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历史翻开了胜利的篇章。莫斯科满怀喜悦地跨进了1946年。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塔顶的红五星在熠熠闪光；红场和大街小巷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红旗招展，在各个重要场所都可以看到大元帅斯大林的醒目画像；到处可以听到悦耳的歌声，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幸福的笑脸。这一切都意味着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当时，朱可夫还在柏林军管会。有一天，斯大林给他打来电话，征求他的意见。
“朱可夫同志，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都应召返回英国和美国了，你是否也应该回莫斯科？”
朱可夫立刻回答斯大林说：“我同意回去。我建议由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接替我的工作，因为他最了解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并且也熟悉部队情况。”
“好吧，我们研究研究，你等待指示吧！”说完，斯大林就放下了电话。
这时，沉浸在战后胜利喜悦中的朱可夫哪里知道，在他的头顶上已经阴云密布。莫斯科正召开会议研究接替他赴德国的人选，也在讨论他下一步的职务。按战功和指挥才能，应该说朱可夫是国防人民委员的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可是斯大林对朱可夫进入柏林后擅自做主，和盟军艾森豪威尔打得火热，搞易北河会师，造成东西柏林等后果，十分不满，于是下决心要贬谪他。
几天后，斯大林打来电话通知朱可夫，政治局经研究同意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朱可夫的职务。接着斯大林又以试探的口气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决定撤销第一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而设常备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由布尔加宁担任。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库兹涅夫担任海军总司令。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呢？”
朱可夫，作为一个军人，从来认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
“我可以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最适宜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但此时从斯大林说话的语气中，使他疑团密集心中倍感悲凉。
“按照我的意见，你应当负责陆军的工作。我们认为，陆军应有一个总司令。你不反对吧？”斯大林言不由衷地说。
“同意。”朱可夫立刻回答。
“很好，同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一同回莫斯科，先在各自的职务上同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工作一段时间。”
1. 坠入深谷
1946年4月，朱可夫踌躇满志地告别了柏林市，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回到了苏联去迎接命运的无情挑战。
朱可夫深知，在硝烟弥漫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可以驾驭战争，运用自如，可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不如他在军事上指挥打仗那样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特别是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倔强、豁达的性格，大胆果断的处事作风，再加上独特和创造性的工作方式，使他与斯大林本人贯有的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的作风难以相融。
4月10日，朱可夫离开柏林，回国就任苏联陆军总司令之职。可是到了7月份，《真理报》却莫明其妙地刊登了一则消息：“朱可夫被调到敖德萨军区，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位。”这则消息传开以后，外界的传闻和猜测沸沸扬扬。有的说，朱可夫由于骄傲自满，和斯大林顶撞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有的说他看不起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一心想当国防部长；也有人认为朱可夫不存在失宠的问题，他另有重任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还有的说，朱可夫被派到敖德萨，是为了向伊朗、中东和希腊进军做准备。艾森豪威尔得知老友朱可夫突然隐没，他分析道：“人们对于他实际上已不公开出面所推测的原因之一是：他与我有人所共知的友谊。我不相信这是原因。因为尽管有这种友谊，但是他似乎始终深信共产主义学说根本上是正确的。他知道我是共产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我认为它是独裁的同义词。我向他说，我憎恨每一种有国家统治主义味道的东西，我们整个西方传统就是献身于个人自由的观念。我说这些时，他总是耐心地听着。但他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信，似乎是出自内心的信念，而不是由于任何外界的强迫。”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既是朋友，又是敌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朱可夫突然被贬，据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功不该盖主”，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他在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绝对不能受到威胁的。以专断著称的斯大林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因名望太高而喧宾夺主。这正如在朱可夫当时出席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会议主席粗暴地大声对朱可夫嚷道：“我们胜利的功劳不属于你，而属于党及其领袖！”；二是朱可夫对于斯大林贪天功为己功，把战争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越来越轻蔑，以至到了十分厌恶的程度，在一些场合他公开流露了这种不满情绪。秘密警察把朱可夫的言论报告了斯大林。三是朱可夫历来主张一长制，轻视党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对坚持搞一长制的朱可夫做了让步，在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现在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朱可夫那排斥党政工作的态度。另外斯大林还有一个用意即撤去朱可夫的重要职务，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而吓唬住那些不听召唤的将领们，使他们始终与自己保持绝对一致。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手是成功的，在之后的多年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始终处于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状态。
