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伯特一露面，沙筑的堡垒刹那间便轰然坍塌。
1839年，维多利亚即位已经两年了。女王的婚事被提到议事日程，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盼望着她早日完婚。对内阁大臣和她的萨克思·科堡的亲戚们来说，这的确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道理明摆在那里，如果她不结婚，如果没有孩子，一旦驾崩，现正在做汉诺威王的维多利亚的那位最不得人心的阴险狠毒的叔父坎伯兰公爵将继承英国王位，而萨克思·科堡一族的大权将旁落他手，而对于英国国民来说，他们看惯了那些老气横秋的前几任国王们的龌龊的表演，他们真想一睹年轻女王豪华隆重的令人振奋的婚礼，他们渴望女王完美的幸福的爱情与婚姻，他们渴望这些成为这个日益堕落的社会的精神支柱与生活典范。
萨克思·科堡大舅的儿子阿尔伯特被选定为女王未来的丈夫。这是她的母亲与舅舅利奥波德的主意。
但是，现在维多利亚正充满柔情地聆听着梅尔本勋爵的长谈。她无暇旁顾，甚至她根本就还不曾想过自己的婚事。是的，几年前，当她还在肯辛顿宫做姑娘的时候，阿尔伯特，那个漂亮英俊的青年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甚至在给舅舅的信中宣称阿尔伯特具有“可以期待使自己获得完美的幸福的一切素质”，并请求她的“最亲爱的舅舅关心一个人的健康，这个人现在于我是如此亲爱，您要将他置于特别照顾之下”，并补充道：“我希望并相信这件对我具有那么重要的事情能一帆风顺。”那口气，俨然阿尔伯特就是她的人了。然而，那毕竟是少女时代的梦幻，而这种梦幻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梅尔本勋爵的出现早已烟消云散，而被另一种新的梦幻所替代：她一刻也离不开梅尔本勋爵。
所以，谈到结婚，她是十分的厌恶而且恐惧，她甚至听也不愿意听。她不止一次地对梅尔本勋爵说：“此时，我的情绪对结婚十分反感”，谈到与阿尔伯特的事，她在给舅舅的信中说：“我们之间并无婚约。”即便她喜欢阿尔伯特，她“今年也不能最后定约，因为最早，这种事情也要等两三年以后再说”。她还说她“非常讨厌”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并且声称，如果她不喜欢他，她也十分渴盼能得到理解，她并没有负约的疚愧，因为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约定”。这分明是一条缓兵之计，她已在为自己寻找退路。而对梅尔本勋爵，她说得更加明白，毫不掩饰，她告诉他说自己“不怎么想见阿尔伯特，因为整个事件是桩讨厌的事”。
梅尔本勋爵自可以再一次为女王的忠诚而老泪纵横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但是感情上的事难道就这么简单？他难道不曾想过，维多利亚这位小姑娘对他的崇拜与依恋究竟有多重的分量？这是否是因多年几乎与异性隔绝而包裹在一种完全女性化的精神氛围下的一种精神上的变态？是否只是因为在恰当的背景下，在恰当的时机的出现才使得梅尔本成为女王的偶像？
不管维多利亚是如何的逃避，阿尔伯特的造访却如期而至。这一年的10月10日晚上，奉利奥波德舅舅的安排，阿尔伯特在哥哥欧内斯特——萨克思·科堡大公的继承人的陪伴下，来到了温莎。
第二天是星期四，早上，阿尔伯特和欧内斯特终于来拜见女王。
女王默默地伫立着，两位王子依旧是那么漂亮、英俊、风度翩翩。这使她回忆起几年前那三个星期的快乐时光，划船、骑马、画画、弹钢琴，那坚实的臂膀与宽阔的胸膛。是的，他们真的再见了，但他们的分离却是太漫长太漫长，这漫长的分离几乎使她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所有的记忆重新召回。她仔细地打量着眼前两位青年，特别是阿尔伯特，她感到十分的惊奇，阿尔伯特不仅保留了少年时代的风采，而且岁月又给他添加了几分成熟与稳重，还是那张俊美的脸，只不过在嘴边上出现了纤细的髭须，白皙的脸上也散布了稀松的颊须，而身量也更加高大匀称，阿尔伯特完完全全已经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女王竟有些激动起来，她那少女时代用沙筑的堡垒竟是如此的脆弱，仅仅在一刹那间便轰然坍塌。
所有的厌恶与恐惧在眼前这位英俊青年的那双蓝眼睛的光芒照耀下，在那张迷人的嘴边的微笑中烟消云散。他们一块儿骑马，一块儿跳舞，一块儿谈天，一切是那么的完美，她仿佛被引进了一方全新的领地，在这片领地丝毫也找不到梅尔本勋爵的影子，她得以在比较中获得对于过去生活的反省：那些快乐，那些依恋原来只不过建筑在一种肤浅的消遣之上，它们是多么的矫情。
两三天的时光一晃即过，星期日的早晨，当她重新站在梅尔本勋爵的面前时，她似乎重新变了个人似的，那份幼稚、那份期盼、那份崇拜的表情已全然不见，代替的是更多的坚定与成熟：“我已大大地改变了对结婚的看法，我已经决定和阿尔伯特结婚。”
下一个早晨，她单独召见了这位表弟。这一次女王把帝王的尊严和规矩全然抛在脑后，她深情地说：“假如你能满足我的愿望（和我结婚），我将无比幸福。”
阿尔伯特动情地张开了男子汉有力的双臂，紧紧地拥抱了女王，他的拥抱是那么的有力又是那么的亲切温柔，维多利亚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的感觉之中。她闭上双眼，尽情地体悟着，小巧的嘴唇喃喃不止：
“你是那么美好，我不配与你结婚。”
“别说傻话了，亲爱的，我太高兴了，我非常乐意与你白头偕老！”
