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明威对萨特说：“你是一个将军！”
作为巴黎解放后问世的第一批书中的一本，西蒙·波娃的《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出版了，同时，她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一并送去了加利马尔。
大家都处在异常欢欣之中。在为思想和文学苦苦追求了4年之久以后，这篇薄薄的论著顺利地得到了承认，自然值得高兴。
这时，萨特已请假暂时离开大学，去电影和戏剧界赚钱；西蒙·波娃也离开了教师岗位，写作已成为她必需的任务。写作保证了她的道德自律，也是真正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事实表明，假如为挣钱整日疲于奔命的话，那她的自由就远没有那么真实。既然她从来就崇尚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她自然免除了除写作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来确认自己的需要。
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人都是会死的》的写作之中。
9月，与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隆-庞蒂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筹办《现代》杂志。
一天晚上，丽丝跑来问她：
“你和萨特想见海明威吗？”
“当然！”她回答。
自解放以来，丽丝以“追逐美国人”作为主要消遣。因为美国人有大量的香烟和定量商品，总是挨饿的丽丝便想方设法从他们的挥霍中得益。其中她和一个无忧无虑的金发大个子交了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海明威的弟弟。那天晚上，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到达巴黎，他让弟弟来他逗留的地方“里兹”会面，他弟弟提出让丽丝跟他一起去，并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来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眼睛用一个绿色的眼罩挡着；桌子上放着相当数量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些只剩半瓶了，有些则空空如也。
他猛地坐起来，紧紧抓住萨特，拥抱他：
“你是一个将军！我，我只是一个上尉。”
喝了酒的海明威，显得过于谦虚。在热烈的情绪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喝下无数杯苏格兰威士忌。萨特大约于凌晨三点昏昏睡去，西蒙·波娃则坚持到天亮。
2西蒙·波娃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
11月下旬，美国为了让法国了解它在战争中作出的努力与贡献，特邀请12位记者去美国。加缪委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前往，萨特喜出望外。西蒙·波娃还从未见到他这么高兴过。他对西蒙·波娃说，他多么想去美国！
西蒙·波娃写道：“美国，它意味着许许多多东西！首先，它意味着不可企及的一切；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曾经滋养了我们的青年时代，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伟大的神话；……美国也是一个解救我们的国家；它就是未来，它就是富裕，它就是广阔的前景，它是一个奇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魔灯；即使你只想想自己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你也会感到头晕目眩。我感到高兴，不仅仅为萨特，而且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肯定会跟着他走上这条新路。”
接着她的机会也来了。她妹妹和利奥内尔结婚了，利奥内尔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是一家使用法-葡两种文字的评论杂志的编辑。他邀请西蒙·波娃去葡萄牙讲学。因而，1945年2月至4月，她在葡萄牙作了一番逗留，途中重访了西班牙。回国后发表文章抨击萨拉查独裁政权。
9月，《他人的血》出版了。它产生的轰动甚至比《女宾客》更为强烈，评论家们纷纷认为这比第一本更为出色。围绕着它，几家报纸还刊登了激情洋溢的评论。赞誉声通过口头、通过信件铺天盖地地向她涌来。加缪也喜欢这本书，不过面对这种轰动，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本书被视为第一本相当明确地描述抵抗运动的小说，又被叫做“存在主义小说”。自此以后，这张标签自动地同她和萨特的作品挂上了钩。尽管萨特和她拒绝把“存在主义”和他们搅在一块，他们只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但他们的抗议徒劳无用。就这样，虽然他们事先未作计划，这年早秋时节还是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存在主义攻势”。在西蒙·波娃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以及《现代》杂志头几期出版后的几个星期中，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演说。就小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西蒙·波娃在“现代俱乐部”发表了一次演说。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创作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上演了。
