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知识广博，研究领域广泛，为后人留下大量著作。本章对他主要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作一简单介绍①。
①主要依据杨寿堪《亚里士多德范畴简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等书摘录编写。
1. 《工具论》
吕克昂学园第11任主持人安德罗尼珂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辨谬篇》六篇逻辑学著作辑成一书，称为《工具论》。
《范畴篇》共15章，是专门论述哲学范畴的著作，研究了同义词、多义词以及在语言表达中语词的表达形式和组合形式。
这篇著作第一次对范畴作了分类，并对其中的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对立、运动等范畴作了许多论述。对实体这一范畴论述尤为详细。他明确指出第一性实体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其他一切东西和范畴都依赖于它而存在；作为第一性实体的“属”和“种”，乃是第二性实体。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实体”所作的一种解释。他从“关系”出发引出“相对”范畴，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道理。在后几章又讨论了“对立”、“反对”等一些常用术语的含义。
《解释篇》共14章，主要讨论逻辑判断或命题。这部著作十分强调确定“名词”、“动词”、“句子”、“命题”的定义的重要性。他把命题看作是判断形式的逻辑分析。他提出了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而且特别研究了矛盾命题和相反命题的区别。相反命题不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错误的，而矛盾命题，则有时可能两者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错误的。又分析了各种矛盾命题，如：可能有这件事，不能有这件事；偶然有这件事，必然有这件事等。这里亚里士多德讲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偶然性，就成了一切事情都是注定的；如果没有必然性，一切事情也就成了随便发生的了。在谈到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这个矛盾命题时，涉及到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认为“可能性”这个词在一种情况下，它被用来指那已经实现化了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指能够实现化的东西。
《前分析篇》分两卷73章，主要讨论逻辑的三段论推理。上卷讨论了三段论的结构，认为三段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而且两个前提的大词和小词必须通过中词加以联接，结论是两个前提某种结合的结果。他指出三段论式的格由中词的位置决定，如果中词在两个肯定前提中，一为主词，一为宾词，或者是一个肯定前提的宾词，而又是一个否定前提的主词，这就是第一格；如果中词是肯定前提的宾词，同时又是否定前提的宾词，这就是第二格；如果中词是两个肯定前提的主词，或是一个肯定前提的主词，另一个否定前提的主词，这就是第三格。他还指出，三段论的推理中，前提是重要条件之一，他强调前提的真实性问题。另外，三段论推理，必须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后分析篇》分两卷53章，主要讨论逻辑中的科学论证。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知识就是一种借助于证明而获得的知识，而这种证明就是科学证明或科学推理。关于科学证明的重要性及其在逻辑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指出，科学知识不是由感性直接得到，必须通过科学证明而获得。
“我们不可能借助于感觉而获得知识，……因为感官得到的东西必定是个别的，而知识所要知道的东西却是一般的东西”。同时他还认为科学证明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第一性的，没有这一条件也许仍然可作为三段论式，但这三段论既不能产生科学知识也不能成为论证。下卷研究了科学证明中的因果关系，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找事物所以然的原因。在因果关系上，提出原因的四种形式，以及一因一果，一果多因的问题。
《论题篇》共8卷83章，主要讨论辩论中证明的方式和方法。这篇著作是《工具论》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该书开头指出：“本著作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怎样根据一般所能接受的意见，对于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加以辩论，并且遇到反驳时不自相矛盾。”他提到关于辩论的好处：通过辩论使理智得到锻炼，并能够发现问题，明辨是非，在辩论中经过正反的评论得到真理。他认为在辩论中选择前提是重要的，它可以迫使对方在承认前提之后，接受由这些前提推出的结论。但也必须注意到前提愈多愈难得出结论。他指出，辩论常依赖于定义，但要建立正确的定义是不容易的，因为定义必须符合、适用于全类事物，如有一个例外，定义就会被推翻。他列举了在辩论时各种反驳形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指出对方错在哪里。
《辨谬篇》共34章，主要讨论逻辑谬误和反驳的方式。除绪论和结论外，其余分别讨论：谬误的种类和产生的根源，对付谬误的各种方法。亚里士多德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智者派的诡辩术写的，他说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在辩论中发生错误根源的性质和数目，指出论敌所犯的错误。这篇著作一开头就提到真正推理和诡辩推理的区别所在，指出由于真实和虚妄之间有一种相似，所以有些看起来好像是推理，其实不是真正的推理；诡辩家进行的种种论证和狡辩，看起来好像他们很有智慧，其实乃是一种智慧的假象。诡辩术是一种凭借外表的智慧来搞钱的技术。诡辩家就是通过这种诡辩术，“为了得到声望，然后用这种声望来获得金钱的人”。