几天以后，她告诉梅尔本勋爵：“这件事我已向阿尔伯特谈好了。”言语中满怀着踌躇。
“哦，你已谈好。”梅尔本勋爵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再也没有昔日的柔和动听。这株可怜的老树上绽放的几枝花朵很快就黯淡了，凋零了……
二、舞台上，他把漂亮的舞伴冷落一边，与博学的加波里先生忘情交谈。
阿尔伯特确实有理由让维多利亚倾倒，或者说，维多利亚的选择是无比的正确。尽管这时女王的选择更多地只是出于一种直觉，出于对阿尔伯特诸多表面特质的无比倾慕：他的英俊美貌与迷人的气质。但是越到后来，阿尔伯特的内在的品质将越明显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越来越使女王去甘心做他的附庸。
这些当然是后话了，但阿尔伯特的非凡的才能是在与女王结合之前就已具备了的。
阿尔伯特出生于1819年8月，比他的表姐维多利亚晚生三个月。萨克思·科堡·哥达的弗朗西斯·查理斯·奥古斯特·阿尔伯特·伊曼纽尔是他的全称。
阿尔伯特在外貌上继承了她母亲——一位活泼美貌妇人的所有优点：金色的头发，碧蓝的眼睛，彬彬有礼而又朝气蓬勃。
和他的哥哥欧内斯特比较起来，阿尔伯特从小就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主见并能恪守不渝的孩子，在兄弟间无数次的游戏与争吵中，弟弟总是占着上风，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身份应该颠倒过来才合乎常情。
阿尔伯特的品行在科堡深得人心，他聪颖机智而又吃苦耐劳，他所在的公国饱经战乱、弱小无势，而大公又并不富有，他从小便是在一种朴实无华的环境中成长，这样的一种朴实无华使他甘愿地接受那个时代热忱道德观的感召：诚实、坚韧、求善求真。还是11岁的时候，当他的父亲试着询问他今后的打算时，他的回答使这个饱经风霜的公国统治者大为惊讶：“我要做一个善良有用的人”，他说，朴实简洁的语句里蕴藏着一个孩子对于未来人生职责与目标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正是那个时代的最高风范。我们不禁想起，在维多利亚第一次明白自己将成为英国女王时，她的回答也几乎如出一辙：“我要做个好人”，这难道是一种偶尔的巧合，或者说仅仅用一句“心有灵犀一点通”就能解释的一切？从这里我们其实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若干年后，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的结合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成为整个国民生活之典范决不是一种偶然。和维多利亚一样，阿尔伯特在坚信礼上的表现也是那么的出色，那么的令人难忘。坚信礼上援用古例在城堡的“巨人厅”公开举行，由于阿尔伯特从小的气质与风范已深入科堡每个人心中，所以坚信礼上牵动着朝野所有的人。大批热情的官吏、牧师、公国各村镇的代表以及形形色色自发前来的观众一齐涌来，场面热闹非凡，大公和太夫人、符腾堡的亚历山大和欧内斯特两位王子殿下、莱宁根大公、霍恩洛伊·朗根堡大公夫人和霍恩洛伊、斯林福斯特大公夫人都出席了仪式，大厅的后方设置了一个简朴然而装饰典正的讲台、内庭牧师雅各比博士端坐中央，合唱队高声唱过赞美诗《圣灵降临》的第一节后仪式开始了。雅各比博士开始提问，由王子做答。博士的提问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与考虑的。这些问题都并非一个简单的“是”与“不是”所能回答，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与阐释，其目的是让观众能够更多地、更详尽地了解青年王子的观点。阿尔伯特的回答坦然、果断、精确，特别是那些精妙的到处都闪烁着个性的阐释中，蕴含着一种深切的情态与充满自信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紧紧地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从达官显贵到普通平民。当问到世袭的王子是否打算忠于福音派教会时，王子的回答只是一个“是”。但他又用清晰而坚定的声音补充：“我下定决心永远忠于公认的真理。”永远忠于公认的真理，这正是阿尔伯特所有美德的起点与基石。
博学多才是阿尔伯特另一优秀品质，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孜孜以求地去丰富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从骑马、射击、击剑、狩猎，甚至是小小的恶作剧到音乐文学、形而上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甚至数学、生物学等几乎是无所不能。传说，他每次捕猎远游，都要带回一大堆动植物标本以丰富其自然知识；他曾经成功地模仿一位教授在奔跑中突然跌倒然而无可奈何地找眼镜的模样，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他17岁时开始潜心钻研德国文学和深奥的德国哲学，他曾做过一篇论文《论日耳曼人的思维模式及日耳曼文明简史》，他企图以此事“反省我们时代的弊端，吁请所有的人从自己做起以矫正这些弊端，并由此而为别人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他对于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强烈兴趣，在他以后作为女王助手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1838年的意大利旅行中，佛罗伦萨的美术馆与风光令他赏心悦目，在和教皇格里高里十六世的一次会见中，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征服了这位傲慢的教皇。教皇试图在年轻的阿尔伯特面前展示自己的博学，他谈起了艺术，特别谈起了古老的希腊艺术，他说希腊人的艺术是从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人那里传过去的。
