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车站上的冲突
现在全文引用托洛茨基妻子关于他们流放中亚细亚的记述如下：
1928年1月16日，从一清早我们就在整理行装。我正在发烧，头晕，浑身无力。
到处堆着从克里姆林宫搬来的东西，都是我们准备带走的。家具、箱子、衣服、书籍，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告别的人群。我们的医生和朋友格季耶还天真地劝我推迟行期，等我感冒好了再动身。他不了解我们的旅行是属于什么性质，推迟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倒觉得我坐上火车反而会好得快一些，因为这启程前的“最后日子”耽在家里是不可能很快复原的。
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有许多人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们拥抱我们，同我们握手，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愿望……人们带来鲜花、书籍、糖果、衣服等等，这更增加房子的混乱。忙乱、紧张和激动的最后一天即将过去。行李已被运往车站。朋友们都涌向那里。我们全家人准备停当以后就坐在餐厅里等候克格勃的人。我们看看表，9点，9点半……
还没有人来。10点，火车开车的时间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取消了？电话铃响了。克格勃通知，启程推迟，没有什么原因。
“推迟多久？”列·达问。
“两天。后天出发。”对方回答。
半小时后，朋友们陆续从火车站回来，起先是青年们，后来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
原来，人们在火车站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等候我们的到来。他们喊着“托洛茨基万岁”的口号，但没有看见托洛茨基。他在哪里？留给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四周聚集着激动的人群。青年们往车顶上放置了一幅巨大的托洛茨基画像，人们围着它高呼“乌拉！”。火车移动了，先是猛地一冲，接着又一冲……开始徐徐前进，可是，突然又停住了。原来游行的人跑到火车头前，扒住车辙，不让火车开走，要求会见托洛茨基。车站上的激动场面是难以形容的。群众同警察和克格勃特务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人被捕。火车被缠住约一个半小时。后来，我们的行李被运了回来。朋友们不停地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是不是在家，并把火车站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直到后半夜才躺下睡觉。
因为几天来过于激动和疲乏，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11点才醒。没有电话，四周静悄悄的。知道我们还有两天才动身，大媳妇上班去了。不过，我们刚刚吃过早饭，门铃就响了，进来的是别洛勃罗多娃，接着越飞的妻子也来了。过不久，门铃又响了，这回进来一大批穿便服和穿军装的克格勃特务，一下子把整个房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给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宣布立即将他押往阿拉木图。可是，昨天克格勃不是说推迟两天吗？原来又是一个骗局！这是为了在我们出发时不再发生游行而玩弄的一个诡计！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电话机旁站着一个特务，很有礼貌地制止我们接电话。稍后，我们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转告别洛勃罗多夫，说我们家已被特务们占据，我们将被强行押走。我们后来知道，这次押送列·达的“政治领导”可能是布哈林，这是完全符合斯大林的一贯手法的……
特务们显然很激动。他拒绝自愿启程，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事情真相。政治局力图制造假象，仿佛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流放都是自觉自愿的。他们就是这样向工人描述我们的流放。必须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打破这种神话，使他们既不能隐瞒，也不能歪曲。列·达决定迫使敌人公开使用暴力。我们把自己和两位客人锁在自己房间里，隔着房门同克格勃特务进行了谈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犹豫了一阵，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得到指示后，向我们宣布，为了执行命令，他们将砸门。列·达利用这个时间口述了对反对派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传来槌击的声音，门上的玻璃被敲碎，伸进来一只翻起军服的手臂。
“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打死我吧！”曾多次跟他巡视前线的军官基什金激动地再三恳求道。
“不要说胡话，基什金，没有人会朝你开枪，干你的事吧！”列·达平静地回答道。
