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在1921年8月拍成《有闲阶级》一片，于9月发行。他又筹拍一部片子，他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1913年离开英国后，他整整8年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触使了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出发之前，卓别林在纽约爱丽舍酒馆，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酒会辞行，请道格拉斯、玛丽·壁克馥、英国作家爱德华、勒内女士等友人聚会。摆脱了工作重荷的卓别林，与朋友们玩游戏、串演小品，勒内女士和卓别林串演《茶花女》中“死别”的一场。勒内女士的丈夫是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于戏剧创作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勒内·梅特林克夫人演“茶花女”，她躺在演“阿芒”的卓别林的怀里，作奄奄一息状。她突然咳嗽，由轻到重，于是“阿芒”仿佛受了感染，也咳了起来。俩人似乎在比赛咳嗽，后来卓别林夸张地演到几乎咳死在“茶花女”的怀中……
1921年9月初，他乘坐当年来美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恰好又是创作了名剧《命运》的英国作家爱德华与他同路。他10多年前在伦敦时，还是兰贝斯区一个不名一文、与贫困命运抗争的青少年。如今却成名致富、享受头等舱的种种优裕的服务。竟产生了头一回赴英国旅游的错觉，他不由得向爱德华感叹这种人生命运的变化。
32岁的他现在是真正的有闲了，客舱里摆满了美国各界友人送的鲜花、水果。他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上的休闲椅上，观看海上的日落日出、海鸥翻飞；也可以依在船舷边垂钓，与上钩的金枪鱼来一个“拉锯战”。至于中、晚餐，可以不在大餐厅，而去“里茨’酒馆。那里有色、香、味、型俱佳的鱼子酱、松鸡、野鸭、葡萄酒、小烤饼……
但名人的清闲总是短暂的，在纽约港登上船采访他的一大帮记者中，竟有联合新闻社、《电讯晨报》的两个人留在船上跟踪采访。于是各类电报像成群结队的飞鸟一般追逐着落到轮船上，“奥林匹克”号布告栏上每天转载关于他的报道：
“卓别林衣锦还乡！从南安普敦至伦敦，沿途将重现罗马式凯旋的盛况。”
“客轮每天沿途发布的新闻和查理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并在街头出售号外，介绍这位大名鼎鼎、小矮个子、撇着一双怪脚的演员。”
“《查理我的亲爱的》这首詹姆斯二世党人所唱的古老歌曲，具体表现了一周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这狂热每小时将随着查理归乡所乘的
‘奥林匹克’号的逐渐驶近而加剧。”
“‘奥林匹克’号今晚将在浓雾中停靠南安普敦，已有大队影迷聚集该地，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警察局为此正忙于作出安排，在码头及市长欢迎查理的典礼上维持秩序。……一如既往，举行胜利游行时，报纸将报道：在什么地点、角度可以最清楚地一瞻卓别林的风采。”
轮船先抵法国海港瑟堡，海峡那边就是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卓别林心情一次次地激动，他渴望回到出生成长的家乡，悠闲地在伦敦各处走一走。看看同母亲经常走过的肯宁顿路，看看波纳尔弄3号顶楼的那个窗口，看看他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木头棚，也看看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路287号……
英、法一批批文字、摄影记者上船，采访这个新闻人物，去英国干什么？到法国停留吗？他对当时的南北爱尔兰分治的政治形势以及英、爱条约签订有无看法？……
“奥林匹克”号加了燃料，深夜横渡英吉利海峡，卓别林辗转难眠。虽然母亲已移居美国，他在离开好莱坞之前还探望了老人。然而，他此时的心情就是漂泊的游子去见母亲。祖国啊！你就是母亲；伦敦啊，你就是妈妈……卓别林就这样激动着直到自鸣钟敲过4点，船靠岸了，听到英国人说话的声音了，才在极度的冲动和倦意中合上眼打个盹。