关于逻辑谬论的种类，亚里士多德着重分析了下面两类：一类属于语言方面的谬误，用字歧义、语意双关、字的含糊结合、分离、重音放错、误用语法形式；另一类不属于语言方面的谬误，偶然性，即把事物的本质和其偶然性混淆起来，以一概全，错认后果，即认为因果可以相互换位，证明和反驳的论据未弄清，非因而误因，把几个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对付第一类谬误的办法，就是依靠那种论证关键所在的论点的对立面，例如，如果论证的关键在于误合，其消除办法就是分离。对付第二类谬误的办法，亚里士多德没有具体论述，只是原则上提及：要针对其狡辩的地方进行反击，有时反驳对方的论据，有时反驳对方提问题的方式；也可以不用这些方法，而攻击论敌本身，或用拖延时间的办法，便于从容应付。
2. 《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全书14卷142章，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亚里士多德自己并没有写过一本叫做《形而上学》的著作，这个书名是后人加的。关于这部著作的书名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公元前60—前50年安德罗尼珂在编纂亚里士多德文集时，将他写的关于自然事物，即我们可以感觉到的运动变化的事物的那部分著作编在一起，定名为《物理学》。将另外一部分讨论比较抽象的东西的著作编在一起，摆在《物理学》的后面，无以名之，就将它叫做《物理学之后》。亚里士多德将他自己的这类思想称为“第一哲学”，表示它是高于其他研究具体事物的各门科学的。中文将《物理学之后》译成“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指关于存在的学问、抽象的东西，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不是一回事。另一说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该书中称“物理学”为“第二哲学”，克莱孟·亚历山大里诺就把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所讲的“第一哲学”解释为“超物理学”，即形而上学。现在一般都取前一种解释法。
《形而上学》这部著作是后人编纂成的，不是亚里士多德原来就这样写的。从形式和内容看，有不少重复和矛盾，前后各卷间，也有不相连接之处，有一些显然是不同时期的著作，有的还可能是他的学生的笔记。古代有一种记载，说《形而上学》只有10卷，但我们现在见到的是14卷，其中2、5、11、12卷可能是早期作品。对这点，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总结了他的前辈们的哲学思想，着重回顾了这些哲学家们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上的看法。他从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主张水是万物之源开始，以及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学说，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直至柏拉图的理念论，都引证了许多史料并作了分析。他在总结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时指出，我们虽然从他们的哲学观点中得益不少，但他们都有片面性，没有找到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四因说。
接着他讨论了哲学研究的主题、对象以及科学分类的原则。
在第3卷，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几个哲学应该讨论的问题：1.对于各种原因的研究，是不是同一门学科的任务？2.研究本体的学问是不是同时也研究各门科学的普遍性？3.哲学是不是要研究一切本体？4.有无不可感觉的本体？5.哲学是不是还要研究事物的主要属性？6.事物的第一原理是属还是种？7.有没有脱离个体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理念是不是可以和物体分离？8.第一原理在数目上有限，还是在种上有限？9.可毁灭的事物和不可毁灭的事物其原因是不是相同？10.存在和单一是本体呢还是属性？11.第一原理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12.第一原理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13.数理对象是不是本体？这些问题是全书的提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构成了以后各卷的主要内容。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发展的，后来有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原来提出问题的范围。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占有重要地位，对哲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提出这些哲学必须研究和解答的问题是原因之一。
在第4卷指出，哲学的对象是研究“存在”本身，或称为“存在的存在”。存在的中心点是实体。其他各门科学是研究“存在”的一部分及其属性。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有益的探索。在第6卷，根据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和创制的科学。哲学、数学和物理学属于理论的科学。他认为哲学是研究既独立存在又不动的东西，即永恒不动的实体。哲学是其他科学的根本，优于数学和物理学。