2.武装押送
门被打开了，人群激动和慌乱地涌进来。他们看见列·达穿着拖鞋，于是就找来他的皮靴，并给他套上；又找来皮衣、皮帽……都给他穿好、戴好。但列·达仍然拒绝上路。
于是他们就架起他来。我赶忙穿上皮袄和高统套靴，跟着他们跑出去……门在我身后碰地一声关上；门后一阵骚乱声。我朝拖列·达下楼的特务大声喊，叫他们把儿子放出来：大儿子还要跟我们去流放呢。门打开了，孩子们和两位客人——别洛勃罗多娃和越飞的妻子——跑了出来。他们是奋力冲出来的。谢廖沙用运动员的架势冲在最前头；廖瓦下楼时挨家挨户地敲门，大声喊道：
“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了！”
楼梯口和每家门里伸出一张张面露惧色的脸孔。这幢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的高级干部。汽车里塞得满满的，谢廖沙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别洛勃罗多娃也跟我们一起上了车。
汽车沿着莫斯科街道急驶。天气很冷。谢廖沙没戴帽子，临行时慌急中没顾上拿。大家都没穿套鞋，没戴手套，也没带一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是空手。汽车没有把我们带到喀山车站，而是开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廖沙想跳出汽车跑到嫂嫂工作单位，把我们被带走的消息告诉她。特务们紧紧抓住谢廖沙的手，希望列·达不要让他跳车。我们来到空无一人的车站。特务们又像出门时那样架住他的两臂。廖瓦对几个铁路工人喊道：
“同志们，看吧，他们要架走托洛茨基同志！”
一个曾经陪同托洛茨基一起打过猎的克格勃特务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瞧你这个小矮个儿！”他凶狠地喝道。
谢廖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随即给他一耳光作为回报。我们被送进车厢。我们的包间的窗前和门口都站着看守。其余的包间里坐的全是特务。火车开往何处？我们一无所知。身边一样行李都没有。机车就牵引我们这一节车厢启动了。当时是下午2点钟。
我们发觉我们正绕道前往一个小站，从那儿挂上一列从莫斯科喀山车站开出的邮车，前往塔什干。5点钟时，我们同别洛勃罗多娃和谢廖沙告别，他们应当乘一列逆行列车返回莫斯科。我们的列车继续往前行。我又发烧了，列·达倒很振作，甚至看上去很快活。局面已经确定；总的气氛是平静的。押解人员殷勤而又有礼貌。有人通告我们，说我们的行李将跟随下一趟车运来，在伏龙芝（即这条铁路的终点）交给我们。也就是说要等到9天以后。我们既无换洗的衬衣又无书籍。我们两手空空地坐在车厢里，就像是在市内乘车一样。
晚上，我们头枕着胳膊躺在长凳上打一会儿盹。每个包间的门都半开着，门口站着看守。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越客气。在萨马拉，他们替我们买了换洗的衬衣、肥皂、牙粉和牙刷等。我们同看守的伙食都是他们从车站餐厅买来的。列·达过去总得严格地按医生规定进食，现在他把给他的那一份津津有味地吃得精光，这使我和廖瓦很高兴。我看着他，既惊喜，又为他担心。我们把在萨马拉替我们买的东西起了一些特别的名字：如管毛巾叫明仁斯基①，管短袜叫雅戈达（明仁斯基的助手）等等。用这些名字称呼东西很能使人发笑。积雪使火车一再晚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深入中亚地区。
① 当时的克格勃首脑。
旅行的第十天，我们于清晨抵达伏龙芝 （即皮什佩克），这是铁路线的最后一站。 天寒地冻，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刺人眼目。他们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不挂面羊皮袄。
我被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感觉很冷。大客车在被汽车压结实的雪地里吱吱嘎嘎地爬行；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就这样，走了约30里，车子停下了。暮色已经降临。我们仿佛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之中。两个押解人员（他们总数大约12～15人）走到我们眼前，对宿营地过于“简陋”表示歉意。我们好不容易下了车，黑暗中摸到一个邮政所的低矮的小门。我们走了进去，脱掉棉袄，感到一阵轻松。但是这间茅屋里没有生火，非常冷。几扇小窗上布满了冰霜。屋角有一个俄罗斯大火炉，可惜摸上去“冷若冰霜”。
我们喝了杯茶暖暖身子，又吃了点东西，还和女主人（一个哥萨克妇女）聊了起来。列·达向她详细打听了当地生活习俗，顺便问了打猎的情况。一切都那么令人好奇，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结束这次有趣的谈话。押送人员都到隔壁人家去借宿，我们也开始安排睡觉。廖瓦躺在一条凳子上；我同列·达把羊皮袄垫在身下，睡在一张大桌子上。当我们摸黑在这间低矮而寒冷的屋子里躺下后，我不禁放声大笑，说道：
“同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家有天壤之别！”
列·达和廖瓦也跟着笑了起来。黎明时我们又继续赶路。前面还有一段艰难的旅程。
要翻过库尔泰山。天气依然寒气逼人。我觉得衣服重得使我受不了，像一堵墙倒在身上。