“不！”阿尔伯特的果断而简洁的声音遏制了教皇无休无止的长篇大论：“他们的艺术是从埃及传入的，因为……”然后便是滔滔不绝的旁征博引。高傲的教皇看着眼前这位朴实的青年，也不得不彬彬有礼地颔首默许。
不仅仅是艺术，阿尔伯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极其强烈，1852年他成功地构思、举办的规模庞大的集中了当时几乎是全世界各国的在原材料生产、机器制造、机械设计、厂家制作以及在应用与造型艺术等各方面所能生产的各种先进的样品的万国博览会，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布鲁塞尔他曾遇到了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阿道夫·葛德莱。他的对或然律的研究与应用深深地吸引了阿尔伯特，他很快与这位数学教授成为了终身朋友。
关于阿尔伯特的好学，有这样一则轶闻，在佛罗伦萨的一次舞会上，人们发现他对那些高贵娴雅的淑女们毫不在意，而是沉浸在与博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加波里先生的交谈之中，这样的一种不合时宜竟一时传为美谈，当时站在他身边目睹了这奇特一幕的斯都加厄大公说：这是位多么值得夸耀的王子，在他面前，漂亮的舞伴即使在舞台上也比不过博学的学者。
这样的一位杰出的青年，对于维多利亚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尽管从一来到这个世上，他的外婆、科堡的大公和太夫人，公爵，肯特公爵夫人和利奥波德王就把他与维多利亚放在一起来谈论。还是3岁的时候起，甚至他的保姆也经常对他说“英国的小小五月花”（维多利亚生于五月）将成为他的妻子，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从小对异性就有一种本能的厌恶。5岁的时候，在一次儿童舞会上，别人将一个小女孩领到他面前来做舞伴，他厌烦恼怒地叫闹起来，虽说后来他学会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情感了，但这种情感却依旧未变。
也许这应该归过于他那深爱着的漂亮的母亲？在他的印象中，母亲是美丽而温和慈爱的，但是在5岁时，他和母亲便永远地分开了。传说大公是个风流之人，而公爵夫人也学了丈夫的样子，她与一位宫廷大臣混上了，然后便是分居、离婚而最后隐居巴黎直到1831年郁郁寡欢地离开人世。诚实善良的阿尔伯特无法接受这份情感的打击，他被无垠无尽的矛盾的情感所吞噬——一面是对母亲的绵绵不绝的思念，另一面又对母亲的丑闻抱着莫大的羞耻。于是他逃避所有的女人。
使阿尔伯特对维多利亚并不十分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阿尔伯特对于政治毫不感兴趣，他从不读报，他渴慕的是一种悠闲自在的艺术化的生活，他不像利奥波德，他没有舅父的执着的野心，也缺乏他那追求自身伟大的自负，他善良纯正，聪明而又有教养，但这一切按常规将更多地把他导向一个个性清高而无足轻重的人，一位热心文化却用心不专的艺术爱好者，一位毫无影响或权威的宫廷附庸，很显然，做一个女王的丈夫，这个在他人看来最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位置对于阿尔伯特并没有多少的诱惑。
更何况，他已知道，此时的维多利亚正满怀崇拜地仰视着她的梅尔本勋爵，所以，当1839年10月他被安排前往伦敦时，他已打定主意彻底退出此事，他对一位朋友说，再不会有什么能引诱他去做那暧昧的等待，他将立即结束这一切。
与维多利亚的情形几乎一样，当他与他的那位漂亮娇小的表姐的目光碰撞在一起时，整个的局面都完全被改变了。面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他竟不曾涌起丝毫的厌恶，甚至心灵深处那股从来不曾涌动的陌生而热烈的情感却一下奔涌而出，泛滥在他整个身心，在维多利亚的臂弯里，他发觉自己无可抗拒的命运已经毫无余地的确定下来了。“我愿意与你结婚，亲爱的……”他的声音里流淌着无限的幸福。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对年轻的男女在碰到一起时，刹那间改变主意，而决心永远携手而行？如果肯特公爵在世，他也许又该去找那个吉卜赛预言家了。也许，他是对的，命运总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不可抗拒。
三、所有的疑虑与犹豫随着婚期的到来像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
婚期定在1840年2月10日。
在此之前，阿尔伯特重新回到了日耳曼，回到了他的萨克思·科堡。他将在那里最后一次享受家庭的温暖，因为几个月后，他将永远成为一个英国公民。