因了这一番紧锣密鼓，她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由于萨特和她都被不由分说地拽到了知名人士之列，因此，没有哪个星期的报刊会自始至终对他们俩不置一词。凡是从他俩口头或笔头出来的东西，《战斗报》都发表大量评论，一一表示赞同。在街头，摄影师们对着他们不断按动快门，不时有陌生男女冲到他俩面前来搭腔。有一次萨特演讲时，听众蜂拥而至，一些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几名女子当场晕倒。
如此声名显赫，确实令萨特和她始料未及。萨特很早就抱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名作家，并且曾经设想过自己会得到后世的赞许，却没料到能在有生之年为世人所瞩目。鉴于世上引起轰动的平庸之书数不胜数，轰动几乎成了平庸的标志，想起波德莱尔、司汤达、卡夫卡他们当年的孤寂和默默无闻，萨特总疑心倾泻在自己身上的荣耀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不再能原封不动地流传下去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萨特最为关心的就是抓住意义。但是，他在1940年读了海德格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后确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用实践代替思考，意义才会呈现在世界上。在年轻的时候，他和西蒙·波娃就想接近共产党。按西蒙·波娃的说法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怀疑主义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合拍，他们也希望废弃资本主义，但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到达不应影响他们的自由。在西蒙·波娃看来，萨持的哲学在某些观点上不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刻，在另一些观点上则又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更苛求于人。只是两种学说并不对立，萨特寻求的是两者的交流。
自从“社会主义与自由”失败给了萨特一个现实的教训后，他便开始做一项严肃的工作，在全国阵线里面与共产党合作。
“我常纳闷，”西蒙·波娃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假如我和萨特的关系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我该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我会接近共产党，这是无疑的，因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也为我所恐惧。但是，我热爱真理，我不能失去我渴望的自由，我决不会入党。由于在客观上我远不如萨特那么惹人注目，采取这种态度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大减少，但是，我俩的态度本身仍会一模一样。于是，我发现自己与他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没有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只是由于我本人并未在他们的批评面前沮丧，我才不把这些当回事。萨特则硬着头皮，试图缓解对方的敌意，这使我惊讶不已，有时，我怂恿他进行反击。不过，在其他场合，当我们偶然开完一个会议，或者读了点什么之后，我常寻思，我们该不该抛弃知识分子的彷徨，而进入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列之中。萨特也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有时，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时则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为此而争论不休。”
3. 身为“巴黎名人”，人们对她褒贬不一
萨特从纽约回来了。
他在纽约结识了一位天生丽质的少妇，少妇与地位显赫的丈夫处于半分离状态，而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们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从萨特那里得知了西蒙·波娃的情况后，便打定主意，等他离开美国回到巴黎，两人就互相忘掉对方。
然而，萨特对她的依恋太深了，无法释怀之下，从巴黎给她寄去炽热的情书，她也复了信。为了重温旧梦，萨特让美国几所大学邀请他重去美国。12月12日，他登上了一艘万吨商轮。
此时的西蒙·波娃，习惯了以作家的面目出现，也为“巴黎名人”的身份引以自豪。当人们称她为“女萨特”或“萨特的圣母玛丽亚”时，她毫不介意付之一笑；当然，也不乏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与存在主义者放荡作乐的下流女人，从而作为满足他们好奇心的谈资，对此她至为厌烦。她早已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只想在世时被人阅读、被人尊重、被人热爱。和萨特相比，她自以为更注重及时行乐。她喜欢肉体的种种乐趣，喜欢从天气、散步、友谊、闲聊、学习、观察中得到种种感受。同时，她不准备像萨特那样沉浸于奋斗之中，她认识到：希望是没有止境的；她能去满足，但不会去沉浸。对她来说，有了现在和离现在最近的地平线，她就满足了。
1946年新年之际，西蒙·波娃应邀赴突尼斯讲学。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觉得从这么高的空中俯视地中海闪烁着的无边无际的光芒，简直是个奇迹。