中途停站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同司机和从阿拉木图前来接我们的克格勃人员闲谈。日后的陌生生活的图画一点点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凌晨3点，汽车终于到达目的地。
3. 斗争没有停止
敌人以为列·达现在在遥远的阿拉木图被最后解除武装了。伏罗希洛夫甚至公开幸灾乐祸地说：
“如果他在那儿死了，消息也不会很快传到这里来。”
然而，列·达并没有停止战斗。我们形成了一个三人集体。儿子承担了协调我们同外部关系的重任，负责管理我们的来往信件。有时称他为外交部长，有时又说他是邮电部长。不久，我们的信件大大增加，这副担子主要由廖瓦来挑。他还负责警卫工作，为列·达的工作搜集资料，如到图书馆借书，弄旧报纸，作摘录等等。他还同地方当局进行各种谈判，组织打猎活动，照顾猎狗和武器。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自己还勤奋地学习经济地理和外语……
几个星期以后，列·达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又全面展开了。后来，廖瓦找来一个女打字员。克格勃没有找她麻烦，但显然要她把我们这里写的一切时时向他们报告。假如听这个姑娘的报告一定很有意思，因为她对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几乎一无所知。
阿拉木图的积雪，洁白、纯净、干燥，非常令人神往。由于没有人和车践踏，整个冬天，积雪都保持着洁白的色彩。春天，积雪融化，满地都是鲜红的罂粟。它们实在多极了，像铺在大地上的一面红地毯。一连许多公里的草原都闪烁着鲜艳的红光。夏天，到处都是苹果，又大又红的有名的阿拉木图阿泡特苹果。城里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柏油马路。市中心的市场上垃圾成堆；吉尔吉斯人坐在商店台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自己身上的虱子。这儿疟疾蔓延，鼠疫猖獗，夏天有大量的野狗，还发生过多起麻风病例，报纸曾对此有所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夏天。我们向山脚下一个果农租了一间草屋，这里视野开阔，面对天山支脉积雪的群山。我们和主人一家一天天看着苹果成熟，又一起采摘。果园景象几经变化，先是遍地白花，后来，枝条日渐沉重，不得不用支架撑住低垂的树枝。苹果摘下后铺放在树下的草席上，像一张五颜六色的地毯。那些摆脱重负的树枝重又伸直了身子。果园里散发着成熟的苹果、梨子的香味，蜜蜂嗡嗡地叫个不停。后来我们又做果酱。
六七月间，果园中的那幢芦苇铺顶的茅屋里，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打字机不停地嗒嗒地响着，这东西在这里是十分陌生的玩意儿。列·达口授批判共产国际纲领的文章，由打字员打成文稿，然后修改，最后再次打印。邮件很多，每天总有10～15封信，其中有论文、评论、内部争论和来自莫斯科的各种消息报道；除信件外，还经常收到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列·达健康状况的电报。信函涉及的既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有地区性的小问题（但仍具有重要意义）。索斯洛夫斯基总爱用热情和辛辣的笔调谈论重大的课题；拉科夫斯基的也十分不寻常，我们常常把它们摘抄下来再寄给别人。这间低矮的房间里放满了桌子，上面放着一堆堆手稿、邮包、报纸、书籍、文摘和剪报。廖瓦整天待在他那间紧靠马厩的小房子里，打字、修改打字稿、封包、收发邮件和寻找必需的引文。我们的邮件都是由一个残废人骑马送来。傍晚时，列·达常常拿上猎枪、带上猎狗走进山里，有时我陪他去，有时是廖瓦陪他。我们总是能打到一些鹌鹑、鸽子、石鸡或野鸡。一直到后来例行的疟疾暴发，我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好。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地震和水灾频发的天山支脉脚下，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城市阿拉木图里，同书籍、信件和大自然一起度过了一年。这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尽管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秘密的朋友（现在描述他们还为时过早），从表面上看，我们仍然是与外界不接触地孤立地生活着，因为任何试图同我们接触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
现在从托洛茨基儿子的笔记本中摘录一些统计数字。1928年4月至10月间，在阿拉木图共寄出800封政治信件 （其中包括一些长篇论著），拍发 出 550封电报。收到 1000余封长短信件和700余封电报，电报大部分是以集体名义拍来的。这些多半是流放地的通讯，但也从流放地流传到全国。即使在天气最好的那几个月，也只有半数信件能到达那里。此外，他们还收到莫斯科寄来的8～9个秘密邮包，都是由专门的信使送来的秘密材料和信件，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出了一些邮包。秘密邮件使他们了解许多情况，并对最重要的事件做出反应，虽然时间是大大地耽搁了。
秋天，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工人们开始在会上提出质问。官方报告人惟一能做到的是把托洛茨基的身体说得天花乱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