他如同一位即将远嫁的姑娘。他的内心是极其的忧伤。他每天傍晚，一个人独自走过那些熟悉的树林和村落。在那里，他曾经射猎野兔，收集植物标本。在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静静地聆听着由国家乐团演奏的《神射手》，他常常和自己的兄长欧内斯特彻夜长谈，他们一起长大，不曾分离，而现在一种分离的伤感紧紧地环绕着他们……作为一名日耳曼人，一位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他对自己的民族，对科堡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时，他真是有些犹豫，他真不想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不久前他在遥远的英国给祖母的信中曾说：“即使将来我在为着我的归宿并在那里得居高位的国家而不懈操劳的时候，我也不会中止做一名真正的日耳曼人、科堡人、哥塔人！”
夜深了，一切是那么的宁静，一曲甜蜜亲切而快乐的海顿二重曲从王子的住处飘荡而来。王子坐在钢琴前，琴键在他修长的手指的敲击下此起彼伏地跳跃着，阿尔伯特在幽雅的旋律中暂且逃避着现在和将来。
日子一天一天地紧起来，该是启程的时候了。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前来送行，在科堡，王子早已深得人心，人们多么希望这位英俊而才华出众的王子永远待在科堡，那将是科堡的幸运。但到强大的大英帝国去做女王的丈夫，也同样是令科堡人颇感荣耀之事。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沉浑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次盛大的集会，王子的马车在人海中穿行，王子感动不已，眼里噙满了热泪。他多么留恋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马车在他的祖母身边停下来，他向祖母，那位第一个迎接他来到这个世间并在母亲走后把满腔的慈爱倾注在他身上的老人做最后的道别。马车终于启动。“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祖母凄厉的呼叫盖过了沉重的马蹄声，直到马车行将在她的视野中消失时，她昏倒在侍从的手臂上。
马车风驰电掣，奔过了日耳曼，奔过了法兰西，在法国的港市加莱，一艘游艇正静静地等待着他，他步履沉重地踏上甲板，他回首东望，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遥远了，海浪在灰色的天空下躁动着，巨大的浪头迎着汽艇，被击得粉碎，白沫高高飞扬……
而此时此刻，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也同样的焦躁不安。阿尔伯特的离别，即使是短暂的离别也令这个难耐寂寞的女人感到了极大的不安。是的，梅尔本勋爵又紧随在她身边。但是，那份崇拜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本正经的公务，更何况，由于比尔组阁在女王面前碰了钉子，反对党托利党的非难越来越激烈，有两次托利党直接阻挠了她倾心向往的好事。她希望自己丈夫的爵位能由法律加以确定，而这个爵位的确定对于十分看重身份地位的英国绅士们的确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但由于托利党的强烈反对，此事便搁在了一边。她还希望她的丈夫能从国库得到一年5万镑的俸金，又是因为托利党的反对，他只得3万镑，他们甚至对这3万镑亦极为不满，他们到处宣称，广大的民众还正在贫穷的煎熬中，而3万镑已是全科堡的岁收……
另一件事情也使女王烦恼不已，自从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事件以来，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一直被厄运攫着，他那兴隆的营业一败涂地无人问津，但是女王的固执使她仍旧信任他，并把他留下来继续充当侍医，她要向世人显示她毫不在乎他们的非议。然而不争气的詹姆斯·克拉克竟然愚蠢到连自己的主子——维多利亚女王的病也无法诊断，维多利亚发热了，而这位御医却认定是风疹。医治并没有效果。其实女王的病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惧与忧郁症，失去了梅尔本勋爵，而阿尔伯特王子又不在身边，这才是这位年轻女人的发热不安的症结。在阿尔伯特面前，她完全为王子的迷人的气度所倾倒，而无暇有冷静的思考，而现在，阿尔伯特的分离却正好给了她机会，冷静的思考却并不能解决问题，女王的矛盾与不安是更加强烈了。一方面，她渴望她的亲爱的阿尔伯特的早日到来，另一面她又担心阿尔伯特的到来将意味着她将俯命于一种外来的管制——她要保证去尊敬、去服从某个人这将是多么的可怕，她爱阿尔伯特，但她也爱权力，她可以是阿尔伯特的妻子，但她更应该是英国的女王。
但是，当阿尔伯特终于登上多佛港，穿着考究的服装重新出现在女王面前时，她的所有的犹豫与疑虑便如同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而阿尔伯特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感到，他已是一个准英国公民了，他在英国的全部人生从此开始。
1840年2月10日，婚礼如期举行，盛大而隆重，祝福的赞歌与教堂的钟声在伦敦的上空久久地回荡。