当朱可夫离开仅仅坐了三个月的陆军总司令的交椅后，顶替他的是与他有宿怨的老对手科涅夫，科涅夫取代朱可夫喜出望外，可朱可夫则感到愤懑和不平。
斯大林这时对朱可夫的态度非常恶劣，他极力贬低嘲笑这位被他当年称作为“胜利的象征”的副统帅。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详细披露了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攻击和谩骂，他说：
“更为可耻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斯大林开始将许多对取得胜利有很大贡献的指挥员加以贬低，因为斯大林把在前线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他自己，而不许归于任何别人。”
“斯大林曾经对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领袖应如何评价很感兴趣。他时常问，我对朱可夫的看法。于是我告诉他，‘我认识朱可夫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将军，一个优秀的军事领袖。’”
“战后，斯大林开始讲些关于朱可夫的各种无稽之谈，例如他说：
‘你曾经赞扬过朱可夫，但是他不值得赞扬。据说在每次战役开始之前，朱可夫总是做出这样的动作：他取一把泥土，嗅一嗅，然后说——我们可以开始攻击，或者相反地说——原来计划的战役不能进行。’当时我就问：‘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捏造的，但这是不真实的。’”
“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捏造了这类事，为的是要贬低朱可夫的作用，低估他的军事才能。”
走倒运的朱可夫万万没有想到，1946年的失意还不是他下坡路的终点。他在敖德萨住了两三年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更为低下的工作岗位，对他而言，这更是雪上加霜。
朱可夫这一次的落难，起因于当时任苏联武装部队监察部长的戈沃洛夫元帅的报复。在战争年代，当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之际，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朱可夫与当时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的戈沃洛夫在作战意见上发生过一些冲突。由于戈沃洛夫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朱可夫当时严厉地批评了他。对此，戈沃洛夫长期怀恨在心。当朱可夫走倒运、被贬谪在敖德萨任职期间，戈沃洛夫以监察部长的身份，对敖德萨军区作了一次视察。专门找朱可夫的碴子。回去后，打了一份小报告给斯大林，诬告朱可夫心怀不满，在下面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斯大林同志。据说，这份视察报告对朱可夫极为不利几乎将他置于死地。于是朱可夫再一次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一时期对朱可夫这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来说，恰似从峰巅跌到了谷底。他在精神上难以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他要求离开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军队。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党和政府对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是不公平的；二是他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盘查，使他失去了应有的自由，造成精神紧张；三是完全缺乏私生活，感到十分孤独。
朱可夫的要求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此时，他的地位仍在继续下降，他的消息在新闻界也越来越少。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的照片从所有军队驻地拿掉了。他的私人朋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再也收不到朱可夫的信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可夫又开始逐渐露面了。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个月，他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
1950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空前增加，朱可夫也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尽管此时朱可夫偶尔露面见诸报端，但是与过去相比，这种变化仍然是缓慢和微不足道的。总之，仍是寄人篱下，在斯大林的严密控制下，不让他过分出头露面，生怕他冲淡了斯大林的荣誉。
2. 迎来复苏的春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故。随着斯大林的逝去，斯大林专制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超越这个伟人而跨入新的里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斯大林的去世和朱可夫的重新起用，在时间上安排得如此紧密，无论怎么说，朱可夫的重新发迹与斯大林的猝死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这是赫鲁晓夫为拉拢军界泰斗为其所用而精心安排的。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仅使苏联军界获得了巨大力量，而且无须置疑这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贝利亚及其一批秘密警察官员由于篡党夺权阴谋败露而被捕。
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党和政府要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谁也无法逃脱他们的监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利亚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贝利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知有多少优秀共产党员和忠诚勇士惨死在他手下。
朱可夫也和许多人一样对贝利亚早有仇恨，他始终认为，1946年他之所以被贬职，祸根就是贝利亚派秘密警察诬告了他。
此时，贝利亚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夺取政权的计划败露，赫鲁晓夫要趁机除掉他。朱可夫当然不想错过这一难得的报仇机会。他立即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起讨论对策，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逮捕和处决贝利亚。
由于在莫斯科军区中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完成这一极为重大而又极具风险的任务，他们秘密地从朱可夫过去驻防过的乌拉尔军区调两个绝对忠于朱可夫的近卫师来替换贝利亚的嫡系部队。
逮捕贝利亚的前前后后，全是赫鲁晓夫一手策划的。他决定由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出面，预定于6月26日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动手。
