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阿德龙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他找到了意象派诗人亚历山大·库西科夫，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库西科夫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库西科夫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成立于1921年11月，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的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尽管是在德国，叶赛宁的这一举动依然得到了舆论的尊重。柏林《前夜》报撰文说：
“革命的俄国得到她的有灵感的歌手，她的宠儿和孝子的热烈支持。我们知道，真正的俄国是通过叶赛宁伟大奔放的才思而不是几个流亡记者卑鄙的起哄叫嚷得到表现的。”
5月14日，《前夜》报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呕吐出来的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只不过是纯粹的没有脑袋的脑袋。”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在库西科夫的陪同下，拜会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还是七年前第一次见到过高尔基，这次邂逅让他分外惊喜。高尔基对叶赛宁也极为赏识，人们在评价叶赛宁时，常常要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可以说服别人的论据：
“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专为诗歌创造出来的一个喉舌，创造出他来表现无穷无尽的‘田野的悲哀’，表现对活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的爱和仁慈，这些都是值得人类去做的，应该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但高尔基一看到叶赛宁和邓肯，就觉得一种特别的不协调。这位文坛巨匠，由于过于偏爱自己祖国稚嫩、鲜活的诗歌天才，对眼前炙手可热的舞蹈巨星没有丝毫好感。
“这位在欧洲受到成千上万的美学家欢呼的著名女人……紧挨着小小的、娃娃似的、奇妙的乡村诗人，完全体现了一切都和他不相称。这可不是我刚刚想出来的个人偏见，不是的，我是在谈那个不愉快的一天的印象。我当时看到这位女人，就想，她怎么能够理解诗人这样的叹息：我要对着这干草堆微笑/高高兴兴地用月亮般的嘴嚼干草……”
作家爱伦堡要高尔基谈谈对邓肯舞蹈的感受。高尔基想了一会，答道：“她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四年后的3月24日，高尔基从那不勒斯给罗曼·罗兰写信，还说叶赛宁“和老太婆依莎多拉·邓肯的恋爱”对于他是“致命的”，将叶赛宁的死归咎于邓肯，让人感到这位文豪的狭隘和固执的一面。
2
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的态度助长了他们的“宝贝”叶赛宁的骄宠之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俄罗斯农民的“风采”，看上去是在自家人的面前，他却不曾想到，这毕竟不是俄罗斯，而是欧洲！
在邓肯的爱情驱动下发誓戒酒的叶赛宁，又重操旧业，不仅自己喝，还强迫邓肯陪他喝。
“癞母狗，跟我喝一杯。”
“臭婊子，跟我干一杯。”
如此下流、荒唐的句子竟然堂而皇之、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他的诗里！
有一回，邓肯忍无可忍，在叶赛宁大骂她“母狗”时，奋起反击：
“那你就是一条公狗！”
以当时的情况看，这样的标签贴在叶赛宁的背上，并没有什么侮辱。叶赛宁有过一句诗：
“你一向受到这样彻头彻尾的爱抚、败坏……”
可见诗人一向的阴暗心理，焦躁的、落寞的、非人性的……隐藏在华丽、婉约的诗章后面，隐藏在乡愁和白桦林般的情怀后面。这种心理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越是天才就越多，反衬着灼灼光焰的，是浓重的、摇摆不定的阴影。如今，叶赛宁的这种阴影，紧紧裹住了依莎多拉·邓肯。
大约一直到了1927年，叶赛宁和邓肯都已尘埃落定，命归黄泉。高尔基在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时，才有了些许的觉悟。那一年，他发表了随笔《谢尔盖·叶赛宁》，其中提到了一次，叶赛宁在成功地朗诵了一首诗后，回到座位上，依莎多拉·邓肯一个劲地朝着他鼓掌，叶赛宁却近乎恩将仇报地“踢了她的国际性的屁股一脚，管她叫‘猪猡’”。
高尔基接着写道：
“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当看到了真正的俄国诗歌和大名鼎鼎的欧洲式的粗野如此可怕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不知害臊地哭了……只要想一想他一贯对待克留耶夫和邓肯的荒唐欺诈行径就可以了！”
在这里，高尔基先生除了将叶赛宁“粗野”的帽子戴到了“欧洲”的头上以外，看问题似乎清醒一些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
“诗就是爱，可叶赛宁爱什么？他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关心，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