天亮了，卓别林像只快乐的鸟儿一样从床上跳落在地上。侍者把当日早报送进舱里，大黑体字母组成了通栏标题“喜剧演员归国盛况不亚于停战纪念日”、“卓别林抵伦敦将受到盛大欢迎”；另一版是“伦敦家家户户谈卓别林来访”，还有一条“看啦，我们的儿子”，这已经是模仿《圣经》的语句了。
是的，卓别林已经成为一个人民艺术家，可以称作是他们的儿子了。卓别林在南安普敦码头受到市长和影迷们的欢迎后，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在他熟悉的滑铁卢车站下车。
他到家了，站台尽头拉起绳子拦住了拥挤的人群。两排警察列队而立维持秩序，留下一条出口，卓别林向那儿走去，人群发出“他来了”、“查理你好”、“他走过来了”、“查理，好样的”、“查理，你为英国人争了光”欢呼声。他上了轿车，叮嘱车子一定要走威斯敏斯特桥。沿途都是欢迎的群众，当他看到熟悉的威斯敏斯特大桥、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庄严的议会大厦时，他感到整个情景与他当年离开时一样，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大群大群的人守候在他下榻的里茨大旅馆门前坪上欢迎他，他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词。住进楼上的套间后，又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到旅馆外向楼上大声欢呼，坚持要他出去。于是他几次走到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将一大把玫瑰花扔下去。可马上就有警官喘着粗气跑上来：“什么也别扔，卓别林先生，底下的人为抢您的花打起来了，他们会互相踩死的。要是有人死了，我们可要负责任。怎样都行，可别扔花，我请求您，别从阳台上扔什么。”
到下午4时，房间里仍坐满了友人、记者，卓别林借口要小憩片刻。等他们一离开，他就换上一套衣服，戴上一顶帽子，乘了载运行李杂物的电梯下楼。悄悄从后门走出去，租了一辆的士开到特拉法加广场，沿国会街上了威斯敏斯特桥，开到河东肯宁顿路。
现在，卓别林在那些心中时常想念、使他倍感亲切的地方散步。他来到母亲以前去做祈祷的教堂；又找到波纳尔弄3号，抬头看那顶楼的窗口；从前他母亲就经常坐在那窗前，贫困使她身体虚弱、营养不足导致发疯，现在窗户紧紧关着。他上了嘎嘎作响的楼梯，敲开顶楼的门。这个房间跟他为拍摄《寻子遇仙记》搭的房间布景一样，与20年前他母亲被人从这儿带走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的住客是一个叫雷诺太太的贫民，她的丈夫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拿出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奖章时，卓别林与她都流泪了……
他下了楼继续往前走，马房巷已被一道墙堵住，劈柴人当然早已不见。肯宁顿路287号，当年他、雪尼曾同父亲、露易丝住在二楼。河滨邮局，1908年后他省吃俭用在那储存了60个英镑，至今仍存放在那。肯宁顿公园，那是他幼小时身着蓝色天鹅绒外套游玩过的地方，现在里边的草地仍然一片葱郁。后来，他走近号角酒馆，当年一些好心人曾在那里为他父亲义演。离开那儿他又去了念过2年书的肯宁顿学校，他感到运动场没有他儿时那么大了。旧地重游，他觉得过去在肯宁顿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幻……
对卓别林这种怀念亲情、感慨人生的内心世界，某些作家和记者不能理解，甚至把他们的肤浅分析强加在他头上。如卓别林在洛杉矶时，有个莫姆曾和他一块在市内散步。偶尔走到墨西哥人聚居的简陋街区，卓别林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儿比贝弗利山（富人区）显得更有生气”。莫姆则在一篇文章中不真实地描写：当他们走到贫民区后，卓别林“高兴得容光焕发，用兴奋的语气说：‘你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对吗？其他的一切全部是虚伪的。’”莫姆说：“我想，他是一直在怀念那些贫民窟。他的成名致富，将他局拘于一种他只会感到拘束的生活方式。虽然少年时代过的是极端穷困的日子，抱的是自己明知道无法满足的渴望；然而，我认为，他却一直在怀念那个时代里所享受的自由。”
莫姆先生此言差矣，有谁会怀念食不果腹、啼饥号寒的穷困？又有谁会怀念贫民孤儿学校的无情鞭挞呢？卓别林说：“穷苦既不是可爱的，也不是崇高的，穷苦……只使我歪曲地解释了价值标准，过高地估计了富人和上流社会的品质和美德。”“相反，财富与名声教我学会了怎样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上流社会，在接近那些知名人士时，发现他们是和我们同样具有缺点的。由于有了财富和名声，我才知道轻视宝剑、权杖和马鞭的象征，将他们看作是势利的标准。”“正如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我就是我自己这样一个人：一个个别的、独特的、不同于一般的人，一个具有祖先遗传的那种奋发进取精神的人。”