贝利亚不同于一般的人，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是老牌克格勃，克里姆林宫内的武装警卫队由他领导，主席团的卫兵都是忠于他的。每次召开会议，他的随从都会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要逮捕他，相当棘手，一旦走露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赫鲁晓夫只能依靠军队帮忙。开始，赫鲁晓夫让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5位将军执行拘留贝利亚的任务。后来，经马林科夫建议，又把参与此事的圈子扩大，其中包括朱可夫等10位绝对可以信任的将帅。
按内务部原来的规定，所有的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并受到严格检查。这次会议之前，布尔加宁出面破例允许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他们的腰佩武器。
会议按预定计划召开。朱可夫等10名将帅躲藏在隔壁房间内，只等马林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就一起动手。
这次会议从表面上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会议开始前10几分钟，贝利亚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但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装作若无其事，和贝利亚打招呼，会议刚一开始，马林科夫便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当时贝利亚紧挨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坐着，贝利亚一看风头不对吃惊地张大嘴巴，紧接着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疑惑地问道：“尼基塔，你们想干什么！？”
赫鲁晓夫便法官宣判似地厉声回答：“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就发言，历数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接着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言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谴责了贝利亚充当英国间谍，里通外国的罪行。
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应由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临场由于心情紧张不知所措，致使会议长时间地停顿。贝利亚利用这个空隙将手伸向他放在室小桌的公文包。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使劲地按了一下秘密电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等将帅立刻冲进会场，用手枪对准贝利亚，并从他手中夺下公文包，打开一看，里边恰有一枝白朗宁手枪，子弹已上膛。
马林科夫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把贝利亚先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朱可夫怒视贝利亚，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随后，所有元帅和将军们都打开了他们的手枪皮套，以防贝利亚的反抗。贝利亚及其同伙一开始被秘密关在莫斯科军区院内“魔窑”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对他们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揭露和处决刽子手贝利亚以后，朱可夫在军队地位才得到彻底恢复。1955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制的推行。
朱可夫元帅从来没有动摇过“军事一长制”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文职当局必须放手让军事首长来处理部队的事务，而不要让政工干部来干涉。他痛恨那些不正派的政工人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事指挥员再次成为惟一出头露面的显赫人物。
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的职务，担任了国防部长。
1956年1月，在莫斯科军区一次党的会议上，朱可夫极力强调要维护军事首长的特权，他说：
“在莫斯科军区，有人企图对司令的正式活动在党的会议上加以批评。这种企图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对指挥员权力予以全面加强，对于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和将军要给予支持。”
后来，朱可夫在另一次政工会议上，他强调地说：
“宣传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在于要对实际工作的执行做出贡献。一个不懂得军事责任的政治官员，就不能应付他面临的各种任务”。1957年4月，苏共中央根据朱可夫的建议，公布了一项《对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组织的指令》。这份材料对党在军队中的地位，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在具体指令中，却规定了“军事司令对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两方面都要负责，不容许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的命令和规定提出批评”。这一内容，显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朱可夫这种主导思想影响下，许多军事指挥员对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和党的领导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都集中精力从事军事专业，掌握新的、复杂的军事技术和探索未来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军队中的政治干部无形中受到了冷遇，人数锐减。政治机关的权限也受到限制，政工干部只是副职，是军事首长的助手。军队中政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了，使它的职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极力推行单一首长制，不管其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客观上则明显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引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因为他自己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后，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获得最后结果，朱可夫的支持还举足轻重，赫鲁晓夫不会为此与朱可夫摊牌。相反，他对朱可夫给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并将他选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随着朱可夫地位的上升，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思想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