……
手风琴，拉起来。为饭馆拉起来
喝吧，水獭，喝，
我得好好对付大乳房的那一个，
不要考虑她本性如何。
你决不是我如此抚摸的第一个，
你这种人并不稀罕。
可是，和像你这样讨厌的人一起
我还是头一遭。
……
可以说，在爱情上，叶赛宁就是一个疯子。
依莎多拉·邓肯深湛的母爱和绵长的情爱每每被叶赛宁的粗野与狂暴弄得天昏地暗，她日益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艺术和过往的岁月，虽然她还是那么执着地爱着叶赛宁。
一天，叶赛宁醉醺醺地闯入阿德龙旅馆，摸摸爬爬才找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看见邓肯正捧着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失声，便一把夺了过去，扔进火里，吼道：
“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啦！你没有照顾好我！”
他像一面冷酷的墙，堵住了邓肯要抢救自己珍贵记忆的去路。他眼睁睁地看着，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昏倒在爱情和绝望的叉道上。正如诗人、叶赛宁诗集法文译者弗朗斯·海伦斯所言：
当依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要做出牺牲，并注定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滑进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迟早会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将是残酷的。依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一开始就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不久，散步的邓肯和叶赛宁在大街上偶然遇见阿·托尔斯泰偕妻子娜塔丽娅·托尔斯塔娅—克兰节芙斯卡娅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憔悴的邓肯面容凝重，目露精光，忽地对着孩子就跪了下去，然后她大步走开，再也没有回头。
3
1922年6月，依莎多拉·邓肯带着叶赛宁启程，经吕贝克、莱比锡、法兰克福、魏玛等地横跨德国。7月13日，叶赛宁在给什尼切尔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怀乡之情和对西方文化的极端不屑：
“至于我对德国的印象，等我们见面以后再谈吧。不过我可以先告诉你的是，生命之树不在这儿，而在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儿恰如什平格里尔所说的，‘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了。尽管我们是亚细亚人，尽管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蓬首垢面，身有汗臭，然而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发出死尸一般的霉味，这儿不可能发生任何革命，真个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唯一可以挽救他们的东西就是，比如像我们这样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入侵。应该来一次反欧洲的战役……”
在威斯巴登，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小心翼翼地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魏玛是诗人歌德的故乡。叶赛宁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伟大诗人生活和创作的见证。他久久地伫立在故居前那棵高大的榆树下，透过玻璃，注视着屋内书桌上歌德未能完成的诗行。他有些凄然地对邓肯说：
“不会再有歌德了。”
邓肯扶住他的肩膀：
“不要想那么多，你是叶赛宁。”
叶赛宁绽颜一笑，好长时间来，面对邓肯，这是少有的真诚的一刻。
仅仅是一刻。叶赛宁摇身一变，又成了那个肆意辱骂西方文化的人，那个半夜钻到女仆让娜床上去的人，那个用酒把自己浇成一个疯子的人，那个将爱情当作草鞋穿的人。
在威尼斯，叶赛宁无心欣赏水城的曼妙风光和意大利源远流长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而是迫不及待地要邓肯新聘的秘书基纳尔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
邓肯劝着：“这个不急吧，你应该出去走走，这里是威尼斯呀。”
“威尼斯又怎么啦，臭哄哄的。”
基纳尔问他：
“你为什么那样迫切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要是我的诗不用英文发表，会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会有多少人读我的俄文诗歌？我们的农民都是文盲……”
“我宁愿只读你极少极少一点儿能够领会的俄文诗歌，原汁原味的，也不愿读你全部的诗歌的译文。翻译出来的作品绝对体现不了你的神韵，也不会美。”
基纳尔打断了叶赛宁的话，她想这一拉，叶赛宁就能回到现实中来，她还太不了解叶赛宁的性格，她继续说：