关于实体学说，在该书第7卷作了集中阐述。他提出了“实体”的四种意义：本质、普遍、种和基质。这里他特别强调“基质”，指出基质是这样的东西：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来述说它的，而它却是不述说其他东西的，因此它是最真实的实体。实体有三种意义：质料、形式以及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质料是潜在的实体。形式是现实的实体。现实的东西，原来一定不是现实的，但现实的东西的存在不能出于绝对不存在的事物，必须先有一个能成为现实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潜在的东西，潜在的东西的现实化就是运动。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神学思想。他有关于不动的推动者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实体，它是没有任何质料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神。神是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自在自为”的东西，是至善的永恒存在。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这种神学理论称赞为“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唯心论了”。
最后，亚里士多德集中批判了理念论和数论派。他对理念论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了理念论把一般的“理念”看成是在个别事物之外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从而使一般和个别分离开来。在批判数论派时指出：他们看到了感觉事物具有数的属性，便设想事物均属于数，事物均由数所组成，这是荒谬的。数学的对象不能脱离感觉事物而存在，数若不存在于可感觉事物之内，为什么可感觉的事物会表现有数的属性？数论派看到点构成线，线构成面，面构成体，就认为这些必定属于实体，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东西本身不是实体；退一步说，即使是实体，也应该是感觉世界的实体，因此，数绝对不能独立存在。
3. 《尼各马科伦理学》
《尼各马科伦理学》全书共10卷116章，这是亚里士多德三部伦理学（另两部是《大伦理学》和《优代莫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思想完整、结构严密，各卷章节一气呵成。在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这是惟一一部系统著作（其他多是经后人编辑，把同类著作编在一起而加以篇名），也是被研究得最仔细、注释得最广泛、成果最丰富的著作。
这部著作主要之点是：第1卷定义主题及说明问题所在；第2—5卷讨论道德德性，先是一般说明，然后讨论选择及责任，再详细说明道德德性；第6卷讨论智德；第7卷讨论道德弱点；第8—9卷研究友谊；第10卷讨论快乐、幸福。各卷之间的论述互有穿插。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之道的伦理观。他认为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善和至善，这种善就是人们的美德，因此善是具体的。从而批判了柏拉图提出的存在一个绝对的抽象的善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有三种东西：情感、潜能和品质。所谓情感是指那些伴随有愉快和痛苦的许多感觉；所谓潜能是指我们借以感受这些情感的能力；所谓品质是指我们借以对付这些情感的那些东西。美德既不是情感也不是潜能，乃是品质。换句话说，任何一种东西的美德，都是即使这个东西处于良好状态中，又使这个东西的工作做得很好。这种良好的性格状态就是“中庸之道”、“适度”。他指出：人们的行为有过度、不及和中间三种状况，其中过度和不及是一种失败的形式，只有中间才是成功的形式，才是美德。可见亚里士多德提的“中庸”就是对任何事物的态度和行为要有一种适度。
亚里士多德根据中庸的道德原则，详尽地讨论了人们的具体的道德行为。他指出，逃避和害怕每一样事物的人是一个懦夫；反之，不顾任何危险的人是鲁莽。勇敢的美德就是在懦夫和鲁莽之间。贪享每一种欢乐，在任何欢乐之前不止步的人是纵情无度；反之，避开一切欢乐的人是麻木不仁。节制的美德就是在纵情无度和麻木不仁之间。把自己能力估计过高的人谓之自大；反之，把自己能力看得太低的人谓之自卑。自尊的美德就是在自大和自卑之间。遇事不称心如意不加考虑就勃然发怒者称为暴躁；反之，遇事无感情和无苦乐之感觉者称为萎靡。和蔼的美德就是在暴躁和萎靡之间。不考虑别人只为了自己者谓之自私自利；反之，对自己毫无考虑者谓之自我否定。友爱的美德是在自私自利和自我否定之间。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人们获得美德的途径问题。在他看来，美德有两种：理智方面的美德和伦理方面的美德。理智方面的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方面的则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因此人们的美德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天赋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被习惯改变。这就是说，人们要获得和掌握中庸的道德行为和标准，应靠后天的实践和训练，正如一个人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家，由于弹琴而成为弹琴家一样，我们也是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正的，由于行为有节制而成为有节制的，由于行为勇敢而成为勇敢的。反之，有人之所以变得懦弱或纵情无度，都是由于在相应的情况和环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所养成的。“总的说来，品质是来自相应的现实活动。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从小就养成这样还是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恰恰相反，它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尼各马科伦理学》）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的最大幸福是理性上的沉思的论断。根据他的看法，各种具体道德行为虽然也是一种幸福，但不如理性沉思生活的幸福好。幸福和理性沉思是并存的，人们的理性沉思愈大，其幸福就愈多。具体道德行为和感情是不可分离的，而且道德行为必须有一种动机作为条件，故其德性并非神圣的；而理性沉思，其幸福与感情毫无关系，它也不需要动机为条件，除了本身之外，并无别的需求。理性“是思辨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这种快乐加强了这种活动），有着人所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不倦”（《尼各马科伦理学》）。例如哲学智慧的活动，就是理性沉思，它是所有美德活动中最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和持久而更可贵。