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朱可夫决定加速发展远程航空兵，加强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大规模的陆上作战的重要性。他说：“空军与核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武器冲突的成败。尽管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战役中不可避免地还要使用大量陆军部队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与之相配合。”
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不仅经常发表文章，照片也多见诸报端，所有重要会议和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在党的主席团中他也常居显要位置。他似乎已成为苏联的政治领袖之一。人们注意到，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职业军人能在政治上升到如此高的地位。
3. 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彻底揭露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攻击斯大林的独裁与专断，使他获得了不少政治资本。赫鲁晓夫不仅否认了斯大林在军事上的天才神话，而且把许多荣誉归还给了那些著名的军事将领。
赫鲁晓夫采用实用主义的政客手法，肉麻地献媚和别有用心地拉拢朱可夫，他拍着胸膛大声疾呼：我从来都反对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和贬谪，我始终把朱可夫当做忠实的朋友……”
朱可夫也投桃报李。1957年4月，他帮助赫鲁晓夫清除了马林科夫集团，使赫鲁晓夫稳固了自己的权力。然而，随着个人权力的巩固，赫鲁晓夫对这位功高盖主的老元帅不放心起来，特别是朱可夫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白他在卫国战争历次战役胜利中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猜忌。
“朱可夫想干什么？”这个问题不断在赫鲁晓夫的脑子里打转转。
“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朱可夫为所欲为。”赫鲁晓夫暗下决心。
正当朱可夫沉醉在频频喝彩声中，稳稳地站在权力阶梯顶点的时候，可怕的厄运已悄悄向他走来。
他的这一切荣耀和权力，立刻又像烈日下的雪人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
1957年10月，当朱可夫正按原定计划在国外进行访问时，赫鲁晓夫的秘书却突然给他打去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要元帅您直接飞返莫斯科。因为定于11月7日革命节40周年时举行盛大的军事检阅，有许多事情等着您回来处理。”
朱可夫认为赫鲁晓夫的要求似乎在情在理，便欣然同意。他根本没有想到赫鲁晓夫早已经在莫斯科为他设好了陷阱。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秘密召开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决定朱可夫的命运。
在会议上，赫鲁晓夫明显地表现出对这位国防部长的力量和声望的惧怕，但他又没有足够的依据和勇气把这位重臣拉下马。他打算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岗位，从而剥夺他对军队的控制权。
朱可夫被从机场直接接到主席团会议室。在主席团会议上，当他得知赫鲁晓夫的打算后，他面孔涨得紫红，脖子直挺挺地梗住了，双眼射着愤怒的光，死死地盯着眼前赫鲁晓夫那圆滑的胖脸。他猛然间有种受骗上当的耻辱感，怎么也难以相信，4个月前，正是由于他的保护和支持，赫鲁晓夫才免除了灭顶之灾。可是转眼之间，赫鲁晓夫却翻脸不认人，向他狠狠捅了一把“软刀子”。“这大概就是政客们常玩儿的把戏……”他在心里默默地猜摸。
朱可夫越想越气，怒火中烧，他断然拒绝对他的“提升”意见，于是双方开始摊牌了。辩论的时间很长，双方各不相让。但对朱可夫来说，这一切早已无济于事。
赫鲁晓夫早有预谋，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时以后，塔斯社发表了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公报，公报说：会议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不到1小时，莫斯科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早上，《真理报》也刊登了这则消息。立时，这一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
“朱可夫出了什么事？”围绕朱可夫的沉浮，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一周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外交场合向记者透露说：
“朱可夫还活着，并且身体很好，我们将给他安排别的工作”。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对他的新工作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他将得到一个合乎他的经验和资历的工作。”为了增强他这番话的可信度，赫鲁晓夫补充说：“我今天还看见了朱可夫元帅。我同他谈了话，他的身体很健康。”
赫鲁晓夫还极为隐晦地向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就一个生命来说，一个细胞死亡，另一个细胞代替它，生命才能继续下去。”
在苏联公布朱可夫被免职的公报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内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但是，朱可夫毕竟势不力敌，他在政治舞台上又一次遭到失败。
在新任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控制下，《红星报》不指名地说：
“一个高级军人”被他自己成功的军事经历迷住了心窍，他为此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了党的严厉制裁。同时，海军杂志《苏维埃舰队》也旁敲侧击地批判朱可夫说，那些大模大样的军事领袖们贬低政治机关在军队生活中作用的企图，必须加以严厉谴责。同时申明，“不论一个共产党员的级别多高，如果玩忽职守，必须在党的会议上对他加以批评”。
他们指责朱可夫失去了党员应有的谦虚，自认为是取得一切战争胜利的惟一英雄。他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在与朱可夫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成功地利用原来与朱可夫相处在一起的同事们，有些甚至是朱可夫亲自提携起来的亲密战友和部下，如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扎哈罗夫等人，让他们出面来批斗朱可夫，异口同声地声讨他。
这种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批判，对朱可夫元帅的自尊心和心灵是一次十分深重的摧残。他开始变得心灰意冷了。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竟自己投票赞成把他从主席团清除出去。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时他也失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而惟一保留下来的是他的党员资格。最后他被宣布退休，并且可以得到每月5500旧卢布（约合当时1357美元）的养老金。