“诗歌不像舞蹈，舞蹈是形体语言，是直观的艺术，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在这一点上，依莎多拉比你幸运。”
叶赛宁脸色阴沉下来，刚才还闪闪发光的眸子也陡然灰暗。他的嗓门越来越大：
“但舞蹈家绝不可能伟大，更不可能不朽。”
邓肯马上反驳说：
“对于舞蹈家，她的伟大建立在能够给予人们一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虽然可能不懂舞蹈，但舞蹈已经使他们起了变化。”
“舞蹈家与演员无异，第一代人记住他们，第二代人看书知道他们，第三代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人们看你的演出，赞美你，甚至欢呼。可是你死后，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的赫赫名声将一去不返，依莎多拉不存在了！”叶赛宁挥舞着手臂，面孔上结了一层嘲弄的表情，“诗人却永远活着。我，叶赛宁，我的诗歌将在身后流传。”
依莎多拉看上去很伤心，她低诉着说：
“他错了。我把美给了人们，当我跳舞的时候，我把自己全部的灵魂给了他们，这种美到处存在。美是不会死的，美是上帝。”
叶赛宁仿佛一下抓着了邓肯的把柄，连忙截住话头：
“不，是你错了。布尔什维克禁止出版物中使用‘上帝’一词。”
邓肯沉默了好一会，才说：
“布尔什维克是对的。没有上帝，这是一个过时的、无能的概念。”
一直对西方文化抱着敌视态度的叶赛宁，来到了巴黎——这座被邓肯誉为“现代雅典”的城市。他对巴黎一见钟情：
“美极了，这是真正的文化。这儿一切都美！”
在这里，叶赛宁才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他有足足多个月埋头于诗，与依莎多拉·邓肯的相处也十分愉快，虽然吵架是免不了的，但诗歌常常能摆平叶赛宁狂暴的脾气。
会见比利时作家弗朗斯·海伦斯夫妇更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海伦斯决定和他的俄国妻子一道，将叶赛宁的诗集《流氓的忏悔》译成法文。海伦斯不拘泥原诗的韵脚，而又力求准确动人，是上乘的译笔。译本由邓肯出资，在巴黎一家俄国出版社付梓，印了两次，共1023册。
1922年9月，叶赛宁就是怀揣着这本诗集，意气昂扬地跟着邓肯登上了驶往美国纽约港的“巴黎号”航轮。
4
叶赛宁在轮船上又展示了一番俄罗斯农民的风貌，他平生还没有看到过“像一座高山”那样的巨轮，一个餐厅就比“咱们的大剧院还大一些”，船上不仅能跳舞、读书，还能看电影，游泳，踢足球。
“这就是一座城市。”叶赛宁窝在沙发里，笑得合不拢嘴，“我觉得我以前曾经住过的那个世界，可笑至极，荒唐至极。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爱那叫花子似的俄罗斯了。”
1922年10月1日，星期日。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跃入了叶赛宁的眼帘。他和邓肯比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威武崇高的女神，各自的内心都涌起了复杂的情感。
邓肯像看到了久违的母亲，泪水盈眶。是啊，她身上的艺术之光、精神之火、自由之魂，都是母亲，是故国赋予的。
叶赛宁顽皮的心灵蓦然庄重起来，他以诗人的目光注视着女神，喃喃自语，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女神一定听得懂。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移民检查局的官员生硬冷傲，不作任何解释，只是透露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要他们去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邓肯雕像般地挺立在甲板上，一字一句地说：
“我和我的丈夫绝不会去移民区，那对我们是一种羞辱。”
巴黎号令人尊敬的船长莫拉斯果断地邀请他们作为贵宾留在船上，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记者闻风而至，邓肯没有“无可奉告”，而是侃侃而谈：
“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即我们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就在那次革命中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纽约先驱论坛报》马上发表了著名歌剧演员安娜·菲特齐乌的抗议书：
“依莎多拉·邓肯入港受阻，上帝也会笑掉大牙！以创造舞蹈新艺术而饮誉全球的芭蕾大师依莎多拉·邓肯竟然被当成一位危险的移民！”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被带至埃利斯—艾兰特，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审问后，官方确信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邓肯一出来，面对轰涌而上的记者，她严峻地说：
“我仿佛有被宣告未犯杀人罪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促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他们还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又问，‘你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说我看不见自己跳舞，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观众。”