四、面对紧闭的房门，女王不得不放下了所有的威仪，门立即打开了。
新婚后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的快乐，骑马、跳舞、唱歌、逗乐，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阿尔伯特很快发现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他不过是一个摆设、一种工具、一种仅仅为维护英国皇室体面的工具。
在政治上，他完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梅尔本勋爵不仅是首相而且实际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书，他一手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维多利亚也压根没想到赋予丈夫任何权力，早在订婚期间，她曾在给阿尔伯特的信中表示：“英国人非常嫉妒外国人干涉其国家政治，已经有一些报纸表示出希望你不会干涉，现在，尽管我知道你决不会，但如果你受了封爵，他们仍然会说，王子想要干预政治了。”“我知道你决不会”，女王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她所希望的只是要阿尔伯特做一个无可挑剔的丈夫，而至于国家政治有她和梅尔本勋爵也就够了。
这一切如果在以前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也没有什么，甚至按他的本性，他也乐得逍遥，但是现在，自从利奥波德舅舅的亲信斯托克玛男爵来到他的旁边，他的生活态度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斯托克玛正孜孜不倦地把他推向那条当年利奥波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这一路程现在将由阿尔伯特来完成，在他看来，阿尔伯特的确是个杰出的青年，他不乏非凡的出众的才能，但他最大的缺点却是缺乏正当的志向和非凡的毅力，即终身从事艰巨的政治生涯的抱负以及为此而牺牲一切单纯享乐的精神状态，男爵的训示与忠告，充满了几分慈父般的权威。他懂得他来英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为善。他一定要“在所有事情上表现得高尚，有丈夫气概和王者风度”，他应“为自己新国家的利益而生活、而牺牲，而去运用他的权力和努力来实现一项伟大的目标——促进同胞大众们的幸福。”
然而，维多利亚的老一套又来了，当阿尔伯特在男爵的激励下，鼓足勇气试图和维多利亚讨论政治的时候，她先是逃避话题，大而化之地言论一番，随即便转而谈起别的事情来，显示出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狡诈。看来利奥波德当年的“锦囊妙计”不仅使自己饱尝了苦果，而且还远远地殃及他的在英国的继承人。而当阿尔伯特对妻子的行为表示不满时，女王的解释只是由于懒惰所致，或者说，只要和他在一起她就无法忍受让类似政治这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来烦扰她的头脑。这一切冠冕堂皇，令阿尔伯特烦恼之至却又奈何不得。
不仅如此，阿尔伯特甚至感到他的私人生活也极不自由。在女王的全部私人生活中，那个成天像幽灵一样飘忽于皇室的莱恩男爵夫人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女王甚至可以赶走她的母亲却不愿和男爵夫人远离一步，她的卧室仍在女王的隔壁，女王的所有私人信件依旧由男爵夫人处理，男爵夫人表面上不插手政治，而实际上，何为公，何为私，区别总是微妙难辨或者说正是这种公私难辨的影响才最为隐蔽，潜在而巨大，现在男爵夫人还是皇室的总管，把持着内库的要职，女王的所有私事都先征得莱恩的同意方能去做。阿尔伯特感到他和妻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隔壁那一双锐利的眼睛的监视之下，极不自在。而更糟糕的是女王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他应该有个私人秘书，但他却无法自己挑选，而必须由梅尔本勋爵来指定，梅尔本决定让王子接受他自己的私人秘书——乔治·安森，一个忠诚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提出了抗议，他早已感到了一种被激进的辉格党人包围得极不自在，但他的抗议根本就不顶用。维多利亚似乎是与梅尔本勋爵串通了似的，她轻描淡写地通知他说安森已被任命了，并指示由莱恩向他解释。
最使阿尔伯特发火的是他与妻子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无处不在。阿尔伯特是在礼仪简朴、早睡早起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中长大的：他从不涉足一般的社交场，也从不在伦敦街头散步，甚至在骑马或驾车时总要有一名王室侍从陪着，在维多利亚看来，他多少有些过于拘谨、生硬和古板，而在阿尔伯特的眼里，英国人当然包括他的妻子所关心的只是打狐狸，做礼拜，英国人摇摆于过分的浮浪和过分的阴郁之间，他们不懂得思想法则，也不理解德国大学的机智，他决无理由为讨他们的欢喜而去注重礼节了。而维多利亚，这个在与阿尔伯特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女人，看惯了各种各样的豪华与高贵的场面，在盛大的宫廷宴会上，阿尔伯特斜歪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维多利亚却正与高贵的绅士们忙着呢，疯狂地跳舞，通宵达旦，然后是到宫殿的门廊前眺望旭日从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塔顶后面缓缓升起。阿尔伯特讨厌伦敦的一切，特别是那种如梦如影的夜生活。阿尔伯特经常找些科学家和文人在一起高谈阔论，而维多利亚却一成不变地和官员们交换陈词滥调，围着圆桌打牌或翻着铺满圆桌的版画画册。