在里茨大饭店里，一些打字员小姐在卓别林秘书的指点下，把寄给卓别林的7万3千封信、明信片、电报、包裹分类。这其中28000封是请求援助、借钱的，从20先令到1万英镑的都有。几千个女子吐露爱慕之情，671人与他攀亲。商贾业主、不出名的发明者和临近破产的企业家邀他入股。有慷慨的人要送他旅馆、文物、名画、汽车、金表，有心机的人向他推荐可以演戏的神童与变性女孩。有一个人寄上当票，请求卓别林赎出他祖母典当进当铺的假牙（金子做的）。有个影迷要卓别林赔他7先令6便士，因他在饭店前抢卓别林扔下的花时挤掉了帽子。许多信封上，仅写上“ToKingCharliey”（寄查理王）。
在伦敦，卓别林想要使自己的生活产生一些变化。如看到一些新的面孔，结识一些新的朋友，获取一些新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总之是想开开眼界、拓展视野。
爱德华跟他安排了在加里克俱乐部的活动，那家俱乐部成立于1831年，是著名的艺术家聚会之所。卓别林在那里会见了一些作家、艺术家、戏剧家、画家、演员、建筑师。他们有的因在某一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巨大，而被英国皇室册封为贵族封号，如创作神话故事剧《潘彼得》的剧作家、小说家詹姆斯·巴里爵士，作家、演员兼戏院经理的班克罗夫特爵士等。
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1936年登基，旋因娶美国辛普森夫人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也宴请了卓别林。亲王以为他是美国人：“您当然是美国人啰。”卓别林笑着回答：“不，我是英国人。”亲王十分惊讶：“您在美国呆了多久？”“1913年就去了。”国会议员、曾任英国航空部次长的菲利普·沙逊爵士，也邀请他出席了招待乔治首相的宴会。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在他的乡间别墅，把卓别林介绍给了30多位剑桥大学教授。
卓别林还会见了《中国街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并和伯克一起去华人居住的中国城、中国街散步。
在位于优美的泰晤士河畔的詹姆斯·巴里爵士家里，爵士把卓别林领到一个窗口，指着对面房子的一扇窗户告诉他，那就是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伯纳的卧室。爵士说：“我有时晚上看见那里有灯光，就对准那窗户扔几颗李子核或樱桃核。他如果有空高兴说话，就会推开窗户两个人聊上几句。如果他无意交谈就不开窗，或者熄灭灯光。”巴里爵士调皮地说：“我一般扔3次，他没反应就不再扔了。”
翌日，卓别林和爱德华一起出门。爱德华提议去拜访肖伯纳，卓别林有些犹豫，因为事先没约好。爱德华说：“咱们可以随便撞进去看看嘛。”他把卓别林拉到那，按响了门铃。卓别林突然害怕起来：“还是下次再来吧。”他扭头就往街上跑去，爱德华怎么劝说，他也不去了。10年以后，卓别林才有机会见到了肖伯纳。
卓别林动身前往巴黎，他对巴黎颇怀好感。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新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对独创性的追求和鼓励，也一直深深地体现在法国的各个艺术领域中。法国的评论家对卓别林的艺术推崇备至，1920年著名评论家德吕克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是全世界最闻名的一个人。迄今为止，他使圣女贞德、路易十四和克雷孟梭相形见绌。我看不出耶稣和拿破仑有什么地方能和他相提并论。”
他去巴黎事先并未声张，但也未逃脱影迷们的敏锐的触觉。他们高呼着他创作的人物形象的名称“夏尔洛万岁！”冲破警戒线，热情地拥挤着。卓别林几乎是被警察举起来，塞进汽车，送到旅馆的。
一进房间，电话铃每隔10分钟就要响起。原来，财阀摩根的女儿安妮·摩根小姐正在为重建第一次大战时遭到破坏的巴黎，发起募捐活动。希望举行一次游艺会，请卓别林出席放映他的《寻子遇仙记》。