美国新闻界没有忽略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们对叶赛宁的描写非常能够体现美国笔法，试摘一段：
“邓肯的丈夫当时正好走过来。他讲法语，是个儒雅的小伙子。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充当任何一支足球队的一名出色中卫——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一双宽阔的肩膀上端端正正放着一颗轮廓鲜明的金发脑袋。他臀部狭小，那双腿在十秒左右能跑一百码……当晚会在上层甲板上举行的时候，那个颇具古典派头的依莎多拉的愁闷减少了些。叶赛宁先生在别人请他把手臂挽着他的妻子摆出拍照的姿势时，活像一个装作大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咧嘴而笑。邓肯夫人对他的狼狈相大为开心。她吻着他，让记者拍照……这位丈夫微笑着，抽着含有危险吸入剂的美国香烟……”
5
10月7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
然而，移师波士顿，那里的冷漠和麻木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照例发表她的演讲：
“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人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瞧这些头顶上方的雕像吧，它们不是真的，把它们拆除得了！我简直不能在这里跳舞，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
最后，她挥动红色纱巾，大声喊道：
“这就是赤色，我就是这个颜色，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
惊天动地。波士顿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美国人的白描能力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如是说：
“她将轻薄的红色舞衣脱下，拿在手里，高举过头，在她光屁股讲演的时候挥动起来。”
“她脱下红色舞衣，露出一只乳房，高喊：‘这就是美！’”
波士顿的市长柯利，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他代表政府发布声明：
“鉴于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依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之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邓肯的反击是一连串有力的“组合拳”：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
“展示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低级庸俗。我跳舞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使他们想起任何卑下的东西。我不会像美国街头上半裸的歌舞女郎一样，招摇过市地挑动色情。这就是波士顿清教徒们传染上的不治之症，他们害怕真实，裸体使他们反感，而含义猥亵的半裸体却令其高兴。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陷。”
“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道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达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难道我不是在努力把灵魂和肉体融于一个美的统一体之中吗？”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福音传教士比利·森迪的口气完全不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像一个街头撒野的无赖：
“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15分钟劳工部长，我将把她遣送回俄国，遣回到高尔基那里。”
邓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台上，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而且，在演出之后，他们请求邓肯发言。邓肯被感染了，她微笑着的脸庞宛如一朵凌霜傲雪的秋菊，散发出成熟的芬芳：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艺术。演出结束并不可怕，音乐、诗歌、舞蹈，是无法消灭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国的女子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时却遭到四面八方的诽谤，这是为什么？其实，怕的是他们，不是我！”
6
叶赛宁本来是怀着一种难得的美好心情来到美国的。他当初看到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摩天大楼后，诗兴勃发，准备大干一场。要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能看到这位天才的俄罗斯乡村诗人所写的“城市诗”了。美国报界的狂轰滥炸，见轰不倒邓肯，就把目标转向叶赛宁，说他信口雌黄，发泄对美国习俗的不满，抨击美国政府等等。