但是，无论是阿尔伯特还是维多利亚，都不是容易屈服之人，他们谁也不习惯于做俯首顺命的角色，他们暗暗地较量着，晚宴上维多利亚的高谈阔论与阿尔伯特的鼾声比赛着，此起彼伏，不分上下。
有一天，王子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紧紧地关在自己的房间，不见任何人。女王也同样怒火万丈地擂门要求进来。
“是谁？”一声狠狠的发问，他当然知道是谁，但他明知故问，问话里充满了对女王的轻蔑与愤怒。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回答同样气壮如雷，充满了高傲与专横。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什么动静也没有，门里门外都在揣测着，等待着。
还是维多利亚按捺不住。“呯、呯、呯。”又是一阵敲门声。
“是谁？”
“英国女王！”
门依然紧闭，仍然是死一样的沉默。
敲门声再度响起。只是这一回明显地轻柔了许多。
“是谁？”
“你的妻子，阿尔伯特。”在丈夫面前，维多利亚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威严。
门立即打开了。
这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后，新的转机开始了，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终于涉过了他们的感情危险期。阿尔伯特的地位随即扶摇直上，而维多利亚也渐渐真正地深入到丈夫的本质之中，她发现自己过去对于阿尔伯特的理解只不过是皮相之见，现在她的阿尔伯特如同浩瀚的大海正一天一天地将她吞噬，而她也在这吞噬中感到了极大的欢乐与满足。
五、他用不着再犹豫了——他的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微弱的要求一说出来，就会马上变成维多利亚的了。
方便之门一夜之间忽然都向阿尔伯特敞开。
1840年年底，就在他们的大公主即将问世的时刻，议会授予阿尔伯特在女王不测时以摄政权，这意味着阿尔伯特对于政治的关注与建议将不再被视作一个“外国人”对于英国政治的干预而遭非难。从此，阿尔伯特开始毫无顾忌地研究政治，他读布莱克斯通的著作，学习英国的法律，女王接见大臣他也能时常出席，而国家所有涉及外交事物的文件他也得一览。
新的大选即将来临，托利党的执政已是明摆着的事实。1837年大选辉格党仅靠微弱多数的选票才继续留在执政党的位置上，而1839年5月梅尔本已经辞职，仅仅靠女王的强硬专横才勉强重新起用，但由此而激起的民愤却一天天高涨。现在的形势更是朝着托利党有利的方向发展，自由民主运动对保守的立宪君主制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罗伯特·比尔爵士即将上台，而令维多利亚深感不安的那场辉格党女侍问题又一次摆上了议事日程。维多利亚与梅尔本也不愿出面，他们与比尔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上的敌意仍难弥平。就这样阿尔伯特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由他和未来的首相罗伯特·比尔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的秘密会晤（因为还未进行大选，罗伯特·比尔并未真正成为首相），就困难而复杂的女侍问题，达成了完全的谅解，即暂时不触动已有的宪法条款，但托利内阁一旦成立，主要的辉格党侍嫔将退职，其位置将由比尔爵士指派的人来替代，这样既在形式上保全了女王的面子，而实际上又满足了比尔的要求。
这次和解可以说是王子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向世人也向女王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天才，他以其出色的智慧与才能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谈判，他和新任首相建立了一条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当维多利亚发现丈夫的这种出色的才能时显得非常激动，她迅速把自己的这份激动写信告诉舅舅利奥波德：“我最亲爱的安琪儿对我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对所进行的事怀有极大的兴趣，体谅我关心我，但又恪守本分地不使我有所偏见，尽管我们交谈甚多，但正如你所说，他的判断总是公平而平和的。”
一条辉煌的政治前途在阿尔伯特面前展开。