卓别林又去到柏林，然后再回巴黎参加在著名的特罗卡德罗宫举行的募捐义演。法国政府副总理向他授文艺勋章。在部长致词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老是撺掇他“小伙子，你要接受荣誉勋章”，“他们骗了你，小伙子。这种勋章不对，你领这种还不够分量，你要领那种有红色绶带的。”
授给卓别林的文艺勋章，奖状上的字样是“查尔斯·卓别林：戏剧家，艺人，民众教育学士”。能得到这种光荣，卓别林已经感到十分的荣幸和非常的快乐了。
接下去，卓别林想工作了，旧地重游已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他舍不得离开祖国，但他的事业在美国，如果再在伦敦呆下去，他就会感到太闲散无聊了。想到深情厚谊的影迷和朋友们，想到盛情款待他、给予他表彰与赞扬的名流、艺术家们；想到那些守候在车站、码头、旅馆、剧院的英、法群众，特别是想到自己被警察从他们身边推开，塞进汽车，而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他感到很对不起他们。那么，只有埋头工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才会感到生活方向明确，对他们有所交代。
卓别林漫游欧洲于1922年返美后，纽约广大市民、影迷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再一次使他陷入沉思，并且把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回顾了一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影片是不坏的。可是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因此，只能这样嚷嚷罢了。“要是能做一点称道的有功劳的事，例如像《夏尔洛从军记》《移民》《流浪者》；如果能帮助解决失业等问题，然后再来答谢这些欢迎的群众的话，那该有多好！……”
他一回到洛杉矶，马上就去探望母亲，告诉老人家重返伦敦的情况。而哈娜太太已经知道儿子回英国引起的哄动，与英、法群众及社会各界欢迎他的盛况了。过去一直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演员的哈娜太太，这次一方面说“太好了”，一方面又问他：“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却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呢？”听了这话，卓别林不由大笑：“您还说呢，就是因为您的原因，我才过这种空虚生活的嘛。”老人略微沉默了一下，大概是联想到往事。她说：“要是你能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上帝，你想想这能拯救多少灵魂。”儿子又笑了：“那样我可能能救几个灵魂，可是救不了穷苦啊。”
原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这时跟卓别林做事当他的制片厂的经理。里夫斯太太在卓别林返英期间，经常去照顾在夏天从英国来的老人。里夫斯太太告诉卓别林，他走了以后，老人身体不错，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情绪也很好，谈吐风趣，常幽默地回忆过去一些轶事，逗得她和看护小姐哈哈大笑。有次，她和看护小姐陪老人去市里买衣服料子，店员推荐给老人一种淡褐色的布，大家都认为合适，可是老人不喜欢，“不好，不好，那颜色太素净了，我要鲜艳点的。”
另有一次，老人在里夫斯太太、看护小姐陪同下参观一个鸵鸟饲养场。在孵卵室，那儿的职员热情地捧着鸵鸟蛋介绍：“这个蛋到下周，就可以顺利地孵出小鸵鸟了。”正在此时，他要去接电话，就把那个蛋交到看护小姐手上。他刚走出孵卵室，老人一把夺过那个宝贝蛋：“还是把它还给那个可怜的鬼鸵鸟去吧。”说着把蛋往一边的鸵鸟栏里一扔，蛋“叭”地爆裂。吓得里夫斯太太和看护小姐赶紧拉着她，不辞而别逃离鸵鸟场。
在以后的几年里，哈娜太太的身体一直不错，卓别林用挣得的钱孝敬母亲。1922年秋天，他在贝弗利山上建造了有40个房间带私人放映厅的山庄后，老人经常去看他和两个孙子。哈娜太太站在楼上的落地玻璃窗前，久久地远眺浩瀚的太平洋，她说：“真舍不得打破这样宁静美丽的气氛呀。”
卓别林每次完成了工作稍有余暇，便把母亲接来陪她在花园散步，或在草坪上陪她下跳子棋。老人对儿子的成就与富有，保持着自己的淡泊心态。唯有一次当着儿子的面，夸花园、草坪侍弄得很好。卓别林告诉母亲说，那是因为雇了2个花匠的缘故。母亲看了看儿子，说：“你一定是很有钱了。”
“妈妈，我现在的身价是500万元。”老人平静地点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