亚里士多德所以提出将理性沉思作为人们的最大幸福，是因为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对于人，符合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禽兽没有理性沉思，故禽兽无所谓幸福。一个人的行为受理性指导，发挥其理性沉思，就最为神所爱，所以也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些论述表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观中的神秘主义色彩。
4. 《政治学》
《政治学》全书共8卷103章，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书，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城邦制国家的形成和性质。在他看来，人类最初由于男和女、主人和奴隶两种关系的结合，组成了家庭。家庭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后来人们为了适应更广泛的生活需要，便由若干家庭联合成一种初级形式，即村社；再由若干村社组合而成为城邦。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是社会发展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自给自足，所以城邦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在城邦这个终点，社会本性充分表现出来。亚里士多德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的论断。基于上述理由他得出结论：从时间上说，城邦国家后于个人和家庭；从本性上说，城邦国家则先于或高于个人和家庭。这是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个人的需要必须在城邦这个整体中才能得到满足，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这个整体，就不能成为人，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个神。
既然城邦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那么就必须研究家庭的组成、财产和管理等问题。在他看来，主人和奴隶的区别、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和奴役，正像灵魂和躯体的区别，灵魂对躯体的支配一样，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因为有些人生来就注定是被统治者，有些人则相反；那种缺乏理智而具有体力的是天然的奴隶，只有赋予理智而遇事能持远见的人才能成为主人。人类从来就存在着自然的奴隶和自然的自由人的区别，从而形成了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此奴隶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主的“有生命的财产”。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为奴隶主的统治作辩护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观点。指出柏拉图主张城邦成为一个完全公有的划一的整体，实际上是不能施行的。他还指出柏拉图为了实现城邦的划一消除私心，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和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荒谬的。他说，财产公有既不能消除人们的私心，也无法解除人类的罪恶，相反只会引起人们的相互争吵和纠纷，实行妻子公有不仅不能达到整个城邦的和睦，反而会使人情消失，父不爱子，子不敬父，兄弟无相爱，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也会发生。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政体和由“中等阶级”统治的治国方案。他首先解释了什么是“政体”，认为“政体”这个词的意义同“公务团体”的意义相同，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个城邦“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它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这种执行者的统治如是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掌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执行者所掌握的公务团体只顾自己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是变态政体。他指出正宗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这三种好的政体中，以君主政体为最好。同这三种政体相应的变态政体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这三种坏的政体中以僭主政体为最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般国家在实践上所能达到的那种政体形式，就是由“中等阶级”进行统治。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十分富有，一个阶级十分贫穷，第三个阶级则居中间。富者、贫者统治都不好，只有中等阶级为基础组成的政体为最好，因为从伦理道德来看，“中庸适度”乃是最好的，是一种美德，这种道德原则适用于城邦国家，因此拥有适度财产乃是最好的，而且这个阶级能够恪守中庸的道德原则，顺从理性。另外，中等阶级人数多，是比较稳定的公民阶级，它没有野心，还可以充当贫富两个敌对阶级的“仲裁者”，它的政体可以避免党派之争，至少党派纠纷可能少。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这种由中等阶级进行统治的治国方案，是企图调和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以维持行将崩溃的城邦奴隶制，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幻想。