梅尔本终于走下了他的政治舞台。他永远失去了在朝廷上向女王进谏的特权与乐趣。巨大的失落感使这位曾充分地享有权势、充分地获得与女王亲昵的老臣心有不甘。退朝以后，他仍然不断地给女王写信，而且信中不厌其烦地讨论各种政治问题甚至包括人事任命以作为他身为朝廷大臣的生命的延续。也许，是因为他对女王与他的感情的充分自信？他相信他即使不在位上，他的影响依然还在。事实也正如此，梅尔本勋爵曾推荐说海茨伯雷勋爵是一个干才，应委任他为驻维尔纳大使，而一个星期后，女王书示外交大臣力荐海茨伯雷勋爵，她几乎把梅尔本勋爵对她说的话向外交大臣重复了一遍。
梅尔本的表现以及女王的反应令阿尔伯特以及他身边的那个智多星斯托克玛大为惊讶。因为这意味着对阿尔伯特地位来说那个巨大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甚至还十分强大。必须把梅尔本这个幽灵从女王心中彻底赶走，斯托克玛想。他与阿尔伯特商量写了备忘录，指出梅尔本勋爵的所作所为是违背宪法的，这种行为一旦被比尔发现，将使女王处于尴尬的境地，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决不应该和君王保持过分亲昵的关系。这份备忘录由阿尔伯特的私人秘书安森带给前首相梅尔本勋爵，梅尔本从头到尾读完备忘录，气得脸色发紫。但从此以后，梅尔本给女王的信的确是逐渐稀少了，即使偶尔有些通信也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文字，梅尔本痛感历史的进程将把他抛弃，他长叹一声，总算是认命了。
梅尔本勋爵的彻底的偃旗息鼓无疑给了阿尔伯特更多的机会去影响女王，但这种影响因为莱恩男爵夫人的存在而大打折扣，莱恩男爵夫人成为阿尔伯特前进中的最后一块顽石。但是这块顽石也很快便被阿尔伯特彻底搬走。1841年11月，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的第二个孩子威尔斯王子又出世了，而用不了多久，另一个孩子将要落地，可爱的孩子的降生给这个皇室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夫妻俩人常常在与孩子的逗乐中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默契与愉悦，天伦之乐笼罩着他们绝大部分的时光。显而易见，阿尔伯特在这种天伦之乐中与女王平起平坐，他的家庭地位大大加强了。而与此相反的是，那个女王一直崇拜着的老师莱恩男爵夫人却越来越感到了孤寂、落寞。是的，女王的什么事情她都可以插手，惟独这种天伦之乐她却无法沾边，尽管她也试图努力去接近皇室的孩子并充满了慈爱，但那样的机会却是相当难得，更何况这样的一种慈爱与阿尔伯特维多利亚比较起来总是显得矫揉做作与微不足道。维多利亚开始把这位形影不离的女教师丢在一边，甚至有一两次内廷出巡，莱恩男爵夫人也被丢在了温莎，让她一个人咀嚼着失势的惆怅与苦恼。
现在，阿尔伯特已经感到，他的愿望，他的即使是极微弱的要求只要一经出口便会立即变成维多利亚的了。他终于发话了，他希望那个碍手碍脚的男爵夫人永远离开皇室。于是莱恩很快便被打发出去，回到故乡汉诺威巴恰堡，在一座小而舒适的寓所里安度晚年。
而阿尔伯特终于扫除了身边的一切障碍，现在作为女王丈夫的内在价值才开始真正地凸现出来。
六、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多么骄傲，拥有了我丈夫这样一位完人。
夫妻间的矛盾冲突完全消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令女王夫妇陶醉。
无疑，阿尔伯特是彻底的胜利者。女王被一种新鲜的难以想象的启悟所征服，她是把她的整个灵魂都交给了她的丈夫。因为，她现在已经觉得她当初所认识到的曾令她倾心的美貌和风度只不过是阿尔伯特的外表而已。而他内在的品质却是一个宽阔无垠的大海，遥不可及。
她只有在这无垠的大海里随意徜徉。她几乎已经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改变了自己所有的生活习惯而心甘情愿去做那大海柔波中的一株小草，随波摇曳。她现在已经怀疑她曾经那么倾心过的伦敦都市的热闹与都市夜生活的所有逸乐，她已经觉得只有在乡间才感到那么的愉悦快乐。乡间，她真正体悟到，她的丈夫为什么那么的热爱乡间的一切。他们婚后的新居在远离伦敦都市的东郊，在美丽宁静的泰晤士河畔。白天，他们常常来到河边散步，女王的身边只有丈夫！她与丈夫比肩而行，听丈夫讲那些古怪的树木花草的名称与特征，蜜蜂与蝴蝶在林间飞来飞去，他们的话题又转移到这些小生灵上，阿尔伯特对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的了解是那么的详尽！或者干脆俩人都默不做声，静听对方柔和的脚步在草地上发出的极有节奏的响声。有时，她带上了刺绣，坐在草地上一面细心地穿针引线，一面听阿尔伯特大声地朗读一首诗、一篇散文或者是一部由哈勒母所著的《英国宪法史》，有时阿尔伯特也带上手风琴，他深情地演奏着一曲轻松、单纯的田园牧歌，而维多利亚却完全沉浸在这优美的演奏之中。是的，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幽雅的田园牧歌，如果这首牧歌的要素是快乐、爱情与单纯的话。每当这个时刻，维多利亚常常抑制不住自己心头的快意，一俟演奏结束，她从草地上站起来，她也要为他演唱一首由门德尔松创作的歌曲，歌声流畅圆润，在这对皇家夫妇的心头静静地流淌……到了晚上，环绕着他们的是另一种欢乐，一种天伦之乐。由于阿尔伯特的调解，女王与母亲公爵夫人的前嫌已释，母亲被重新接回到了家庭圈子，他们的孩子，聪明的普西公主也被带来了，他们一家三代挤在一块谈话、逗乐，笑声不断地从他们之中爆发出来。夜深人静，母亲告辞了，孩子也累了，阿尔伯特把可爱的小普西放在床上，他自己则坐在公主的身旁，另一侧，维多利亚侧身紧依着她的丈夫，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小普西的娇嫩的脸蛋，月光如柔水。