在那里，除了讲演，除了参加不可避免的社交应酬外，她把全部时间用在旅游探险上。她独自一人凭吊了在杜加的罗马废墟。主人为她担惊受怕了好半天：一年前，一名教师就是在这条路上被奸杀的。第二天去突尼斯城郊的格拉马特游玩，那儿有一家旅馆建在海岬上，旁边有一片阳光充足的沙丘。午饭后，她拿着一本书躺在那儿，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梦中隐约觉得纳闷：沙滩上怎会有猫？睁眼一瞧，哪里是猫，是一个脏乎乎的阿拉伯老人坐在她的肚皮上，在他篮子一旁放着一把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被奸比被杀强。”
可她几乎被吓晕了，狠劲把他推开，把钱包里的钱全倒在他手中，然后没命地逃离了沙丘。好在她的大部分钱留在她下榻的突尼斯宫。回到旅馆后谈起这件事，旅馆里的女人说这个老流浪汉是个小偷，他的刀子是用来割芦笙的。西蒙·波娃后来推想：那人其实并无多大信心，向她袭击只是因为觉得不愿失去一次机会。
突尼斯之行，总的说来令人愉快。兴之所至，她又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游览了阿尔及利亚。乘飞机回到巴黎后，发现巴黎城冷冷清清。萨特在美国还没有回来，她便用工作来打发时光，写完了从1943年就开始的《人都是会死的》。
西蒙·波娃在这部小说中运用荒诞手法，杜撰了一个长生不老者几个世纪的经历，借以否定和鞭答“长生”这种对人类充满诱惑力的梦呓。她认为人无不死，人的存在在整个历史纪元中都只不过是一瞬，而这一瞬恰恰是幸福之所在。那个长生不老者名叫福斯卡，这位卡莫纳贵胄后裔为了获得成功，选择了长生不老。然而，这个可怕的特权，使得他把意大利搞得分崩离析，以至于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先后进攻下毫无抵抗力；使得他回过头来声讨自己的祖国，成了查理曼五世的灰衣主教。他为了争取惟一的“善”，引来了一场场大屠杀，引来了苦难，于是他否定了种种想主宰人的念头……
福斯卡的不幸遭遇发生在中世纪末期和16世纪早期。对福斯卡来说，美并不存在，为人的有限性所规定的任何生存的价值观并不存在。就他而言，注视世界就是抢掠世界，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那里，福斯卡单方面地窃走了世界。他把他们推入了对永恒冷眼相待的痛苦境地。
西蒙·波娃赋予长生不老者福斯卡以不着边际的雄心，然而因为没有与他相提并论之辈，他不懂人类的妒忌。与此相对照，作为福斯卡的悲剧的对立面，雷吉娜则渴望凌驾于男人之上，反抗一切局限，她想占据这颗长生不老之心，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他的注视下，她土崩瓦解，所有的雄心和美德，所有为生存而作的荒谬努力，与旁人均无异样。最后，她疯了。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阿尔芒，他之所以在福斯卡面前没有失魂落魄，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了所处的时代。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透出了工业革命的若干信息。纵观福斯卡，他在接近每一个目标的胜利征途上，看到的只是双脚的蹒跚，而从没得出过什么谜底。西蒙·波娃剖析道，当他终于认识到人是自由的和自我决定的时候，不再对他们产生任何友谊了；他的碰壁并不否定历史的意义，它只是意味着，为了前进，代与代之间的更新是必需的；尽管，这种无穷无尽的更新意味着分裂的痛苦。
4. 萨特与陶乐赫丝热恋
萨特两次美国之行后，常跟西蒙·波娃谈起那个名叫陶乐赫丝的少妇，西蒙·波娃则把陶乐赫丝以M.称代之。
看到萨特叙述他和美国少妇相处时的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她浑身感到不自在了。“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吸引萨特的主要是这桩冒险的浪漫色彩；我在突然之间寻思起来，在他心目中，M.是不是比我更重要？……在这桩已延续了15年之久的关系中，到底会有多少仅仅属于习惯的成分？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样的独有权？我知道自己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并非萨特的呀”。西蒙·波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了：“我比过去更深切地认识了他，正因为如此，我感到他更难理解了；我俩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并未使我不安，事实恰恰相反；但是他呢？据他说，他和M.的反应、情绪、不安、欲望完全协调一致。他们一同出门，她要停步时正是萨特要停步时，她要再度上路时正是萨特要再度上路时。这也许说明--他们之间在深层的生命之源头的和谐，为我和萨特在一起时所未能及。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和谐比我们间的理解更为重要？”
为摆脱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他俩一起赶去与萨拉克鲁共进午餐时，她问萨特：
“坦白地说，我和M.对你孰轻孰重？”
“M.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和你守在一起。”
他的回答使西蒙·波娃大吃一惊。那么，这话的言下之意是说：“我尊重我们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如果这一理解没错的话，这么个回答则使整个未来变得岌岌可危了。她神不守舍，只是机械地握手、微笑、吃饭，想到这些年来的相濡以沫，想到萨特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她便不敢再往下想了……
这天下午，萨特向她解释了他那句话的意思：两人过去总把行动看得比言辞更真实。正因为如此，他没作长篇大论的解释，而只是讲了最简单的事实。
她相信了他。
而不久后当她有了单独出访美国的机会，一场一见钟情的异国之恋亦不期然撞进了她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