叶赛宁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受不住了。
他破坏性的心性又暴涨起来。其时，美国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质酒偷偷在地下运行，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支流”开进了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胃口。叶赛宁借着酒力，在餐厅，把桌上摆着的杯盘连同台布一起掀翻在地；邓肯演出的时候，他就打开剧院的窗户，招集一些观众，大讲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马路上，他故意违反交通规则……
有一次，他从波士顿交响乐大厅的窗户里打出一面红旗，用俄语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他经常全副武装地坐在包厢里，皮鞋，皮帽，腰带紧束，黑色皮外套上面还配有子弹夹子。
叶赛宁想用诗歌征服欧美的计划彻底破产。他感到自己离诗歌越来越远，他只有在自己的故土上才能酣畅淋漓地写作，他觉得这是一次充满了灾难和失败的穷途飘泊。所有的自卑、后悔与思乡之情，都转化成对邓肯的怨恨。
他不懂英语，更不像美国报纸上说的“讲法语”，他在美国又找不到可以听俄语的朋友；他生性多疑，他总是认为全美国的人们都在嘲讽他，取笑他。他焦躁的性格像一个恶魔，折磨他自己，更折磨别人。他往往突如其来地一把抓住邓肯的衣领，凶相毕露地问道：
“你给我说实话，你的美国地痞流氓们说我什么？告诉我！”
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位自称俄罗斯第一诗人的小青年，一时无法获得世界性的声望，他只是依莎多拉·邓肯的“一条尾巴”，每次介绍，人们都说“著名的邓肯的年轻的丈夫”，而不是说“闻名天下的诗人叶赛宁”。叶赛宁每当听到诸如“年轻丈夫”这样的词句，他在宴会或其他公共场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他傲慢地回答：
“那样会糟蹋俄语。”
当大家对叶赛宁所表现出的疯病症目瞪口呆时，邓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解释，也许这是她平生唯一的一次撒谎吧：
“叶赛宁患的这种病症并非完全由于饮酒过度，其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曾受炮弹震荡的后果；革命时期那可怕的贫困与疾苦，加上饮用了美国的禁酒威士忌所引起的血中毒都导致目前的发作。”
邓肯有了尽快离开美国的打算，她折回纽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她对观众说：
“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将返回莫斯科，我们将永远不再来美国。”
随后，她靠在寓所里挂着中国刺绣的床上，略显疲惫地接受了专栏作家杨·波斯威尔的采访：
“你们美国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把真正的艺术带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押送到艾利斯岛。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是革命者。不，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或虚无主义者，我们仅仅是革命者。”
旁边的叶赛宁猛然灵感来了，说了一句诗：
“美国就像在欧洲燃烧过的雪茄烟的烟灰。”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
华盛顿3月9日讯……劳工部已经决定，依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俄国人谢尔盖·叶赛尼（原文如此）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当然不乏明智之士，他们对邓肯的这次美国之行抱着清醒而独到的看法，这种看法虽然在当时的舆论中不是主流，但对美国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马克斯·伊·斯持曼就是这样一位贤达，他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
第一，许多愚蠢的美国人料想着他们嘲笑了邓肯，他们大错特错，是邓肯嘲笑了他们。
第二，邓肯不仅仅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
第三，邓肯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她被美国放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天才妇女。
最后，他说：
美国起来战斗反对美国习惯——这就是依莎多拉……如果美国战胜它自己——战胜它可鄙的贪婪和假装正经，战胜它的智能的和道德的怯懦，克服它的精打细算和如饥似渴的伪善——如果美国战胜了这一切，那么，依莎多拉·邓肯将被雕塑成一座青铜像，在将要破晓的新的一天矗立在人类圣殿的大门口。她将挺立在那里，显示出焦急渴盼的姿态，一腿膝部抬起，两臂紧张伸展，就像在表演《军队进行曲》或塞西亚勇士之舞时那样美——一个富有战斗精神而强有力的女人，是那些把勇敢像盔甲一样披在身上并为肯定美国生活而斗争的人们的象征，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