这样的一种和谐和快乐使维多利亚感到了振奋，她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感觉到恪尽职守的必要。她一面有条不紊地埋头政务，处理各种各样的信件与公文，另一面又昼夜不懈地照料着孩子，同时她还操持着自己的农场——她的奶牛场——大堆的家务——从早到晚。国王、妻子、母亲、主妇，她努力把自己的多重角色做得极其完美。在温莎的长廊和林阴道上，我们常常看到那活泼爱动的矮小身躯、迈着急促的步子紧随着阿尔伯特。是的，有时她温柔甘美，情意绵长，有时却依旧刚毅坚定。这原本是维多利亚性格的天生本质，只是这样的天生本质在阿尔伯特的笼罩之下被引向了一条健康、纯正的道路。而在它的反面是可怕的任性，过分的敏感诡秘与专横。
即使是会见政府要员，召开国会会议或是出席盛大的宴会招待外国元首、贵宾或出访，维多利亚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从阿尔伯特身上感染过来的。在盛大的宴会上，珠光宝气、礼服耀眼的各国贵宾们济济一堂，长长的墙壁上悬挂着英雄们庄严的画像，桌子上悬放着英国历代君王豪华的餐具，路易·菲力浦浪漫风度，普鲁士王高傲威严，萨克森国王豪爽强悍，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一脸的凌驾万众的霸气，惟有维多利亚女王在这一派壮观中显得质朴简洁，没有雕饰，也不假做作，一派天真自然之态，而正是这种天真自然征服了所有的国王及高贵的宾客们，连当时威势显赫的沙皇尼古拉也心存几分敬畏，她无疑成为了光彩照人的帝王至尊。
维多利亚携着她的丈夫到各国去回访，在法国，他们拜会了路易·菲力浦，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们拜会了利奥波德王，也就是他们的舅舅。有一则轶事可见当时维多利亚的情形，也可说明她受阿尔伯特影响之深。当她乘着六匹马的御车打比利时首都街道走过时，一位当时正在海洋寄宿学校做教师的女子——我们所熟知的小说《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目睹了这一切，她曾把她的印象记载了下来，她写道：
“一位矮小、结实、活泼的夫人，穿着十分简朴——并不很威严或是矫饰。”
最令维多利亚兴奋不已的是她对德意志——阿尔伯特故国——的访问。对此阿尔伯特也显得特别的激动。他对自己美丽国度的滔滔不绝的赞颂令维多利亚陶醉不已，她受着她的丈夫的感染，她感到这的确是一个迷人的国家。她到处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阿尔伯特的亲戚们来了，一个个友好和善，文雅典正，一群群农家孩子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向她献出美丽的花束；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四周的风光又是那样的绮丽，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夜晚总是那么的宁静，甚至还隐约可闻远方的鸡鸣狗吠声，这是一个与英国迥然不同的国家，没有任何虚浮与夸饰，只有淳朴、勤俭、实在。这一次访问在女王心中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她对阿尔伯特的出生之地有了直观的印象，她由此更能理解她的阿尔伯特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一回到英国，她立即给利奥波德王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阿尔伯特的故乡的一往情深，她说：“对于我们可爱的德意志，我有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情感，对此我在罗塞努（阿尔伯特的出生地）感受尤切，它是某种打动着我，叩动着我的心灵，令我不禁想落泪的东西。在别处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像在那里所感到的那种深沉的欢乐与宁静。恐怕我是太爱它了！”
其实，一切都很明显，与其说维多利亚是被阿尔伯特的故乡所迷住了，倒不如说她是被阿尔伯特本人所彻底征服了。在她给利奥波德的另一封信中她干脆毫不掩饰自己的这份喜悦：
哦！我最亲爱的舅舅，我想您一定知道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多么骄傲，拥有了我丈夫这样一位完人……
有一次，她偶尔打开一册旧时的日记，她看到这样一句——“说到‘君主的信任’，上帝知道！从来没有哪位大臣，哪个朋友像这位确实非凡的梅尔本勋爵那样，得到过我的信任！”这使她想起往昔那些幼稚而愚蠢的岁月，她的内心痛恨不已，她抓起一枝笔在旁边密密麻麻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重读此语，我禁不住要说当时我的快乐是多么的矫情，而如今我从敬爱的丈夫那里得到了真正而充实的快乐是多么地幸运，任何政治或世间的挫折都无法改变这种幸福。当初本来也不会耽搁得那么久，因为梅尔本勋爵毕竟是一位仁慈而卓越之人，对我又是那么的好，但我的快乐只有在交际场上方能得到，生活只是建筑在那种肤浅的消遣之上，当时我竟以为这就是快乐！感谢上帝！为自己也为别人，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