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各种政体更替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他指出，一般城邦在建立政体时，都以偏于自己的正义和平等为原则。邦内持有不同观念的党派，就企图推翻这种政权。如民主政体的建国观念认为，凡人们有一方面的平等就应该在各方面都绝对平等，既然大家都是自由人，就应该一切都归于平等。寡头政体的建国观念认为，人们要是在某一方面不平等，就应该在任何方面都不平等，富人就应该在财产方面占绝对优势。从这些观念出发，平民便以他们应有的平等地位为依据，要求分享一切权利；而寡头们则要求在一切方面都必须逾越于他人，于是这两个派别在同一城邦内，倘若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不符合自己的愿望时，就各自起来煽动变革。另外，一切政体都可能由于外来势力的破坏，或被倾覆或引起变革。这就是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亚里士多德还列举了历史上大量事实，详尽地分析了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具体原因。维持各种政体的方法和途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禁绝一切违法行为，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执政者不能假借公职，谋求私利；任何政体都应求得大多数公民的拥护，才能稳定，各种政体的措施不能趋于极端，不要忘记“中庸之道”，应保持各势力的平衡；按照各政体的精神教育人民，使他们的生活符合本政体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拟定了理想城邦的轮廓和教育宗旨及方法。他对于理想城邦的人口、疆域、位置、民族禀性、社会结构，直到邦内中心城市的规划都提出了具体方案。对于城邦的教育，诸如对公民、青年、儿童教育的宗旨、原则、课程和方法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5. 《物理学》
《物理学》全书共8卷66章，是论述自然及其运动的学说。书中也探讨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范畴。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对于“自然”作了两种解释。他指出，事物自身内部，都有一种它之所以运动和静止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自然，因此“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正是借着它，而不是借着一个附随的属性，该物才有运动和静止”。（《物理学》）这是第一种解释。自然是本身具有一个运动的根源的东西的形状或形式，即自然是一种形式的东西。这是第二种解释。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他首先阐明了考察事物原因的重要意义，指出要想了解事物是什么，就必须认识事物的原因。接着他分析了原因的四种涵义：（1）为一件东西所从出、并且又继续存在着的东西；（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的“种”；（3）变化或停止的最初源泉；（4）在目的这个意义之下的原因，或一件事之所以被产生的“缘由”，例如健康乃是散步的原因。在他看来，后三种原因常常合而为一：因为那个“是什么”和“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乃是同一个东西，而运动的最初的源泉与这些东西也是同类的。
接着他阐述了关于事物产生的必然性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他对于必然性作了专门论述，并在强调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在必然性中会出现偶然性的问题。但是他又认为事物必然性受事物的目的所支配。有智力的人的活动是为了一定的目的，人工技艺产品是为了一个目的，自然也是如此。他进一步分析说，事物的目的产生于自然本身，因为自然就意味着两个东西：质料和形式，而后者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这就是说事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是它未形成之前就预先安排好的。这是错误的目的论。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考察了事物的运动及其形式。他指出，只有认识运动的意义，才能了解自然的意义。运动不是存在于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之中。运动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在实体方面，是实有和缺乏；在性质方面，是白和黑；在数量方面，是完全和不完全；在位移方面，是向上或向下。他还从潜能和现实的关系上给运动下定义：潜在的东西的实现或完成就是运动。他把运动分为直线运动和圆周运动。所谓直线运动就是上下左右的运动，它是有限的，而圆周运动是无限的，属于天体运动。
关于时间与空间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也进行详尽的讨论。他用时间的永恒性来论证运动的无限性。在空间问题上他反对德谟克利特关于虚空的学说，他从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批驳芝诺否认运动的四种证明。
6. 《诗学》
《诗学》全书共26章，是亚里士多德的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
