令，电报仍然不予发出。莫里斯上校已经习惯于在殖民地的那种简单化的“人身保护令”了。何况，战争又助长了他。这位指挥官允许托洛茨基同妻子会见，但提出了不得通过她转交任何致俄国领事信件的条件。这看来难以置信，可是却是事实。托洛茨基宁愿拒绝会见。当然，领事大人也不急于帮助他们，他在听候指示，而指示显然尚未下达。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逮捕和释放他们的内幕至今托洛茨基还不完全清楚。看来，英国政府一定在托洛茨基还在法国工作期间就已经将托洛茨基的名字列入它的黑名单之中。它还千方百计地帮助沙皇政府把托洛茨基撵出欧洲。显然，英国政府在哈利法克斯逮捕托洛茨基，正是根据这张名单，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在美国的反爱国主义活动的密报。托洛茨基被捕的消息在俄国革命报刊上披露以后，显然不担心托洛茨基会回国的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给彼得格勒各报发去一份正式声明，说在加拿大被捕的俄国人都是“从德国大使馆领取津贴，准备回国推翻临时政府”的。起码，这话是说得直截了当。
4月16日，列宁领导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无疑是出自列宁手笔的文章，驳斥布坎南的声明。文章写道：
托洛茨基是1905年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主席，是多年来无私地致力于革命事业的革命家，对于说这样一个人会领取德国政府津贴的说法，人们能够哪怕有一分相信它的可靠性吗？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公然的、前所未有的无耻的诽谤！布坎南先生，您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为什么你不透露出来呢？……6个人架住托洛茨基的手和脚——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俄国临时政府表示友谊而干的！……
在整个这件事中，临时政府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更不清楚。但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科夫从心底里赞成逮捕托洛茨基，这是无需证明的，因为他早在1905年就拼命地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而且这个术语还是他创造的。但是米留科夫还需要苏维埃，他还需要更加谨慎地伪装自己，因为他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盟友们还没有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呢。
英国驻俄国大使布坎南在回忆录里对这件事这样写道：“托洛茨基和其他几个人在哈利法克斯一直扣留到我们弄清楚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为止。”根据布坎南的叙述，米留科夫被立即告知托洛茨基被捕的事。起初，米留科夫要求释放托洛茨基等一行人，4月8日，英国大使就向本国政府转达了米留科夫这一要求。但是两天以后，同一个米留科夫又撤回了自己的要求，并且表示希望将他们继续拘留在哈利法克斯。布坎南最后说：“因此，正是临时政府应对他们继续被拘留负责任。”这种说法可能是真实的。但布坎南惟独忘了在回忆录里说清楚关于托洛茨基接受德国津贴以推翻临时政府的事。不过，托洛茨基一回到彼得格勒，被托洛茨基逼得走投无路的布坎南就被迫在报上发表声明，说他根本不知道关于津贴的事。
最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出面干预，米留科夫不得不屈服。4月29日，托洛茨基等一行人被从集中营释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然而，即使在释放时他们也受到了暴力。他们被简单地命令：整理行装，由士兵押送出发。他们要求解释明白，到哪儿去和去干什么，英方拒绝回答。俘虏们以为他们被押送到要塞去，一个个情绪激昂。他们又要求会见离这里最近的俄国领事，也遭到拒绝。他们有足够的根据不相信这些海盗们的善举，声称如果不说明去向就不启程。于是那个指挥官命令使用武力。押解士兵抬走了行李，可是他们仍然倔强地躺在床板上，拒不行动。后来，眼看押解士兵就要像一个月前从轮船上拖他们下来时那样把他们架出去，而这回愤怒的水兵们就站在四周，指挥官终于让步了，不得不用他那特有的英国殖民者的派头宣布，托洛茨基将乘一艘丹麦轮船回俄国去。上校那气得发紫的脸上，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他无论如何不甘心承认托洛茨基竟然从他手中逃脱了。要是在非洲海岸落在他手里就好了……
当托洛茨基被带出集中营时，俘虏营中的难友们为托洛茨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这时，除了军官们躲在隔间里，少数人鼻子伸在夹缝里向外张望以外，水兵们和工人们列队站在托洛茨基行走的通道两侧，一个临时组成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一只只友谊的手从各个方向伸向托洛茨基。一位俘虏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赞颂俄国革命，诅咒德国君主制。直到现在，每当托洛茨基回忆起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在亚默斯同德国水兵在一起友好相处的情景，心里总感到非常激动。以后几年托洛茨基常常收到他们从德国给他寄来的充满友好情谊的信件。
逮捕托洛茨基的英国宪兵军官麦琴在托洛茨基离港时也来了。临别时，托洛茨基警告说，他出席立宪会议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就加拿大英国警察对俄国公民的野蛮虐待行为提出质询。
“但愿您永远进不了立宪会议。”这位狡猾的宪兵随即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