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探讨诗的种类、每一类的特定效果和它的组成部分。诗可分为史诗、悲剧、喜剧、颂神诗、乐曲等，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是泛指艺术及各种形式。对这些他用“表象”来说明。表象是一种创造活动，不只在机械式的重现一幅原件，只尽可能忠实的重现，而且“重现”是指模仿。他认为，表象是人类自孩提以来就有的自然本能。人类一开始就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强的模仿能力。诗人及艺术家不但能表现外在事物的样子，而且能表现事物之可能的样子。模仿的手段、模仿对象和方式不同，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由于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着重探讨了模仿这一艺术的共同特征，因而模仿成了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强调和重视诗的模仿问题，这除了和艺术本身性质有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批驳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我们知道，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把世界分成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本”或“影子”，所以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而艺术家模仿现实世界只是“模本的模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着三层”，因此更加不真实。他攻击荷马史诗，提出了两大“罪状”，其一就是“模仿”，认为模仿给人们的不是真理。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艺术的模仿，并对模仿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
亚里士多德指出，诗（艺术）的模仿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第二种是“按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模仿”；第三种是“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最后一种模仿为最好，他把古希腊著名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看作是采用这种模仿形式的典型代表，并加以颂扬。在他看来，这种模仿形式不仅不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会失去真实性，而是相反，会更具有真实性，因为模仿的不是个别事物，而是带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他为了说明这种艺术模仿的作用，特地把诗人和历史学家作了区分。指出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区别不在于诗人用韵文，历史学家用散文，而在于历史学家描述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个别的事情”；而诗人描写的却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描写的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它“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和庄严的东西。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历史看成只描写个别的偶然事件，看不到历史同样也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对艺术的模仿的见解的确包含了艺术要揭示事物本质和普遍必然性的深刻思想。
亚里士多德为了论证艺术模仿的必然性，还从心理上找根源。他认为诗（艺术）的模仿的起源有两个原因：首先，模仿是出于人的自然的本能，从小孩时就开始表现出来。人也是通过模仿这种本能开始学习的。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善于模仿的，因为这一点，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其次，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爱和谐节奏的天性，因而模仿出来的东西也具有和谐的节奏，它使人产生愉快感。悲剧诗人就是通过模仿从痛苦和恐惧中引出愉快。他从模仿是人的天性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所谓诗的本质缺陷和偶然缺陷的问题：诗人从事模仿而又没有模仿的才能，那么他的诗就是本质的缺陷，他不配当诗人；如果诗人在模仿时只是表现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他的诗就是偶然的缺陷。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艺术（诗）的各种形式中，悲剧是最高的形式，它比其他形式（如史诗）有更多的优点。因此在此部著作中特别着重研究了悲剧的模仿问题。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一种完整的行为的模仿。所谓完整（整体），就是说有开始、有中间和结尾。它们有因果关系，整体里的每一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的，缺少或去掉任何一部分都会毁坏整体性。既然悲剧是一种完整的行动的模仿，必须包括六个因素：剧情、性格、思想、语言、歌曲、形象。这六个因素关系到模仿的手段、模仿的状态以及模仿的对象，从而组成了悲剧的特性。他对每一部分都分别作了详细论述，并特别强调“剧情”这部分，认为这是悲剧的主要部分和灵魂。此外，这部著作对于悲剧中的其他问题也作了有益的探讨，如提出诗人在写悲剧的时候，应尽可能地把自己放到观众的地位上，这样就能够把事物看得更清楚。
以上是几部主要著作的简要介绍，在论述各门学科的思想时，我们还将进一步叙述这些著作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